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曾以《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小说多次轰动社会，今天又奉献写作十年的长篇力作《蒋子龙文集（人气）》；个人家庭国家，谁不盼人气旺财运兴？作品在表现大都市人文景观的同时，全面反映市场经济下人际关系与情感世界的深刻变化。从下岗女工和厅局长的感情纠葛、到英俊官商与大学女教师的朦胧恋爱，芸芸众生无不在欲望大潮中浮沉起落，既展示出清纯的人格美，又流露了丑陋的劣根性。

蒋子龙编著的《蒋子龙文集（人气）》以一个大城市的房改为背景，描述了从市长到平民形形色色的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感情波折，尽现男女之战、金钱之战、权力之战、利益之战。作者蒋子龙1972年3月入党，1958年8月参加工作，中专学历，编审。蒋子龙，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作为着名作家和中国文化的使者，他先后出访过欧美亚等十几个国家。

《蒋子龙文集（人气）》是一部长篇小说。

房亮大败而归。

当今城市里无非是两种战争：男女之战和金钱之战。金钱之战的胜利者才会在男女之战中所向披靡，正因为他最近在金钱之战上屡屡失手，才导致在男女之战中也惨遭败绩。商品社会惟金钱最有力量，只有那些最会赚钱的男人才是性能力最强的男人，不然为什么各种漂亮女人都喜欢大款……

这令他颜面扫尽，眼中闪着阴寒的光波，一路上满脑子里还是刚才跟那个女人大战的情景……他是心烦无法排解才把她招来的。女人心烦逛商店，男人心烦买女人，不管是哪种购买都是一种逃避，会令人兴奋。那女人不能说不美，身条儿楚楚盈盈，堪称人间尤物，可他使尽各种招数，折腾出满身臭汗，始终不能成交，虽心有不甘最后也只好主动放弃。那女人由对他的千般崇拜万般娇媚立刻化为刻毒的不屑，全不遮掩满脸的讥讽。幸好他腰包还挺得住，甩出一大笔让他自己也肉疼的钱，那女人才又肃然起敬，称谢不已。老板——这也是他魅力的一部分。会赚钱的男人一切都应该是强大的，即使性能力出了问题也可以用钱买回男人的尊严。但他没有买到快乐。紧跟着又安慰自己，性就是性，不过是花钱也可以买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买到明天还可以再买，总会买得到合适的令自己满意的，用不着赋予它太多的意义和联想，那会自寻烦恼，让自己灰心丧气甚至会心理失衡。他回公司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拿上了当月的迟到人员登记簿——每天上班铃响过之后，凡来晚的人都要登记下姓名和迟到的时间，然后方可进楼。快发工资了，他要参照每个人的出勤情况确定奖金数额，如果发电厂的工程再拿不到手，还要考虑裁掉一批人……他心里很明白自己这是在找茬儿。回到自己宽大的办公室，信手翻开迟到登记簿，见迟到者的姓名一栏里填写的没有一个是本公司的职工，想必是看传达室的老头只管让迟到者登记，却并不检查他们往登记簿上写了些什么，在那里面登记的迟到者竟然是克林顿、姜文、刘晓庆、巩俐、泰森、乔丹……还有不少人填上了他房亮房老总的名字。他把登记簿往写字台上一摔：“这帮王八蛋！”骂完后随即又笑了，揽不到工程，大家没有事干，迟到不迟到又有什么意义？他的公司名为民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是以经营房地产业为主，前些年他曾大出过几年风头，也算是梨城数得上号的私营企业家。近几年他的身体像气吹的一样成了大胖子，刚才的失败也跟这副体型有关，隔山掏火多有不便，影响正常发挥。可惜他的事业远不像外表这样让人一看就是发了大财的派头，其实他的公司却正在走下坡路。对一个男人来说，事业失败比阳痿更惨！

他刚坐下没多久，就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公司开发部经理林洪仁，三十多岁，有着一张消瘦、苍白和神经质的脸，委靡不振地在他对面坐下来。一看林洪仁这副鸟样子房亮心里就凉了多半截，但还是有点急不可耐地问了一句：“怎么样？”林洪仁应了一声：“没戏。”房亮不耐烦：“我知道没戏，最后到底是谁中了标呢？”“还能有谁？当然是杜觉的土木集团了！”“他妈的！”房亮猛起身，一拳砸在自己的大肚子上，哎哟一声弯腰又坐回到椅子上。“肥肉都叫他们吃了，我们揽不到工程，喝西北风呀？这里肯定有鬼……”这还用说吗？谁都知道有鬼，有鬼又能怎么样？房亮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自己打气，“告他！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能让他们好受！”林洪仁不以为然：“怎么告啊，杜家有权有势，我们又没有抓到人家的把柄……”这越发激怒了房亮：“告不了杜觉就告简业修，姓简的小辫子不是抓在我们手里吗？他们穿的是连裆裤，姓简的一被抓进去，准得把姓杜的抖搂出来！”

