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时代，新时代的道德应当怎样吸纳和开新传统?我国元道德的本来面目到底怎样?舜创道德与现代之间是否有关联处?东西方道德文化怎样才会走向真正的“和而不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知识者无法回避的。面对道德滑坡出现的商界有“道”，腐败能赢，学界有“道”，瓦釜雷鸣的困惑，有识之士再三呼吁“春风得意者”们遵循“道德底线”的基本规则。这些呼吁尽管那么微弱，那么富有乌托邦色彩，但毕竟凸显出呼吁者的正义和可贵。

前言历史解读与时代诊断的一个起点…………王田葵

第一章导论——关于舜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1

第一节舜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1

一古国理论………………………………………………2

二多元现代性理论………………………………………8

第二节舜文化研究的方法论……………………………10

一解读……………………………………………………11

二比较……………………………………………………12

三臆测……………………………………………………14

第三节全球化的文化内涵………………………………15

一文化概念………………………………………………15

二文化走向………………………………………………19

第二章舜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23

第一节虞舜大帝…………………………………………23

一考古与古国……………………………………………23

二舜帝行述与葬所………………………………………26

三文献中的舜帝…………………………………………39

四神话中的舜帝…………………………………………45

五“五帝”阐释…………………………………………51

第二节舜帝是“明德”首创者…………………………53

一国家伦理………………………………………………53

二道德的本质和分类……………………………………54

三道德起源于舜…………………………………………63

第三节舜帝与“禅让”…………………………………65

一“禅让”辨析…………………………………………65

二从姓氏学看“禅让”…………………………………69

三“禅让”的历史意义…一……………………………74

四结 论…………………………………………………82

第三章舜文化学科理论形态的三个维度………………83

第一节舜文化是多元和合文化…………………………84

一“祖述尧舜”的目的…………………………………86

二“祖述尧舜”的方法…………………………………92

第二节舜文化是儒家根脉文化…………………………97

一中国学脉之源…………………………………………97

二人性论根脉……………………………………………99

三价值论根脉……………………………………………104

四本体论根脉……………………………………………109

第三节舜文化是道德本体文化…………………………114

一人伦道德(人与家庭成员的关系)……………………117

二社会道德(人与社会的关系)…………………………117

三宇宙道德(人与自然的关系)…………………………120

四结 论…………………………………………………123

第四章舜文化的传承……………………………………126

第一节舜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因…………………………127

一为学……………………………………………………128

二中和……………………………………………………130

三忠恕……………………………………………………132

第二节舜文化传承的方式………………………………133

一教育……………………………………………………135

二礼制……………………………………………………138

三解释……………………………………………………151

四社团……………………………………………………159

第五章舜文化传承和发展路径…………………………162

第一节舜文化传承和发展脉络…………………………162

一分期的必要性…………………………………………162

二分期的原则及汉儒分期问题…………………………163

第二节第一期：道德理论化时期(先秦)………………167

一儒学的本质认同意识…………………………………170

二儒学的弘道意识………………………………………172

第三节第二期：道德理学化时期(宋明)………………175

一强大的儒家阵容………………………………………176

二良好的学术风气………………………………………177

三坚实的理论体系………………………………………179

第四节第三期：道德理性化时期(20世纪以后)………183

一第三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183

二新儒家的崛起…………………………………………191

三道德形上学的开发……………………………………194

四结论……………………………………………………205

第六章舜文化与现代理性主义的重构…………………207

第一节现代理性主义伦理建构的起点…………………207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舜文化境遇……………………207

