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的文明进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类的思想因此摆脱了时间、空间的局限，科学观念得以流传，人类也得以解脱蒙昧。在这个意义上，印刷术对人类文明产生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把其称作”当代文明之母”毫不为过。

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以充分证据证明，在经历“铅、火时代”之前，西方所使用的印刷术，其来源地是东方的中国。

印刷术的西进充分说明，世界文明产物的融合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第四次信息革命，是当代文明之母。它由中国发明，走向世界，走向辉煌。马丁·路德称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

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出现以后，虽然没有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但作为一种方法，在世界发明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从15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的印刷文明时代。那么这个文明的曙光，最早是闪现在中国的。

第1章 人类的胎记

 盛世残梦总多情

 一时车马尽衣冠

 文房四宝传万邦

第2章 中国制造

 市井遍传售书声

 众家纷说印刷史

 几多印家传文明

 举国之力兴文治

 色彩斑斓看历史

 试为经济添颜色

 金钩银画蕴国风

 活字添得术更精

第3章 印刷东渐

 盛世借势传薪火

 新罗王国开文明

 海外扶桑慕名来

 南风吹得五洋暖

第4章 印刷西游

 大漠无力掩圣迹

 纸上乾坤震四海

 西方旧事证西游

 金属活字惊出世

第5章 印刷术的回归

 文明进程谁先驱

 时代脚步竞相逐

 透过印刷看自由

 回归故园又伤情

 睁开双眼看世界

 工业潮头立文化

 国家危亡士者心

第6章 印刷术在中国的发展

 纸香墨飞犹可期

 印刷之祖当自重

第7章 印刷史上的名人

 古登堡

 马礼逊、米怜

 章锦林

 李长根

 中国印刷学会

 赵鸿雪、柳溥庆、陈宏阁

 王选

尾声

按李兴才先生在《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几个问题》中论述：“……中国印刷的发明，应在8世纪上半期。这只能说明是印书于真纸的开始，不是印刷术发明的正确时期……印刷术是经过长时期的孕育，结合无数先民的智慧，逐步发展而成的。”那么，按这个观点，印刷术承载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建设一座坚固而且有效的桥梁。

正因为印刷术在精神和物质这两个层面中的中介作用，促成了唐王朝完成其自身应该担负的“民族复兴”重任。

印刷技术成熟和发展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一个大动乱时期之后百废待兴的时期。在隋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唐代的生产有了极大地发展，经济恢复得很快，这就促进来统治者对文化的诉求，这种诉求通过政治上一些改革逐渐体现出来。

尤其重要的是，魏晋以来的贵族世袭官制被废除，这就使文化更进一步地进入公众生活。代之而起的科举取士制度，在使教育普及的同时，也促进着社会科学的发展。

这样，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就更需要必要的舆论宣传，而印刷术则是满足这种需要的最高手段。

由于政治上的开明，唐朝的文化政策也显永出前所未有的开明，道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因此得以发展和完善，这就更加促进一个社会朝“多元化”发展。

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思想进一步解放，统治者才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思维看待社会形态的发展。因此，在人才的教育和使用上，唐朝才可以一改两汉的察举制度，实行科举教育制度，让在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文治”的突出成就就是，随着文化观念的普及和发展，社会环境保持了持续的稳定。

那么，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一个国家的繁荣就在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多方面体现出来。因此，一些人认为，唐朝的文化是继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而且它的质量水平更高，社会波及面也更广。显然，这是一个中肯的评语。

我不知道是不是性感的唐朝女子激发了当时知识分子炽热的情怀，但我仍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表述展现出一个更人文的社会背景。那就是说，当时的整个国家充满了激情和对未来世界的无边遐想，因此，唐代是一个即使是当时的人也无比留恋的年代。社会藏书增长的迅速说明，文明程度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同时期世界各个文明形式所能够达到的顶点——当时已出现了万卷以上的藏书家。玄宗时，韦述家聚书二万卷，宣宗时，柳郢家有藏书万卷。

而据《古今书录》记载，当时国家藏书已达3060部，51853卷。另有佛家经律论疏和道家经戒符录2500多部，9500多卷。

政府和私人有如此完备的藏书，一个社会的文化程度也必然是让人感到欣慰和乐观的。

同时，这个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印刷术完全有可能是当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项应用技术。手抄书或许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满足国家藏书的需要，但对于民间来说，一批人可以收藏万卷以上的手抄书显然非常困难，那么，达成这个效果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印刷一一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时的印刷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印刷，但就此辩论开来，在我，总觉得太孩子气了。

毫无疑问，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为唐代的科学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依靠“印刷”这个概念的支持，唐朝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各学科领域人才辈出。