林洪仁发噤。房亮站起来，在屋里转磨磨，他可真是个肥硕的大胖子，整个体型如同一粒巨大的枣核儿，两头小，中间大，两条细腿岌岌可危地支撑着滚圆而又庞大的身躯，肚子比胸部粗，胸部比脖子粗，脖子比脑袋粗，脸上的肥肉硬得像石头，脸以下的肥肉又软得像凉粉，层层叠叠，松松垮垮。他走到窗前，窗外一座巨型建筑物如同一座黑糊糊的大山向他压下来，挡住了他的视野，使他这问原本亮堂堂的大房子变得幽暗阴森了。在夕阳的余晖中对面的大楼流光溢彩，玻璃的反光刺得他眼睛迷离，心旌摇动，肥胖的身躯感受到一种强力的挤压……他知道造成他阳痿的原因就是对面这幢大楼，是简业修的大楼！当初这幢大楼就应该由他承建，可简业修把工程给了他上司的儿子。为此房亮一直耿耿于怀，从那时候起，他的民信公司就开始走背字。过去在整个河口广场，数他的民信大厦最堂皇、最抢眼，好风水让他占尽，好事他想挡都挡不住。自从简业修的大楼建起来，在方圆这一带数它最高最大最巍峨，地气都叫它吸走了，阳光被它采走了，人们一走到这儿最先注意到它，人心被它夺走了，民信大厦被压在它的阴影里，怎么能不倒霉？有简业修的大楼在，他的民信公司就永无出头之日！房亮越看越气，越想越恨，林洪仁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劝他：“房总，把我们这幢大厦卖掉吧，另找一个好地方再重建一栋小点的楼，或买一个现成的地方办公，可以省出一大笔钱，正好可以解决眼前资金紧张的问题。俗话说民不跟官斗，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什么？”以房亮的性格当然不会认头躲走，他也绝不会承认自己已经穷到了卖楼的地步，一对大眼珠子瞪成了牛眼，恨恨地说，“就是把简业修赶走，我也不能走。他妈的，我房大胖子跟他没完，先告他！”林洪仁一惊，愣了一阵试着给老板另出主意：“房总，要不请个风水先生给看看吧，最近有个新加坡的风水大师闹腾得挺火，他也许有破解的办法。”房亮随口一问：“他要多少钱？”“出场费五万。”“他妈的，还不知灵不灵，就要这么多钱！”林洪仁赶紧解释：“五万只是出场费，以后再置办什么还得另花钱，这种人当然要价很高啦，谁叫你信啊？你既然信他就要舍得花钱，钱花到了才会灵。”房亮看看自己的部下，心里说这家伙鬼精鬼灵，可就是揽不来工程，连看风水的行情都这么清楚，是不是也有回扣？但他还是下了决心：“五万就五万吧，不过要快，一定要赶在简业修的大楼剪彩以前想出对付他的办法。”

几天后的正午，阳光暴烈，新加坡的风水大师景道中指挥几个人把一尊大腿粗的铸铁大炮，架在了民信大厦楼顶的墙围子上，黑洞洞的炮口直指对面简业修的建委大楼。在烈日下，对面的大楼如同包裹着一团金光，耀人眼目。房亮吃力地爬上楼顶，累得大汗淋漓，腰带吊在滚圆的大肚子下面，需不停地往上提腰带——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当他抬眼看到大炮的时候也不免吃了一惊：“怎么是一架大炮？”林洪仁急忙解释：“这叫‘大将军’，里面有一道符，炮口里面藏着一个像弹头一样的凸镜，它比炮弹还厉害！”景道中把话接过来：“从你们架好‘大将军’的这一刻起，对面的大楼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那幢大楼的主人就等着倒霉吧，快了十天半月，迟了一年半载，一准应验，从此再也不会影响你们的财运了。”房亮将信将疑：“这家伙真有那么灵？”风水先生看看他，满脸傲慢，不说话就转身离去。林洪仁埋怨自己的老板：“这种事信则灵，不信不灵，我们钱已经花了，‘大将军’也装上了，您这又是何苦呢？”房亮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一肚子邪火往外蹿：“放屁，灵就是灵，不灵就是不灵，他这玩意儿要是真管用，我信不信它都得应该灵！”他又指示林洪仁，“不能光指望这尊大炮，你明天到检察院举报简业修，还要找几个记者吹吹咱的大炮，管用不管用的先气气对方再说！”P1－4

