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他的最后一部政论随笔集。引领我们经历了奥斯陆协定的失败到美军入侵伊拉克的过程。作者将奥斯陆协定描述成“恶意的草率”导致某种“快餐和平”，慷慨激昂地反对伊拉克战争。这些犀利的随笔，透过一个具有非凡理解力、同情心、洞察力和渊博知识的头脑，折射出恐怖年代的现实。

本书是爱德华·萨义德的最后一部政论随笔集。这些写于2000年12月至2003年7月间的随笔，引领我们经历了从奥斯随协定的失败直至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过程。萨义德将奥斯陆协定描述成是由“恶意的草率”导致的某种“快餐和平”，谴责它并非巴勒斯坦的和平计划，恰恰相反，它是对于巴勒斯坦的平定计划。萨义德慷慨激昂地反对伊拉克战争，在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和阿拉伯领导层的失败提出强烈批评的同时，呼吁巴勒斯坦民族及其他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的进步力量合作。

这些犀利的随笔，透过一个具有非凡理解力、同情心、洞察力和渊博知识的头脑，折射出恐怖年代的现实。它们是一个真正卓越的人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做出的弥足珍贵的贡献。

前言（托尼·贾特）

第一部分　第二轮群众暴动之始与克林顿的失败

 1.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

 2.悲剧在加深

 3.美国选举：体制还是闹剧？

 4.屡次尝试

 5.以色列向何处去？

 6.唯一的其他选择

 7.弗洛伊德、犹太复国主义与维也纳

 8.转向另一战线的时机

 9.现实种种

 10.对以色列的思考

 11.反抗、尊严与教条统治

 12.国家公敌

 13.磨利刀斧

 14.戴维营的代价

 15.占领即暴行

 16.宣传与战争

第二部分　“9·11”事件、恐怖战争、西岸及加沙的再次入侵

 17.群情激愤

　18.反弹与回撤

　19.在相似性中随波逐流

　20.振奋精神的见识

　21.自杀式的无知

　22.以色列的穷途末路

　23.巴勒斯坦正在出现的其他选择

　24.螺旋再次转动

　25.关于美国的思考

　26.奥斯陆代价几何？

　27.思考未来

　28.以色列干了些什么？

　29.美国犹太人的危机

　30.巴勒斯坦目前的选举

　31.单行线

　32.缓慢死亡：细致入微的惩罚

　33.阿拉伯的分裂与派系斗争

　34.无力的极点

第三部分 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

　35.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

　36.欧美对峙

　37.关于伊拉克的虚假信息

　38.当务之急

　39.难以接受的软弱无助

　40.伪善纪念碑

　41.谁在当政？

　42.一场愚蠢的战争

　43.美国正在发生什么？

　44.阿拉伯状况

　45.路线图考古

　46.尊严与团结

后记（瓦迪厄·E.萨义德）

1.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

2000年9月29日，在大约一千名以色列警察及/或士兵保护之下，阿里埃勒·沙龙造访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哈兰·阿一夏利（Haramal-Sharif）（至尊圣地），刻意以一种明确姿态，公开宣示他作为一名以色列人造访穆斯林圣地的权利。从那天起，战火便在这块土地上点燃，直到我撰文的11月中旬，战争还在继续。沙龙本人毫无悔意，指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蓄意煽动”巴勒斯坦人反对“高度民主”的以色列、企图改变其犹太性和民主性。他说，他到那里“是为了检查并确认任何人都拥有信仰自由，都可以自由进入圣殿山”，但是，他却只字不提身边前呼后拥的大群卫兵，也毫不提及在他到来前后和到来之际这里曾遭到封锁，因而几乎无法保证自由出入的情形[《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2000年10月4日]。他对29日以色列军队枪杀8名巴勒斯坦人的事实未置一词，也闭口不谈1967年6月以色列单方面吞并东耶路撒冷并把它变成军事占领区之事——依照国际法，该地区人民有权通过任何可能的途径来抵抗这一军事占领：正是这一事实引发了新一轮的群众暴动。此外，考古学家认为，圣殿山一千五百年前应该位于世界上两座最古老、最宏伟的穆斯林神殿之下，是宗教传统主题的汇聚之地，而这位在萨布拉（Sabra）、沙提拉（Shatila）、凯比亚（Qibya）和加沙（Gaza）的大屠杀以及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其他大屠杀之中双手沾满了巴勒斯坦人民鲜血的野蛮的右翼以色列将军，要凭借对此地不止一次的铁蹄践踏，将圣殿山辨别出来。

