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化精要丛书》是安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安徽地域文化的大型丛书，重在阐释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奋斗精神。

钱念孙主编的《安徽散文小说》以文学为主题和切入点，叙述和解读从古至今安徽文化的框架、内涵、传承轨道和发展趋势，力图从微观和专业的层面上反映安徽省的社科成就，让热爱安徽文化的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和理清安徽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

钱念孙主编的《安徽散文小说》从散文、小说视角，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安徽文学从先秦到当代的发展历程，对主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安徽散文小说》从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中，透视和发掘安徽散文、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学中的历史地位，集中展示了安徽散文、小说的精华，广大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握安徽散文、小说的整体风貌和艺术特色。

引言

一、开局辉煌（先秦两汉时期）

 （一）老子

1.“文原于道”思想之源

2.虚静无为的审美意境

3.针砭现实的批判精神

4.变化多端的行文技巧

 （二）管子

1.论说文的文体意识

2.灵活多变的语言艺术

 （三）庄子

1.意境理论的重要源头

2.意出尘外的浪漫想象

3.辛辣讽刺的个性风格

4.意趣横生的寓言故事

5.奇诡莫测的结构形式

6.文采飞扬的语言艺术

 （四）淮南子

1.文艺抒情性的系统阐发

2.繁复博富的辞赋创作

 （五）桓谭

1.文学创作的内外因素论

2.论说艺术

 （六）小说文体的萌芽

1.《管子》的叙事特色

2.《庄子》与“小说”

3.《淮南子》：以事论道的圆形结构

4.《孔雀东南飞》：中国最早的诗体小说

二、中期成熟（魏晋至宋元时期）

 （一）建安文学

1.代表作家：三曹七子

2.建安散文的时代特色

3.文论经典：《典论·论文》

 （二）嵇康

1.越名教而任自然

2.成熟的驳论艺术

3.美学经典：《声无哀乐论》

 （三）理学大师朱熹

1.文道观

2.文法学思想

3.散文作品

 （四）一代文宗梅尧臣

 （五）其他代表人物

1.理学家程大昌

2.大儒郑玉

 （六）唐宋名家有关安徽的散文名作

1.刘禹锡的《陋室铭》

2.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3.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三、走向繁荣（明清时期）

 （一）明清安徽散文

1.戴震的学术散文

2.桐城文派

 （二）明清安徽小说

1.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2.文言小说集《夜雨秋灯录》

四、名家辈出（现当代时期）

 （一）散文的蓬勃发展

1.新文学先驱的议论性散文

陈独秀

胡适

阿英

舒芜

2.新文学先驱的抒情性散文

台静农

苏雪林

韦素园

方令孺

李霁野

3.吴组缃的“小说家散文”

4.散文美学思想

5.当代散文名家：王英琦

 （二）成就卓著的小说创作

1.台静农：未名社的重要小说家

2.蒋光慈：普罗文学的先驱

3.吴组缃：第二代乡土小说代表作家

4.苏雪林：女性文学与抗战文学的杰出代表 

5.阿英：革命小说优秀作家

6.张恨水：通俗文学大师

7.陈登科：杰出的工农作家

8.鲁彦周：“反思文学”的先驱

9.文坛新皖军

季宇

潘军

许辉

许春樵

参考文献

后记

（二）明清安徽小说

1.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出身于世代科甲的家族中，自幼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生平却最恶举业。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大家族争夺遗产的纠纷，看清了封建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和缙绅人物的虚伪面目，于是与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为生的纨绔子弟分道扬镳，成了一个缙绅阶层的叛逆。他在30岁前就将祖传田地房产消耗光了，堕落为“乡里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吴敬梓《减字木兰花》）。在家乡舆论的压力下，他33岁时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36岁那年，他托病推辞举荐出仕，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直到客死扬州。

吴敬梓开始创作《儒林外史》是在清朝大兴文字狱的乾隆初年（1736），大约成书于19世纪初。为了便于暴露现实社会问题，他巧妙地选择了明代的某些历史事件作为小说的背景，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清代基本一致。《儒林外史》描写了整整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对传统文化的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封建社会的颓败也有着鞭辟入里的解析。同时，它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不同于既往的小说，有很多艺术创新，在中国讽刺小说史上有着“空前绝后”的地位。鲁迅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史略》）。

