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中国新纪录片的源头？

本书作者历经十年，遍访九位亲历者，细读八部影像，首次披露中国新纪录片的真实起源。本书作者以及他们的合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地追寻并一丝不苟地记录了中国新纪录片的历程。书中亲历者的口述实录，生动地记录了当事人当年从事纪录片拍摄的创意、经过以及他们的反省和进步；影像读本部分详实地向读者展示了那些为后人留下的珍贵的纪录片，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本书的出版将增添另一种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新纪录片一直在顽强地实验着，在曲解与误读中，在大量宣传品的挤压下，在意识形态的夹缝间，在资金和设备匮乏的环境里，一部部诞生了全新的真正的纪录片。

书中出现的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的极度匮乏，因此欲望的成长显得有些不那么更改和单一，有点疯狂，他们都选择了最费事的影像书写——拍摄纪录片。

序言：似乎被遗忘了

引子

陈真

采访陈真

中国新纪录片产生的准备活动

对国际纪录片的学习与国际纪录片的影响

从专题片到纪录片的历程

从《西藏大祈愿》到《中国人》

《中国人》之《艺人》、《女人》、《功夫》

[影像读本]《盆窑村》

吴文光

采访吴文光

我眼中的纪录片

纪录片的耶稣

《流浪北京》及其他

朋友们……

独立制作是件外衣

[相关链接]陈真谈吴文光

[影像读本]《流浪北京》

张元

采访张元

[相关链接]栗宪庭、戴锦华评说“个人电影”

[影像读本]《广场》

温普林

采访温普林

看“新闻简报”、“西哈努克访问中国”

拍摄行为艺术与《青朴》

向境外卖片与在国内影响

纪录片与商业方式

[影像读本]《青朴》

蒋樾

采访蒋樾

现在的幸福生活

从“打本子”到跟黄健中

“盲流”到西藏拍片

拍摄“生活空间”与《彼岸》

[影像读本]《彼岸》

段锦川

采访段锦川

在广播学院和西藏电视台

与张元合作拍《广场》

拍摄《八廓南街16号》

[影像读本]《八廓南街十六号》

时间

采访时间

25岁拍《天安门》

SWYC小组与新纪录片运动

国际纪录片———把纪录片拍得像故事片一样

[相关链接]

陈真、吴文光、张元谈时间

李幸：时间这个人和中国电视时代

邝杨谈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影像读本]《天安门》

王子军、陈爵

采访王子军陈爵

关于新纪录片的研讨活动

对纪录片的认识

“向黄金媒体也就是电视法则回归”

工作手记

后记

采访陈真 地点：北京梅地亚宾馆 时间：2002年8月6日

[采访手记]访问陈真这个想法，如果从认识他算起到开始为本书工作，有三年多了。

1999年2月5日，我第一次见到陈真，是在北京郊区的九华山庄。为什么记得这个日子呢?因为那天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每年一度的“二五眼(演)”嘛。我听说每年这个日子，新闻评论部都要拉出去放松一下，名为年终总结和年头布置工作，实际上就是领导要搞搞“亲民”活动，笼络一下弟兄们。因为平日里下属做了片子给领导审，都生怕通不过，又害怕挨骂，气氛很紧张的。我听说送审有很多技巧，其中重要一条是看头儿今天心情好不好。有的哥们儿进门之前两腿直打哆嗦，有的姐们儿是淌着眼泪出门的。领导当然知道这些情况，他们也是人，想想都是为工作，搞得那么紧张，何苦呢!一年下来，总要有个机会有个方式来改善一下上下级关系吧。我想这就是要搞“二五眼(演)”的最实在的原因。而且拿现在的时髦话来套，这也是搞好企业形象的一种做法，何乐而不为?实际上就是这么排场的——那天我跟大伙儿一块坐大巴去九华山庄的，下了车一进庄门，前院就鞭炮大作，两条老长老大的对联挂在正殿立柱上，写得很妙，把新闻评论部的几个栏目名称都带进去，我记性不好，也没想到去记，现在回想，大意就是弟兄们辛苦了。三位部头儿——袁正明、梁建增、时间都在殿口伺立着候着大伙儿。时间给人印象最深，穿着一身中式襻扣衣裳，双手抱拳一直作着揖，白白胖胖，活像个发了财的小地主，又像个山寨里的少当家。我是他请来的，早起就有些纳闷，怎么没人搭理我呢，只让手下人通知我到军博门口候车。原来他至少在昨天就先到了这里，他是本年度“二五眼(演)”活动的总安排，这一切排场大概都是他的创意吧。热闹一阵儿后按安排回各自房间，然后吃午饭。我跟着人流进饭厅。饭厅很大，可摆下三五十张桌子，新闻评论部有几百号人，显得济济一堂。说来也是有缘——因为没人管我嘛，就可以乱跑，我就跑到陈虻那一桌，想借机跟他聊聊。他是个很讲礼貌的人，见我陌生，就向我介绍一桌的人，知道都是他纪录片那一行里的英雄啊。不过我特别不记人，当时就迷糊，至今就更不记得有谁谁谁了，但是当他介绍到陈真，我一激灵，就站起身，说，就是吴文光的老师吧?这时别人都看我，我想他们也许会想这傻逼说什么哪!因为我看汪继芳那本《20世纪最后的浪漫》里写着吴文光说陈真是他做电视的老师，当时我就想，在中国谁能做吴文光的电视老师啊，因为不会有就出现了个跟《霍元甲》里的陈真同名同姓的人——子虚乌有吧。这时我听陈真淡淡说了一句，那是吴文光要这么说的。我跟他坐对面，说话不方便，也怕对桌高谈阔论冷落了其他人，当时就没有再说话，但心里盯着陈真了，想可以趁这次机会跟他聊聊。