“巴勒斯坦医疗救济委员会联盟”（The Union of Palestinian Medi.cal Relief Committees）说，到11月7日为止，已有170人被杀，6000人受伤，其中不包括以色列的14名死亡者（有8名是士兵）和数目稍多一点的受伤者（几天后死亡人数上升至两百多）。较早的数据来自以色列人权组织“形象”（B’tselem）。该组织说，巴勒斯坦死者中包括至少22名年龄在15岁以下的男孩和13名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他们是在以色列境内举行的游行示威中被以色列警察杀死的。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Watch）组织公布了报告，严厉谴责以色列对平民滥用武力。据菲尔。里夫斯（Phil Reeves）在《独立报》（Independent，2000年11月12日）中所述，大赦国际已公布另一份报告，谴责以色列对于本国境内及耶路撒冷地区的阿拉4flJL童进行骚扰袭击、刑讯逼供和非法拘捕。吉登·列维（Gideon Levy）在《国土报》（11月12日）中警告说，以色列国会成员中为数不多的阿拉伯人大都因强烈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政策而受到惩罚；一些人已被解除委员会职务，另一些人面临审判，还有一些人正遭受警察讯问。他总结道：所有这一切，是在以色列境内及被占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妖魔化和非法化进程”的一部分。

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这一短语不免有点矛盾修辞的意味）已荡然无存。就连那些凭借和平进程确立其贵宾地位并享有特权的三百名左右的巴勒斯坦人，也不再尊贵，而是同其他三百万左右承受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以色列占领政权施加的双重生活负担——更不用说还要忍受数千名以色列定居者的野蛮暴行。他们中有些人已变成狂暴的治安维持会员，对巴勒斯坦村庄以及像希伯伦这样的大城镇进行恐怖统治——的巴勒斯坦人民一样，遭到封锁、包围，被设置路障，禁止通行。亚西尔·阿拉法特本人也没能逃过这样的侮辱。他必须经过许可才能出入西岸或加沙。在那单，他的机场被以色列人随时开放或关闭，他的总部被以色列武装直升飞机发射的导弹惩罚性地轰炸。至于那些出入此地的货物流通，更不用说工人、普通旅客、观光者、学生和老弱病残，则已被固定在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已被监禁起来。根据联合国驻被占领土特别协调员办事处（UN Special Coordinator’s Office in the OccupiedTerritories）的报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79.8％：与约旦之间的贸易次之，占2.39％，这一颇低的数字直接源于以色列对整个巴勒斯坦一约旦边境（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与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接壤的边境）的控制。因此，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巴勒斯坦的经济损失已达到2000年上半年得到的援助资金总量的三倍；其损失每天平均高达1950万美元[《生活报》（A1—Hayat），2000年11月9日]。对于一个依赖以色列经济——这种关系源于巴解组织在奥斯陆协定中签署的经济协议——的贫困殖民地人口来说，这是个极为严酷的困境。

而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的速度却丝毫没有放慢。根据权威的《关于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定居点的报告》（RISOT），在被视做支持和平的埃胡德·巴拉克政权领导下，这些定居点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96％。报告中还说，自巴拉克1999年7月就职以来，“已开辟了1924个定居点”，这一数字还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规模庞大的道路建设项目、该项目所必需的对土地的持续征用、系统的森林采伐，以及军队和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农田的掠夺和毁坏。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权委员会（the Gaza-based Palestinian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详细地提供了关于以色列军队（或者，正如它更倾向于让人们得知的，是“以色列国防军”）“清除”诸如拉法（RaSh）边界和古什卡蒂夫（Gush Katif）定居区两侧的橄榄树林和蔬菜农场的资料。这一带是加沙至今仍被数千非法定居者占据的20％领土的一部分；在此，定居者可以浇灌自家草坪，给游泳池蓄水，而加沙地区的百万巴勒斯坦居民（他们中80％是前巴勒斯坦难民）却住在酷热的无水区。事实上，以色列控制着被占领土的所有供水系统，其中80％的水归犹太公民个人支配使用，剩余部分才供应巴勒斯坦人口：在奥斯陆和平进程期间，从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认真的商谈。

