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编著的《读库（1302）》一共有十篇文章，《西斋十年》、《柳河时光》、《北京水世界》、《穷时候》、《冤狱四则》、《盗梦哈扎尔》、《肉到用时方恨少》、《被背叛的遗嘱》、《医院》和《风流孟夫子》。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前身）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在晚清民初便已成为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该学堂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其实源自一场轰动全球的惊天血案——山西庚子教案。提出建校并推进这一方案的李提摩太是苏慧廉的好友，在第一任总教习敦崇礼去世后，邀请苏慧廉就任西斋第二任总教习。

张立宪编著的《读库（1302）》共分以下作品分别是：《西斋十年》的作者沈迦因撰写苏慧廉的传记，追溯他于1907－1911年在山西的一段时光，引出了这段山西大学堂初创的故事。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第二天，5月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在信中，他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既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柳河时光》留下的就是中国第一所五七干校的样本记忆。

2011年，舒泥对北京的水历史进行调研，走访老住户，请他们回忆北京的水体，完成了《北京水世界》，同时发现，原来北京从前不是一个水资源紧张的地方，这里曾经是北方的江南水乡。

《冤狱四则》是周翠老师对德国近几年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错判案件进行的梳理，她说，案件里的每一桩错误都是万丈深渊，让坠落其中的人粉身碎骨。

《盗梦哈扎尔》的作者郭建龙介绍了历史上哈扎尔这个奇怪的民族、它的传奇和谱系，并讨论了《哈扎尔辞典》这部小说的线索和写作技法等。

事关这具色情的身体，女性有个终极问题：发胖。《肉到用时方恨少》展示了大量中世纪到十九世纪末期间，在纸、石壁、木板、画布等介质上不同画家留下的丰腴肉身图像。而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起，胖女人逐渐（由视觉）变成现代色情事件的瑕疵。

《被背叛的遗嘱》里的主人公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自幼接受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与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被海外称为“中国钢琴五圣手”。其父亲顾高地1975年出狱后方知妻子儿女三人早已在1967年自杀身亡，所留遗嘱竟也散失。他四处搜集关于女儿的遗物，在家布置了一个顾圣婴纪念室，并于1988年立下遗嘱：在住所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然而二十多年后，顾圣婴纪念室却消失得没有踪影、无人问津。不知这被背叛的遗嘱还会不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读库（1302）》是一本作品综合集。

西斋十年

柳河时光

北京水世界

穷时候

冤狱四则

盗梦哈扎尔

肉到用时方恨少

被背叛的遗嘱

医院

风流孟夫子

柳河时光

来自中国第一所五七干校的样本记忆。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第二天。5月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在信中，他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既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同时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一周后，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将该信转发全党，转发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随后不久，这封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向全国公布。

因日期之故，这封信后来被命名为“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的出台，并非是毛泽东的一时心血来潮，其深层次的原因由来已久。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一直在考虑如何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对苏联的研究中，他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仅如此，苏联的干部子女也是特殊的。这一现象促使毛泽东思索中国的党员干部中是否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并初步得出：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机构精简，革委会夺权，全国山河一片红，大批机关干部被勒令脱离岗位，进入学习班学习。

到1968年时，漫长的学习班似乎走到了尽头。无休止的批斗与翻来覆去的学习令干部们的积极性大为挫伤，来自民间的议论业已将“斗、批、改”说成了“逗、劈、改”（逗孩子、劈柴禾、改善生活）。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肖景隆注意到了当时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年的时候，斗批改基本完成了。黑龙江省又是全国烂得最早的省份，因为有哈尔滨军工学院，都是高干子弟，它烂得很厉害，革委会也成立得最好，很快形势就稳定了。按照当时的斗批改进度，四分之一的人到省革委会了，四分之三的人在原单位，成天就是学习、讨论、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大家无所事事。”

在长期的“斗批改”风潮后，数量庞大的干部何去何从，成为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林彪在1966年5月的那份报告，使得毛泽东在思索如何避免中国的党员干部腐化变质这一议题上有了初步的雏形轮廓。然而，如何具体落实仍旧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在看不到尽头的运动中，大批干部无法正常工作，整日惶惶然、茫茫然，逍遥派的数量与日俱增，哪怕是最积极的运动分子也开始热情减退。肖景隆如此回忆自己：“本来我是最积极的，到这时候都比较冷静了，要考虑一些实际问题了，革命生产得抓呀，这干部怎么办呀。”

就在这时，从北京参加完中央工作会议回来的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周总理下了命令，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让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他们要关心，要爱护，要培养，可不可以考虑让他们到农场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最好是不要分散，要集中，便于照顾，有什么问题也好解决，这些人将来还是要用的。说完这些后，总理向在场的各省革委会主任表示：这是主席的意思，今天出这个题目，你们回去研究一下。