五十年代初，我从农村考到天津来上中学。住在哥哥借来的一间“篱笆灯”式的小平房里，那间小屋给我的感觉是除了能挡风和遮露水，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惹急了一脚就能踹个窟窿，甚至连声音都－挡不住，或许还能从里向外扩音。因为无论我在屋子里做什么．比如说了什么话，哼了什么歌，哪个同学来找过我，乃至夜里起来几次……左邻右舍无不一清二楚，洞若观火。旁边就是我一个同学的家，他经常拿我夜里的活动取笑：昨天晚上你又说梦话了不是？白天你就不能少喝点水，昨儿个夜里起来一趟又一趟，搅得我妈妈一宿没怎么睡！

原来我这位同学的母亲神经衰弱，晚上关了灯就专听着我的动静。当时我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一间小屋，哪够我折腾的，于是就成了她老人家的“好莱坞”。

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在城市里没有安全感，随时都有“小打听”、“小报告”……

当时我的许多同学都住在这样的平房里，分布在天津西站附近：西域庄、邵公庄、同福庄、西北角……我刚到天津的时候还好生奇怪，这大都市里的地名怎么跟农村一个样，不是这个“庄”，就是那个“角”？其实这些地方并不是市郊，而在市区内。

我对城市的同情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城市里有着繁华的大街、堂皇的商店和大电影院，然而城里人却住在与他们说话的神态和芽着打扮很不相称的地方，说实话还不如他们鄙视的农村人的牲口棚帘敞。

刚开学的时候，天津市的学生往往都瞧不起从农村来的学生，他们根据我说话的口音给我起外号，“小侉子”、“小沧州”等。我在他们面前却有自己的骄傲，一是入学的考分比他们高，这是老师在开学第一天指派班干部时讲的，因为我的考分最高才让我当班长。另外就是我在老家住的房子比他们好，这就是农村的优势，他们城里的学生又怎么会知道。

就说我们家，有前后两个院子，光是正房就有十几间，高房大炕，随你怎么折腾都耍把得开。即便是放粮食、堆柴火、养牲口以及磨面的南房，都比我现在住的这间小破屋强多了。难怪农村学生的考分普遍都比城里的学生高，城里人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你听我的墙根儿，我扒你的窗户眼儿，心里能清静得了吗？心里不清静又哪来的健康心理？

难怪城里人的心眼儿都曲里拐弯的花活那么多，是是非非也特别多。听说谦德庄有条胡同，住着不足百户人家，却有二十多个在精神上和智力上有缺陷的人：疯子、傻子、抽羊角疯的、得撞客的……人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跟居住条件有关系。

当我正年轻、敏感、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却在那间小平房里一住就是三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只有在放寒署假的时候才能回到农村老家，于是每学期从一开学就盼着放假，放假了则希望永不开学。经常想家就会经常在梦中回家，久而久之竞养成了一个做梦还乡的习惯。不想这个习惯一直陪伴了我大半生，至今我做梦最容易梦到的还是家乡的事情，极少会梦见城里的景象。除非是做噩梦，故事才会发生在城市里。

我想这就是当年住“篱笆灯”的后遗症。但，对个中的缘由却想不透彻。因此，关于那段住平房的生活，我一直封存着没有使用。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看到了城市里大面积的平房改造，要拆掉的大片大片的棚户区，正是当年我住过的那种“篱笆灯”。想不到我的感受竟是那么强烈，外部刺激和内心积存的东西相呼应，勾起了对过去住平房的回忆，结合长期以来对城市和城市人的思考，找到了一个使自己迷恋的故事……这就是“人气”。

