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丛书之一。该书选录了2008年的的文学评论。除序言外，全书共分6个模块，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文学思潮与现象，当代作家批评，现代汉诗研究，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海外汉学研究。

这些文学评论都是以专家的视野，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精心挑选而出的，具有权威性，可作为世纪文学存档。

本书主要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文学思潮与现象，当代作家批评，现代汉诗研究，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海外汉学研究六个模块，主要收录了《在困境与困惑的打磨中生长》，《当代文学六十年》，《文学批评面临的现时挑战》，《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90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江南诗人的吴声之美——以陈东东、杨键为例》，《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论现代汉诗的环形结构》等文章。

序：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奇怪的逆反

时代·文学·个人

在困境与困惑的打磨中生长

自己的空间

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中国当代文学的有与无

幅览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当代文学六十年

文学批评所应该承载的

谐谑式的语调和时代性的精神分裂

文学批评面临的现时挑战

焉得思如陶谢手

作家与批评家

在场的失踪者

一份刊物与几个小钱

文学的出路

失去权威的文学批评现时代的发展问题

“中国经验”的“原罪”

手记2003—2007

文学思潮与现象

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

90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

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

“主题原型”与新时期小说创作

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

当代作家批评

苏童与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

良知与无知——读范小青的《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

人性与生态的悖论——从《狼图腾》看乡土小说转型中的文化伦理蜕变

《笨花》叙述的革命性意义——重读《笨花》及其评论

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

一场灾难有多长

城市写作及其元素提取——王手小说简论

现代汉诗研究

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

江南诗人的吴声之美——以陈东东、杨键为例

今天的诗意——在渤海大学“诗人讲坛”上的讲演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

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其实还很年轻

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

海外汉学研究

徘徊在记忆与“坐忘”之间

论现代汉诗的环形结构

当代文学：评论与翻译——王德成访谈录

奇怪的逆反

如今，这个旋转的世界越来越复杂了：众多国家首脑正在联合国反复辩论核设施问题，经济学家的忧虑是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反对恐怖主义和生态环境问题纳入了外交议程，贸易技术壁垒与法律上的交锋汇聚了一大批相关人士，文物保护与旧城改造引发了一轮激烈的争论，油价的暴涨大规模地带动了一系列价格飙升……面对如此波动的世界，科学家不得不提供每秒运算一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处理蜂拥而来的数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文学仿佛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逆反——文学仿佛越来越简单了。

文学越来越简单的一个重要迹象是，一些作家如此热衷于’将复杂的世界塞入喜剧结构，似乎周星驰的鬼脸足以打发生活之中的所有难题。从“戏说历史”到“无厘头”式的滑稽，形形色色的嬉闹比赛愈演愈烈，文学的责任好像就是给这个世界配备足够的笑声。擅长调笑的作家前所未有地讨人喜欢，以至于另一些悲剧作家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开始仿效各种幽默和调侃。爆笑如同洪水瞬间淹没了全部情节，人生的百般滋味顿时消失了，一个轻飘飘的世界和颜悦色。我们被《铁齿铜牙纪晓岚》逗得合不拢嘴的时候，难道还会想得起清代血腥的文字狱吗？当然，如果人们觉得“戏说”或者“无厘头”多少有些粗俗，作家就会转身向武侠故事求援。武侠小说被称之为“成人童话”，这是贬义还是褒义？豪气干云、快意恩仇也罢，缠绵悱恻、含情脉脉也罢——这些故事常常像是在哄孩子。然而，由于金庸大师的反复训练，许多作家已经潜移默化地按照童话裁剪历史——例如张艺谋的《英雄》。这些武侠不仅仅出没于江湖或者华山论剑，而且开始问鼎江山社稷，决定让不让皇帝老儿活下去。尽管改朝换代涉及无数政治或者经济的原因，然而，作家总是期盼从某个女人的情史找到突破口。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不就是因为美貌的海伦吗？历史的武侠化与武侠的情爱化，许多作家操持这种有效的减法对付庞杂的历史。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文学来说，历史之诡异与复杂的人性曾经是一个扰人的重大主题，然而，二十年之后，作家宁可用点穴、多角恋爱或者嬉皮笑脸解决问题，这个转折可以令人喟叹再三。

