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主要以田家青对王氏夫妇老年生活的回忆琐记为中心，旁及其所交往的名人雅士，贩夫走卒，皆是田亲见亲闻的第一手独家材料。书中所载三十年来文博收藏界的风云流散，潮起潮落，胡同坊巷生活的市井风物，人情冷暖，王、袁身上不折不从、处变不惊的大家风范，日生活点滴中所流露之传统美学趣味，都让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作为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得意且认可的唯一入室弟子，作者田家青从游王世襄先生三十余年，亲炙其深厚学养和大家风范，《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一书所记皆为第一手材料，文字流畅易读，京腔韵味浓郁，人物刻画灵动，幽默笔触中浸出深厚情意。《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一书中所载三十年来文博收藏界的风云流散，王世襄夫妇不折不从、雍容达观的处世境界，以及日常生活点滴中所流露之美学趣味和独到见解，都让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感怀

　拜识

 登堂入室

 业余的专业研究者

　亦师亦友 学术研究

 相知 期望

教诲

激励

　劳心累神编辑《则例》

 执著的著述

　无奈的合约

 恼人的粗劣印刷

 苦尽甜来

提掖

制新

鉴赏

品位

本色

安居

天意

逸事

　说山(一)

 说山(二)

 说山(三)

　“猴儿精猴儿精的”

 不冤不乐

 当断不断

　“这要我们如何是好”

 “他不懂还瞎说”

　“这儿就挺好的”

 有事儿不怕事儿

　“你站住”

 “没给他切了轴”

 再说板儿爷

　八月十五

 一个人一块钱，一个烧饼分两半

　“吃会”与会吃

 我不是收藏家

　惜时如金

 动物都属“猪”？

　看足球—你又跑这儿玩来啦

永诀

三十多年前，国内真正能高水准掌握英语的人并不多见。王先生的英语好，讲英语的口音略带特殊的北京味儿，在来京外国人的交际圈中口碑颇佳，这在与他同时期的文博专家中极为罕见。也正因如此，他有着更为宽阔高瞻的眼界和远超一般学者的知识，而他所做出的成就，便具有了世界意义。

认识王先生的时候，我仅稍有一点英语基础。与他的接触，使我意识到英语的重要性。那时，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的中文新文献和新资料几乎为零，而西方学界则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研究，其学术成果遥遥领先，因此新进的研究资料都是英文的。当时王先生收集的英文书刊资料，在别处根本看不到，仅一览封面，已让我艳羡不止。再者，当年重要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也大都在海外，因此掌握英语是战略性的。

我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英语。

所谓“啃英文”，不是指学学日常生活用语，而是学习理解专业论著所用的学术性英文。那时没有英语学习环境，基本上碰不到外国人，也缺乏英语交流的渠道，唯一能做的是狠下死功夫，“啃字典”，“啃语法”，同时，阅读从王先生那里借来的同时期的英文刊物。经过大概

三年多的时间，我掌握的单词量已成倍于当年外语学院对英文本科生所要求掌握的词汇量。

我对古玩较为熟悉，阅读相关的书籍不算很吃力，这也对促进英文阅读理解能力有一定帮助。当时，王先生是极少数可以按时获得海外专业刊物的大陆学者。每次从他那里借阅回来当月的新刊物，我总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待归还刊物时，我能把心得感悟告诉他，起初是用中文讲，后来慢慢地可以夹杂着部分英文，几年后我已可以完全以英文表达。随着阅读理解的进步，再有新刊物，不必借走，在王先生那里浏览个把钟头，便可以告诉他内容梗概。几年下来，英语水平提高，鉴赏力也有了质的飞跃，扩大了眼界，因而能从较高端的视角领略世间珍品。我慢慢尝试着按照国外学者的论文文体用英文写文章。开始真费劲。我曾在Orientations等海外介绍中国文物的专业杂志上发表过四篇文章。第一篇，关于明式家具的鉴赏，由中文稿简化后翻译成英文，邮寄回来的原稿，几乎被英国的编辑批改成通篇红色了。即使这样，依然很兴奋，自比二战时盟军诺曼底登陆，伤痕累累，但好歹上了岸。认真分析这篇涂满红批的改稿，我找到了主要原因：稿子是由中文译成英文，这种方式本身就存在语句结构的先天不足。英文学术论文，最好按英语习惯直接用英文书写，而不是翻译。咬咬牙，我又开始尝试纯用英文写作。

这算得上“啃英文”所拼的最后一口气了。待第四篇文章的原稿寄回来时，除了几个单词之外，几乎没有改动（见右图）。其后，《清代宫廷家具》和《圆明园家具的特征》两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都是直接用英文写成，且已不觉得比写中文更难了。十年后，文物出版社在出版论文集时，收入了这两篇论文，反是从英文稿翻译回来的。从九十年代起，我已经能用英文在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了。屈指算来，攻克英文过程大概用了十年时间。

