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汉阳陵大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汉景帝及其王国的神秘面纱也日渐隐现。数以万计、绚丽多姿缩小版(真人三分之一大小)的着衣式、塑衣式官宦俑、武士俑、仕女俑,品类繁多、惟妙惟肖的动物俑群,体量巨大的陶仓模型,“陈陈相因”的粮食残骸,“锈迹斑斑”的铁质农具等遗物,无不折射出“文景之治”时期“清静恭俭”“重农拟商”“轻徭薄赋”“国内殷富”“府库充实”“丰衣足食”“六畜兴旺”的历史现实。那么这种“国泰民安”的社会盛况何以出现?汉景帝及其周边的统治集团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实施了什么样的大胆创新与改革?颜宗岳编著的这本《大汉帝国之汉景帝》将向你娓娓道来。
在中国历史上,汉景帝和汉文帝近四十的统治,是封建社会安定繁荣的治世典型,被史学家誉为“文景之治”。然而,传统史家评价,景帝不如父亲文帝仁厚,也比不上儿子武帝开疆大业。历史的真实犹如包心菜,往往需要一层层地不断剥开,才能看出其中的迷障。对景帝的褒贬,在学习历史的同时,再通过对汉阳陵的参观,相信你会有其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颜宗岳编著的这本《大汉帝国之汉景帝》正犹如这颗包心菜,虽然包层不是很多,但愿能抛砖引玉,以助旅游者在参观汉阳陵的同时,进一步对汉景帝认知和解读。
汉景帝父亲刘恒继承皇位时,西汉社会相当落后,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刘恒当了皇帝后,以“安民为本”的治国思想为宗旨,大力推行“黄老思想”,与民“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他采取“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等措施,缓和社会矛盾,调动和发挥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使西汉社会和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国家财政走出了困境,人民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汉文帝刘恒的治国之道,对当时作为太子刘启来说,不仅耳闻目睹,亲身体会,而且感悟较深,受益匪浅。所以刘启在当了皇帝后,其政治举措是秉承父志,倾心仿效,继续推行“黄老思想”,与民“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和发展。
“无为而治”是“黄老思想”的精华。“黄”,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指春秋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黄老学派托黄帝之名,引进法家学说,改造老子道家思想,形成了一家之言,即“黄老思想”。
“黄老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减轻百姓负担,不要过度地剥削和压迫老百姓,让社会生活在自然状况下得以安定。“黄老思想”在汉初既符合了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愿望,也迎合了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
刘启当了皇帝后,认为“功”莫大于祖父高祖皇帝,“德”莫盛于父亲孝文皇帝。于是他颁布了人继大统之后的第一道诏书,对父亲汉文帝做了饱含诚挚地赞颂。他敕令为祖父刘邦立太祖之庙,为父亲刘恒立太宗之庙,要求皇帝子孙、郡国诸侯,世世代代对太祖和太宗都要进行祭祀。
由此可见,汉景帝刚一继位,就为父亲汉文帝修建“太宗之庙”,不但反映了汉景帝对父亲治国安邦思想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向人们宣告自己将遵业守城,秉承父志,对汉文帝执政时期的方针和政策予以全面地继承和发展。
汉文帝在统治期间,根据当时西汉社会实际情况,为了求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解决国家财力严重不足,老百姓生活贫穷等问题,采取了“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治国方针,其主要措施有七项:一是减轻租赋。汉文帝为了使百姓安心农耕生产,采用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诏令减免田租,十五税一,算赋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二是减轻徭役。汉文帝“偃武修文”,将成年男子的徭役由一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即“丁男三年而一事”,这样大幅度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独一无二;三是令列侯归国。汉文帝继位之初,大多列侯虽然封有食邑,但却住在都城长安,远离自己所封食邑,食邑百姓都要不断地将粮食物资运送到长安,这无疑给老百姓增添了繁重的运输负担。据说一年四季前往京城长安的运输车队,往往互不相让致其道路堵塞,有时为争道路还大打出手,苦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对此,汉文帝诏令列侯一律回归封邑,对在朝廷做官或有诏命留在京城的,要求其世子及家人要居住在封邑,不许留居长安,以此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四是弛山泽之禁。汉文帝之前,所有山林川泽归皇家所有,汉文帝执政后颁布圣旨,一律开放原来归皇家所有的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百姓副业生产,增加了百姓收入,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五是废除过关用传制度。汉代在边地要塞或郡县交界之间,都要设立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和盘查往来行人。人们在出入关卡时,都要持“传”(出入关卡的凭证)方可放行。汉文帝为了诸侯国和郡县之间的经济贸易,同时也为了相互间的商品流通,以促进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下旨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六是“人粟拜爵”。汉文帝根据太子家令晁错建议,采取公开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边防军粮的充足为抗击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七是躬修节俭。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间,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进贡黄金珠玉。他平时穿的衣服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制做,皇宫内的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添加,就是为自己修建陵墓,也要求从简,陪葬品以瓦器为主。
由于汉文帝采取了以上治国方针和措施,西汉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他去世之后,为儿子汉景帝留下了一个逐步走向强盛的大汉帝国。汉景帝继承大统后,继续按照父亲汉文帝“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治理国家。汉景帝在全面贯彻父亲各项治国举措的同时,还能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与时俱进,开拓发展。