《儒林外史》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科举制度的罪恶。揭露八股科举的弊端，批判功名利禄观念，是《儒林外史》的中心内容。隋唐以后定型的科举制度，使科举成为读书人猎取功名的唯一手段。这种制度到了明清又添加了八股制艺的枷锁，立论依’《四书集注》，行文按八股固定格式。八股文形式僵化，一方面适应了统治阶级对士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文化导向和用人制度不仅造就了一批批飞黄腾达的官僚，而且腐蚀和摧残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人性，扭曲了他们的人格。

《儒林外史》对这种八股取士制度中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作了细致的刻画和全面的扫描。在明清时代，知识分子做官主要靠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条是科举正途，另条是因博学多才或操行卓越而做名士。由于科举的名额有限，或由于科场的不如意，有一些人放弃科举后，仍不愿放弃知识分子的架子，自命清高，冒充风雅，自命为“名士”。这种封建文人的典型特征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曾经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在小说中，与功名富贵观念相对立的，是作者所标举的“文行出处”（指文人的学问、品行和对待出仕、隐退的态度）。在小说的开篇，作者曾借书中人物王冕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观点。王冕看了秦老带来的“一本邸抄”中有一条“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热衷功名富贵还是推崇文行出处，是小说作者臧否人物的主要标准。正是按照这个标准，作者是把书中人物分为真儒、假儒，真名士、假名士几大类型。无论是热衷科举功名的范进、周进，还是科举出身的贪官污吏王惠之流，虽然并非没有读过“圣贤之书”，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先王之道”，然而，其所作所为则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最大嘲讽和背弃。如果说范进、周进等科举迷们既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又没有承担提倡礼乐仁义的责任意识，变成唯八股是窥，唯功名是求的委琐、麻木、病态的陋儒的话，那么，王惠、严监生和严贡生等人，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更是一批鲜廉寡耻、贪得无厌之徒，是彻头彻尾的假儒。至于那些科场败北、功名失意，却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假名士，则更是一些社会的废物，他们不学无术，而以风流名士自居，靠胡诌几句歪诗沽名钓誉。

知识分子这种存在状态的罪恶之源当然就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用八股文取士，就是让读书人死抱住“四书”、“五经”不放，终日揣摩那陈腐的八股文作法，一切经史上的大学问和人情世故全然不管。于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就是一大堆浅薄无知、头脑迂腐的书呆子、废物。周进曾经赞美范进的文章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是这位范进，却连苏轼是何人都不知道。那位当过知县的举人张静斋和现任知县汤奏，连本朝初年的刘基都不知道，还在那里高谈阔论，冒充渊博。马二先生是小说中一个比较正直的读书人，只因中了科举的毒，成了科举至上主义者，竭力劝勉别人致力于科举，自己则变成了一个迂腐不堪的人物。可见封建纲常观念已经深入天下读书人的骨髓，使他们成了封建礼教毒害下的行尸走肉。

封建科举制度最深层的毒害恐怕还是对士人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小说用了较多的篇幅描写了这种情况。最著名的例子是匡超人。匡超人本是乐清县一个小户人家淳朴善良的孩子，靠劳动维持生活，极孝顺父母，敬重长辈，和哥嫂邻里相处得也很好。可是一读了点书，有了点际遇，便得意忘形起来。他先是受马二先生“举业至上主义”的毒害，又学会了景兰江等假名士的一套吹牛拍马的本领，后又跟随狱吏潘三等市井恶棍学到坑蒙拐骗的手段，中了举后，竟坐地分赃，迎新弃旧，忘恩负义，完全变成了一个势利小人。刘浦也是这样一个货色，才读了点书，便冒牛布衣之名，自称文坛名士，与官府交结，要他的舅舅来给他当仆人，侍候董知县。范进也是这样，中举后不久，伪君子的面貌便显露出来了。那些读书人闲居乡里，便是土豪劣绅，做的都是害人掠货的勾当，如严贡生那样的恶棍，阳奉阴违，巧取豪夺，招摇撞骗，唯利是图。