回想当年，在没有语言环境，没有教授辅导，能以干“啃”的方式攻克英文，与我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太想拿出过人的成绩不无关系。随着英语的过关，阅读了越来越多的英文图书和资料，人的眼界开阔了，涉猎的领域拓展了，思考方式会有本质的提高。这些，王先生都了然于心。对于学习英语，记得前些年有个报道，有艺术学科的教师抱怨我国高考入学和教学制度，使有艺术天分的学生因英语不过关而不能进大学或不能毕业。当时，王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特意对我说：“不管干什么行业，即使是艺术类的学生，掌握英语也是必需的。现在英语的环境又这么好，如果连这点儿毅力都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成事儿。这样的人再有天分，我也看不上。”言下之意，似乎在肯定我为学习英语而付出的辛劳。

到了九十年代，王先生认为我已有能力，更应该走出去提高眼力和眼界，他建议我循着他一九四八年去美国考察的路线也走一圈，并写了以下的这封推荐信。

P9－11

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当今，人们称王世襄先生是“大玩家”，而“玩”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治学研究中，王先生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此两词是杨乃济先生对王先生的评语。

“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随心所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自我要求严谨至极。

我认为，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在一生中致力于展示、宣传汉文化最核心、最精华和最本质的精神：格调、品位、和谐。这对当今刚刚从物质上富裕起来的社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

在我眼中，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收藏家和一位中国文化的实践者。

从看到的各种宣传介绍以及人们的言谈中可以发现；大家对王先生的真正学术成就和贡献未必十分清楚，也很难想像到他所付出的艰辛。三十年前尚未结识他时，我对他的认识与当前人们对他的认识大致相似——有天分和眼力，家具玩得好。那时，出于对明清家具的爱好，我已在此圈子里浸淫了几年，结识了不少相关人士，期间，大家经常提到一位高人——王世襄，谈到他的趣事，当时业界对他的印象有点像现今社会对他的普遍印象：会玩，有天分，眼力好，神。可又都说不太清楚他在学术上到底高在哪里？所以我在第一次去见王先生时，还抱着“会一会”的心态。与王先生一交谈，令人折服，业界评判一个人的真实水准是术语的应用，我曾下功夫学会和掌握了一些木器的术语、俚语，包括些很怪僻的词汇，自觉得水平很高了，交谈中，我发现他对这些行话、术语不仅很熟，尤其用词之间的搭配准确，俨如硕果仅存的老木匠，远高于工匠的是他能讲出许多术语在历史上是何时和如何出现的，又与其他相邻领域之间术语的对应关系，哪些是原创的，哪些是借用的，哪些又是在历史某一时期被误传，写成错字，最终以讹传讹，错成事实。这等功夫绝对是“玩”不出来的！这不仅要具有工匠一样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对古建、园林、大木作、小器作的工艺和技法的深刻理解以及历史、人文知识，更需极深厚的古文献和文字学功底。

后来，这些本由匠人们世代口传身授、支离破碎、濒临失传的术语，终被王先生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划时代地整理并创立了名词术语体系，计千余条（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套体系又译成了英文），使中国古代家具之终于有了统一的语言和标准，能永远地流存下去了。面对这套体系中满篇如勒水、枭混等怪僻的词，不熟悉的字，一般人可能不以为然，而这项成就和贡献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如果没有这项工作，在当今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古代贤匠累积千年的术语精华，很可能会在这一代人消失。其贡献如梁思成的营造学社于古建，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王先生早年从事中国古代绘画研究，同时涉猎漆器、雕塑、竹刻诸艺，其见识、修养、品位及感悟力常人难以企及。最珍贵的是他把这些学问综合起来研究，总结出了从很高层次对艺术品评价、鉴赏的方法。

王先生的收藏涉及唐宋古琴、漆器、家具、造像等诸多门类，多著录于《自珍集》等著作，出版至今未发生真伪之议，可见其鉴赏水准。“望气”是文物鉴定的最高阶段，常人难以企及。

交往日久，看到了王先生的艰辛付出。黄苗子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讲：1958年，畅安（王世襄号）慷慨地让我搬进芳嘉园他家院子的东屋“结孟氏之芳邻”确是平生一快。论历代书画著述和参考书，他比我多，论书画著作的钻研，他比我深。论探索学问的广度，他远胜于我，论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就起床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学术的成果要靠出版来体现，对于出书他更有一股和自己过不去的精神：每本书内容必须新，观点需明确、考据要翔实、出处要准确、注释要详尽、文字要简练，招招式式都是唯美境界。读者们说先生写的书好看，那是时间和功夫堆积起来的。他曾多次说过，在生活中他不爱吃“炒冷饭”，出版著作也最怕重复，不应给读者“炒冷饭。”

