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文化精要丛书》是安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安徽地域文化的大型丛书，重在阐释安徽优秀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奋斗精神。

周崇云主编的《安徽考古》以考古为主题和切入点，叙述和解读从古至今安徽文化的框架、内涵、传承轨道和发展趋势，力图从微观和专业的层面上反映安徽省的社科成就，让热爱安徽文化的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和理清安徽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

《安徽考古》由周崇云主编。

《安徽考古》一书从考古发掘的角度，以考古成果为依据，较为全面地总结和反映了安徽省考古的成就，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考古发现，展示了安徽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资源，能使读者直观地了解安徽的文化遗产和历史传承，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很大的资料价值。

引言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1.曙光初现——繁昌人字洞遗址

 2.20万年前的安徽人——和县猿人

 3.银山上的智人——巢县人

 4.水阳江畔的营地一宁国毛竹山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一

 1.神秘的刻画符号——蚌埠双墩遗址

 2.安徽首支考古学文化——潜山薛家岗文化

 3.中华原始第一村——蒙城尉迟寺遗址

 4.玉器的王国——含山凌家滩遗址

 5.长江下游的古城——怀宁孙家城遗址

 6.淮河流域首支史前城址——固镇垓下遗址

三、夏商周时代考古

 1.黄山脚下的西周贵族——屯溪土墩墓

 2.江南水城和它的主人——南陵牯牛山遗址与千峰山土墩墓群

 3.南方之金——皖南古矿冶遗址

 4.消失的古国——蚌埠双墩一号墓

 5.最后的楚都——寿春城遗址

 6.王者归来——寿县、淮南蔡侯墓

 7.楚王之陵——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

 8.艺术瑰宝——安徽出土的夏商周至战国青铜器

四、秦汉时期考古

 1.汉初诸侯陵——阜阳汝阴侯墓

 2.丰富的地下宝藏——巢湖放王岗号汉墓

 3.“黄肠题凑”王陵——六安双墩汉墓

 4.乱世枭雄曹操故里——亳州曹氏宗族墓

 5.石刻汉画技艺绝世——宿州褚兰画像石墓

 6.西汉广陵国桓氏家族墓——天长三角圩汉墓群

五、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考古

 1.勇猛善战大都督——马鞍山朱然墓

 2.军事堡垒——合肥三国新城遗址

 3.运河考古的首次大发现——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

 4.唐代名窑——寿州窑遗址

六、宋元明时期考古

 1.包拯家族寻踪——合肥包拯家族墓

 2.北宋名门望族墓——合肥马绍庭夫妇墓

 3.长江下游龙窑——繁昌柯家冲窑址

 4.安徽元将——安庆范文虎夫妇墓

 5.最早的明皇城——明中都城遗址

 6.明朝开国元勋——蚌埠汤和墓

参考资料

4.玉器的王国——含山凌家滩遗址

身为炎黄子孙，5000年文明史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恰好就处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间内，根据古史记载，这一时期已是万邦林立的“诸侯”时代。但由于史书中的这一段历史多属传说时代，缺乏实证材料，以往多受到国外学者的质疑和诟病。不过近几十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前，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剧变，冶金技术发明了，礼器和礼仪性建筑出现了，从聚落发展出城市，由符号演变为原始文字，许许多多的现象反映出社会正朝向国家发展过渡。文字、城市、冶金技术等文明要素的出现，说明这一时间段，中原及周边地区正逐步走向“古国”的发展模式。对照文献记载，这正对应于《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炎黄以来的时代。由此可见，考察5000年前左右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对研究中国古代何时出现文明的曙光以及文明化进程等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放眼中国南北地区，有三个考古学文化（遗址）最为重要，它们分别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及环巢湖地区的凌家滩遗址。据碳十四测定，凌家滩遗址年代距今5600～5300年左右，与红山文化相当，又略早于良渚文化。三者之间相距甚远，却有着同样发达的玉文化，种种迹象让我们看出了三者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红山文化位于辽宁和内蒙东部赤峰一带，年代跟仰韶文化的晚期以及后边的龙山文化大体相当。目前考古学所揭示的它的发展程度一定意义上比中原要高。比如红山文化的玉器就非常惊人。当时中原地区虽然有玉器，但是玉质不佳，器物造型也较粗糙。真正能和它相比的是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这三种文化中的玉器远远超出中原地区，它的精美程度惊人，几乎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几千年前的古人依靠手工或简单的机械制作出来的玉器。玉器中占的比重最大的是祭祀用器，说明当时这个社会一定是达到了相当的发展高度，必定是农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有很多剩余劳动去从事此类工作；另外，玉器制作的专门化与社会的分层有关系。古人将玉作为能跟天、地、神沟通的法器来用。这些非实用的器物，与宗教祭祀密切相关。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丰富，有玉猪龙、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这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

除了玉器，在红山还发现了一些大石堆砌的祭坛，占地面积非常大。祭坛之上还发现了一处女神庙，其内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以及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说明这是一处上层专门从事宗教包括政治活动的地方。