被过分吹嘘的和平进程本身又如何呢？它的成就何在？如果它的确是一个和平进程的话，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生活所遭受的损失和悲惨状况比1993年9月签订奥斯陆协定之前还要糟糕？为什么如《纽约时报》记者小威廉·奥莫（William Orme Jr）于11月5日所言，“现在巴勒斯坦的风景，到处点缀着当初那些和平统一计划的废墟”？如果依然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那么大谈和平意味着什么？再则，根据《关于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定居点的报告》，在奥斯陆协定之前，住在加沙和西岸地区非法定居点的犹太人有11万；这个数字在2000年已上升到19.5万人，其中还不包括超过15万作为居民加入到被（同样非法）吞并的阿拉伯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世人被愚弄了吗？还是，过分渲染的“和平”修辞其实一直是个大骗局？P3-6

经过同白血病的十年抗争，爱德华·萨义德于2003年9月与世长辞。此时，他可能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颇有争议地描述了近代欧洲思想和文学中对于东方的擅取妄用。这部著作现已凭借其自身实力，繁衍出一个学科分支：在首次出版25年后的今天(《东方学》初版于1978年。——编者注)，它仍在持续不断地激起人们的愤怒、敬仰和效法。即使它的作者再无其他作为，而仅将自身局限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书生涯——从1963年直到去世他一直受聘于该校——他仍会是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然而，他却并没有这样限制自己。从1967开始，随着岁月推移，中东局势愈益紧迫，民众情绪愈益高涨，而爱德华·萨义德也成为中东危机问题上的一位雄辩滔滔、无处不在的评论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倡导者。而这种道德和政治上的积极入世行为，并未真正取代萨义德的知识旨趣——他对于西方无法理解巴勒斯坦人所受屈辱的批评，毕竟颇为真切地回荡着他在《东方学》以及后来的著作[特别是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解读19世纪学术和小说的声音。但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还是因此变成了一位非常公众化的知识分子，受到数百万读者的热烈崇拜或同样强烈的憎恶。

对于一位与他的崇拜者和仇视者信心十足地指派给他的任何模式都不大相合的人来说，这是个颇具讽刺的命运。爱德华·萨义德毕生都同那些被与他关联起来的各种事业有所偏离。这位巴勒斯坦绝大多数阿拉伯穆斯林的不自觉的“代言者”，却是圣公会的一名基督徒，1935年出生于一个来自拿撒勒的浸信会教徒家庭。这位帝国优越感的毫不妥协的批评者，却曾就读于在当地培养欧洲帝国精英的最后一批殖民学校中的某一所；多年来他感到在英法居住比在阿拉伯更加自在，并且成为他永远都不会完全认同的西方教育的一个杰出样板。

爱德华·萨义德是从伯克利到孟买的大学里一代文化相对主义者心中的英雄偶像。对他们而言，“东方主义”包揽一切，从“后殖民”蒙昧主义(“书写他者”)的职业训练，到学术课程里对“西方文化”的谴责，概莫能外。但萨义德本人却没有时间理会这些无稽之谈。激进的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效果的观念，让他觉得既肤浅又“轻率”：正如他不止一次的评述之所言，人权“并非文化或者语法之物，而且，它们一旦遭到侵犯，就同我们的任何现实遭遇一样真实”

至于对萨义德思想的普遍描述，即认为萨义德把(西方)作家解读成不过是殖民特权之副产品的说法，他则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不相信作家会机械地受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史决定。”的确，说到阅读和写作，萨义德是一位毫无愧色的传统人文主义者，“尽管那些老练的后现代批评家们对这一词汇嗤之以鼻”。如果说有什么事让

