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04年首届“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全国文科博士后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它汇集了众多院校文科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同视觉、不同领域的新近研究成果，涉及了社会、教育、文化、经济等众多领域，它是这些年来，文科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深入社会，调查实践中所见所闻的记录，凝聚着博士后们辛勤调研的汗水，也承载着博士后人员从理论的深度对这些所见所闻做出的深层分析和理解。

2004年5月12-13日，北京大学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全国博士后‘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变迁’学术研讨会”。本书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内容涉及面广。

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代序)

第一编 文化、价值观与社会转型

“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重构

论社会文化的变迁与知识资本的形成

组织性个人主义：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

福利文化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史学

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分析

居民生活休闲化的制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

变迁的一项研究

福音或灾难：当下消费社会研究的理论反思与

实践探讨

沪、港、台三地文学类畅销书中价值取向的

社会学分析

第二编 经济、组织、产业与社会发展

清代商业社会秩序自在自为性之研究

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与评估体系的转型

经济类社会团体的赋权模式与职能导向的

选择

受众：市场、商品与意义生产者?

第三编 教育与社会变迁

全球化的两重性与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

对策

职业校长人力资本定价研究

中国大学制度变革：新制度主义分析

——以2003年北大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

制度改革为案例

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了吗?

编后记

我们都曾在电视里看过陕北的腰鼓表演，那种锣鼓喧天、群情激奋的壮观场面，真是令人热血沸腾，觉得里面包含的是一种中国人雄健刚劲的民族精神，令中国人长志气，所以在张艺谋的导演下，将它作为亚运会开幕式上的出场表演。陕北的打腰鼓活动一般都是在正月里举行，是村里闹社火时所举行的一种娱乐活动和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一部分。我问当地的一位腰鼓队长，春节闹社火时人们还打腰鼓吗?他说，现在村里人闹社火已经不如以前积极了，大多数人在过春节时都忙着看电视、看录像、打麻将，传统闹社火时的扭秧歌、打腰鼓已经不能吸引大家了。

当然，腰鼓队还存在，但不再是为古老的民俗庆典或祭祀活动而存在了，而是为了拍电视、为了某公司开业、为了举行某个重要的纪念活动。这时的腰鼓队的职能就是为了挣钱。这种民间的喜庆活动已经融入了今天的经济大潮，原先那种发自内心的虔诚、激越、欢快、豪放已经不存在了，其中所含的“神性”、“血性”也更无从说起了。它已经沦为了当今农民们进行经济创收的一种“活路”。

由于电视和其他现代媒体的冲击，传统古老的戏剧也已无立锥之地。陕南地区本是中国传统戏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汉中市曾有汉调桄桄、汉调二簧、端公戏、汉中曲子戏、洋县碗碗腔、八岔戏、京剧、秦腔八个剧种。“文革”时，这些戏剧都被视为传播“封建主义毒素的工具”，戏剧团体被解散或撤销，戏曲艺人被揪斗和遣散回家。整个地区的戏剧基本是一片空白。“文革”以后这些戏剧得到了逐步的恢复，有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电视、电影、录像、歌舞厅、酒吧等其他娱乐活动和娱乐场所的出现和增加，传统的戏剧又开始走向低谷。现在全地区仅有一个汉调桄桄剧团，生存非常困难，没有演出场所，没有观众，演员发不出工资。就是参加一些庙会的演出，还敌不过一些演现代歌舞、话剧的草台班子。中国的传统戏剧正濒于消失的危机(方李莉，2002)。

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社会。在宗法社会中，君主政治以家族伦理为基点，君主具有国家元首和全国最高家长的双重身份。因此，君是“君父”、民是“子民”，天子为万民之父母，百姓是天子的“子民”。这样“孝”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本，“以孝治天下”是中国王道政治中最重要的含义。孝敬父母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所遵循的传统美德。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多元性世俗文化，它重德、重礼、重义、重教，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人文主义，更是一种积极、理性、世俗、实用的处世哲学和伦理规范。

P10

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代序)

刘世定

2004年5月12-13日，北京大学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全国博士后‘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变迁’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我做了一个题为“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的发言。在这次研讨会的论文结集出版之际，将那个发言中的部分内容加以修改以为序。

一、学术自觉

前几年，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就是“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引起学界许多人的思考。我在这里试图讨论的“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问题，也是在费孝通教授的“文化自觉”概念的冲击下引发思考的产物。如果把对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看作一种文化活动，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视为“文化自觉”的一部分。

在讨论“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对我理解的“学术自觉”作一交代。

对于什么是学术和学术活动，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我在这里不准备对各种理解做出系统的梳理和评论，而只是想说明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是什么。说到学术，我们这里指的是系统化的知识；学术活动，则指追求系统化知识的活动。

当我们对学术和学术活动做了这样的界定之后，可能会面临一个非难：既然学术是系统化的知识，既然学术活动是追求系统化知识的活动，而系统化过程是一个离不开自觉思考的过程，那么，“学术自觉”似乎是一个多余的概念，是一种用语上的冗赘。