下午是新闻评论部全体会。我想我是外人，就不进会场，打算在场外听听，结果被夏骏看到，他那时在《新闻调查》做制片人，是我在广院时的同学，可能也奇怪我怎么混到这儿来，就在场外跟我聊了一阵儿才进去听会。稀里糊涂就到了吃晚饭，记得好像吃着吃着就放片，是几部他们的游戏之作。一部叫《无心插柳柳成阴》，用的是《东方时空》足球队与湖北黄石广播电视局足球队比赛画面，崔永元在里边做现场解说，大概因为踢得很臭，崔永元没得可说的，每进一球，崔就总是一句“无心插柳柳成阴啊”，有点儿幽默搞笑的意思。另一部纯属老式闹剧，是《焦点访谈》在路边做曝光节目，他们的人自己扮演好人坏人，闹了一场。记得接着是真实画面，有两位弟兄没来参加这次活动，因为出差遇车祸还是什么事，受伤了住在医院里，是那种中国电视常见的煽情方式，不过由于与“观众”的接近性，大家还是唏嘘了一番。最让我惊心动魄的是“生活空间”组做的《粮食》，用1950年代中国老电影《粮食》画面编辑，换上新的配音和解说，竟然弄出一部新闻评论部那些老记名记后代在2050年的荒诞故事。我被这部片子编辑者的聪明镇住了，因为不久前我刚说过中国电视弱智。这部片子如今是全民皆知，但首映日应是这天[后来改编自《列宁在十月》的《分家在十月》以及盛极之作大歌舞《东方红时空》也都是新闻评论部人为每年一度的“二五眼(演)”准备的]。

“二五眼(演)”就这么开场了，主持人是崔永元，白岩松、敬一丹等人都有节目出演。因为我是外人，可能会客观公正些吧，就被请到前排就座，与山庄老板等人忝列“评委”席间，以评判各个组表演的种种搞笑节目之优劣。当然也是虚应场面了，因为实在分不出高下，总之是怎么热闹怎么乱怎么来，其中夹杂了许多丑化谩骂领导审片过程的语言与情节，应该是蛮解气的，达到了“亲民”的目的。演出后，大家各寻友好去庄里各处设施游乐、聊天、打牌，我惦记着要与陈真谈，就放弃了拜会各位英雄的可能，包括熟人刘春啊、周游啊，径直到陈真的住处，与他聊到第二天凌晨。