……

在萨义德看来，中东新思维的真正障碍不是阿拉法特，不是沙龙，甚至也不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或定居点的过激分子。真正的障碍，过去曾是——现在还是——美国。以色列的官方宣传取得了极大成功的地方，以及巴勒斯坦的宣传彻底失败的地方，就是美国。美国犹太人(颇似阿拉伯政客)在一个“沉溺于幻想和神话之中的那种极度自我封闭”(《美国犹太人的危机》，2002年5月)状态下生活。许多以色列人非常清楚占领西岸地区对他们自己的社会造成了什么影响(如果说对于它给其他社会造成的影响不那么敏感的话)：“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腐蚀并且歪曲了以色列的品质，撕裂了这个国家，也毁坏了社会”[哈伊姆·古里(Haim Guri)]。但多数美国人，实质上包括每名政客在内，对此没有任何意识。

这就是为什么爱德华·萨义德在这些随笔中坚持主张巴勒斯坦人需要将他们的情况诉诸美国公众，而不只是如他所述的恳求美国总统“给予”他们一个国家。美国的公众意见十分重要，而且萨义德对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学生们愚昧的反美主义感到绝望：“坐在贝鲁特或开罗的会议大厅里谴责美帝国主义(或犹太复国殖民主义)而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是复杂的社会、并非真的永远由其政府愚蠢或残忍的政策来代表，这样做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他首先对于他“自己的”国家在政治上缺乏远见而感到沮丧：只有美国能打破中东地区的血腥僵局，但是，“美国拒绝认清的事情，很难指望会得到纠正弥补。”

美国是否会翻然醒悟并认识到它的责任和机会，仍是个未知数。但从布什总统于2004年4月在保留西岸被占领土、无视国际法规和边境线等方面为阿里埃勒·沙龙大开绿灯这一点来看，形势不容乐观。无论如何，我们这些身在美国的人必须就巴以问题展开辩论，而这一问题是许多人宁愿回避的，甚至不惜为此将美国——和以色列——同世界其他国家孤立隔绝开来。为了达到效果，这场辩论必须在美国本土进行，而且必须由美国人来实施。这就是爱德华·萨义德为何如此独具重要意义的原因。三十多年来，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对话。这样一来，他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险从事了一项不可估量的公益事业。他的死给美国公众生活留下一片茫然空白。他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托尼·贾特

2004年3月

重读父亲最后的这部政治随笔录，我被他留下的精神启示所体现的满腔热忱与奉献精神深深打动。这种精神启示牢固地植根于他坚持不懈地奉行的世俗人道主义。他的分析令读者深深感到，他／她所面对的是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而这种力量根本不可能离开我们——正是这种感受。令我惊讶的是，父亲会就本书中每篇随笔的发表面世征求我的意见，而每次都使我备感荣幸、受宠若惊。当然，他的工作，包括多方征询意见，这通常是他极其看重的。但是，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核心信念，其中之一便是本书的关键主题：巴勒斯坦人享有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有史以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否定这样一个自明的立场。他所捍卫的这一平等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在那里，独裁政治、社会萧条、贪污腐败日复一日地剥夺公民的力量和权利。

这些文章堪称一份神圣的个人誓约，以此承诺他会以现代政治评论家罕与伦比的雄辩力度和文体风格，投身于记录故国同胞命运遭际的事业。父亲将其一生的渊博学识倾注于写作，评论各种各样的主题，涉及文学批评、歌剧、历史等领域，当然还包括政治。我充分感受到他的政治作品的难望项背的强大威力，因此自己不再考虑投身于记录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至少不会像他那样一丝不苟、始终如一。假若听到我的这番保留态度，他一定会感到不快，因为这些文章无处不在激励我们仗义执言，号召我们从那些歪曲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其他国家真实生活图景的庞大宣传机器手中重新夺回道德制高点。也许是这种情绪令我迟迟没有下笔描写2003年6月以色列边防官员拒绝让我和妻子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经历。刚刚抵达边境终点站时，我们就被彼此分开，并遭到彻底搜查。我单独遭受被一名辛贝特机构的官员审问并扣留四个小时的屈辱。他依照惯例影印和检查我的钱包和护照，而这一切都是以“安全”的名义。此番行径均关门进行，还有持枪守卫在我周围徘徊。在此期间，我妻子则在边境终点站的一个隔离区等候，没有我的任何消息，不知即将到来的是福是祸。虽然我们的遭遇与许多巴勒斯坦人忍受的痛苦相比微不足道，但父亲却认为事关重大，并催促我尽可能以公开的方式记载此事。我向父亲保证将把这次经历写下来，可是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履行对他的承诺。

