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约瑟夫·弗兰克所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穷人》、《双重人格》和《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它们反映了他早年所受的某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而且显示了将会继续在他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中出现的重要主题的发展演变。本书曾获一九七七年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克里斯蒂安·高斯奖”；一九七七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奖”；一九七七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当代思想类作品”提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精)》是约瑟夫·弗兰克所著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第一卷。在这部广受赞誉的传记中，弗兰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许是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小说家——的人生和创作进行了重要的重新诠释。第一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年生活写起——从他在莫斯科的童年，到他的父亲之死，一直写到他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激进团体而被流放西伯利亚。本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穷人》、《双重人格》和《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它们反映了他早年所受的某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而且显示了将会继续在他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中出现的重要主题的发展演变。

插图目录

音译

前言

第一部 莫斯科

第一章 序幕

第二章 家庭

第三章 童年，少年，青年

第四章 宗教背景

第五章 文化背景

第二部 圣彼得堡

第六章 工程专科学校

第七章 “一个了不起的高尚的人

第八章 两种浪漫主义

第九章 果戈理时代（一）

第十章 果戈理时代（二）

第十一章 《穷人》

第三部 引人注目

第十二章 别林斯基及其身边的文学贵族

第十三章 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

第十四章 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二）

第十五章 别克托夫小组

第十六章 彼得堡小品文

第十七章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第十八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涅夫

第十九章 帕尔姆杜罗夫小组

第四部 自我发现之路

第二十章 《双重人格》

第二十一章 彼得堡时期风格奇异的作品

第二十二章 现实与“幻想家

第二十三章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第二十四章 后记

附录

弗洛伊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病历

索引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所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出身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乡绅家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对他本人作为一名作家所采取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像他晚年常做的那样，在把自己与其伟大的竞争者托尔斯泰进行对比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后者所写的东西定义为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的作品。因为在他看来，托尔斯泰描写的是“长期定居于莫斯科的那些平静、稳定的中上层地主家庭’’的生活。在十九世纪，这种生活及其牢固不变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一社会准则只适用于“少数”俄罗斯人；它是“生活当中的例外”。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过的则是一种混乱不堪的生活，道德紊乱，社会秩序持续动荡，过去的所有传统不断遭到破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与混乱的现实进行搏斗的一种尝试，而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战争与和平》(这是他明确想到的几本书)则是虔诚地试图把正在逐渐消失并且注定将会灭绝的美妙贵族生活放进神龛供后人膜拜。(即使是在描写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对贵族造成损害的某种道德动摇——这种动摇的后果可以在契诃夫的戏剧中看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曾有过的同情笔调描绘了贵族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家生涯后期所作的这种自我界定当然体现了他对自己的文学主张多年思考的精华。但是，它也将一道强光返射照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过去，从而帮助我们发现，早年的生活环境把他训练成一个记录者，记录动荡和变革的道德后果，记录俄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这并不意味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什么类似于我们在其小说中所看到的那种“道德紊乱”，尽管许许多多传记作家试图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关于他肯定亲身经受过他施加在其各种各样少年人物——尤其是《少年》的年轻主人公——身上的种种欺凌和侮辱的假设可以让人想起那个早已被证伪的实证主义假说：文学只可能是作家本人生活的文字部分。虽然以这种摄影式的逻辑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作品的关系并不合理，但是，关于这一关系的一种不那么死板的观点却不应不被我们予以考虑；小时候，他在家里肯定能够感觉到的某种统一的社会传统的缺失造就了他丰富的想象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背景带有俄罗斯新旧生活方式冲突的明显印记；我们可以由此看出某种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令人痛苦的不稳定状态，这有助于解释他对社会不平等给人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深刻理解。

在父亲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原先属于立陶宛的一个贵族世家，其姓氏来自十六世纪某位祖先得到的一个小村庄(平斯克地区的陀思妥耶沃村)。从那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姓氏经常出现在俄罗斯西南部那些混乱的边境省份的地方志上。这个地区是好斗的民族和宗教(俄罗斯的东正教和波兰的天主教)之间冲突不断的地区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不同分支为双方而战。尽管如此，信仰东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仍然在困难时期逐渐衰落，成为社会底层的还俗修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曾祖父是乌克兰布拉茨拉瓦镇东仪天主教会的大司祭；他的祖父是同一个教会的祭司；他的父亲出生在这个镇子上。作为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在主要信仰东正教的当地农民中间用以改变人们宗教信仰的手段，东仪天主教派是一种折中产物：东仪天主教徒继续举行东正教的仪式，但是承认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耶稣会士走火入魔般的恐惧——他认为他们可以为了获取控制人们灵魂的力量而采取任何邪恶的手段——最初也许是因为受到关于其祖先教义的一些议论的刺激。