这一聊，我们相互大致知道了各自的出身、经历，我集中了解的是从《河殇》到《望长城》之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情况。因为没有意识到此次聊天对我日后研究的重要，当时没有记录，事后也没有追记，现在只能回想起最重要的一些情况。此前，我长久的一个疑问是， 《望长城》能说是中国新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吗?陈真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极其干脆。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就我所知，从《流浪北京》谈起，谈到我认为具备纪录片品格的一些作品。交谈中，陈真谈到他与吴文光从前参与制作的一部系列作品《中国人》，这是一部原定为10个片子构成的作品，其中几部已具备我所认知的品格。当时我的教学涉及广播电视历史，读过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国外的只能当作是那么回事，因为没有亲历嘛，国内那时已出版了一本《中国电视史》，读了就觉得挺不对劲的。因为那是一本根据官方文件和既定说法写成的史，比起从前只写解放区、共产党的“中国广播史”、“中国新闻史”强不到哪儿去。尽管所有的史书都难以做到客观真实，但至少得全面吧。我们那些写新闻传播史的人却置此常识于不顾，总是一面之词，把专史写成了党在某一方面的作为史。而这样的史，又往往成为现在学校里的教科书。这岂不是误人子弟吗?于是我当时就想，可以从与陈真的访问开始，进而弄清中国电视史上纪录片这一块的情况吧。，如果按做研究这一行的习惯，即建立体系啊，写作某某史啊，我就应该开始想自己来写史的问题。但因一向疏懒，就连“弄清中国电视史上纪录片这一块的情况”这想法也无心去付诸实施，事情便拖了下来。不过此后，我与陈真还有过几次见面，每次我们都要谈点儿第一次见面时的话题，感觉上是既然那话题已经提出，不谈开、不谈下去就别扭，结果搞得好像我与他就是为了这个话题才相识交往似的。

其中一次在2001年冬。为了写作《身在幕后》(时间访评，作者汪继芳、李幸，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当时汪继芳前往北京采访陈真，请他谈对时间的看法。汪继芳采访后就打电话告诉我，说陈真很真诚，访谈做得很好。不久我也到北京，汪继芳说应该拜访一下陈真，我这才觉得自己过于疏懒，已经快两年没与陈真见面了，就到了羊坊店15号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院子里，与陈真见面。当时钱刚正在白岩松做的《时空连线》帮忙，我想应该介绍他与陈真认识，于是就拉在一块儿聊了一阵儿。我看他俩谈得挺投机，谈到了好些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钱刚对用影像手段表现历史特别有兴趣(果然他后来做出了《幼童》)。我与陈真则谈起了本书选题，我说了书名可以叫《10部被遗忘的纪录片》，他先问，哪!0部?我说是个约数，先说了几部，有《中国人》、《流浪北京》、《天安门》、《广场》等，他就和我一起掰着手指头算，结果真的算出了10部。他当即表示这是一件好事，我便请他帮我做一些工作，比如把一些手头还没有的片子搞来呀，联系跟有关的一些人聊呀。我说，有几个人没问题了，一个是吴文光，以前打过交道；一个是你，你一向支持；再一个是时间，也没问题。当时汪继芳与我正在写《身在幕后》，我分工评论部分，需要拿到时间当年拍摄的《天安门》。这天我们来这儿就是想拿到带子，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但是尽管时间已经交代过了好几天，下边的人还没开始转录呢。陈真问是交代谁转的，然后说，现在人家日子过好了，有房有车了，可以偷点儿懒啦，说完就让汪把原版要出来，说由他来转。我在一旁听了，觉得让大制片人做这具体事儿，有点儿过意不去，但看陈真说话的样子好像他经常干这等小事似的，便也由他去了。果然，回到南京没几天，就收到了他寄来的好几盘共七八小时长度的片子。

再一次是2002年夏。央视《开心辞典》播出两周年开研讨会，要我去捧场。会后我先到《新闻调查》，因为与该栏目一位制片人张洁在南京有过愉快的谈话，便去看看他，顺便也做点儿“调查”。之后就去看陈真，又聊起了写书的事。我说还有几部片子没看，他问是哪几部，当即就给温普林、蒋樾等人打电话要片子。放下电话又解释道，其实他先前已向他们要过， “但是干这一行的人哪……”我赶紧说，“知道，知道!”

过了几天，我要回去了，便给陈真打电话，他说已经拿到温普林的《青朴》，我一听便想，该趁这次机会与陈真正式谈了。于是定下第二天晚上，他到我住处来。不过直到这时，我仍没有想好此书是个什么模样，该怎么做?只是想，先把这次访谈做出来再说吧——小标题是整理完记录后加的。P5-8

