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作为著名作家和中国文化的使者，他先后出访过欧美亚等十几个国家。

《蒋子龙文集（农民帝国）》里塑造了一个农民代表“郭存先”。郭存先本是善良而勤劳的农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这样一个好人，在从贫穷到暴富的过程中，却无法抑制自身的欲望在权力和财富中的膨胀，终成“阶下囚”。

《蒋子龙文集（农民帝国）》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发展变化的当代长篇小说，也是著名作家蒋子龙积十余年心血铸成的又一部力作。《蒋子龙文集（农民帝国）》以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郭家店的发展变化为蓝本，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经历、人性蜕变及至最后毁灭为主线，细腻而深刻地描写了一群农民跌宕起伏的生活，入木三分地剖析了金钱、欲望、权力对人性的冲击，进而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带给人们强烈的情感碰撞和无尽的思索……

前言

上部

1．龙凤合株

2．大耙

3．“代食品”

4．砍棺材

5．借地

6．抢洼

7．“土”与“壤”

8．火烧蛤蟆窝

9．辩论辩论他

10．拆台

11．四面出击

12．结婚时代

13．女人的命运

14．倒春寒

15．女人和小辫子

16．骂

17．闹

18．死

19．光棍堂

下 部

20．转

21．撞客

22．钱的面孔

23．话痨

24．郭存勇死也拉个垫背的

25．“软蛋治不了浑蛋”

26．逮捕

27．死去活来

28．咸鱼翻身

29．陈康的画技

30．判决

后记

1．龙凤合株

郭家店——并不是一家买卖东西的店铺，而是一座有着近两千户人家的村庄，坐落在华北海浸区大东洼的锅底儿。当村的人说这里有雨即涝，无雨则旱，正合适的年份少。平常能吃糠咽菜算是好饭，最出名的是村里的光棍儿特别多。历来这个地方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要在郭家店用砖头打死了人，可以不偿命、不定罪。因为那肯定是误传，要不就是吹牛。郭家店压根就没有过砖，这是个土村，满眼都是黄的和起了白碱儿的土，刮风眯眼，下雨塌屋，因为所有房子都是泥垛的或土坯垒的。没有一块砖的村子，怎么能用砖头打死人呢？

住在郭家店村里的郭德贵，像土坷垃一样老实巴交，就是在盖起两间崭新的土坯房时累死的。他娶的是邻村苗家庄高家的姑娘，既是个要脸的又很争气，拜堂后的第二年就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村里的先生按照辈分给起了两个响亮的名字：郭敬天、郭敬时，并对郭德贵解释说，他有老天作美，时来运转该交好命了。他的父亲实际是他的大伯，因为绝户才过继了他当儿子，到他这儿却一块儿来了两个儿子，这还不预示着要兴旺发家吗？男人这一辈子的任务他一下子就完成一半了，剩下的一半就是给儿子盖两间房子，让他们能娶上媳妇。

可是，要想在郭家店行大运，并不那么容易。自古来“人”和“口”就联在一起，管人叫“人口”，生孩子叫“添口”，有人就有口，有口就得吃，把粮食就都叫成“口粮”。郭家进人添口一下子多了两张嘴，而且他们还是穷人家的“圣宝贝”，同时又是讨债鬼，全家得围着他们转，有点好东西全都塞鼓到他们的肚子里。没有几年的工夫，高兴有了后的爷爷、奶奶，却在高兴和满足中先后被熬巴死了。

敬天、敬时这两个小子倒是命硬，壮壮实实地长成了半大小子。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本该高兴的郭德贵却心慌了，他必须早做准备，好给孩子们盖房子。谁都知道，农村有三大累：脱坯、耪地、拔麦子。从挖土、和泥、脱坯到砸夯、砌墙、上脊，最重的活儿都是郭德贵一个人顶下来的，两个儿子还没有成人，帮不上大忙，再说他也舍不得使唤他们，万一累伤了哪儿可是一辈子的事。就在房顶铺好苇子，他用麦滑秸和了泥，然后甩开大铁锨，一锨一锨地像发炮一般往房上撩……撩着撩着忽然眼前发黑，嗓子一痒，噗地喷出一口鲜血。他睁大眼，想一较劲把那锨鲜红的泥巴甩上房顶，不料两臂没有使上力，嘴里发腥，鲜血一口接一口地向外喷，他想合嘴却合不上了，最后竟变成一股血柱激射出来……整个人随之瘫倒在泥堆上，浑身抽搐，眨眼的工夫一个大活人便气绝而亡。