二舜文化现代化的三个判定……………………………210

三舜创道德认识的三条纲领……………………………212

第二节“最大公约性”：舜创道德价值重估…………220

一 道德的产生…………………………………………220

二“公”与“私”的诠释………………………………225

三“天下为公”的德性价值……………………………230

第三节“天下为公”与现代理性主义…………………238

一从理想回到现实………………………………………238

二从舜之所歌到民之所本………………………………239

三私天下公政府之争……………………………………246

四“这条新路，就是民主”……………………………249

五回归启蒙………………………………………………255

第七章“天下为公”的道德透视………………………265

第一节“天下为公”既是利他也是利己的道德………265

一“人皆可以为尧舜”：从权利话语看道德…………265

二修身为本的道德………………………………………267

三经邦济世的道德………………………………………268

四理想化的道德…………………………………………271

五既是无待性又是有待性的道德………………………276

六“私权”是公而忘私的前提…………………………280

第二节“天下为公”是仁………………………………283

一“尧舜帅天下以仁”：从“仁学”话语看道德……283

二“仁学”的异化………………………………………284

三“内圣外王”与人治…………………………………288

第三节“天下为公”是圣贤美德………………………290

一“德为圣人”：从理想主义话语看美德……………290

二“圣贤”的悖论………………………………………292

三理想的悖论……………………………………………294

第八章舜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303

第一节经济与道德………………………………………303

一“贵义贱利”的道德本质……………………………304

二“贵义贱利”的道德价值……………………………306

三“贵义践利”与现代经济学派的冲突………………308

四 “亚洲价值观”对人的最高价值标准的抹杀……312

第二节舜文化的经济道德资源…………………………316

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316

二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走向……………………………327

附录舜文化产业开发的对策……………………………333

主要参考文献……………………………………………341

后记………………………………………………………345

不可否认，如果人人都无私欲，当然天下太平了。但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人人都没有了私欲，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因为私欲膨胀造成社会不稳定，最终加害于每个社会成员，最后社会成了一团糟，每个人的私欲都无法满足，因此，欲望才要加以限制，道德与法制就是为这件事而产生的。道德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人的精神满足也是一种欲望(仁人、英雄)满足，人更离不开物质满足。为某项事业牺牲是一种精神满足，因为他坚信自我牺牲会使更多的人幸福。如果一切的人都无求于人的物质满足，精神满足不是成了无本之木了吗?因此，劝人(强制)放弃物质欲望来达到社会大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动机上来看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从效果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另一批人白占便宜的机会，从客观上鼓励了另一批人的道德沦丧。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作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余少数人正好可以肆无忌惮地膨胀其私欲。”。所以，损己利人，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道德不能作为保持社会稳定的制度的前提。只有当人与人处于不对称地位时，这种道德原则才有必要，如富人对穷人，强者对弱者，不处于危急状况对处于危急状况的人，这样的慈善事业才有必要并使社会福利有所增加。即使这样，富人一方也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茅于轼说得好，交换能产生正利效应。其根源在于，在公有制体制中，资源按权力大小来支配，所以人们竞争获取权力，但位子有限，因而权力竞争具有排它性，这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同成本抵消后往往是负数；而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们追求的是金钱，这种竞争相对而言机会均等，不具有排它性。它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同成本抵消后是正数，这是由于各方发挥相对优势的缘故。谁具有某种产品的生产优势，这是通过价格竞争来选拔的，不是任何人锁定的。所以公平竞争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个条件等价于交换双方必须平等和自愿，同时要求交换信息的充分流通。交换双方如果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控制另一方，则交换或许不会发生，因为特权一方不必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或者交换使一方受损，因为他没有退出交换的自由。此时虽然有交换发生，实际只是改头换面的剥夺。正如秦晖先生所言的，时下出现的，在“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和“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反竞争的伪公正”和“反公正的伪竞争”的毫无公正可言的情况下，道德还有立足之地吗?剩下的只能是道德沦丧(不德)了。官商结合亦即“庄主经济”和“庄主政治”结合，就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典型例子。地位平等和选择自由不仅是交换中人的应有权利，它具有超出道德的广泛的含义，这就是人权。这就是为什么人权较好的国家交换得以自由平等进行的缘故。财产的私权则是人权的另一表现。P.275-276