这本书的名字叫《被遗忘的影像》，遗忘是书名和书中内容的关键词。

遗忘，似乎是常人难以避免的顽疾，人们使用多种工具来保持自己的记忆，这就是记录。比如纸与笔的产生就与此有关，最早的书写事实上就是记录。但是人类爱忘事的顽疾是天性，一个记不住事的人肯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肯定是最痛苦的人。那些记录下痛苦的作品带给人们的是更多的痛苦，甚至记录下的欢乐最后也会演变成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记录的过程，对记录者本人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人类自有书写记录以来，一直经历着漫长而深刻的痛苦。拍摄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么一场痛苦。

李幸让我为本书写一篇放在前面的文字，把已经遗忘的纪录片制作经历再现出来，这真是莫大痛苦的差事，看这些文字的人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有多少人为了经历这些痛苦，而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乐此不疲。这有点像人类的生产过程。

在有关记录的书写种类中，最费事的就是影像记录，也就是我们号称的纪录片。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曾经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做影视?我们写诗只需要有一张纸一支笔就行了，而你们却需要用现代化的机械电子设备，与各工种的工作人员合作，很难体现个人的意志。

书中出现的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都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的极度匮乏，因此欲望的成长显得有些不那么理性和单一，有点儿疯狂的人，他们都选择了最费事的影像书写——拍摄纪录片。可以这么说，这本书里收录的纪录片的作者都不是天生想做纪录片工作者，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今天这么说，但我从来不信。从80年代开始，所谓的中国电影“第五代”在银幕里兴风作浪，搅乱了很多本不十分平静的年轻人的心。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美丽而遥不可及的电影梦。可是苦于种种现实障碍，他们不可能成为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因为做电影是需要巨额资金的。而且电影是一门手艺，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学会这门手艺实属不易。所以很多人一开始都是进入电视圈拍摄电视纪录片，因为进入电视圈比进入电影圈要容易得多，这就是纪实的纪录片而不是虚构的剧情片，而且大部，分是用磁带而不是胶片。而且我敢说，没有用胶片拍摄过的人依然有这样的梦想：等将来出了名挣了钱，一定要拍一部真正的电影——有巨额投资、用胶片拍摄，还有，一定要用当红女明星。

在80年代，每个人的工资都不超过百元，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最重要的条件不是钱而是得到一个免费使用或者低价使用的摄像机和后期编辑设备。而途径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找到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哥们儿帮忙，应该说书中所列的很多片子在前后期设备的使用上多少都与中央电视台有关。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时间、李晓山等人和我本人很自然地就成了这些人的朋友。实际上，我们和这些人成为朋友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是志趣相投、志同道合；他们敬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过人的才华和对纪录片的深刻理解，并且有让人服气的作品，而仅仅是因为我们乐于助人。但是也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些体制内的和一些体制外的人都是这场发端于20年前的新纪录片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20年前的一些纪录片工作者能获得的创作条件，某种程度上并不比今天差。制作一部片子并不需要支付很多的钱，但他们付出的可能是人格的代价，比如说与我这样的人为伍。记得吴文光拍《流浪北京》时，使的设备是当时电视台最好的池上IKGAMI-79E，后期合成用的是时带脱编，在当时最高级的5000机房，90年代初我曾在国外生活过，这套前后期设备在当时国际上也是最高级的，因此，新纪录片运动并不是小米加步枪。但麻烦还是有的，记得我们帮吴文光在台里订了机房，但机房管理者发现吴文光不是干公家的活儿，出于职责，他严词予以拒绝，就是不开机。无奈，在空旷的机房里，吴文光与主管者下起了围棋，一盘接一盘地输。几番大战之后，胜利者扬长而去，失败者也高兴异常，因为机器已经通上电，从现在开始起码可以干到明天早上。

当时在这些机房里面还流传着时间和烧鸡的故事。为了更好地使用机房并让机房里面的技术人员能和我们同甘共苦、昼夜奋战，时间每次去机房剪片子都要带一只烧鸡给机房的人吃，从今天来看，一只烧鸡并没有多少钱，可当时在我们一个月工资几十块钱的情况下，烧鸡还属于高档食品，不能小看从这个香喷喷的烧鸡里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反正后来时间去机房，技术人员都可以不在场，给他一把钥匙就行了。这样的待遇我也享受过，但我没有送过烧鸡，顶多和机房人员喝过几次酒。