不过，我们要讨论的学术自觉并不是在系统化的过程中的自觉思考这个层次上，而是指要把学术活动自觉地作为学术活动来对待。也就是说，在我们从事的被称为学术的活动中，自觉地把系统化的知识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把学术活动界定为追求系统化知识的活动，事实上是提出一个理想型。理想型是抽象的，而现实中的学术活动比理想型中的学术活动要更加复杂。投身于现实学术活动中的人可能怀着学术之外的各种各样的目标来做学术，比如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娱乐目标等。所以我们在现实的学术活动中不仅可以看到其他一些目标的介入，甚至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种类的自觉，如政治自觉、经济自觉等等。

在现实的学术活动中引入一些其他目标，存在一些学术之外的自觉，不一定就会对追求知识的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有时抱有这类目标和有学术之外的自觉也会增强人们追求知识的动力。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要取决于具体的学术目标和其他目标的关系，以及非学术的自觉和学术活动的具体关系。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在学术活动中没有学术自觉，那么可以肯定，这样的“学术活动”一定是做不好的。特别是在没有学术自觉而又存在着非学术自觉的情景下，学术活动更会被引入歧路。

二、学以致用和学术自觉

“学以致用”是近代以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理念，甚至形成了一种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许多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和追求。在这样的理念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在从事学术活动中没有学术活动之外的目标。

这样的理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对中国的学术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复杂问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在这里只是想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学以致用”是一个成语，本身不是一个经过精确界定的科学概念，人们在使用它乃至把它作为原则来加以实施的时候，事实上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将其理解为关于知识追求和利用其造福人类这两者间总体关系的一种信念。也就是说，以造福人类作为追求知识的基本信念，但并不一定要在自己此生此世见效。我们知道，费孝通教授是很强调学以致用的，但我们也同时看到他近年讲生死、永恒和文化的时候很强调个人一生中的“立德、立功、立言”进入“文化体和社会体，因而不朽”(费孝通，2004：179)。联系着学以致用来考虑，我觉得这里具有前面讲的那种总体的信念。

另一种对“学以致用”的理解是，知识的追求必须要在自己手里发挥其有用的效力，必须要把知识追求和个人在知识之外的现世目标实现联系起来，即为这样的目标实现而学，否则就没有意义。这是一种狭窄的理解，但确实是相当流行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学以致用作前一种理解，那么对学术事业的发展是积极的。它既使我们在发展学术的时候不至于忘记终极目标，也不会带来短视的行为。但是如果作后一种理解，那么，对学术发展来说存在的负面作用便不容忽视。它非常容易导致学术活动中的急功近利，使人们不在基础研究上面着力，而在一时看不到学术活动对自己有什么学术之外的用处的时候，很自然会放弃学术追求。

再来看“修、齐、治、平”的理念。长期以来，这样的理念在推动知识分子关心现实社会，推动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精神财富。但是从发展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理念的局限，不能不注意到其中包含着对学术活动来说非常致命的危险：它容易使知识分子由知识追求走向折服政治权谋，鄙夷艰苦而时常不见成效的知识探索工作。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知识追求和政治运作上的成功并不是一回事。

因此，从发展学术的角度着眼，在有着“修、齐、治、平”的深厚传统，而狭窄的学以致用观念又十分流行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有必要强调学术自觉。对于身在学术界从事着学术活动的人来说，尤其需要这种自觉。

三、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以遭遇西方的军事、政治、学术冲击为背景，曾出现了著名的关于“中学”和“西学”的辩说，辩说的中心指向之一是所谓“为体”、“为用”问题。我们且不论以今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学术讨论标准来看，在这个辩说当中存在的诸如使用的概念是否清晰、推论是否合乎逻辑等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辩说事件本身，那么我们不难体会到在这个辩说当中当事者所感受到的中国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这里触及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征的思考。不过在对“中学”和“西学”的辩说中，当时并没有把重心放到对中国社会进行学术研究上面。它的着力点是思想体系层面的碰撞。

20世纪初期，一些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曾试图把大学建成“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园地。比如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以后，针对当时学生的观念，在第一次演讲中就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蔡元培，2005)。此后，按蒋梦麟先生的说法，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在北大蓬勃一时(蒋梦麟，2005：11)。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行动取向很快压过了研究学术的取向，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主义”迅速传人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在总体上被一种深深的救亡氛围所笼罩。思想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都试图从国外找到行动纲领。虽然在他们当中有向欧美国家学还是向俄国学的分歧，但在总体倾向上是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学习它们的理论和制度建构。

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涉及了外来的理论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也就出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问题。不论是政治实践者，如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学者，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从主流精神来看，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实践自觉或者政治实践自觉，但是若论学术自觉，却相对较弱。这是很自然的。那时，中国当下的出路问题现实地摆在面前，容不得人们从容地讨论学术。