当然，许多人可能不愿意认可这种观点——文学怎么可能越来越简单呢？一部侦探小说就是一个绕不出去的迷宫。离奇的案情，一个圈套衔接另一个圈套，凶手如同鬼魅一闪即逝，真相大白之际发现，幕后的主使是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的人。这种故事如此复杂，以至于一般的智力甚至无法跟上。现今的电影已经进人奇观阶段。从史前的恐龙到未来的星球大战，从宫廷内部的秘密杀戮到气势恢弘的海战，各种景观应有尽有，炫目震耳。据说，我们一天的信息量相当于古人一年的见闻，文学的内容怎么可能贫乏呢？

让我校正一下理论的焦点。我企图指出的是，文学之中的价值判断、观念、意识、情绪——总之，文学之中的内心生活越来越简单了。没有矛盾，没有含混和犹豫，没有快感和厌恶混杂的模糊地带，也没有激烈之后的恐惧、后悔或者怜悯。商场里的窃贼令人痛恨，然而，当窃贼捆在柱子上遭受众人的痛殴时，会不会有心肠一软的时刻？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可是，见到了凶犯押赴刑场之际的惨白脸色，痛恨之外会不会增添些什么？遗憾的是，这一切不再进入文学。所有的人物内心都是一条笔直的单行道，他们旋风般地扑向情节和主题的终点，兴高采烈地凯旋于大结局。这就是我们与经典作家的距离了。对于众多底层遭受欺凌的小人物，鲁迅的内心交织了多种情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们甚至可以认为，激进的抗争是革命者的号召，悲天悯人是一个作家的情怀。无论是《祝福》《孔乙己》，还是《阿Q正传》，悲天悯人的情怀更像是这些小说成为杰作的理由。我们记得，文学始终保持了一个同情弱者的传统。弱者通常是竞争之中的失败者，能力低下。工商管理教学分析的案例之中，他们是成功者的垫脚石。然而，文学往往在通常的社会评价之外保留了另一副眼光。同情、关怀、尊重，甚至在某些时刻的景仰——这就是文学的复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多愁善感”是一个肯定的评价。如果说，种种理论模型和概念术语是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手里的利刃，那么，“多愁善感”是作家理解社会和人物的独特资本。无论如何，文学必须对内心生活的空间以及复杂多变做出充分的估计。各种带有“主义”的大概念管辖不了一个人抽什么牌的香烟，大衣上的纽扣是什么颜色；越来越普及的科学知识管辖不了一个人的步态以及喜欢京剧还是昆剧；威严的法律也管辖不了一个人失恋的时候是大声哭泣还是拼命吃冰激凌。总之，无数的生活细节闪烁出奇特的面目，这个庞大的生活区域交付给纤细而又敏感的内心。文学负责记录内心，记录这里的潜流、回旋、聚散以及种种不明不白的波动和碎屑。某些时候，这一切可能在历史之中汇成一个醒目的潮汐；另一些时候，复杂的内心生活仅仅是历史边缘的回流，甚至仅仅是历史不得不偿付的代价。但是，这个区域顽固地存在，这个区域的意义只能由文学显示。