德贵老婆的娘家，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帮不了她。过穷日子的女人再成了寡妇，就比死还难了，也因此便没有可顾忌的了。郭寡妇埋了丈夫，再请人给新房抹好了顶子，家里的粮食也就全折腾光了。于是她锁好房门，将脸往下一拉，带着两个孩子就外出讨饭去了。天津、北京、口外、关外，几年工夫她可跑了不少地方，有的时候过年回到郭家店来，年成好的时候在该种地和收拾庄稼的时候也回来。她讨饭有个规矩，赔笑挨骂吃苦受罪求爷爷告奶奶下贱受欺辱只由她一个人顶着，决不让两个孩子活得不像人。她默默地接受了丈夫的全部心愿，必须维护好郭家的根脉，将两个孩子有模有样地养大成人。每到一处她都先找好落脚的地方，让两个孩子等在那里，她讨回饭来给他们吃，讨得多会有自己一口，讨得不多就先给着孩子们吃。但敬天、敬时很快就长成了大小伙子，他们怎么忍心看着让老娘一个人受累。这哥俩的长相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的方脸直鼻，一样的长胳膊大手，天生都是干活儿受大累的坯子。哥哥郭敬天性情悍暴、狡黠，长这么大就好像没有能让他憷头的事，跟老娘在外面闯荡这些年，这儿看点门道，那儿学点手艺，竟练成了一个能耐梗，修农具、做门窗、钉马掌、补锅锔碗直至制作礼佛的香火，全能拿得起来。而老二郭敬时，性情就敦厚温和得多，像个尾巴一样天天跟在老大的后边，不多说不少道，凡事都听哥哥的。

其实做香并不难，剥榆树皮轧成面儿，再掺上点香料、锯末就行了。所以娘仨以后的出行就变了形式，哥俩轮流挑着一副担子，担子的一头放着香和敬天的木匠工具，另一头是个筐头子，坐着郭寡妇。一路有买卖就做买卖，揽到活儿就干活儿，没有买卖也没有活儿干的时候郭寡妇就讨饭。到以后稍微有点年成，日子一松快，郭寡妇和老二敬时就不再出去了，只有老大敬天一个人外出卖香，捎带着找点活儿干。四镇八乡，串街进户，好歹卖点香，就有活钱可赚，再顺手找到点活儿干，主家一般都会管饭，不仅能吃饱肚子也还能挣到点钱，没有钱的也会给粮食，所以他们家的小日子渐渐就算缓起来了。

日子一缓起来郭寡妇就准备办大事了，那就是给儿子们说媳妇。可她刚一兴心张罗，就赶上了一场秋涝，鞭杆子雨时急时缓地下了七天七夜，村子四外成了一片汪洋，她不知道这样的涝雨到什么时候会停，偏又赶上老大不在家，竞抓起口袋，叫着老二就冲进雨里。别的庄稼没有办法了，自己那半亩花生已经有八九分熟了，再不抢回来就会被沤烂，岂不就全糟蹋了！地里的水已经没膝深，她不能蹲不能坐，只能弯着腰伸直两条胳膊，将双手插到泥里去一颗颗地抠……娘俩冒着大雨整抠了一天，花生是收上来了，但她的十个指甲却都抠掉了，手指头肿得像小萝卜，白森森地翻着嫩肉。都说十指连心，但在地里的时候她并没有觉得有多疼，当时她确实急眼了，连命都豁出去了哪还顾得上手啊，但同样也在泥里抠唆，老二的手指甲却一个都没有掉……

雨停了以后，她把上锅爆干的花生仁掺进炒熟的黑豆里，一并拿到集上花钱做了十几个一巴掌厚、筐头子般大小的花生豆饼，大灾之年这可是救命的宝贝。等到大水一退，南边的灾民就一拨接一拨地拥过来，她用两张花生豆饼换了一个十七岁的安徽姑娘。当时姑娘一家三口已经饿得走不动道了，别小看这两张花生豆饼，够还剩下的老两口子活半个月的，下卫、闯关东的路上不愁了。P3－5

《农民帝国》是迄今最让我耗神的一部长篇小说。

岂止是富裕起来的农民容易怀有“帝国”的梦想，写长篇，也可以视为是作家在建构自己的“小说帝国”。无论这个“帝国”的规模如何，成败如何，都包含着构成一个“帝国”的全部因素和梦想。