由于俄罗斯的还俗修士形成的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种职业或行业，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命中注定要与他的父亲成为同行。但是，十五岁从神学院毕业之后，他悄悄离家出走去了莫斯科，并于一八。九年在那里成功地被帝国外科医学院录取。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战役期间，他被分配到莫斯科的一家医院工作，作为一名军医，他在不同的岗位继续服役到一八二一年，那一年，他接受了当时在莫斯科市郊为穷人设立的玛利亚医院的一个职位。在为国效力的过程中，他仕途平坦，即使不算辉煌；一八二八年四月，在“由于特别热心的服务”荣获圣安娜三级勋章之后，他晋升到专业委员会顾问的级别。这使他在俄国官方的等级制度中拥有了合法的贵族身份；于是，他赶紧提出了享有贵族特权的要求。一八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将自己及两个儿子——分别为八岁和七岁的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的名字登记在莫斯科的世袭贵族名册上。

P8-10

本书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作品的一部系列专著的第一卷。根据目前的计划，这部专著由四卷组成，按照年代顺序，每卷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不同时期。整部专著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提纲，在其他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在合理的时间之内陆续出版其余各卷。

整个写作计划大约萌生于二十年前我应普林斯顿大学克里斯蒂安·高斯研究生院的邀请前去举办系列讲座时。研究生院当时由E．B．O．博格霍夫主持，我们很快成为好友，他罕见地兼具绅士的魅力和学者的严谨，至今仍然让熟悉他的人记忆犹新。那时我对流行的存在主义文学——它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很感兴趣，因此选择“现代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题”作为我的讲座题目。为了提供一些历史背景，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当作人们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品中所发现的氛围和主题的先例着手进行分析。我对这部作品的阐释源于列夫·舍斯托夫和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我强调了地下室人的非理性和不道德，因为他不顾自然法则可悲并且挑衅性地坚持他的个人自由，无论自己和他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不过，我在阐述这种观点时心存忧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它所强调的作品含义没有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对于存在主义解读来说，它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当我着手整理讲义时，我决定对《地下室手记》进行更加彻底的研究，同时调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显而易见，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起点。这使我阅读了凡能找到的关于那个时期的所有书籍和文献，只要是我看得懂的语言，最终，当这一类原始资料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时，我开始学习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的痴迷程度不断迅速增强的同时，我对存在主义的兴趣反而大大减弱了。我放弃了整理讲义的计划，转而决定写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这是本书及其后续各卷由来已久的写作起因，它几乎完全出于偶然——尽管我在动笔时绝没有打算写这么大部头的一本书。

但是，题材本身的引人入胜诱使我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结果我逐渐意识到，假如我想充分阐述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的话，那就必须大规模地重现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然后再在其中描述他。因为，这种看法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视为对他那个时代主要问题的高度艺术概括，当然，它只是一种个人表达，不过，它是一种比大多数人都更关注自身之外那个世界的个人表达。这并非某种失常的精神状态的狂热发泄——我们在西方也常常倾向于这样认为——那么简单，而是某种极具天赋的特殊气质的激情表露。实际上，具体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的一种方法是，在他将自己的个人困境与肆虐他身为其中一员的那个社会的灾难熔为一体的能力中发现它。