现在，人们必须解除两者的通约关系——许多时候，复杂的内心生活无法依附于紧张的情节。为什么侦探小说很少被授予杰作的荣誉勋章？通常，侦探小说情节的构造如此严密，以至于种种内心生活再也找不到足够的空间了。一个侦探在望远镜里监视罪犯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哪里还有心情遥望天边的青山和浮云？紧张是急速地缩小意识区域换取特殊的心理压力，种种浮泛的、触角丰富的经验多半被删除净尽。由于众多畅销读物和电视连续剧的反复训练，悬念、紧张和惊险业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口味。当然，窗下的偷听、钥匙孔里的窥视或者私拆他人信件这些老式的情节转捩已经过时，但是，血缘混乱、失忆、整容或者出国规避等新型的伎俩并未增添文学的内心含量。那些满堂喝彩的作家常常提供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翻云覆雨、一波三折；然而，真正的杰作仿佛更乐于盯住平庸的日常生活，欲望、欢悦、志得意满与负疚、烦恼甚至梦魇搅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这时，我很愿意再度提到金庸，提到他的收山之作《鹿鼎记》。这部小说的离奇、有趣倾倒了许多人。出身于妓院的韦小宝吉人天相。尽管没有任何武功，他的油嘴滑舌持续地令其化险为夷，并且在爱情领域充当了一个最大的赢家。一个又一个美女络绎不绝地投怀送抱，韦小宝挥挥手慷慨地照单全收。小说的结局是，韦小宝携带七个美貌的太太和一大笔财富享受他的逍遥人生。如此之多的人强烈主张，金庸业已当之无愧地进入经典之列，以至于我不得不抬出另一部经典作为参照——《红楼梦》。贾宝玉生活于钟鸣鼎食之家，大观园的众多姐妹造就了一个温柔之乡。无论是黛玉、宝钗还是贾母、凤姐、袭人、晴雯，贾宝玉是所有的人溺爱、疼爱或者怜爱的对象。然而，就是在如此甜蜜的网络之中，贾宝玉的人生危机开始了。生活的难题如此之重，贾宝玉不得不斩断尘缘，出家是他了结一切的最后形式。显然，曹雪芹并未被荣华富贵迷惑，他在各色人等密不透风的内心生活中剥离出尖锐的不可承受之痛。如果说，这种悲剧性的幻灭感是《红楼梦》的深刻，那么，金庸给出的生活理解简单极了：生活就是如此的轻松快乐；即使在刀光剑影、兵荒马乱的年头，金钱或者美人仍然会在运气的驱使下不可阻挡地降临。《鹿鼎记》时常不知不觉地拐向了喜剧——这并非偶然。

至少在今天，《鹿鼎记》恐怕比《红楼梦》更受欢迎。展颜一笑难道不会比以泪洗面或者看破红尘有利于身心健康吗？文学又有什么必要那么复杂呢？从财富的分配到制度设计，从历史的远景规划到社区的安全设施，我们的身边一切就绪——文学何必多事地揭开所谓的内心生活，增添各种杂音呢？文学的答复是，内心生活始终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没有进入人们内心的历史又有多少意义呢？无视复杂的价值观念、意识、情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法学家得不到历史的完整答案，每秒运算一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亦无能为力。如果文学放弃责任，如果文学杜撰的悲欢离合仅仅是一些玩笑般的游戏，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将会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缺口。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P1-5

2008年的文学批评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到来也显得气象万千。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年度文学批评的话题以及一些文学事件的产生。因此，今年的选本，也可以说是以文学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尽管关于“新时期文学”的下限划到哪一年充满了争议，但我们暂时可以搁置争议，用“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命名1978年以来的文学，姑且把“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当做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包含了“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历程，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语境中展开的，文学有其自身的话题，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色，新时期文学显然无法从这一大语境中剥离出去。包括《文艺研究》 《当代作家评论》 《南方文坛》等在内的不少刊物，今年都有不少的篇幅讨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专题。在我看来，这些举措既与我们的传统习惯吻合，比如重视时代的标志性年份，强调文学的责任与使命，突出文学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关注与发言等，因此，在关键时期文学并未完全放弃“宏大叙事”的意识；但另一方面文学更为关注置身其中的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我始终认为，文学界讨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是以文学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我认为，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考虑到这方面的论文众多，而其中许多问题的讨论也散布在其他文论中，我想突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作为一个事件的意义，而没有选取专门的论文。