事实上，在运用来自国外的理论于中国社会的时候，政治实践者和社会研究者们都遇到了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实践中就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社会学界，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我认为，这个议题是中国社会研究中开始具有学术自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虽然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乃至“社会学中国化”这种说法持批评态度。

尽管中国学术界在中国研究中很早就具有了某些学术自觉，但这种自觉性的发展却并不顺利。除了前面提到的民族存亡的紧迫情势之外，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理念、制度因素都对其产生了制约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在高校课程中被取消到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研究近乎绝迹，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也微弱到极点。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再度兴起。这种研究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解决改革和开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在为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而研究中国社会的同时，对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给予更高的重视，学术自觉性有了极为显著的提升。如果联系早期的学术自觉来看，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变化可以说是中国研究中的学术自觉的一个复兴。这一复兴的标志不仅是重新提起“社会学中国化”的话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讨论，而且是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自觉地把自身融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体系里面去考虑。比如，我们看到，在立足中国的现实进行研究并结合国外学者的理论进行讨论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说法是“对话”，而不是简单地讲来自国外学者的理论适用还是不适用。这种话语的变化体现着学术理念的转变。这种学术自觉在许多青年学者的论文和著作中，包括许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都可以看到。

当然，今天我们强调中国社会研究的学术自觉，并不是想把它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具有的社会实践自觉和政治实践自觉完全对立，绝对排斥。在这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要经过长期努力。事实上，这也是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传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博士后研究人员肩负重任。

本书是2004年首届“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全国文科博士后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经过了漫长时间的编辑整理，终于在大家的热切企盼和协助下出版了。这是我们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首次承办全国文科博士后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论文集，它犹如一个刚刚孕育而成的新生命，伴随着“隆重纪念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20周年”的阵阵凯歌而诞生!这是多么的有意义。

这是一个怎样的新生命?它汇集了众多院校文科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同视觉、不同领域的新近研究成果，涉及了社会、教育、文化、经济等众多领域，它是这些年来，文科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深入社会，调查实践中所见所闻的记录，凝聚着博士后们辛勤调研的汗水，也承载着博士后人员从理论的深度对这些所见所闻做出的深层分析和理解。

回顾它孕育的过程，竟是一段如此深刻的激励和学习过程。2004年，对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来说，是一个值得留在记忆中的年头。这一年，我们同期在站人数达9人，为建站17年来之最。这个群体的出现，就像一股清新的空气，给我们这个一向小而精、严而实的流动站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教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新闻与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历史学、社会工作等诸多方面，大家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大这个治学的最高学府，个个都惜时如金，如饥似渴，教室里、图书馆、讲座现场、计算机房、夜晚的路灯下、清晨的未名湖边，到处都有他们孜孜不倦的身影。

在夜以继日的研究之余，大家经常凑在一起，抒发各种感受。谈论最多的是我们流动站的创始人，著名已故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的治学传统，能在费老亲自创建的我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做研究，其意义何止只是荣幸?夜深了，我们的谈话依然热火朝天。博士后这个新的研究群体，多么需要一个得以交流的平台，我们身处北大这样一个学问的海洋，何不将费老的学术传统在实践中落实?何不倡议承办一个以社会运行与发展为主题的文科博士后的研讨会?就这样，一个会议的策划有了雏形。

很快，我们的倡议得到了北京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以及社会学系领导的全力支持。博士后办公室的冯支越老师和系里主管科研工作的刘世定老师，在百忙中抽空和我们一起商量会议的各项工作，并给予了全部的财政支持。刘世定老师亲自为我们确定会议论文的格式要求，同时还以他在会上所作的精辟深刻的学术讲演作为本书的代序，这是多大的支持!

此书的编辑过程，又一次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这些论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新颖，当然也感觉到了有些研究还欠深入，也发现了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讲，谁能说不是一次深入学习的好机会呢?

为了便于阅读思考，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根据内容分设了几个主题，将内容相近的论文归纳在同一主题下。由于本书篇幅和主题所限，我们也不得不酌情删掉了几篇文章，在此恳请理解!由于我们的水平、能力、时间等多方面因素所限，此书无疑会有诸多遗憾和不足，尤其是在论文的规范化方面，恳请大家予以批评指正。

在此论文集即将出版之际，研讨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感谢在百忙之中前来出席会议的博士后基金会的各位领导，感谢本校的吴志攀副书记，人事部周岳明部长，社科部程郁缀部长、肖群副部长等各级领导和老师们，感谢前来给予了精彩讲演的各位专家。感谢前来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的博士后同仁们，没有大家一次又一次按照我们的要求修改论文，又何以能有此书的出版?也感谢倡议、策划并为会议付出辛劳的在站全体博士后们。

如果说乘着博士后制度建立20周年的东风，北大的博士后工作即将迎来又一个春天的话，那么就让此论文集作为一缕春风，一只报春的鸟吧!

编者  2005年10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