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生活的兴趣于是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任何想在后面的篇章中读到一部常规传记的人将会感到非常失望。此类著作已大量存在，而我丝毫无意再为它们增添一部。我简略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生活的背景事件，但却详细介绍其日常经历中在我看来具有某种重要关联性的一些方面——只是对阐释其作品有帮助的那些方面。因此，我所写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传记，或者说，即使它是一部传记，那也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因为我不是从生活写到作品，而是绕道走了另一条路。我的目的在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这一目的决定了我对细节的选择以及我的视角。在我看来似乎一向自相矛盾的是，在偏爱个人轶事和私生活细节的一般传记作品中，被忽略的通常是对于艺术家的人生最重要的那种东西——实际上，被忽略的是他的作品，那才是我们对他感兴趣的唯一原因。这样的叙事也许有助于研究人类的特点，或者有助于研究它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社会史，但是，它往往把艺术失落在背景中，充其量也只是将其当作更主要的生活经历的副产品和附属物。我采取了与此截然不同的做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一个附属于他的艺术思考及其成果的人——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将使任何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的人生更准确地对应其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实际地位。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发现了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生活”这个词既可以用于食色男女，也可以用于艺术家，后者同样在思想、精神和意识的层面上生活着。由于这个原因，我宁愿更为详细地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于其巾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把篇幅用在描写其日常生活的一般琐事上。他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正是来源于这一环境，凭借这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他吸收消化了对其有用的生活经验并且使之转化成为他的艺术主题和技巧。我将努力证明，根据这种观点对其生活进行的探索——探索是在黑格尔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的“客观精神”的层面上进行的——可能有助于理解其成就的意义，即使不是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么也是应该更加深刻的理解。本书当然不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的探讨，尤其在最近半个世纪的俄国批评界它不是，而且我还意识到，我从列昂尼德．格罗斯曼、H．φ．别利奇科夫、A．C·多利宁和B．π．科马罗维奇这些前辈那里获益匪浅。我试图立足于他们已经打下的基础，同时尽量充分利用他们并不总是享有的阐释的自由。

当然，在构思本书——尽管因为教职要求把主要精力放在其他课题上，我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大约二十年时间里，我对那些曾经鼓励我在这一项经常让人想起堂．吉诃德的事业中坚持下去的人心存无尽的感激。遗憾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些我要深深感谢的人如今已不在人世：R．P．布莱克默、亚历山大．夸雷、埃里希·卡勒和H．B．帕克斯。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他们对我的进展所给予的热情关注无异于强力兴奋剂，我永远不会忘记布莱克默在某个郁闷的时刻写给我的赞许信；不会忘记亚历山大面带微笑作出的评论，他的评论为一个重要问题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不会忘记卡勒读完一章之后打来的热情洋溢的电话。帕克斯是一位教师，他启蒙了我的少年时代，在我成年之后我们两人成为同事，我希望把这一卷书的手稿献给他，他从未怀疑过它将完成。

多年来给予我极大帮助的另外几个人是艾伦·泰特、弗朗西斯·弗格森和哈里．莱文，我从身心两个方面向他们三人表示感谢，我总是可以信赖他们的友谊。约翰·麦考密克、莱昂内尔·埃布尔、拉尔夫·曼海姆、查尔斯·福斯特、杰克逊·马修斯、西奥多·韦斯，尤金·古德哈特和戴维·戈尔茨坦是另外几位与本书的写作有关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鼓励、支持和想法。每次我去法国时，巴黎的乔治·安布罗西诺先生和夫人总是询问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进展情况，安布罗西诺夫人还把初稿中的几章译成法文；这一部分内容在《评论》杂志上发表就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我非常感谢他们主动提供的如此热心的帮助，我还珍惜对他们周围的那个小圈子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景的回忆，他们每星期六晚上讨论一个哲学话题。皮埃尔·安德莱是我的另一位法国朋友，他好心地为《社会契约》翻译与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关的文章和评论，而且对其中的内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某个领域的专家对一个未经许可擅自闯入其领地的外来者的努力表示欢迎的情况并不多见。本身不是专业斯拉夫语言文化研究者的我无比幸运地声明，我受到美国斯拉夫语言学术界的许多成员的欢迎。他们友好地宽容对待我准备工作的不足之处，而且非常乐意倾听我的想法。他们的忠告经常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指导，他们的知识总是让我用来填补我的知识空白。我特别感谢鲁弗斯·马修森多年来的亲密友谊以及与他在格里莫、巴黎、纽约和伦敦进行的几次交谈，特别感谢罗伯特·L．杰克逊、罗伯特·贝尔纳普、唐纳德·范杰以及我的同事克拉伦斯·布朗、维克托·温特劳布、勒内·韦勒克和维克托·埃尔利赫的支持与鼓励。我还有幸在普林斯顿遇到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神父，并从这位仍然在世的最伟大的俄罗斯文化史学家身上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遗留下来的某种传统，弗洛罗夫斯基神父是这种传统的最后几位继承人之一。