良渚文化存续时间约为距今5300年前至4200年前，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包含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其玉质之精美、品种之繁多、技术之精湛，令人赞叹不已。

良渚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器身上雕刻的神人兽面形象，可能代表巫师与神灵沟通时的形象。最大的一件玉琮重约6500克。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石英砂这时已被广泛运用，管钻法已普遍运用到钻孔技术中。根据对良渚玉器的工艺的考察，此时很可能已出现了旋转性的原始砣具。

良渚文化已发现数座祭坛，以其中一座为例，可以看出祭坛呈覆斗状，顶部平整，在顶上以挖沟填筑的方式，做出规则的“回”字形灰土框，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了色彩鲜明的内外三重土色结构，其上埋葬数座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文化大墓。由于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而且没有房屋类的地面以上建筑遗迹，因此，很自然地被推测为是巫觋们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更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发现了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标志着早在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太湖地区可能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早在上世纪早期就已被相继发现并命名，相比之下，凌家滩却像一个初生的婴孩，稚嫩却又让人充满好奇。其独特的玉器文化、高规格的墓地、祭坛等遗迹遗物的发现，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地处环巢湖地区的这一处史前文明刮目相看。

 发掘经过凌家滩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西北部的太湖山南麓的一片高岗台地上，周围丘陵起伏，地势北高南低，裕溪河流经遗址的南部。由于遗址主要坐落在凌家滩村内，故而命名为“凌家滩遗址”。整个遗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凌家滩遗址发现于1985年，遗址所在的墓葬区原为当地一处乱坟岗，现在的凌家滩遗址内也还有十几座现代坟。当年因村里老人去世，在这里挖坟埋葬时，挖出许多陶器、石器和玉器，装了整整大半蛇皮袋。这件事马上引起了村民的轰动，当时所在乡文化站的李余和得知此事后，及时保护了现场，收缴了部分文物。

李余和将收缴的文物送到含山县文管所，后上报至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此前负责过薛家岗遗址发掘的杨德标会同张敬国被派至此地调查，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当地老乡说以前在这片葬坟的岗地上，犁田犁出过不少石器和玉器，不知何物，带回家里也未加保管，任小孩随意玩耍，结果许多都弄丢了。经过访问以及对陶片的分析，初步可断定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葬坟出土器物的地点是凌家滩村地形最高处，可以认为葬坟地可能是凌家滩遗址的墓葬埋藏区。这一次调查的结果直接促成了对1987年凌家滩遗址的首次发掘。

1987年6月，省考古所安排了3000元资金对凌家滩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队一共4人，张敬国担任领队，当地领导较为重视，发掘前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一次试掘选择了紧挨新坟堆的两边，准备发掘50平方米，这里是此前老百姓挖坟出宝的地点。这一次共发现墓葬4座，出土了不少重要文物，如一号墓中发现了3件站姿玉人。四号墓的发现最令人兴奋，在这座墓的墓口，首先碰到一件大石钺，正好放在墓口平面上的中央位置，重4.25千克，昭示着这座墓葬主人不一般的身份。果不其然，随着发掘的深入，墓内填土中的随葬品不断暴露，墓内出土玉器就有玉版、玉龟、玉勺、玉人头饰等，极为重要的是玉龟上下腹甲夹着玉版，这居然能和传说中的“元龟衔符”等印证起来。四号墓总共发现玉器103件，比例高达71％。在考古工作者的一生中，能有如此重要的发现，哪怕是一次也足矣。张敬国拿起相机不停地按着，仅仅玉版就拍了20多张。可是等冲洗照片时却发现只有几张可以洗出来，其余都是黑的，实在令人可惜。凌家滩出土的玉器属于透闪石玉，在发掘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碰碎，要想提取出来难度很大，最后只能将土和玉器一起提取，回去再清洗出来。可是当把沾满土的玉器放进水里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水中的玉器不断地冒着泡，过一会儿感觉手中的玉好像就没了，拿出一看，果真如此，全成了糊状。又放了一件，又是如此。这与人们脑海中玉的形象大相径庭。此后张敬国改进了方法，用湿布擦拭，初步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一次的发掘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吸引了不少领导和群众前往参观。由于经费和时间较紧，展览仅进行了3天。但据发掘者回忆，当时考古队回撤的途中，在凌家滩附近的公路上遇见一辆大客车迎面而来，可能是来工地参观的，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扑个空。正是这次展览，给以后的发掘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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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早在北宋时期已有人关注。科学意义上的安徽境内的考古活动，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4年，原“中央博物院”在当涂县发掘一座西晋砖室墓；同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湘、李景聃等人在调查原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被盗事件时，曾对寿县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发现龙山至商周时期的古遗址12处及古墓葬8处。这些零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揭开了安徽现代考古的序幕。

安徽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建国后至今的60年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的考古工作取得迅速的发展，先后发现4000多处古遗址和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取得了一大批闻名海内外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这60年中，安徽考古工作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属于起步时期。