我这样的分析，也可以从年度选几个专题中的论文看出。比如说，在“文学思潮与现象”专题中，董健等《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王尧《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黄发有《90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洪治纲《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王光东《“主题原型”与新时期小说创作》、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等，都涉及“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历程中的重要问题，而又不局限在这个时期。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日渐高涨，以及对“五四”质疑之声不断的情形下，肯定启蒙的意义并论述文学与启蒙的关系，有着特别的意义。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学实际就已明显分化，而“底层写作”的提倡与反对，“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的纷争，都涉及近三十年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意味着，即使在有了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关于文学的许多基本问题仍然有很大的学术空间，而新因素的出现，又让这些基本问题具有了当下的特征。

多年来，我一直既重视文本的细读，也倡导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连接。朴素的想法是，我们应当在社会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讨论文本，又通过文本的分析进一步阐释相关的文学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许多批评家和学者的想法，而近几年来的作家作品论便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一种更大气与深刻的气象。作为年度批评选的一个相对固定的专题，“当代作家批评”一直在反映这样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作家批评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学批评杂志的基本内容。选取这类论文时，在“就事论事”与“由此及彼”的两种之间，我更看重后者，看重那些宏观着眼、微观落笔的论文，这类论文应当更见学术分量。本年度所选论文，和往年一样，比较多地强调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作家批评。张学昕论苏童，谈到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问题；南帆论范小青，说到了良知与无知；丁帆、施龙由《狼图腾》发现了人生与生态的悖论，揭示了乡土小说转型中的文化伦理蜕变现象；贺绍俊论《笨花》，关注的是“叙述”的革命性意义，而且兼及了关于《笨花》的评论；梁鸿在乡村叙事层面上。由《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张莉论毕飞宇，施战军论王手，也都能见微知著。作家作品论作为现代以来的一种批评形式，近三十年早突破原有的框架，无论是理论背景、学术含量还是视角与论述方法，都不可同日而语，不必说新世纪以来，8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作家作品论业已进入新的境界。因此，作家作品论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成就。

随着文学研究的学科化，门类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分明；但与此同时，打破藩篱的努力在学界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以文学研究内部而言，文学史、理论与批评的壁垒曾经不断地被确立，但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又难以割舍，韦勒克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曾经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过很精辟透彻的阐释。我个人在文学史、理论与批评之间从不厚此薄彼，我强调理论的重要，也重视作家作品论的意义，但我不把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摒除在我的选本之外，关于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论述实际上是综合了理论与批评的一种“文学批评”。这也是年度选本多年来一直把“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作为一个重要专题之一的原因。陈思和《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其实还很年轻》，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均为本年度讨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代表作。这些论文对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史以及在文学史中重新认识当代作家作品，都有相当的启示。这类论文的争夺以及水平的提高，将在学理层面上改变当代文学研究的面貌。

近几年来，关于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问题有过许多争论，我在去年的序言中似也有所涉及。我们仍然把“海外汉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题，是想表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对我们的参考价值依然存在。我们不必迷信海外的汉学研究，但也没有理由将这类研究拒之门外，多一种参照总是有益的。

我对所选论文的解释远比我阅读和选择取舍时轻松。我自己也读出了困惑，这种困惑既来自文学研究，．也来自文学本身以及它所处的时代。可以说，作家、批评家与编辑家都不无这样的困惑。因此，我在序言的最后一部分，要说到的是年度选的第一个专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这一组文章是本年度作家与批评家对文学写作(创作)与批评最具个人见地的表达，不仅涉及面广，表达方式也特别，更重要的是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文学创作与批评做了有力的穿透与超越。我想，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观察时代与文学的视角与方法。

“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又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的一个主题。今年的奖项前有“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间有“茅盾文学奖”，后有“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作为《当代作家评论》创刊25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虽然是一个刊物的奖项，但它所评选的批评家以及评选的方式不只属于《当代作家评论》。在这三十年中，《当代作家评论》也只是文学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和侧面。如果能够由此折射出三十年文学的光照，也就见微知著，由此及彼了。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