理查德·艾尔曼无私地从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时间阅读了定稿的前几章，并且提出许多被本书采纳的修改意见。保罗·兹韦格阅读了本书较早的一个稿本，他那富有洞察力的批评意见导致对原稿进行了彻底修改；罗伯特·贝尔纳普阅读了同一份原稿，发表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评论。鲁弗斯·马修森、哈里·莱文、弗朗西斯·弗格森和S．弗雷德里克·斯塔尔阅读了最终的定稿，向我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我衷心感谢他们大家。

多年以来我得到了许多基金会和学术机构的支持。我想感谢古根海姆基金会、博林根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所提供的资助款项。明尼苏达大学、罗格斯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真诚地提供了研究出版资金。上述大学图书馆以及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斯拉夫问题研究所阅览室和索邦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给予的配合对我完成本书助益良多。

我的打字员海伦·赖特夫人耐心地改正了我的所有错别字，同时让我欣慰的是，她觉得书稿内容非常有趣。盖洛德·布赖诺尔弗森承担了编制索引的吃力工作，不仅减轻了我的负担，而且纠正了许多正文中的错误。本卷的书名是我的长女克劳丁在从马尔韦利亚驱车前往桑坦德的漫长旅途中想出来的。我的岳母波莱特·斯特劳斯夫人急不可耐地得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帮助校对的机会。在为出版社出版本书做准备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中，我的编辑波莉·汉福德始终是一位耐心而老练的向导。

我的具有法国血统的数学家妻子在本书逐步成形的过程中认真审阅了每一页草稿，这使我对概念的严谨以及表述的清晰和恰当始终坚持最高的标准。无论本书可能达到什么水平，她付出了与我同样的劳动；即使是在本书第一卷出版之后，她对我所从事的丁作价值的信心仍然是这一计划进行下去的真正原因。

约瑟夫·弗兰克

一九七六年二月，巴黎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连载的最后一期刊登在一八四九年《祖国纪事》五月号上，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署名。他已经在四月二十三日被逮捕，因此，克拉耶夫斯基不得不通过申请取得了特许，以便使用这份他早已收到的如今身陷囹圄的政治嫌疑犯的稿件。小说完成的部分到此为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六七年后考虑重新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时，并没有把它继续写下去。即使他能按计划完成，这部小说是否可以恢复他的文学声誉可能仍然只是一个有待猜测的问题。对于各个不同的部分，批评界的反应不一，不过，与除《白夜》之外的其他所有小说相比，这部小说受到的好评更多一些。大家公认有关叶菲莫夫的描写生动有力，涅托奇卡与拉里亚的相遇堪与狄更斯(《董贝父子》中的保罗与弗洛伦丝)媲美，公爵的女儿卡佳这个人物被人们特别挑出来大加赞赏。这些迹象表明，针对那些诋毁他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可是，在被捕之后，他的名字消失不见了，因此，直到他重返文坛为止，居于主导地位的看法仍然是别林斯基对他在《穷人》之后所写的全部作品的否定性评价。

我们对《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非常清楚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作家的内在演变。首先，出现了一些与未来可能在其作品中新增的人物和主题有关的迹象，我们已在前面几章提到过这些人物和主题。叶菲莫夫显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所描写的那些“幻想家”和知识分子的样板，其无法实现的理想主义(无论是关乎他们自己还是关乎全人类)将与夸张的妄想和类似的不通情理结成同盟。涅托奇卡与卡佳的关系是一种典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最重要的男女主人公后来发现，达到这种境界——高傲感恩地向爱和自我牺牲俯首称臣——非常困难。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率先揭露了所有那些道貌岸然、自鸣得意的恶棍的嘴脸。这些恶棍包括卢任、托茨基、韦利恰尼诺夫，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彻底毁掉女人的生活。X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第一个“完美好人”的形象，这些好人包括《斯捷潘奇科夫村》中的罗斯塔涅夫上校以及梅什金公爵和阿廖沙·卡拉马佐夫。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断地超越了自然派的领域，他已经站在创作那些重要小说的起跑线上——人们通常认为，大约十五年之后他才达到这个水平。现在，他的小说背景不再局限于彼得堡的贫民窟或者衙门及其官员的世界；他笔下的人物也不能再按其早期小说中那些相当传统的社会思想类别(“受压迫者”和“幻想家”)泾渭分明地归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野第一次投向了开明的社会上层人士和有教养的贵族，他的人物如今是一些复杂的个体，主要应该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阐述并且具有独创性的受虐一施虐心理去理解。至今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我们得以正确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中这一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