汉景帝当皇帝不久,针对当时国家对农民的赋役情况,实行轻徭薄赋。他颁布诏令:“令田半租”,即在汉文帝时“十五税一”的基础上减半为“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税的第二年,汉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服徭役的年限为三年,即服徭役由过去一年一次变为三年一次,并减少了服徭役的时间,同时还下令“男子二十始得傅”,将男子服兵役年龄定为二十岁,至此西汉服役的年龄才被明确规定。轻徭薄赋无疑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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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颜宗岳先生出版了自己的首部“带你游汉阳陵”通俗读本——《大汉帝国之汉景帝地下王国》,从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级博物馆和大型汉文化旅游景区管理者的视角,以普通游客作为诉说对象,对汉阳陵地上地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手法及遗产背后的历史故事进行了集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解读,直观地再现了尘封两千多年的一代明君汉景帝王国的辉煌与沧桑。客观地说,此书的出版,无论是对于汉阳陵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历史文化景区的发展,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知度的提升,还是激发遗址公园、博物馆从业者的创作热情,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本升级版或重装版的导游词,其中所体现的文化遗产“服务社会、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理念,是博物馆教育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元素。如果说《大汉帝国之汉景帝地下王国》是以汉阳陵业已发现的各类文化遗产及其展示路径为主线,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引导观众走近遗产并了解其背后故事的参观指南的话,那么即将付梓的《大汉帝国之汉景帝》读本,则是对遗产背后故事的全方位系统解读。
汉景帝及其父亲汉文帝共同创造的“文景之治”,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大汉帝国走向辉煌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每每提及“文景之治”,无论是历史巨人还是现代学者,往往多以汉文帝作为重头或主角,而作为后继者的汉景帝则多以“孝景遵业”而一笔带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汉阳陵大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汉景帝及其王国的神秘面纱也日渐隐现。数以万计、绚丽多姿缩小版(真人三分之一大小)的着衣式、塑衣式官宦俑、武士俑、仕女俑,品类繁多、惟妙惟肖的动物俑群,体量巨大的陶仓模型,“陈陈相因”的粮食残骸,“锈迹斑斑”的铁质农具等遗物,无不折射出“文景之治”时期“清静恭俭”“重农拟商”“轻徭薄赋”“国内殷富”“府库充实”“丰衣足食”“六畜兴旺”的历史现实。那么这种“国泰民安”的社会盛况何以出现?汉景帝及其周边的统治集团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实施了什么样的大胆创新与改革?《大汉帝国之汉景帝》将向你娓娓道来。
诚然,作为一个以重要大遗址为依托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级博物馆和历史文化景区,对遗产本体的科学研究,需要大批具有专业背景的学者进行不间断的深入探讨,才能凸显其突出普遍价值。但要真正淋漓尽致地让她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就需要我们在开展专业研究的同时,拓展沟通、传播与翻译的路径,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大众媒介,使公众走近遗产,感知遗产,进而与之进行亲密接触。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完美体现。
希望颜宗岳先生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呈现给广大游客。
三年前,自己编著的“带称游汉阳陵丛书”之一《大汉帝国之汉景帝地下王国》出版发行。这本小册子如同一位稚嫩的导游,虽然陪伴旅游者完成了在汉阳陵的参观游览,但却也是走马观花。面对汉阳陵丰富多彩的文物遗存,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还需要我们每一位博物馆工作者,进一步客串一把资深导游,以通俗易懂、生动流畅的语言,将汉阳陵这一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向旅游者娓娓细说。
随着汉阳陵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旅游者愈来愈多,他们在观赏文物遗存的同时,更需要对其墓主人汉景帝的了解和认知。虽说“文景之治”为文、景父子联手开创,但在史料记载中,多以文帝为主,其儿子景帝只是一笔带过,因此人们对其了解不多。
作为普通旅游者,他们在游览汉阳陵的同时,更想透过那些文物遗存,去解读汉景帝,看他是明君还是昏君?他有哪些逸闻趣事?他在中国历史上有何地位和作用?
鉴于此,自己暗下决心,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汉景帝介绍给旅游者。虽然自己查阅了不少有关文献和历史资料,也经过了多方采撷,不断学习和钻研,努力去对汉景帝进行解读,但终因掌握的资料有限,同时又毕竟处于历史研究者圈外,所以这本《大汉帝国之汉景帝》小册子,仅仅只是一本带你游汉阳陵的导游读物,距离对汉景帝探赜索隐、考证研究的历史学术著作相差甚远。
中国的史书浩如烟海,有正史、杂史、野史等,有编年体、纪传体、记事本末体等。如何读史?肯定首先应当去读正史,从纪传体入手,这是中国历史记载的主体和主流。《大汉帝国之汉景帝》作为导游读物,自己编著时在注重正史的同时,多了些故事性、趣味性和猎奇性,以便旅游者在游览阅读时乐在其中。
由于自己刚刚涉足文物事业,初步触及历史,知识浅薄,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谬误和不妥,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该书在构思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汉阳陵博物馆员工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李晓明、张云、王润录、裴琚曼、李桂芝、闫华军、赵超、李曼丽、李库、石宁等领导和有关同志的鼎力相助,兰健同志为该书提供并拍摄了相关照片,在此谨致谢意。刘宇生副研究员对该书进行了修改和审定;汉阳陵博物馆馆长、研究员侯宁彬先生,在该书编写过程中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为该书作序鼓励;封面“汉景帝”三字为中国道教协会任法融会长题写,在此深表感谢!
颜宗岳
二○一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