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他们的由合而分，由近而远的不同精神选择，似乎更能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冲突。在反观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智者的恩怨之旅时，所得到的启示当不亚于当代学人的著作。仿佛一面镜子，探讨20世纪中国“被现代”的历史，这两人所折射出的隐含，是极其重要的。

鲁迅与胡适，代表着知识分子两种不同价值取向。鲁迅是通过展示个体价值来“建设”的，所谓建设，症结不在建设改良政治，而在改良社会。而胡适是通过各种“建设”来体现自身价值，通过学术建设做政府的诤友，企图通过权力实现自己的主张，以成就其历史价值。

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后来的分手、对立，不仅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而且也是东亚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冲突。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从两人身上看到的文化隐含，要远远超过陈寅恪、钱钟书这一类的文人，他们对未来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甚至也超过了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前辈。鲁迅与胡适身上纠缠的文化冲突，不仅是现代中国的，在第三世界，也具有着非同小可的价值。至少在今天，当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时，能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参照的，也许正是这两种类型的人。

性情

互往

新梦

孝子

爱欲

白话文

打鬼者

苦语

分道

互议

师道

真人

晚境

平民化

左右翼

新诗

红学

后记

3

考察鲁迅与胡适的生平，没有多少传奇色彩，他们都做过教员，一生未离开书本和文字。鲁迅留学之地是日本，胡适的大学时代在美国度过。后来鲁迅曾在北京有过十几年的“公务员”职业，官至“佥事”，系北洋政府教育部一般的官吏。而胡适除了抗日时期出任驻美大使外，最大的官不过是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们不热衷于官僚生活，一生最大的爱好，是写作求知。鲁迅走的是一条自由撰稿人之路，胡适则在治学的道上奔忙了一生。在生活选择与趣味选择上，两人殊为不同，精神之途各异，但在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上，在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上，似乎又有着相同的声音。这恰恰是我对二人感兴趣的地方。在这里，是可以看到现代中国文人精神脉络的。

导致二人相近的文化思路的原因，是中国处于“被近代化”的窘境，这个窘境促使这一代人，在自我与他在间的选择上，迈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步。我在这份遗产中，体味到了许多悲怆的韵致，世人至今对他们还颇有兴趣，我想，是这种两难问的选择具有一种生命的感召力吧?

而同时，他们的家庭出身、经历，有许多相似的一面。鲁迅于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十年后的1891年，胡适才降临到人间，他于那一年的12月17日，在上海出生。按现代人的说法，他们还算是一代人。但看他们在同一个年龄阶段写下的文字，鲁迅倒显得十分苍老，似乎是久经磨难的老人了。鲁迅在我的眼里，好像没有年轻过。他的额头上，一直布着深深的皱纹，你在他的形影中读不出浪漫与飘逸，青春的岁月早已远离他而去。那首《自题小像》，二十几岁所作，但已显得很老成了。胡适的作品永远都没有这种苍老感，他像个纯情的青年，给人以明快的印象。他的文字直白，毫无隐曲转折，岁月在他那儿是凝固的，其著作永远弥散着青年和中年人的气息。总觉得胡适的目光更理性、中正些，看不到多少病态的影子。一个健康的民族，是该有这类存在的。我于他的著作里，常读出一种舒朗之气。倘学为人，在胡适那里，总能找到些什么。

我相信是早期的记忆，与遗传基因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的差异。鲁迅的少年时代，是很悲惨的。他12岁时，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1893年，他的祖父因贿赂县试中的考官，被革职入狱。家境遂衰败下来。此前，他的家庭在绍兴还算殷实，祖父在京城为官，颇通学理，给家人带来不少产业。案发之前，日子过得还算可观。鲁迅曾将其比为“小康”。那时他在家中受着较严格的私墼教育。幼小的他所做的梦，与前人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一变故的出现，使其备尝艰辛，不久父亲病重，家人只好变卖产业，于是，很快便坠入了严重的困顿之中。

读《呐喊》的自序时，看到鲁迅对早期记忆的咀嚼，常让人心中滴血。那是刻骨的体味，生命的天空暗下来了，四面是冷酷的存在，几乎无路而行。他每日跑到药店，为父亲抓药，还得照料家人，四处忙碌，心中之苦，难以诉说。直到中年，他已很有名气的时候，还常常摆脱不了早期记忆的纠缠。人要走出少年的苦境，从旧影之中走出，是大不易的。鲁迅后来疾恶如仇，与少时的遭遇，关系很大。对他而言，是个摆脱不掉的影子。

父亲很快就逝世了。鲁迅的悲痛，可想而知。那时他身边还有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家中重累，便压在他的身上。他饱受了世间的冷眼，心中被孤寂折磨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这样写道。我觉得懂得了这一点，便可明白他心头的沉郁之色浓烈的缘由了。苦难是不能忘记的，一旦陷入其中，便永远走不出它的包围。古人，今人，均未能避免。

丧父的痛苦，胡适也是很早就体味到了。三岁多一点的时候，胡适的父亲胡传，染疾而终。但那时胡适尚小，心灵的冲击不大，也未经历过类似鲁迅的屈辱感。倒是母亲的爱，遮去了许多不快，心里被祥和的氛围包围着。这一境况，使得他避开了与世俗社会的直接接触，幼小的他，大致是在健康的环境下长大的。虽然父亲的死，给他的母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和痛苦，但一切均被顽强的母亲抵挡住了，胡适在母亲这棵树下，得到一个较为宁静的童年，这是他的幸运。