在我看到的学术著作中，把舜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并考察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还是第一部。这给我很大的启发。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的观点在该书中已经有详尽的表述，在这里，我着重谈的是我自己读过该书后的一些感想。

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把自己研究的中心不是放在舜文化的简单继承上，而是放在舜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上，这个写作意图是值得称道的，但我认为，由于他们忽略了舜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向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学说的转移以及因此而发生的分化，由于他们仍然使用着我们通常习惯使用的直线继承法，所以他们在论述舜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的时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这个时候，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流露出现代新儒家学派对他们的影响，即使讲文化的现代化，也没有超出现代新儒家学派观念中的现代化，而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披荆斩棘重要作用的五四新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特别是鲁迅，始终被他们留在了自己的视野之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原本是有各种不同的观念的，新儒家学派也是这诸种观念中的一种。通常的情况，不论作者的具体文化主张是什么样，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到了舜文化这个特定的论题中，他们的某些观点却有了值得商榷的地方。

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没有看到，当他们将中国文化的渊源推向了春秋战国之前的三皇五帝的时候，他们已经与新儒家学派的文化观念有了根本的不同。新儒家学派的文化渊源是不必再向前追溯的，他们重视的就是中国的书面文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并且也把这样的文化当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其它的文化至多只能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背景铺垫，而不会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的文化观念却是一种人文化观念。什么是舜文化?舜文化不是舜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而是舜做了什么以及怎么做的，舜文化就是舜的具体实践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当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已经这样使用着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对五四新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特别是鲁迅的观察与感受，就不应该与新儒家学派的观点掺和在一起了。新儒家学派视五四新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特别是鲁迅为民族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对儒家文化取着直接的批判态度，而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在新儒家学派的观念里，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对于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将中国文化的根追溯到了舜，而鲁迅则把中国文化的根首先追溯到了禹。这大概也与舜陵在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的家乡永州而禹陵在鲁迅的家乡浙江绍兴有关，但不论怎么样，舜文化和禹文化却应该是更相接近的两种文化。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自然重视舜文化的独立性，也应当重视禹文化的独立性，舜文化与禹文化之间是不应有新儒家与新文化那样的对立关系的。一当到了这个文化层面上，我们就应该看到，鲁迅不但不是新儒家学派所想象中的民族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者，而且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感情超过了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范围。当顾颉刚先生用考证的方法“证实”禹只是一条虫的时候，包括新儒家学派在内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妥，而只有鲁迅，却表现出了超常的敏感。在他的《理水》这篇小说里，禹的形象几乎是完美的、崇高的、神圣的，因为他体现的恰恰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追求精神。他与那些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教授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不是中华民族命运的旁观者，不是“评论家”和“布道者”，而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偿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鲁迅的文化寻根，没有到禹而止，而是继续向历史的深处回溯，一直回溯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女娲。在小说《补天》里，鲁迅实际是把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来塑造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寻根，总好寻出一个道德信条来。道德信条是人提出来的，并且是在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由特定的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它是叶，而不会是根。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最基本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根是什么?是人。有人才有这个民族，才有这个民族的文化；没有人，也就没有这个民族，没有这个民族的文化。那么，人的根是什么呢?人的根就是人的生命。有生命的，才是人；没有生命的，就不是人。生命是一个民族最最根本的东西。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就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就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我们看到，正是在“人的生命”或“有生命的人”这个根柢之上，鲁迅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在他的观念里，生命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道德而存在的，而道德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要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换的基本内容。没有这样一个转换，所有其它的转换都不过是一种文化的新包装。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的转换，就是这种转换的本质意义之所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和《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灯下漫笔》和《春末闲谈》，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的《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和《祝福》，无不表现出对人、对人的生命的关切，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由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以人的生命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的转换。所以，要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开“五四”，离开鲁迅，是谈不通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只要我们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人类思想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就会看到，文化的继承从来不是直线的，而是通过文化的转换才得以实现的。直接继承是一种退化之路，消亡之路，只有通过文化的转换，传统文化才会时时获得新生，在转换中得到真正的继承。是谁真正继承了曹雪芹《红楼梦》的文学传统，是《后红楼梦》等续书的作者还是鲁迅?是谁真正继承了牛顿的科学传统，是牛顿三定律的传述者还是爱因斯坦?同样，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转换而实现的，仅仅用直线继承法无法真正阐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魅力所在，无法感到它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依照我的理解，中国文化迄今经历过这么四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时代的文化。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前的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里，中国文化萌生着，生长着，残存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那些神话传说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不是直线发展的，到了中国国家的产生，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的时代，政治帝王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自然时代的文化传统是通过对黄帝、尧、舜、禹等政治帝王的带有想象性质的传述和带有传述性质的想象这种文化形式继承下来的。它体现着中国国家的产生，体现着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它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政治时代的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书面文化发展起来，具体从事写作的是“士”，但这些“士”的文化却是通过对黄帝、尧、舜、禹这些早期政治帝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创造性阐释而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的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文化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发挥着较之政治帝王和普通民众更为显著、更为巨大的作用。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它是以进入到现代世界的国际联系之中为其根本标志的。在这个阶段，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称这样一个时代是经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书面文化以及书面文化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承受着来自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社会道德也在金钱关系的发展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在这个时代，是哪些知识分子传承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是哪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风貌?是哪些知识分子真正表现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精神?显而易见，已经不是那些直接继承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文化战略”的知识分子，而是像鲁迅那样为中国人、特别是为中国底层社会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而呼吁、而呐喊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筋骨和脊梁，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者。