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还体现在知识分子人格的虚伪上。《儒林外史》第十回写生员景兰江对与他初次见面的秀才匡超人夸耀自己的学问：“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今已二十余年。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景兰江以名士自居，实则胸无寸墨。这些人聚在一起吟风弄月，自我吹嘘，互相奉承，与其实际诗才，毫不足称。第十八回中被称为“江南王谢风流，天下第一个才子”的雅士杜慎卿在人前，抱怨：“妇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臭气！”（第三十回）然在背后却叫媒婆跑遍全城，替他寻找标致的姑娘做妾；他一面说最厌人们张口就是纱帽，一面却又准备下几千两现银以备科举考试使用。这是一个“雅”得矫揉造作而终不能免“俗”的纨绔公子，簇拥在他周围的那群所谓名士是什么货色就不言而喻了。

人性的丧失是封建科举带来的最大罪恶。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而几乎丧失了人性的迂拙夫子，他的女儿死了丈夫，她表示要绝食殉夫，她的公婆劝她“快不要如此”，可王玉辉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大加鼓励，说“这是青史留名的事”！女儿饿死后，她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竟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只怕将来我不能有这一个好题目哩！”这里没有坏人的引诱，也没有环境的逼迫，却是一种隐藏得很深的、顽固的封建道德力量在起作用，它使王玉辉的女儿自觉从容殉夫，使王玉辉丧失了正常人的人性与人情，以一种变态的心理、麻木的精神做了杀人礼教的帮凶。在礼教的桎梏里，正常的人性人情都被完全窒息了，这就充分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和虚伪性。

《儒林外史》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它深深的悲悯情怀。致力于科举，为的是猎取功名富贵，跻身上层社会的行列，而那些考不上的穷书生，境况却是非常凄凉。小说写了几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倪霜峰，二十岁上进学，做了三十七年秀才没有考上举人，“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只得靠修补乐器过活，养了五个儿子，有四个都卖到他州外府去了。周进读了一辈子书，六十多岁不曾进学，教乡村私塾过活，每日只得二分银子吃饭，被入过学的梅三相公和王举人奚落过。王举人到他私塾里歇宿避雨，撒下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后来人家嫌他迂腐，书也教不成了，“在家日食艰难”，他姐夫也奚落他说：“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几时。”后来是帮人家记账。读书人潦倒至此，怪不得到了贡院里，触发起一生的苦楚，便哭得死去活来。而当几个商人愿拿出银子给他捐个监生去应考时，他竟说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接着，趴在地下，磕了几个头。范进比周进更可怜，五十四岁了，冬天去考试，穿的还是破麻布，被他岳父胡屠户骂为“现世宝”、“穷鬼”。他到省里去考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还等着他回来卖老母鸡买米煮粥吃。这些人中举后就不同了，周进做了考官，“绊袍锦带，何等辉煌”；范进则是“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在这样的社会里，读书人的命运，取决于几篇能否被考官看得中的文章，一举成名后的鸡犬升天固然值得批判，但作家对十年寒窗艰难和屈辱的展示仍然充满悲悯的情怀。

尤为可贵的是，批判与揭露并不是《儒林外史》的单一主题，它也在反向探索着知识分子精神重建的维度。它在充分揭示封建科举这个人性桎梏的同时，也表现出呼唤真实自然完美人性的回归、维护心灵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深刻主题。小说首先通过塑造王冕这个正面形象来“敷陈大意”，“隐括全文”：他是一个“真儒”，天文、地理、史经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主张仁政，要求王者以德服人；他出身田家，鄙视功名富贵，不求官爵，不慕名利，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杜少卿也是一个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形象：他不守家业名声，拒绝应征出仕，背离了科举世家和特权阶层为他设定的人生道路；他在治学和日常生活中，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显然，作者是将王冕、杜少卿作为自然完美人性的理想化身来刻画的，并且借这些人物形象来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爱憎感情，呼唤人格的独立尊严和人性的自然完美。

《儒林外史》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段等方面均不同于既往的小说，表现了鲜明的艺术创新。

P152-157

安徽自古以来就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之地，在文艺、历史、哲学、宗教等领域都以其辉煌的业绩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中占据显要位置。从散文、小说的视角来观照安徽文化的演进历程和嬗变规律，集中展示安徽散文、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是本卷的编撰目的。

具有现代文体意义的散文、小说出现的时间距今并不久远，但作为一种文体的肇始，它们都可以直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时代。与西方文学传统相比，中国的抒情表意文学比较发达，而叙事观念则远不及西方。这种民族特色表现为中国古代散文、小说发展的不平衡性，前者远远强于后者。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曾经说过：“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可以发现，散文比起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不但数量多、成熟早，而且内容广、影响大，绵延时间也很长。中国散文、小说发展的民族特色使本书在整个古代部分，散文是介绍的重点，到了近现代，散文，、小说的分量才大体平衡，在现当代，出现了小说强于散文的不同局面。