而现实世界充满事件，突如其来，层出不穷，几乎是霸占了人们的想象力。现实比任何小说都更令人不可思议，更使人有陌生感，这就越发增加了作家构建“小说帝国”的难度。是现实生活中的戏剧性．又帮了作家的忙。喜事和丧事同在，盛世和末路并存，现实变得无法预测、无法把握……然而在小说的虚构中，却可以做到这一切。

因此，《农民帝国》就这样成了一部我命中注定、非写不可的作品。

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也确实写了不少工业及城市题材的小说，长期以来约定俗成，便把我划在“写工业题材”的行列内。我始终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不该受题材的局限，何况我对农村历来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一种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机勃发的翠绿，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为我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运的根基。是童年养育了一个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对人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至今我对农村的感情依然很深，平时关心着有关农村的消息，甚至每天听天气预报，首先想到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而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似乎没有比选择农民题材更合适的了。

这还因为，怀有“农民情结”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与土地有关，如商鞅、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新政”等，而每一次农村的变革，又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样还应该承认，是农民革命造就了共和国，至今农民仍是社会的主体，像以往一样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被邓小平称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有人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让中国农民醒了，毛泽东让农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农民富了。

农民是怎么富的？富到了什么程度？富了以后又怎么样？

这些问题想想都很有意思。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不可能不为其所动。如果能写一部关于农村的小说，描写蕴涵着农业文明形态下的乡村和农民，在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现代化进程时，他们都作出了哪些反应……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情结，对我的小说园地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毛泽东说过，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的问题贯穿于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以及运作方式，无不是农民意志动向的直接或间接反映。这就是《农民帝国》的意蕴，我甚至觉得从意识形态上讲，或者从文学意义上讲，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倒有类似城市的大农村。现代农村在害城市病，模仿着城市，大量建造跟城市相同的房屋；城市又在害农村病，大兴土木，到处是农民工在支撑着城市的建设和运转。

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地磨蹭了很长时间，但这不是“十年磨一剑”的“磨”，是“磨洋工”的“磨”。准确地说是放下、拾起，再放下、再拾起。我虽然很看重这个构思，但开篇后常常感到驾驭不了这个主题，对现代农民的命运把握不准，不能完全参透他们灵魂的脉络，以及现代农村变革的得失……便几次知难而退。

当放弃写作后，心又有所不甘，过一段时间手又发痒，便再把书稿拾起来。就这么拖拖拉拉地磨蹭着，后来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对农民的命运和近三十年农村生活的变革，参不透就不参，把握不了就不去把握，我只写小说，能让自己小说里的人物顺其自然地发展就行。

世界为空，人乃一切。世界不过是人的灵魂的影像，人的自身就潜藏着支配万事万物的规律。作家要信赖自我，不为外物所累。只有自己才是主体，并有责任了解一切，也敢于面对一切。作家的全部才华就是感觉的新颖，感觉就是思想，艺术的核心秘密是活的灵魂，而不是变化万端的现实事故。

——这就要把握住小说的人物。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格外需要有勇气、有胆识和有创见的人物。几十年来这样的人物我接触的太多了，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我之所以在生活中特别关注这样一个群体，或许跟我对文学理解有关。在《农民帝国》里的主人公郭存先身上，中国农民的优点和缺点都异常明显。现代农民的“脱贫致富”，不是从前的“痞子运动”，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农民。

当环境宽松，给了他们能够施展才智的空间，发财致富似乎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有了钱以后。这个“帝国”更像是一个自我膨胀的梦幻，看似庞然大物，称王称霸，有君王般的权势和奢华，骨子里却虚弱得很，被钱烧得五急六受。商品社会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钱太多了如果压不住，钱也会闹事。商品社会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农民活不下去会出事，钱太多如果压不住钱，也会被钱烧得难受。当今世界不是钱很多、大富翁也很多吗？于是钱就在闹事，金融居然也形成大的“风暴”，而且比自然界的大风暴对现代人类的摧毁力更大。

“农民帝国”确实不只在郭家店，身份不是农民，骨子里比农民更农民，而且还瞧不起农民的人，更容易闹出“帝国”的悲剧。在小说的后部我借一个重要人物封厚的嘴说了一番话，郭存先的悲剧反而救了郭家店，以后的郭家店不会再称王称霸，却会发展得更健康。生活总是有希望的。现实也确是如此，有些曾辉煌一时的单位，当第一代创业的霸主下台后，有的垮了，有的获得了再生，郭家店应属于后一种。