早期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有关的纪录片，主要出自中央电视台的两个机房，它们是“井冈山”和“延安”，是根据地和大本营，当年送烧鸡请人喝酒的人后来大红大紫，屡出佳片，在国际上拿奖，成为泰斗级人物或者影视界大腕，而他们也根本无需再回来使用这些机房了。在所有的关于早期中国独立制片运动书籍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些技术员和机房。但我想说，没有这些机房，没有这些善良的人，很难诞生这么高质量的纪录片。两年前的一天，当年帮助过我们的一位技术员给我打电话，说想到我这儿来当编导。我真的很想帮他，但由于学历等问题，最终没有上我这儿来。在他们参与制作这些片子的过程中，除了很少的一点报酬，几乎是无私奉献。可是，他们却从这些做片子人的日后成功中发现了自己改变生命和生活轨迹的可能。他们开始不安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想成为纪录片的编导。如果当时我们这些人更多地对他们言传身教，或许他们也能成为很好的纪录片工作者，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年和他们昼夜奋战的哥们儿早已把他们遗忘，离他们远去了。

原本接受采访的人里面还有康健宁，但康老最终拒绝了进入此书，这也是他令我敬佩的性情和个性使然。我和康健宁相识于1985年，当时他刚到宁夏电视台工作，为了得到使用机器的机会，学习后期设备的使用，可谓费尽心机，因为他所在的国际部也就是一台摄像机和一台对编设备。他时常感叹，今天初入行的人获取拍摄和编辑设备的容易。如果当年有今天的条件，或许还应该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本书作者之一的刘晓茜，我见过几面。记得第一次见她是为了给李幸送资料，她从办公室的大楼里下来取，我交给了她东西但没有下车，后来才知道因为有了她，这本书才能够最终完成。后来和她通过几次电话，相互发送过一些邮件，知道她为了学习制作电影去了京郊一家影视设备公司打工。我曾跟汪继芳说要不先来电视台混点钱解决生存问题也不影响她将来拍电影，汪继芳告诉我她不愿意来，怕学坏了学歪了，她想一步进入电影圈，真使我感动不已，不知道她的这种人生选择是不是也受到这本书里面的人和作品的影响，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又一次误人子弟。

因为李幸的关系，我认识了汪继芳，从汪继芳知道我到我们最终见上面，间隔10年，在她后来的一些文字表述中，我是一个大大咧咧，没有心计且乐于助人的电视人。也许我和她过去采访过的纪录片人不同，不那么严厉较真儿，或者火气很大，说话又比较随意。于是她很快和我成了朋友，这本书是在李幸推动下完成的，虽然，汪继芳似乎不大愿意再和我们这些人打交道，但她还是专心地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这种个人品质让我惊讶更让我感动，汪继芳是这样一种人，不经意中做的一些看起来不大的事，事后却证明这些工作极有价值，是常人所不为或不能为的。

与李幸的相识纯属偶然，多年以来，和李幸的交往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年估计也见不上一面，电话也很少打，他送我最贵重的礼品是一瓶装有二两30年陈酿的口子窑。但李幸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外型酷似鲁迅，接触久了发现他不仅有鲁迅其貌，也兼具鲁迅的风骨。他当年关于中国电视弱智的文字，直指如日中天的中央电视台和我现在所从事的著名栏目，令当时的杨台长大光其火。据我所知，在李幸的研究领域中，纪录片并不是他的主项。但他对中国新纪录片的识见却令我极为惊讶。他的研究主要侧重个体案例，以小见大，发微见著。其学术之风极为扎实，可谓领一时风气之先。我们常叹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流于宏大叙事，学者们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在纵横捭阖下，会有许多误读。而他们常把误读当作解构，而李幸的工作却不这样，这也就是我当时愿意和李幸共同来做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可惜的是，我阴差阳错去了一个电视日播栏目，每天忙于各种琐事，最终没有从头到尾和李幸共同完成这件工作。就连这篇文字也是在他再三催促之下仓促而成。因此备感愧疚，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对李幸、刘晓茜、汪继芳的敬佩之意。

今天，中国的新纪录片运动早已不见踪迹，书中所列的大部分人也不再拍摄纪录片，今天为拍摄纪录片而筹措资金再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一些年轻人只要用不到5万块钱就可以配置一套DV的前后期设备，他们也不用像过去的人那样跑到电视台机房，因为在自家的电脑上，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后期编辑。但人们却在说，中国的纪录片却陷入了困窘之境。事实上，现在在中国，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正在进行或者准备进行纪录片的拍摄，每年都有一些佳作在电影节上获奖。但是像当年一些人聚在一间小屋里观看一部自己拍摄的纪录片，看完后争论不休、通宵达旦，那种兴奋的情景却不再有，似乎被遗忘了。