以上是本卷给人的大致印象，具体到各个篇章，也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作为地域文化的安徽散文、小说与整个中国文学史相互生长的关系问题。整体而言，安徽的散文、小说呈现出开局辉煌、中期成熟、走向繁荣的发展态势。在先秦两汉时期，老子、庄子、管子和淮南子都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揭开了中国散文、小说史上光辉的第一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典范和难以逾越的高峰。从三国两晋至宋元这个漫长的封建中古时期，建安文学、朱熹理学散文等，都是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巅峰形态。明清时期的桐城派古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要么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潮，要么是享誉中外的经典之作。现当代安徽散文、小说也是名家辈出，佳作如云。由是观来，安徽散文、小说的历史影响都远远超出了它们的地域范围，以洪峰巨浪的形式汇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长河中。但是，比照整个中国文学的宏观发展格局，再具体到每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地域文学的安徽散文、小说的发展并不十分平衡。在某一个时期，它可能高峰林立；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可能平静如水。比如，三国两晋至宋元时期的安徽小说就相当沉寂，在整个中国的小说发展史上，这个时期有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小说等，但安徽地域内就缺少一些经典性文本。这种情况给本卷的编撰带来了一些问题，各个章节内容的不平衡就不可避免了，但本卷还是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即在中国散文、小说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来论述安徽的散文、小说，把后者的精要展示放在前者历史发展的宏观流程中。这样，从安徽散文、小说不连贯的发展进程中，读者仍能窥见其整体形态。地域文化与整个民族文化本身就是相互生长、此起彼伏，这种安排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

本书虽力求规避文学史的学术性编写体例，但与各种文学史的编撰一样，也同样要面对散文、小说文体的界定问题。在我国古代，“散文”这个概念出现较晚，最早从文体角度提到“散文”一词是在北宋时期，不过当时所指的仅仅是和骈文相对的散行文字，还不等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散文。大概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文论家就开始正式探讨文体的分类问题，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唐宋的古文家等，对散文的概念范围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今天看来，这些接近于“散文”的概念，有的偏重于形式，有的偏重于内容，有的范围很宽，有的范围很窄。本卷散文的外延圈定大致还是按照现代流行的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四分法，同时兼顾散文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不同的历史阶段，采取不同的文体分类标准：对先秦、两汉的散文，尺度适当放宽，因为那时文史哲还不分家；魏晋以降，文学的概念日益明确，散文的范围逐渐精确缩小；对于学术著作，力求把文集和单篇、全书与章节分开来看，对文集中的某些单篇，全书中的某些章节，只要它们的散文文体特征明显，仍然把它们当做散文来解读，不笼统地判断某人的文集或某本著作算不算散文。由粗到精，由界限模糊到逐渐清晰，不因历史的局限而勉求其全，这也应该符合文学形式的发展规律。

小说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小说”一词在现代概念明确，专指一种文体，但在中国古代，这一名词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语义变迁。在现存古籍中，“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一词在这里显然是贬义，且不是专用名词，它与“大达”相反，指“小”的“说”。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它“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时的“小说”是指小道理，和今天作为文体概念的小说相比，显然不是一回事。在汉代人的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是将“小说”当做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班固还对“小说家”的源流、地位、特点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卷三十）桓谭《新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小说在他们那里都是以讲说道理为主要特征的，而且也是小道理，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才开始用“小说”来指代某一类作品，从一种文体的角度对之进行界定。尽管如此，小说在这时仍摆脱不了“小”的地位与特征，因为它还与小事、小道理、无关紧要、荒诞不经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宋代开始，已经有人不但将小说看做一种文体，而且把它看做一种具有文学性的文体，与诗、词等文体相提并论，不但讲究小说的艺术性，而且注重内容的娱乐性。宋代以后，白话小说终于取代文言小说，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明代的小说承唐代传奇、宋元话本而来，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人情等各种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及话本、拟话本的短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更是出现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标志的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明代的小说批评家还把小说与“三坟五典”这些经史作比，甚至认为小说“远胜坟、典”，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清代的小说创作更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出现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名著，小说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已经与今天基本一致了，晚清甚至出现借小说来改良政治的文学思潮，使得小说的社会地位尤为突出。这种思潮在“五四”时期得到发扬光大，并一直持续在整个现当代的文学发展进程中。

