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的那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杨云高的《城边乡缘》是致70后语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新城民”，本书虽以转型期的变局切入，实则启发一代人重新出发的必要。作者长期的财经训练不独给我们宏达叙事的背景，也是同理心写作的诚恳尝试。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阅读体验却堪称奇幻：常使我模糊了现象与现实的边界。因为像读漫长的特稿，我遭遇的受访者，几乎每个都有“叶矻荣”的影子。

杨云高的《城边乡缘》写的是新世纪头几年，“劳苦先生”叶矻荣的跳槽、奋斗及他的爱情故事。全书贯穿着两条线索，明线是叶矻荣动荡盘旋的遭遇，暗线是江洁留守工厂的生活，她在时代的大潮中沉浮，最终成为高管。书中塑造了很多鲜活的人物，如欺软怕硬的车间主任，聪明的异乡人许苑玲，性情多变的厂长，等等。

上部 跳槽；巨流裹挟

下部 房事；进退迷茫

尾声

跋：父辈的痛连着我们的痛

21世纪真是从2000年开始的吗？叶砣荣始终抱持异议。他固执地认为，是从2001年开始的。他的理由如下：纪年总应从第一年开始，没有第零年的说法。

这个逻辑别人不一定认同，但在他的女同事江洁那里得到了支持。江洁挺他，或许是因为欣赏他。但叶砣荣并不在乎江洁的在乎。

不管如何，至少，叶石=乞荣的21世纪是从2001年开始的。或许很多年后，叶砣荣回忆起2001年他决意离开家乡，开始外出打工的生涯，让他的人生有了急剧的转折。叶砣荣也可能因此生疑：自己的固执己见与自身经历有关。

这理还是说不通：因为先验性的观点在前，人生转折的经历在后呀。同样，江洁也不能预料到，2001年叶砣荣离她而去后，她咫尺的欣赏变成遥远的爱恨。

如果将记忆的时间段拉长，叶砣荣还会发现，十年之前，也就是1991年，他因求学而离开生他养他的乡村。那是他人生轨道的第一次转弯。也就在这十年里，国家前一脚迈人了市场，后一脚加入了WTO。这两步的时间节点，竟与他这个小人物如此巧合。人生中的动荡与嗟叹，是否与此有关，叶砣荣没有多想，也想不到。不过他清晰地记得，2001年2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因在外地应聘面试，错过了所在工厂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会议通知里说是“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不仅重要，还很突然。如果知道下午要开会，叶砣荣就不会赶一大早的长途汽车。他赶到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没多久，腰间的BP机就响了。取出一看，信息是厂里发来的：“今天下午两点召开重要会议，要求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不得缺席！”

偌大市场里，人才推着人才走。求职过程从来就不顺心，添了这条短信，叶砣荣内心更窝火。他删了信息，顺嘴骂了句脏话，就听到旁边有人抱怨道：“是别人挤我的！”他没好气，又回道：“我又不是骂你！”

继续挪动脚步时，决定也做出了：不立即折返县城，而是继续求职。按他以往的经验，主任去参会，回来在车间传达一下就行了。副主任都可以缺席的，他这个小小的主任助理去不去，更无所谓了。

但叶砣荣确实错过了一个重要会议。县第一机械厂内部已如山雨欲来风满楼。

下午一点半左右，厂办的江洁挨着跑遍每个车间，通知车间主任们到大会议室开会。江洁来到第一车间时，正、副主任都在坐等，正聊着什么。看见江洁进来，他俩立即停止了话题。

“上午发的会议通知都收到了吧。厂领导让我再跑一趟，通知到每个人。”江洁面色红润，微喘着气。她环视了一下车间办公室，问：“叶主任呢？他没来？”

“我们也在等叶砣荣。他不会直接去大会议室吧？”车间主任胡道仁开口答道，唇上的八字胡须跟着抖动。

“没看到他啊。”江洁应道，“他该配个手机了，否则真不方便。”

“是的啊。我们都说过他多少次了。”副主任在旁边插了一句，“我们刚又给他发了一次信息。”

“真是的！”江洁撩了下头发。她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愣愣地看着那个空位，好像叶砣荣还坐在那，棱角分明的脸漾着一丝笑容。只可惜，是另外两张脸堆着笑，正盯着她。