2004年9月13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我们正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时代，新时代的道德应当怎样吸纳和开新传统?我国元道德的本来面目到底怎样?舜创道德与现代之间是否有关联处?东西方道德文化怎样才会走向真正的“和而不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知识者无法回避的。面对道德滑坡出现的商界有“道”，腐败能赢，学界有“道”，瓦釜雷鸣的困惑，有识之士再三呼吁“春风得意者”们遵循“道德底线”的基本规则。这些呼吁尽管那么微弱，那么富有乌托邦色彩，但毕竟凸显出呼吁者的正义和可贵。

李贺有诗：“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笔者既没有李贺“哭秋风”的悲愤，更无屈原“悲回风”的壮烈，只想申述一点：“感时忧国”是中国知识者的天职，沉重却欢乐。在“为学”已不是“流行色”的当下，能够在教学之余，沉下心来，历十余年不懈之努力，“晓月当帘”，宵衣旰食，宁堪寂寞操持这“寻章摘句”之业，不为别的，全因为自赎和意义的拯救。我们生活在一个最难“做人”却无法绕开“做人”问题的时代，“人之所以为人”既是理性的，又是实践性的，其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我们曾走过一段人格解体，丧失自我的时期，对几千年瞒和骗的历史沉疴的关注，对文化生态环境的关注，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归根结蒂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是本书作者写作的真正内在动因。

  在苍茫的历史古道上留下过足音的知识者和思想者，他们是我追崇的楷模。他们不仅给了我们智慧，更给了我们生存的勇气和批判的勇气。可以断言，除了历朝历代“统治集团的管家，，(葛兰西语)和“以众虐独”(鲁迅语)的帮闲者外，知识者和思想者永远是时代的头脑和良知。人类也许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每一代知识者用生命和头脑探索的理念仅仅是漫漫真理之路的一小段，纵然如此，若没有他们的探索或“说出真相”，人类的命运是无法想象的。这正如哈贝-5斯所评价的，为人类命运敲过警钟的先贤们，“以敢于让自己触礁而言，他们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因他们而得到指正。通过他们，我们对某些事物觉察到紧密的关联，这个关联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我们就永不能觉察——然而事实上到现在，我们还是不能确切了解这种事物究竟是什么。”