毛泽东将问题传达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将问题传达给了各省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们回来后，自然又将其传达给了革委会的各个骨干。

这个面对全国各个省革命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最后在位于中国边陲的黑龙江省最先得到了解决。

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

得知机关干部要下农场劳动的消息后，黑龙江省委各部门的干部们震惊之余，立即开始盘算。既然下去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大部分人便第一时间要求机关一窝端，集体下去办农场，说来是为了边生产边劳动，既有利于思想改造，又便于管理。实际上，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容易揣摩到：分散到农村后，没人问，没人管，岂不是当一辈子农民？

在研究了附近几个农场后，省革委会将目光投向了绥化地区小兴安岭脚下的原省委机关柳河农场。这农场原本是省委办公厅在六十年代初办起来的，之前是日本开拓团的一处所在地，伪满洲国期间，日本在东北占了十四年．有过开垦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农场被划归给黑龙江省委机关，曾一度作为机关的副食品基地。

农场远离哈尔滨，先乘火车，再乘汽车，至少需七八个小时才能到。从庆安县城下了火车后，路况相当不好，大多是年久失修的乡间土路。然而肖景隆他们1968年3月24日那天来到柳河时，对它的第一眼是满意的。“农场有河、有水库、有林业，还可以种田。早春的时候，雪都化没了，那时候山鸟也很多，大家觉得不错。看完了山里，再看校区，四合院、砖瓦房，还有深水井、小型发电机，供农场自已用的，大家都觉得不错，就相中了，决定回去打报告。”

负责选址的六七个干部参观完农场后．坐在农场粮仓前休息。在休息过程中，大家商议应该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人们显然不同意继续称之为农场，毕竟干部下放，不是劳动改造，而是再教育。肖景隆回忆道：“当时都在学习五七指示，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人就说咱们这也叫大学校好了。后来因为我带部队当兵的时候，辽宁有一个叫五七焦化厂。我总在那儿路过，就受点启发。再加上主席的‘五七指示’，我就说咱们也学叫五七干校，叫干校。有的说不行，叫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吧。有人说五七高校，大家也说叫五七好。后来有个农工，说我看就叫五七干校吧。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就都同意了，说咱们就叫五七干校。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了。”

中国第一所五七干校的名字就在这几个人的交谈中得以确定。

三天后，他们将一份名为《关于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意见》的报告递到了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的案头。潘复生看完后大为赞扬，并提出机关干部不能都下农场，比较好的干部还是要派到地、市、县去充实基层－有些问题、暂时不能分配工作的可以到农场去劳动，改造思想；问题严重的、专案内查外调没搞完的不能下去。

领导定完调后，下面的人就立即开始忙活起来了。

报告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批下来的，中间还经历了一个多月闹哄哄的各种讨论、研究，等大政方针已不可逆转时，省委机关大院早已满楼贴上了大字报。“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到第一线去锻炼，做一个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新人，把自己锻炼成适合继续革命的、新形势下的新干部”等类表态层出不穷。

在冠以“革命”字眼的动员号召下，在高潮迭起的各式运动中，大家已经习惯了被滚滚洪流裹挟着向前流动，既然上头已经发话，倒不如积极主动一点，因此，机关绝大多数人都报了名，要求去柳河五七干校。

吴东海当时是黑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组组长。他担任如此重要的一个岗位，却迟迟不能入党，哪怕工作再卖力，申请书写得再勤，也无济于事。原因是他有海外关系，亲哥哥在台湾。“上级党委这么说的：像我这样的情况。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要等着有个合适的机会才能解决，不要灰心，只要努力了，是可以解决的。当时我听了以后，虽然有点沮丧，但是我被组织上的坦率……可以说把话说到家了，我很感动，甚至两眼伴随着泪水。”感动的吴东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为“反动广播权威”，“天天让我跟右派一起劳动，批判右派，还让我去陪斗。但是我没有任何问题，他没有办法，后来怎么办，我无可奈何，那行吧，给你下放到柳河干校，就这么到的柳河干校”。

而另一个报名参加柳河五七干校的孟宪礼则是出于对“没完没了的批判与交代”所产生的厌烦情绪：“我坚决要求去。我与其在这儿没完没了地批判自己、批判别人，我不如下去劳动。”“学习班老三样，下午去松花江游会儿泳，一天天的，就到头了。”

无法工作，不是批斗就是揭发，“成天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大批干部或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失望，或是出于对新鲜事物所可能展现出来的“希望”，纷纷要求离开哈尔滨，离开省委机关大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将远离哈尔滨的柳河五七干校视为了共产主义世外桃源。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相信，“那块至少拿你当人”。P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