2005年10月10日于北京

重新看一遍这些文字，我在做最后的校对。就剩下《京城散记》没能找到了，不过找到找不到对这本书也没太多影响，整个内容已经呈现出来了。

看到汪老师在1995年做的吴文光的采访，曾收录在《20世纪最后的浪漫》里的部分，还是很激动，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些文字，才开启了我脑中关于纪录片的大门——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片子，原来可以这样来说话，告诉别人自己怎样看周围的人和事，原来还有人这么纯粹，原来在日本有个叫小川的终身穷困却终生在做纪录片的人。汪老师的访问总有丰富而厚重的实质，再看我自己的访问，总觉得重量不够，总是漂浮着。这两部分访问的比较，正好类似当年的纪录片人和今天大多数纪录片人的比较。

那时的片子都是出自内心的，没有此起彼伏的评奖，没有网络的炒作，外国的电影节参与机会也等于几乎没有，那么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问法有些侮辱他们了。)因为有一种力量在他们心里萌动，有话要说，有话要这样说，于是便说了，克服困难，互相帮助，同心协力，观点争锋，而事情的起因就是如此简单。于是中国的纪录片从几个人，到一个小小的圈子，到一个大大的圈子，到了今天每个拿DV的青年都喊着要拍纪录片的时代。而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看着这纷繁的纪录片时代，深感欣慰自己起初是因吴文光的思想而启蒙，知道纪录片的本质应该是真实而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因为纪录片所能带来的所谓名气和荣誉这些副产品，今天的很多人将它本末倒置了，这是极其让人痛心的。

这本书展示了中国纪录片的萌芽历程，而我从中领悟到的，不是一个个历史事件，不是一个个如今都很牛×逼的人当年的琐碎小事，而是他们孜孜追求的精神和对于纪录片本质的理解，这才是今天我们这些有了轻便的设备，有了便利的条件可以很容易拍纪录片的青年应该学习的。让书里的字带我们到那源头去吧，那里很纯净，那里没有烟雾缭绕的诱惑，在那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纪录片呱呱坠地的过程，一个赤裸的健康的新生儿，他没有穿写着这个奖那个奖的花衣服，他本来的面目是那样单纯而坚强。

非常感谢李幸老师让我参与这本书的写作，这是我活到今天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在他和汪继芳老师的帮助和指点下我边学边做，终于完成了这个工作。感谢接受我采访的蒋樾、段锦川、温普林、王子军四位老师，他们都很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虽然有时候我的提问很幼稚，有时候脑子里的知识储备也不能立即和他们的接上轨。记得采访前汪老师跟我说，不用怕，做纪录片的人都是很好的，我于是壮着胆子去了。特别感谢在这一年里支持我写作工作的父母，他们特意给我配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以及无偿帮助我做摄影、磁带转录等工作的三位好友刘保、岳飞、吴慧君。

最后，如果你读过后能有一点点收获和感悟，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谢谢读这本书的人!

刘晓茜

2005年4月30日凌晨于北京清河

纪录片是一泡屎，不拉出来不舒服。

——吴文光

遗忘，似乎是常人难以避免的顽疾，人们使用多种工具来保持自己的记忆，这就是记录。

——陈真

我拍的方式就是机器基本不动，因为对我来讲，生活本身是最有魅力的，我大量的用长镜头，这就是我做纪录片当时的一个基本的叙事方法。

——温普林

看看这个社会，有多少虚假的东西？我们面临着那么大的一个谎言！所以我还要拍纪录片。

——张 元

在这个世界上，我到现在还没有觉得做艺术、做什么东西，比拍纪录片更有趣。

——蒋 樾

从纪录片诞生到现在，从国际上来讲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方向，就是对社会关注对人关注。

——段锦川

纪录片实际上是我们青春的一种怀念，是一种理想，它永远也不可能磨灭的，只要时机成熟，我们还会再来搞这个创作。

——时间

我觉得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具备的素质大体上应该跟故事片导演的素质是一样的，应该跟作家的素质和报告文学的素质是一样的。

——王子军

纪录无疑是一个文化运动，一个运动也好，一个集体意识产生的作品灵感也好，纯技术现状也好——像“新浪潮”对“跳接”和实景的广泛使用，历史永远不是一次到位的，它得先把最近前的“敌人”和使命“干掉”和完成。

——陈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