于是，“帝国”从构建到覆亡的悲剧，在一片兴旺的繁华中显得十分奇特。正是这种奇特构成了它的差异性和典型性。在一个大变革时期，要破除旧有的束缚，建立新的秩序，人的因素极其重要。

而人的概念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人的概念的宽泛，带来了文学概念的无限宽泛。这时候，对文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差异。差异是最珍贵的，因为有差异才有存在的必要。作家发现了与他人不一样的东西，就发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

这部书之所以耗费精力最多，说明它值得我下这么大的力气，它凝铸了我的一种情结和责任，我自然就很看重这部小说。写这样一部书，我必须具有最起码的自信：觉得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不同于别人，自己对农村的感觉也是别人所没有的，将这个“农民帝国”的故事写出来是一件有意思，也是有意义的事。

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涵盖一切，它可以成全一部好小说。如果故事不能成立，立意蹩脚而陈旧，情节漏洞百出，人物就成了累赘，小说也必将成为灾难。所以，我以为一个好故事，就是一部好小说，甚至就是一个好作家。对于作家来说，文学的才能大家都具备，只有讲述故事的才能才是罕见的，它考验着作家的成熟度、观察力和叙事技巧。

而支撑故事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属于自己的称得上是思想的东西．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文学意义上的细节。思想通过人物和故事表达．细节就是小说的血肉，好的细节对一部小说的成败至关紧要。而细节是“虚’’不出来的，光靠花里胡哨不行，必须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写这部小说之所以耗费了这么长时间，很多工夫都下在“实”处了。我对这部小说的期待也是这样，无论写得好坏，能让人觉得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行。

中国文坛近三十年来异常活跃的文学景观，足以证实这种追寻差异的必要。

当代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断涌现新潮流。随着社会的逐渐成熟，当代文学也成熟起来，个性强烈，色彩纷呈，形成了庞大的各具特点的作家群落。也只有这样，当代文学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自信，和现实对话，乃至和历史对话。

中国的文学史极其辉煌，巨人如林。但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记录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我的全部创作都在力图实践这个原则。《农民帝国》所体现的也是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转换期，有张力也有矛盾，有机会也有困难。这种变革本身就有着巨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必然也会影响到文学进程的推进。

现实对人一直都在进行着雕刻乃至扭曲，因此现实主义文学也不是简单地复制现实。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探索和发现，应该符合现实生活本身的规律，又折射出作家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和深邃的理性思考，表达人性的要求与灵魂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文学主体，就该以这种现实主义的魄力和勇气，敏锐地忠实地多方位地表现当代社会的生活真实，呈现出一种开阔、凝重的品格。

然而，现实的本性是变化。世界在变，生活在变，人在变，文学在变，其实文学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变：魏晋辞赋有别于先秦诸子，韩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就是一次大变。欧阳修的丰赡，三袁张岱的自然，龚定庵的峭拔，直至鲁迅的犀利，林雨堂的泼俏……文学也从未因内容与形式的变化而停滞……过去的文学给人类提供的是出类拔萃的精神和情感。

任何时代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只能是精神和情感。在今天这个物欲极度膨胀的商品时代，人们最缺乏的恰恰就是精神和情感。因此，文学的命运不是将被取代，而是变得更加为人们所必需。

此生让我付出心血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家族”。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机会，能将这个“家族”召集起来，编成队列。

——这就是整理《蒋子龙文集》。

整理文集确实像召开家族大会。将我亲手创作的各色人物，聚集到一起，大大小小，林林总总，他们的风貌、灵魂、故事（即便是散文随笔中也有人物、事件和思想）……一下子勾起我许多回忆，感慨万端。

有的令我欣慰，有的曾给我惹过大麻烦。如今竞都让我感到了一种“亲情”，不仅不后悔，甚至庆幸当初创造了他们。

将他们收拾停当，排出先后次序，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大广场”上，像所有等待检阅的人一样，有兴奋，有期待，还有紧张。

首先将检阅我这个“家族方阵”的是责任编辑包兰英，然后是出版社的老总。他们是我写作上的贵人。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则是我的文学福地。

“文革”结束后，我头一次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改稿子，就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在文学讲习所读书时，导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秦兆阳先生，他看了我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那是我收藏中的珍品。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上发表；我下功夫最大也是自己最看重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也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写了大半生，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集，我视为是一种“终身成就奖”。

由衷地感谢包兰英先生的举荐，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厚意。

蒋子龙

2012年12月31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