居住着近百万城市最底层居民的一个个平房区，像一摊摊膏药贴在城市的各个部位上。你不揭它，虽然难看、有时还会难受，由于时间太长了大家就都能忍受，见怪不怪的也都能看得下去。一旦揭下这一帖帖的老膏药，便露出了发炎、发黑、肿胀变形、甚至还在流脓流血的地方。一片片几万、几十万平方米的平房，住着人的时候再难看也还是房子，一旦人搬走，偌大的一片住宅区立刻就不再像房子了……这让我无比惊奇：到底是房子护着人，还是人护着房子？

明明是人需要遮风蔽雨才搭建了这些“篱笆灯”，可是人气一散．厉子不拆自毁，变成一个个巨大而阴森的垃圾场。这似乎是在证明．人需要房子，但房子更需要人。

人气，人气。我们在生活中，能一场场地度过许多灾难，原来是靠磅礴的人气在支撑。恰恰正是棚户区这些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勇气和韧劲儿让我感动，让我看到了最普通人的生命的壮阔和悲怆。

就在那一刻，我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激情，给自己的小说定名为《人气》。

《人气》，是一种生命的旋律。

我想写一部属于现实、属于生活的小说。实实在在地写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有真切可感的情节，有别于当下流行的“软性小说”。倘若虚虚乎乎地编织一些男人和女人的流行故事，恐怕撑不起这样的题材。

这就需以诚恳的态度进入生活，我自己首先要被说服。写作需要想象力，也需要判断力，先要能看得见自己的思想。假如你有思想，并能赋予思想以血肉。

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有这样的厚重：有底层群众的至苦至乐．也有各类官员和商人的命运冲撞。他们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强大之处。像普通人一样会想些只属于自己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同时还有相当多的人相当困难地干着自己应该干的事情。现代人并非如民谣中所挖苦的那般消极和不可救药。

然而，现实又有其飘忽不定和难以捉摸的一面，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人眼里会看到不同的现实，得出相反的结论。有时还很容易被迷惑，把事实看歪了、看浅了，甚或看不懂。因此我也写了一些自己不理解和不能接受的人物，就像现实生活本身。你既然生活其中，就很难回避一些问题，看明白了要活着，一时看不明白也还得要活着。

现实不像历史那么善恶分明，却有一份切己的意蕴。

于是在小说完成后我郑重声明：《人气》是一部纯虚构的小说。我写的是“人物”，而不是生活中的某个人。无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有着怎样的缺点乃至罪过，无论他们比生活中的人更坏或更好，他们都是我的创造，骨血和肌肉都是我给的。

小说中的空间是主观的，尽管看起来很像现实的世界，其实它只是作家想象的舞台。

我一向是同情现实的，从不推卸自己对现实的责任。很高兴现实的包容性也在增大，没有腰斩《人气》，让对它有兴趣的人读到了它。我也由衷地对现实生活说声谢谢，谢谢它赐给我创作长篇小说的缘分。

我一直认为，长篇小说不是想写就能写得出来的，是不能靠硬憋而写长篇的。一个作家能否写出长篇小说，能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命中注定的，要靠命运或者说是生活的恩赐，向他提供了这种缘分。

《人气》是如此，我的另外几部长篇小说也莫不如此。从触发灵感得到创作启示，直至最后小说完稿，仿佛都得自于一种命运般的机缘。所以，我写长篇从来不强迫自己，有这份缘，写起来顺畅自如，整个过程是一种享受。没有这份缘，便不强求。

蒋子龙

2012年2月25日

此生让我付出心血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家族”。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机会，能将这个“家族”召集起来，编成队列。

——这就是整理《蒋子龙文集》。

整理文集确实像召开家族大会。将我亲手创作的各色人物，聚集到一起，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他们的风貌、灵魂、故事（即便是散文随笔中也有人物、事件和思想）……一下子勾起我许多回忆，感慨万端。

有的令我欣慰，有的曾给我惹过大麻烦。如今竞都让我感到了一种“亲情”，不仅不后悔，甚至庆幸当初创造了他们。

将他们收拾停当，排出先后次序，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大广场”上，像所有等待检阅的人一样，有兴奋，有期待，还有紧张。

首先将检阅我这个“家族方阵”的是责任编辑包兰英，然后是出版社的老总。他们是我写作上的贵人。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则是我的文学福地。

“文革”结束后，我头一次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改稿子，就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在文学讲习所读书时，导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秦兆阳先生，他看了我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那是我收藏中的珍品。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上发表；我下功夫最大也是自己最看重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也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写了大半生，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集，我视为是一种“终身成就奖”。

由衷地感谢包兰英先生的举荐，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厚意。

蒋子龙

2012年12月31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