与散文那种步步为营的发展方式不同，小说的发展进程呈现出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之势，它后来居上。在现当代，它甚至以不可匹敌的优势成为文学最热门的创作文体和研究对象，散文的，创作和研究不得不退守到边缘。小说的这种发展态势也给本卷的编撰带来了一个困难，但最终也成为它的一个特点。本卷对于明清以前的小说部分只能从具备某些小说叙事特征的作品中去抽取，毕竟它们对中国后世叙事文学的成熟有着奠基的功能和积累的作用。同时，由于安徽地域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相比于整体连续的中国文学史，本卷小说部分内容的不连贯特征就十分明显，只有到了现当代，这种现象才逐渐改观，安徽小说甚至以它沉甸甸的分量压倒了散文。这种状况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文学进化的自然选择。

相比于浩若烟海的安徽散文、小说的全部实绩，本卷的编写既然是精华的展示，其内容也就不能求大求全了。本卷选材观念大致还是传统的文学史视野，以散文、小说的文体意识和历史影响为重要依据，兼顾到所选作家作品古今历史地位的相称。这样，对现当代一些相当优秀的作家作品只能忍痛割爱了，不能独分章节进行展示。或许由于学识水平有限，或许由于占有的资料不足，或许由于评价的标准有异，有些遗漏、偏差恐怕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卷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丛书的编写目的在于推介安徽文化，撰写者的主要工作就是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很个人化的见解一般都力求避免。而且，由于本丛书编写体例所限，所有的参考文献也不能一一详细列出。对这些为安徽散文、小说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老师和各位同仁，我们只能在此深表感谢！

这本《安徽散文小说》是安徽省社科院重点科研项目“安徽文化精要”丛书的一种。这项任务分配到我牵头完成时，立刻在脑中搜寻我们文学所哪些同志堪当此任。首先想到的就是胡功胜。当时，刘梦芙正夜以继日忙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近百年名家诗词及其流变研究”；张小平除另有科研项目外，还兼任《文明风》杂志副主编，每月一期的出刊重担让他分身乏术；自己各种杂务和干扰太多，承担下来肯定难以按时交稿。可把任务交给胡功胜，又有一点担心：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当代文学，而本书要求从先秦写到当代，跨度数千年的古代散文小说，他是否拿得下来呢？同时我又觉得，如果他能够从古至今将安徽文学摸索一遍，对其学术积累和锻炼成长无疑善莫大焉。带着如此心情找他商谈，没想到他不仅爽快地接受任务，还表示对古代部分也有信心完成。

见他这样，我很高兴。他2005年从安徽大学研究生毕业到文学所工作，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能吃苦、肯钻研。尽管社科院不要求严格坐班，但他为免在家受孩子等干扰，每天比别人来得早走得晚，好几次双休日我因事到办公室都意外见他在伏案孜孜以求。他本科读的是哲学，研究生学的是现当代文学，既有较严密的逻辑思维，又有较好的文字表达功底，再加上做研究有股拼命三郎的精神，什么事干不成呢？与他聊了聊研究思路，将自己多年搜集的相关书籍资料提供给他，就放心让他去做了。

果然，他没有让人失望。经过近半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地埋头苦干，去年9月的一天他将厚厚一沓初稿送到我的案头，比预定交稿时间提前一个多月。边读边改，从头到尾将稿子细过一遍，觉得不仅总体框架合理，较为系统地梳理和勾勒了数千年安徽散文小说的演变轨迹，而且有些篇章有自己的视角，写得较为充实且有见解。尤其对《老子》、《庄子》、《管子》、《淮南子》、朱熹、戴震等，不是简单地截取已有资料铺叙成篇，而是侧重从文学的角度阐述其各不相同的文体特点及语言风格。当然，初稿中也存在一些缺漏和差错，有的我顺手改正，有的则向功胜提出补充和修改建议。经过他一番仔细认真地修改，又一起做了配图工作，书稿终于大功告成。由于时间紧，加上学力不逮，书中不尽如人意处难免，敬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陆勤毅先生审阅书稿提出宝贵意见，安徽文艺出版社刘冬梅女士为本书出版精心编校，谨致由衷谢意。

钱念孙

2011年5月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