“叶砣荣不来，我们会按规定处罚他。”胡道仁脸上仍堆着笑，又问，“江主任，这次会议很重要，到底是什么精神啊？”

“哎哟，胡主任，你别乱喊，我们主任还没退休呢。我才到办公室不久，你这样乱喊，我们主任听了会怎么想？”江洁笑了下，暗中打了个回合。她接道：“到底开什么会议，我真的不清楚哟。你们准时到。马上要来呀，我还要去通知其他人。”江洁说完，转身快速走了。胡道仁盯着她丰满的屁股扭出了门，朝副主任挤了挤眼睛，笑了笑。

“听说她可能要当厂办副主任。”副主任说。他其实是向胡道仁求证。

“听说是的。”胡道仁也没肯定地答道，“人家到办公室也有一年了吧。”

因为都是知根知底的厂里人，两人没再深入这个话题。二人都不敢乱谈论，因为谁都担心自己的话，会很快传到被议论人的耳朵里，引起不必要的是非。

江洁的父亲是厂里的老师傅，现在退休在家。江洁在县城上的职校，毕业后享受老职工子女待遇，在机械厂顺利成了正式工。江洁父亲曾带过一个徒弟，叫涂瑞伟。涂瑞伟很能干，后来成了第一机械厂厂长。在他治下，一机厂迅速扩充规模，年产值超过八千万元，利税一千多万元，成为全县的利税大户。涂瑞伟商而优则仕，现任县经委主任。一机厂的主管单位就是经委。

再说江洁，作为老职工子女，即使没有文凭，也算八旗子弟。她长得还算漂亮，有点凤眼，喜欢穿高跟鞋，平时双腿总是紧夹着，走路时裤子磨擦有声；有时涂抹过度，反而抵消了她原有的姿色。她却不知，还以为锦上添花。或许与凤眼有关，偶尔会挤弄一下眉眼，让她的眼神带了点轻佻。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她比叶砣荣早一年进厂，在调入厂办前一直是产品统计员。统计员这活并不重，无需白天黑夜地三班倒。这都得益于她父亲的荫庇。

一机厂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人员等级森严。像叶砣荣这种学校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是国家干部性质，当然是正式工。正式工是铁饭碗，如果不犯大的错误，连厂长也很难撵人。P2-4

跋：父辈的痛连着我们的痛

母亲又哭诉起来。这一次，是2011年10月31日11点58分。父亲摆脱病痛，永远走了。

我感觉的不是极度悲伤。最悲伤的有几次：第一次听到父亲患癌消息的时候，推进手术室抢救开第二刀的时候，2011年早春在上海看着他无力枯坐的时候，还有临终前几天的那个中午他安慰我说“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时候。

我感觉的是无能为力。他在离开弟弟的房子时说了一句：“这边我怕是再也来不了了。”我后来才懂他这话的意思。他决绝地回到老家，拒绝治疗，走完了他辛苦人生的最后时光。我们再三苦劝他住院，他都不为所动，还说“心血熬干了，早死早安生”。这些话都是绝望的，但我们无能为力，真的无能为力。他活着，即使再疼痛，至少我们还能看到他。但从此，阴阳两隔，我们再也看不到父亲了。这种疼痛永远留在心里。

父亲去世后，我去了趟美国。即使在那彼岸，我两次梦见父亲，并从梦中惊醒。这使我相信，灵魂是无处不在的，再遥远的距离也无法阻断梦中的相遇。

那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作本书。其实，这本书构思已久，但父亲患病两年，我们的生活变了，写作也为之改变。我意识到，有一种疼，疼得深彻；有一种痛，痛得无力。这种疼与痛，应当是浸于本书的字里行间的。所以，这本书也是献给父亲的。

父亲去世三周年的那天，我在老家，试图向父辈了解我父亲的父亲。从未有人向我讲述爷爷的事。那是一段尘封且“不光彩”的故事。我的爷爷因肺病，死于“文革”前。他育有八个子女。他死后十多年，我才出生。他的肺病，是解放前被国民党殴打留下的。