在我看来，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人，正如大卫·赫斯特所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人“由于自身的缺点和敌人的优越就会注定总是失败，并似乎在潜意识里深知这一点”。他坚持努力强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能够做到的远远超过我们的领袖和世界其他国家所设想的，并且能够从巴勒斯坦人自身已经展现和即将继续展现的巨大勇气之中振作起来。从这些随笔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父亲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南非之行，对于他认为未来斗争该如何进行，影响极其深远。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尤其是在以色列，开展一场严肃的公众知情运动，同时在巴勒斯坦国内实施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计划，这是结束以色列占领并公正地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南非模式，反殖民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大胆而独特的样板，为巴勒斯坦民族指明了前进道路。但领导层和精英人物都不愿听取这种看法，而宁愿从事秘密谈判，甚至将最根本、最神圣的权利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随意摆布。因此，当父亲辞世时竟有那么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官员前来致敬，这令我感到惊愕，甚至有些无所适从。或许这些人从未听到过他评论他们的言辞，抑或不过是拒绝倾听，并且只是前来庆祝他成为“伟人”的事实。

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领导层及知识界总是感到他们注定要失败，并据此而为，但是，他们的人民却并非如此软弱。正是这样的信念驱使父亲去写，去说。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总是确信南非模式的可行性，也不认为我们真的能说服和发动以色列人民。以色列人在各个层面上似乎都是依靠受害者和优越性这两个顽固不化的观念与我们打交道。“但是瓦迪厄，”他会说，“这件事以前曾做过吗？我们是否尝试过发动他们，让他们明白我们被驱逐是他们征服的结果？”由于不可能存在武力解决的办法，他的设想是两个民族生活于同一个国家。然而，在我父亲看来，这个冲突绝不可能通过完全寄希望于更强的一方(也就是以色列)发出慷慨、施放善意的秘密谈判和幕后交易来解决。因此，我才毫不犹豫地说，他会公开抨击所谓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s)、阿亚隆一努塞贝(Ayalon.Nusseibeh)计划，或者巴勒斯坦精英们在没有事先征求人民意见的情况下与以色列人签订的任何形式的秘密而草率的协议。

陶醉于成为伟大圣人，并且预测奥斯陆协定以及自封的“和平进程”的失败，这似乎不是父亲的风格。面对巴勒斯坦命运的继续恶化，他跟我们其他人一样悲痛欲绝。虽然许多人对我说，他们喜欢他的文章，但他们并没有从他的话语中看出多少有关未来的蓝图。自然，他们完全错了。父亲的确有解决冲突的办法，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愿接受一个现实，即这样的解决方案需要假以漫长时日、付出艰巨努力，并最终要求参与的各方都能乐于承认对方的存在。我时常想要问他，为什么他不尝试亲自领导这场他构想的运动，因为他让我感到他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阶层赢得必要的支持。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考虑到他的疾病。病魔最终摧垮了他的生命，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扮演一名专职政治活动家和领导人的角色。并且我知道，向他提这个问题就是在冒险要他的命，哪怕只是片刻发问。虽然他在书中只是间断地、有节制地提及他的病痛，但它所产生的紧迫感很明显地在激励和引领着他发出的精神启示。

失去父亲的音容笑貌，这份打击仍不堪承受，然而，即使是现在，他的作品依旧是被压迫民族将会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份神圣誓约。他留给我的令人惊奇的回忆是，无论病痛多么难忍，无论身体多么虚弱，他都坚持奉行仗义执言和洞察世事的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在无数次去医院的路上，当他的身体虚弱疲惫得无法亲自读报时，他就让我读给他听，耐心地听我匆忙而主动地发表评论。父亲在神智清醒的最后～整天里，在被病魔征服之前，一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自己为巴勒斯坦人民做得还不够。一想到这里，我仍然深感痛心。所有亲历这一不寻常场面的人都惊呆了：如果爱德华·萨义德为巴勒斯坦做得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又做了什么？这个问题将不得不留待来日，由我们这代人和未来几代人予以回答，然而，与我们难以抑制的失落感同样强烈的，是对这位筚路蓝缕的先驱楷模的无限爱戴和深深感激。

瓦迪厄·E.萨义德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