5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各地兴起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和鼓舞下，安徽省掀起了以治理淮河为中心的基本建设高潮，古代文物随之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这一时期，作为区域内考古骨干队伍的华东文物工作队及安徽省内的文物考古专业机构分赴各地，积极抢救和保护文物。1957年，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全省范围内的文物普查，初步发现古遗址、古墓葬上千处，初步认识了境内古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分布特点。在此阶段，重点发掘了寿县和淮南的蔡侯墓、屯溪飞机场土墩墓、寿县安丰塘汉代坝堰遗址、休宁南宋朱唏颜夫妇墓、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妇墓以及合肥的元代银器窖藏和明代瓷器窖藏。同时，调查发掘了芜湖蒋公山、亳州青风岭、绩溪胡家村、临泉老邱堆、亳州钓鱼台及肥东大陈墩、大城头等一批古文化遗址，还对阜南润河、嘉山泊岗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器进行了清理。其中，在寿县蔡侯墓的发掘中出土大批青铜器，这是中国继1923年河南新郑铜器群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成为研究春秋晚期铜器的重要标尺；屯溪土墩墓的发掘，首次揭示出江南地区吴越民族的葬俗特点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发掘，堪称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重要考古发现，为安徽考古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属缓慢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以配合基本建设和农田改造为主进行的发掘，对象多为古墓葬，而对古遗址的发掘相对较少，且基本属于探掘性质。20世纪60年代初，在萧县花家寺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大汶口文化一龙山文化一商代文化的三叠层，并首次在淮北地区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而舒城凤凰嘴等一批春秋墓的发掘，揭示了江淮地区群舒铜器的面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安徽的考古工作曾一度陷入停顿，至1972年以后才逐步复苏。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的考古发掘项目有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亳州曹氏宗族墓群、合肥北宋包拯家族墓地、天长北岗西汉墓群、蚌埠明汤和墓等，为安徽地区历代墓葬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肥西大墩孜、含山孙家岗等遗址的发掘以及肥西馆驿等地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丰富了江淮地区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内涵。此外，通过对具有显著地方特点的淮南寿州窑、萧县白土寨窑、繁昌柯家冲窑等瓷窑址的考古调查，初步认识了地方名窑的烧制年代和产品特点。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属于迅速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安徽省的考古专业队伍得到充实和扩大，同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等一些中央科研单位和高校也相继进入安徽开展考古研究和实习，从而大大推动了本地区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1984～1986年，安徽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文物大普查，共发现各类文物点17000多处，为深入开展考古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地层学、类型学及区系类型等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日臻完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逐步应用，进一步拓宽了考古研究的思路和领域。1979年潜山薛家岗遗址的发掘，标志着安徽省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开始。20世纪80年代前期，考古工作者在江淮地区围绕古人类探索及薛家岗文化、夏商文化、楚文化等课题的研究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并重点发掘了和县龙潭洞、望江汪洋庙、宿松黄鳝嘴、含山大城墩、定远侯家寨、肥西古埂、霍邱红墩寺、寿县寿春城、长丰杨公楚墓等遗址和墓葬，取得了和县猿人、巢县智人等一系列考古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安徽省先后开展了苏鲁豫皖先秦考古学文化（淮北区）、皖鄂赣商周古铜矿（皖南区）以及水阳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等课题的研究，考古工作逐步扩大到淮北和皖南地区，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工作给考古研究带来了重要机遇，先后涌现出天长三角圩西汉墓、巢湖放王岗西汉墓、萧县汉墓群、潜山公山岗古墓群、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等一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与此同时，围绕重点学术课题，考古工作者也积极开展了一些主动发掘，主要包括蒙城尉迟寺、含山凌家滩、南陵牯牛山、望江黄家堰、繁昌人字洞等一批古遗址。其中，繁昌人字洞遗址则出土了距今200万～24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及大量动物化石，对探索早期人类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在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迄今为止保存完整的大汶口文化聚落形态；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史前祭坛和大批珍贵的玉、石器，为对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在20世纪90年代，天长三角圩西汉墓群（1992年）、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1994年）、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1998年）、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1999年）等4项发掘分别获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巢湖放王岗西汉墓获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开展，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大局，积极开展配合重点建设工程的文物考古工作，安徽考古工作再上新台阶。其中2006年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发掘和王陵区的发现，揭开了西汉六安国的神秘面纱，对研究六安国的历史和西汉诸侯王陵制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2008年，在蚌埠双墩一号墓，发现独特的圆形墓坑和复杂的遗迹现象，出土青铜器、玉器等400多件，这是我国古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固镇垓下遗址、怀宁孙家城城址、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等都以其重要内涵使世人瞩目，并分别入围了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

回顾近80年来安徽考古所走过的路，成绩是显著的，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在新世纪，安徽考古必将以全国考古学的发展为背景，立足安徽，围绕重大学术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努力把安徽考古推向新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果，推动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