胡适有一个令他自豪的父亲，虽然他对父亲没有太多的印象，但那学识和人格给他的影响，大多是正面的。这全然不像鲁迅父亲那么凄惨、寒伧。他的生父名守珊，行名祥蛟，官名传，字“铁花”，号“钝夫”。胡传是位有学问的人，著有《钝夫诗钞》、《钝夫笔记》等，文章颇有情致。他后来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官位可谓不小。胡适晚年，提及父亲，亦不免有种自豪感。在他的心性里，还是保留了父亲的某种个性：正直、好学、热情，整个童年，父亲的余绪，一直洋溢在他的家庭里。

《四十自述》中，胡适谈了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糜儿(我的名字叫嗣糜，糜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这影响概括起来，便是学而优则仕，满腹经纶后，成为社会上的贤达之人。这个思路，潜在地规范了他一生。虽然后来他变得有些“西化”，满嘴“科学”、“民主”，而内心深处，还有旧文人的科举情怀的。唐德刚在整理《胡适口述自传》中，曾谈及了这一点，我以为这是他很儒化的一个例证。

鲁迅很早就绝望于科举，虽也参加过县考，但在逆途中，选择的是一条崎岖之路。这条路的尽头，似乎没有曙光，也无坦荡的功名之地。求学成了与苦难争斗的一种方式，毫无登上贤达之途的奢望。即使后来在教育部做了“佥事”，不过饭碗而已，并无精神上的惬意。胡适在很小的时候，便与鲁迅，有了不同的心绪，他们后来成名时，各在不同的路上走，似乎也是一种必然。

P13-15

1997年末，《鲁迅与周作人》出版后，我开始萌生了另一个念头，写一本关于鲁迅与胡适的书。那时候国内学界，正关注着“现代性”的讨论，彼此的争论十分热闹。但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因为那时，人们热衷谈论的福柯、德里达、哈本马斯等人的著作，我均未读过。我朦胧地感到，90年代学人关注的话题，其实在胡适、鲁迅那代人中，就存在过，只不过是话语方式，有了变化。后来汪晖在电话中，和我曾表露过类似的看法。那意思是，当下一些文人争执的问题，与鲁迅那代人比，深度上存在问题。这增强了我写作《鲁迅与胡适》的勇气。我觉得，在反观这两位智者的恩怨之旅时，所得到的启示当不亚于当代学人的著作。仿佛一面镜子，探讨20世纪中国“被现代”的历史，这两人所折射出的隐含，是极其重要的。

沉浸在鲁迅与胡适的世界里，如果不是武断和偏执的话，我们确可以梳理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深切的东西。这也就是汪晖所言的“现代性”的悖论。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后来的分手、对立，不仅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而且也是东亚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自身的文化冲突。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我以为从两人身上看到的文化隐含，要远远超过陈寅恪、钱钟书这一类的文人，他们对未来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甚至也超过了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前辈。鲁迅与胡适身上纠缠的文化冲突，不仅是现代中国的，在第三世界，也具有着非同小可的价值。至少在今天，当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时，能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参照的，也许正是这两种类型的人。鲁迅与胡适对现代性的既相近又充满对立的文化思路，正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仍逃不过去的劫运。

1999年春节那几天，我造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我和那里的学者谈及了东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深层因素，自然，也谈及了鲁迅与胡适。我感受到了新加坡学界对这两位先驱的尊敬，他们的感受之深甚至超过了我国的某些读书人。在经济迅速发达的地区，精神界所思考的问题，其实在鲁迅、胡适那里都可以找到影子。我相信，不仅是现在，而且在很远的将来，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长长的投影。如果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有过什么贡献的话，鲁迅、胡适的遗产，便会说明着什么。在对现代化的渴望与建设里，聆听一下这两位智者的声音，是重要的。实际上，在应付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拥有了一种与西方对话的资源，而这些，我们过去总结得并不够。

这一本书的写作，充满了难度。因工作的变化和杂事缠身，又多次中断下来。时间竟过去了一年有半。书写的过程其实正是对自我挑战的过程，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如果用纯学术的目光看待此书，你会感到失望，因为一些重要的资料并未逻辑化地排列过。我写下的完全是对两人的感觉，这种感觉离学院派的思考已相去甚远。选择这一种方式既与自己的知识限度有关，更主要的，也是我的境遇使然。能自由地阅读和自由地书写是快慰的，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去传递精神王国的隐秘，并将复杂的存在简约地描述出来，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幸福。我知道这是逃避困惑的一种自娱，书中一些本应深化的陈述，竟被简化了。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我自己，也有这一类的痼疾。这本书完稿的时候，我其实已意识到了它的某种缺陷。

20世纪即将过去，中国知识界给世界留下的记忆并不很多。我很珍视这一次的精神旅行，但愿也同时给读者带来一点点刺激。曾为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人，仅仅拥有鲁迅、胡适是不够的。在现代精神谱系上，应当诞生更多的富有挑战性的思想家。我相信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思想界，不会仅是几种色调。中国的起飞与否，新文化的胚胎是重要的。千万个鲁迅、胡适式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建立新式文明的基础。没有什么比做这一基础性的工作，更重要的了。

1999年7月6日于天坛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