那时，爷爷是共产党的地方乡长，配有一杆枪。解放前夕，国共在他的家乡展开残酷的拉锯战，今天是共产党统治，明天又被国民党占领。老百姓就在这种拉锯中左右摇摆，今天向你投诚，明天向他效忠。有近一年时间，国民党来了没走，我爷爷是共产党，被迫领着全家转移，渡过大河，藏于苇荡，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后来国民党撤了，我奶奶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家乡，某天国民党突然杀回，我奶奶藏于床下才逃过一命。后来爷爷还是被国民党抓走了，严刑拷打，要求投降，否则全家难保。为了家人，为了年幼的孩子，我爷爷对国民党说，从此只做老百姓，不跟共产党干了。他把枪扔进了水里。再后来，共产党赢了，国民党撤了再没回来。据说，爷爷如果当年不变节，活到今天应当是很大的官了。但他不变节，他的家庭会做出牺牲，也可能不会有我了。他也幸亏死于“文革”前，否则他很可能在“文革”中，因变节而屈辱地死去。国民党拷打留下的肺病，帮他躲过“文革”一劫。

时代就是这样不堪。我相信爷爷在变节前，经过了痛苦的煎熬。不单单是身体拷打上的疼，更有精神上的痛楚。灵魂无处不在，即使时间再久远，我也能感受到爷爷当时的无奈与无力。

对亲人的痛感到痛，才会对他人的痛感同身受。父辈的痛连着我们的痛。同样，我们也应当对后辈的痛有所体察，并要努力减少后辈的痛苦。

那么，这些痛来自何处？它不仅仅是来自身体上的。更多时候，痛来自他人，来自周围环境——有他人作的恶，也有环境的恶、制度的恶。这让人们互相争夺、拉锯、互残。

不作恶很难。当其他人都在做，你不作恶似乎就无意义，而且对你不利，逼你跟着作恶。你也就成为“其他人”的组成部分。结果所有人都会作恶。比如当你买物美价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可能是雇主在恶劣的环境下剥削工人生产出来的，是雇主在作恶，但你消费了，你是否无意中助纣为虐，成了作恶者的共犯呢？

我们都不是三千年前的义人，我也不愿道德说教地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引用胡适的话告诉他，“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人是自私的，但在做利己的事时，万勿影响别人；即使要影响，也要施加好的影响。我觉得做事应奉行如下原则：损人利己的，少做；利人不损己的，利己不损人的，可做；损己利人的，自愿；损人不利己的，损己不利人的，不做。如此，这世上便会少许多的恶，少许多的痛。

最后说一个真实的事：某私车被公交车碰擦，一车乘客为赶时间，迫使私车车主接受200元了事，实际他修了800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是非，对少数人实施“暴政”，国民性中的这种积习也是恶之源。当年赵高指鹿为马、晋惠帝疑惑“何不食肉糜”，沦为后人的千古笑谈。而今之世，同样多有可笑荒诞之事。后人会不会像我们嘲笑晋惠帝那样嘲笑我们？

2014年11月于金湖杨家井

小说中的人性沉浮或介于《平凡的世界》和《废都》之间，文学的笔墨浸透了作者深入的社会学思考。

——郭立新（博世和西门子家电集团区域国内高级销售总监）

本书虽以转型期的变局切入，实则启发一代人重新出发的必要。作者长期的财经训练不独给我们宏达叙事的背景，也是同理心写作的诚恳尝试。

——吴声（逻辑思维联合创始人、中国电商委秘书长）

《城边乡缘》是辗转于时代车轮下、放逐与城市乡村间，草根灵魂的挣扎、喘息、颤抖、无奈与痛楚。是对二十年来黄金时代的底层叙述。时代血痂下终生的心灵史，不容遗忘。

——周国洪（新华社智库分析师）

随着小说主人翁的行走，读者也跟着观察大千人世和繁华荒芜。这个极速发展的时代，正如作者所说，其实也是个稳性动荡的年代，阶层分化在这个时期的暗中演进，将会对未来可能的大变局种下根本性的主因。

——张宪军（《读天下》杂志总编辑）

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阅读体验却堪称奇幻：常使我模糊了现象与现实的边界。因为像读漫长的特稿，我遭遇的受访者，几乎每个都有“叶矻荣”的影子。

——胡涵（《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