“研究古代艺术品，想有所成就，需实物考察、文献调研和工艺技法三方面相结合，缺一不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细想起来，这需要文武全才，谈何容易。文博领域有三类专项人士：第一类，娴熟历史文献，懂理论的学者；第二类，长于器物鉴赏，金钱的力量造就了火眼金睛的文物从业人员；第三类，动手动心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工匠。三类人士各有优势和欠缺，往往还会相互看不起。王先生既是学术领域备受推崇的学者、学界领头人、又是业界公认的权威，还能被工匠称为“行家”。这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王先生一生最注重的，是做实事。从生活中的一个细微的习惯动作可以见微知著。这么多年来，海内外的朋友们请王先生吃饭，常去比较讲究的酒店，生性简朴的王先生其实并不喜欢。但他不爱驳人面子，也不多说什么。时间长了我慢慢察觉了他的一个有意思的动作：每一道菜上来，他会完全下意识地先拿筷子把菜里边放的虚的东西，如刻的萝卜花，雕的仙鹤、搭的小桥，放的花瓣，挑出去——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生活中他本是一位十分能容忍的人。

原因在于，王先生奉行的原则是干实事，不务虚。恰似明式家具，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好的明式家具，拆不走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换言之就是没有纯为装饰而设置的部件，不刻意装饰却能做到最佳的装饰效果，这才是真本事。依此理念，做饭的人应把心思放在如何做得好吃、有利于健康、且卫生，而不是雕萝卜花给人看，萝卜花雕得再好，吃不卫生，不吃浪费，色、香、味的色应是天生自有，不假外力。多年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爱讲形式，重宣传、包装、依赖炒作，一些行业、一些活动，本来与文化无关，却拿“文化”说事，冠上“文化”头衔似乎就有文化了，对此，王先生曾笑称“这叫缺什么补什么”。

王先生一生研究古代家具，他一直想设计打造一件融入自己思想的家具，1995年得到了两块花梨大板，他约我与他一同设计打造了一件大画案。首先经多次合计、量材，务使两块木料能得到最大限度和合理的利用，同时要让大案有时代感和艺术性，结构考究，无钉无胶；当时，打造此案的场地在北郊，王先生曾多次前往，他一早乘早班郊区车赶到，先与大家一块吃早饭：棒渣粥、馒头，细酱萝卜丝儿，点上自制的香油。饭后一同切磋。打造传统家具，施工并不完全依赖图纸，是一个再创造完善的过程，如腿足的侧脚，各种弧度等都是“跟着感觉走”，边造边试确定，大案制成后，正值王先生将要从平房搬到六层的公寓，独板案面长近三米，重近半吨。他一直担心搬上公寓楼有问题，好在我和王先生在一旁加油打气，几位小伙子顺楼梯给搬上去了。

第二天，师母告诉我，他搬完大案回芳嘉园小院时天已黑了，一进院门，就孩子似的喊：“我回来了啦！大案子上去了啦！”别提有多高兴了。

大案一直在王先生的书房中陪着他著书立说，挥毫泼墨，《锦灰堆》、《自珍集》等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都是他在此案写就的。王先生也告诉朋友们，这张大画案是他最喜爱的一件器物，他特作了一篇案铭，请荣宝斋的付稼生先生镌刻于牙子的正面，其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言简意赅地表述了王先生的审美观。

中国文化孕育出的艺术，追求的是格调和品位，反映到器物上就表现为和谐和文人气质。此案当得一例，其通体无一处刻意装饰，既有宋元的神，亦富时代感，其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勤俭节约、善待自然”贯穿了王先生的一生。我早年和他一起去香港参加会议，他都买回了成包的圆珠笔芯。他写文章时，将两页稿纸摞起，中间放拓兰纸，完成后上页交出版社，下页留底儿，省去复印。圆珠笔可用劲儿写，拓的清楚且一支笔换芯用最节省。

王先生的大案制成后，所剩下的刨花、锯末亦未浪费。作为燃料，放入挖好的干燥地窖点燃烘烤下一批家具木料。传统的木材干燥窖窖口盖席，通过调整进气口的大小适度进气，刨花、锯末会慢慢自燃，不冒烟。一个多月后，烧尽了，木料也烘干了，所剩的灰亦有用，起出后洒在地里，不仅是好肥，且滋养了土壤。如若人们都能以这种思维方式生活和工作，何尝会为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而着急搓手呢？

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王先生刚一过世，即有报社约稿，说要抢在第一时间发表，我拒绝了。我深知王先生很讨厌当今“十弊”（时弊）之一就是抢风头，而且对于“应景儿”的急就章（“应景儿”和“急就章”是王先生真实用语）是嗤之以鼻。王先生逝世后第二天，见到某报有文章说，王先生是吃着猪头肉、喝着二锅头与工匠一起研讨家具。熟悉王世襄先生的朋友都知道，王先生滴酒不沾，与工匠交流时主要喝茶。若赶上饭口吃饭，吃的是好吃不贵、有益健康的家常饭菜。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身怀绝技的老匠师的道和德绝非杜撰者想像得出来，他们都是极讲老理儿的老北京人，做派庄重，谦合，含而不露。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想将王世襄先生一些真实的东西传递给广大的读者，更重要的是描述他闪光的思想，能对社会有所用处，这是最好的怀念。

田家青

二○一○念十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