作为自然派的一员和果戈理的追随者(尽管是特立独行的一员，而且绝不仅仅是个模仿者)开始写作生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通过他在《穷人》中对社会主题的心理把握脱颖而出。不过，他越来越关注在等级壁垒森严、政治专制残暴的社会里个人为维护自己的人格以及满足人类对于尊严和自尊的正常需求进行斗争时所遭受的心理扭曲。但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继续使用自然派常见的传统人物类型时，其人物的心理畸形至少始终暗含着——即使没有为迎合别林斯基而充分强调——某种社会因果关系。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女房东》中第一次明显地暗示，这种心理扭曲可能导致一种自甘堕落的受虐“快感”，它强化了对人格的控制的可靠性，使被控制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自愿接受这种控制。不过，这篇小说的象征意义仍然把卡捷琳娜感情禁锢的“原因”归咎于凶恶的外力。

只有通过《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我们才能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格的探索如何逐渐影响了他，不仅彻底改变了自然派所设定的心理与社会之间的位置关系，而且使他的心理学完全摆脱了其早期对于社会影响的直接依赖。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受虐一施虐“快感”的主题突出强调了这是人类关系中残忍以及压迫行为的主要根源；因此，战胜这种“快感”在社会道德意义上成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当然，这一道德一心理主题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关于艺术地位和“女性问题”之类社会一思想主题交织在一起；但是，相对于人物内心的善恶之争，后面这一类主题始终处在从属的地位。尽管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有利于设计并且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外部社会环境及其对于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例如发生在杰武什金、戈利亚德金或者波尔宗科夫身上的情况)。相反，他所主要关注的是，当受伤的自我对其不得不忍受的社会一心理创伤作出反应时，小说人物在与本能倾向的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个人品质。因此，《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所呈现的不再是单一的社会心理的世界，而是已经呈现出他后来的小说所呈现的那种道德心理的宇宙。战胜因利己主义受挫而产生的矛盾统一的受虐一施虐心态的能力——抑制仇恨并且以爱取而代之的能力——这时已经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一艺术体系的核心概念而出现。

然而，所有这些迄今为止仅仅处于萌芽阶段，仍然局限在某个世界的范围之内，在这个世界里，冲突尚未走向极端，(除了死亡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可挽回。陀氏作品后来所具有的那种真正的悲剧特征还没有表现出来，刻不容缓与势不两立的感觉，各自宣称拥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念——博爱与正义、信仰与理性、神人与人神——之间的冲突，在所有伟大的小说家当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如何运用无以匹敌的表现力传达它们。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完成的东西大部分已经简略地存在于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品中；但是，不久之后他的经历将使他得以充实自己，进而把这些简略的东西扩充发展成为我们所称颂的那些不朽的作品。这些经历不仅包括他个人的痛苦炼狱，而且包括与他重新开始文学生涯在时间上巧合的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剧烈动荡。在他那个阶层的传统社会道德准则受到前所未有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之际，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回到了俄罗斯。在四十年代只是含蓄表示、暗中发生的事情这时已经成为明确、直接的现实危险；根据他相信自己在死屋里面所得到的关于人类生活、关于俄国人民的启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变化做出了反应。他的伟大小说将作为一种综合性创造而面世，它们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幸的个人命运、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动荡过程以及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追寻的文学演变——它的焦点最终集中在利己主义与爱的冲突上。

显然是一部出类拔萃的经典之作。……这不仅是一部关于一位伟大作家早期生活的伟大作品，而且可能是迄今为止美国作家为我们撰写的关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最佳书籍。

——希尔顿·克雷默，《纽约时报书评》

在欧洲、美国或苏联几乎没有人进行过这种级别的尝试，它达到了某种质的飞跃，使大量与作家、文学以及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的素材产生了微妙传神的效果。弗兰克的研究将成为经典。

——罗伯特·路易斯·杰青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