地理学家贾耽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李吉甫主编的《元和郡县志》是史、地方面的代表作。在史学方面，还有杜佑撰的《通典》，刘知几的《史通》。

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亦达到空前水平，涌现出一大批文学艺术家。有以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著名诗人；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著名散文家；吴道子、阎立本、王维等画家；虞世南、欧阳洵、颜真卿、柳公权等著名的书法家。

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三部最重要的历法。

医学方面，有孙思邈的《急备金要方》。

药物学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本草》。

此外，为适应读书人查考文献的需要，参考工具书也越来越多。各学科著作成果丰硕，加强了社会对更为广泛、快速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和欲望。由此也说明，印刷术已广泛使用。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到了唐代，佛教更加盛行。统治阶级笃信佛教，曾派高僧玄奘西游印度17年，取回大、小乘经律论252夹，657部。各地寺院林立，僧侣人数很多，对佛教宣传品需求量也很大。P4-7

如果模糊了“西方文明”这个参照，那么我们如何扬弃自身的文化传统？

这或许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问题是，当一部分人边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心理愉悦，边以“厚人薄己”的心态试图把源于本民族自身所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打扮得愈加具有“国际标准”时，“自我”这个概念却在这个认证体系中遭到沉重乃至致命的打击——西方人总会问这样一个我们想要融入“世界”就必须回答的问题：远在东方大陆，你们是如何走过漫长的历史并且确定“自我终极价值”的？

另一个问题：当文明开始一个新纪元后，我们是要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国际化的竞技，还是要置身于外继续观摩？

这个问题如果仅仅由政治家来回答，那身为民族一分子的我们，又何必在各种场合迫不及待地表态，自己是和“先进”比肩而立？

事实上，“先进”这个概念的属性是“外向”的，你必须知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才有可能相对客观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使自身的发展尽可能地靠近“正轨”，这条正轨如果称为“理性”，那回溯一个民族在漫长时期里走过的文化历程，就是保持这个民族精神、物质发展“同一性”的有力工具。

要注意的是，这个文化历程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两个结论，其一，“文明一元论”，即西方文明是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唯一意识形态：其二，“文明多元论”，即没有东方文明的促进，西方文明不可能逐渐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无论得出哪个结论，其都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设定在一个立场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异常简单的结果：“一元论者”声称，精英模式最终主宰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多元论者”则不可避免地认为，整个人类社会不过是一次力量逐渐衰减的物理运动。此起而彼伏，文明不过是各种力量消长之间所发生的不可定性的生活形态。

“可知”和“不可知”永远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但越是要澄清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就越会导致观念的激烈斗争，由于要坚守立场，正确与否反而不重要了。对争论者而言，“我的声音要比你大”成为双方必争的制高点。这样，“交”有而“流”无，思想成为固守的堡垒，那还谈什么发展和创新？

因此，借助“交流”这个中介，处在进一步发展时期的我们才能尽快弥合自身和国际化之间的差距。如果这个差距得不到弥补，那么我们满怀热望所期待的“东方时代”怎么会如约而至？

这套《文化西游丛书》似乎找到了另一种视角，即从茶、瓷器、火药、印刷术、丝绸5类最具有东方文明象征意义的文化产物在东方成型，继而流传西方的渊源说起，在勾勒出作为人类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方世界的文化历程的同时，也客观地表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因为急于为“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抢占国际阵地而放弃对自身文明的深刻反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套充满思辨色彩并具有科学态度的社科类读物。

读书贵在“有趣”，但“有趣”往往会被创作者理解为“怪力乱神”，仿佛不如此，做出来的文章就没有人去阅读。对一个作者而言，想象力与演绎能力固然重要，但严谨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是保证一本图书质量的关键；不如此，一本图书就无法经历时间的磨砺而流传下来。当读者的猎奇心理消失后，作者的苦心孤诣才会显示出来，“文化”的真正价值才得以完全释放，文化才体现出自己真正的力量，那就是让更多的人接触理性并在其中沐浴身心。倘若更多的人因此感受到它的激励作用，则已经萌发的民族复兴的力量又增一分；我们的社会于喧嚣和浮躁之中，陡然增添一缕清新的、积极的气息。如此，即便仅仅以读书者言，作者的贡献也属“善莫大焉”了。

当然，对这套图书的评判权主要是掌握在读者手中，而对作者来说，也不过是为我们洞彻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而已，作为青年学者，对历史具有独特判断力并掌握了独特切入点的同时，他们在叙事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够理性、不够客观的毛病，尤其以近乎于“通史”的体例来架构文本时，可以商榷的地方就越显突出。因此，当我们由此展开一次文化之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这样，将会在阅读中收获更多的启示，也会得到更多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