历史解读需要智慧，时代诊断需要眼光。我们生活的“苦世界”滋润了我们的智慧，也拓宽了我们的眼光。因此，我们才有勇气涉足这博大而精深的领域，虽然论才智和精力有些自不量力，甚而至今尚无把握是否已经进入这个宏富领域的大门。然而，实在地说，这是一部抛砖引玉的“未定稿”!尽管这样，我们提请读者注意，它起码是我们这两代人心路历程的记录。

在苍梧之地生活过四十几年的笔者，每当眺望巍峨神奇的舜陵九疑山，就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之情，深感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名山，而是中华道德文明的一座天然丰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就抱定日后的生命将寄托于九疑。我与几位同道拟订了庞大的研究计划，拼命搜集与它有关的一切资料，学院先后投入了六十余万元购置了《四库全书》和北京图书馆与此相关的几乎全套文献、著作和论文的复印资料。计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然而，道德之学，其入也愈深，则其感慨心得也愈甚。我们的宏大构想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时间不足使任务一再拖延；精力有限在一个个难题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每辄笔之于书，书稿已盈筐满箧，然而回头见旧稿，可定稿者却寥寥无几。当计划进行到欲罢不能的当口，我遇到了当时在上海师大读英美比较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何红斌同志。他对汉籍西译和汉学西解有浓厚的兴趣，其执着追求之志令我欣喜。我将已经写的几篇文章和相关资料交给了他。我们对原有计划作了大胆调整和修订，他用了几年时间写出了第五章以后的内容。我们边讨论边修改，反反复复，费时六载，废除的书稿比保留的书稿多得多。最后经我定稿，才把这本拙作奉献于读者的面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拙作中所阐述的观点现在很难说哪些是属于我的，哪些是属于何红斌同志的，但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拙作恐怕现在仍然是几篇难于辨认的手稿。我们的确竭尽了全力。尽管这样，我们仍然感到太多的不如意，如果书中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以便日后作进一步的修改。

谨以此书献给湖南科学学院和广州中医药大学!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湖南科学学院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有关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特别应感谢两校在财力和图书资料方面所提供的支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彭晓燕女士对该书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尤其要感谢她的导师王富仁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为小书写了精彩的长篇序言!王富仁教授是我们关注的一位现代文学与文化学的著名学者。王先生文如其人，自由放达，时出独见。王先生的文章就像行云流水，虽无定质，却能使人产生一种渴望，渴望发现真理，渴望进入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虽然，在学术上，先生的观点与笔者不尽一致，但这是正常的。先生自由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担当的精神是我们所钦敬的。这三种精神恰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真正动力。

感谢国际著名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刘小枫博士的支持和帮助，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拨冗看了部分书稿，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并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卓有成效的帮助；还应当感谢唐涛涛先生不遗余力地关心和帮助本书的撰写和出版。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张家瑶教授认真地校阅了前四章，感谢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胡宗健教授，他认真校阅了后四章；感谢陈松柏博士、教授、陈仲庚教授和杨金砖教授、尤慎、潘雁飞等先生给予技术上的帮助和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和亲人!为此，请允许我为他们奉献笔者这首小诗：

千禧年清明大雨登九疑怀古

山川难洗旧，圣迹尚存留。孝仁感天地，明德昭千秋。

仲尼若未降，道德何传流?扭曲儒道统，皇胜更皇囚。

周期辗转率，谁解其中由?千年一俯仰，均是为权谋。

“大同”梦寥廓，百姓空忧愁。何时民作主，权利或能纠。

帝灵岂有悟，风雨满重楼?

最后，我要慎重说明的是，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不少前贤时俊有关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大量文献，不仅受到了极大的启发，而且为我们解决了在有限精力条件下难以厘清的难题，虽然我们力图在书中的注释和书末的“主要参考书目”中尽量一一标出，但仍难免遗漏之处，果有这种情况，在此表示感谢和歉意!

王田葵

2004年12月于广州白云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