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较特别的书，本书以游客的心态和金庸笔下的人物耳鬓厮磨、你侬我侬，虚拟的小说时空和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接轨相融，读人物，读风景，读历史，读人生，书里书外浑然一体，小说，武侠，现实，人生，浑然归一。读金庸作品，析笔下男女，与金大侠同游祖国名山大川，不亦乐乎。

本书作者在金庸先生的带领下“卧游”神州，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好不惬意——跟随金大侠小说里的人物畅游南北，时而杏花春雨江南，时而骏马西风塞北，以游客的心态和金庸笔下的人物耳鬓厮磨、你侬我侬，虚拟的小说时空和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接轨相融，读人物，读风景，读历史，读人生，书里书外浑然一体，于是，在在是史，在在是诗，在在是情，在在是理，在在是景，在在是趣。史、诗、情、理、景、趣，化为文字，便是这一册《与金大侠同游》。

终南山 情归何处 

西湖 刹那芳华  

雁门关 雁声依旧  

扬州 美女天堂  

大理 蝴飞蝶舞  

苏州 庭院深深  

华山 曾经沧海  

襄阳 英雄长恨  

桃花岛 桃花正浓  

大夏 一梦色起  

冰火岛 此刻纠缠   

峨眉山 千金旧梦

终南山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都是很神圣的。小时候听长辈讲故事，天真地相信终南山住着许许多多的神仙，那时候，终南山是我想像中的“仙山”。稍长后读了王维的那首千古绝唱：“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更让我对那座神秘的“圣山”萌生了无尽的向往，极想有一天能亲自体验～下“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至境，夙愿之深，竞成了多年以来无法忘怀的执念。

随着岁月的推移，终南山亦在我的书斋中升格，渐渐与历史的余韵和诗词的意境交融在一起，如同那若即若离的梦境，让人魂牵梦萦。我的心中，终南山是隐士的山，是侠客的山，是修行者的山，是寻梦者的山，是流浪者的山，是旅行者的山。我总是在梦中寻找终南山，寻找那崎岖山道；寻找那涓涓清流；寻找那峭崖枯藤；寻找那千峰竞秀；寻找那深谷幽寂；寻找那丝“干山乌飞绝”的静谧；寻找那股“岭通佳气，峰绕瑞烟”的圣洁；寻找那份“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的潇洒……

后来有幸拜读金庸先生的作品，其中便尤为钟情于《神雕侠侣》，可能是书中的世界让人神往；亦可能是杨过与小龙女之间那份惊天地、泣鬼神的深情让人动容；然而另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却是我对终南山十几年来的倾慕——它终究是我心中的一片净土。当想到终南山下、活死人墓中，龙杨二人终成连理，遁迹于天地之外，心中竟是喜不自禁。尽管明白那二人不过是作者臆造出来的神仙眷属，但丝毫无碍于我心中的钦慕。更何况，终南山毕竟不是虚构中的神山，它现在仍然屹立在中原大地上，在长安以南、秦岭之间，巍峨崦峭，直刺云霄。

这样的终南山怎不使我怦然心动？

这样的终南山怎不使我心驰神往？

所以，我未了!独自一人，带着一颗热忱而虔诚的心，带着多年来不尽的畅想，带着对龙杨二人由衷的倾慕，穿越千年的黄土地，追寻千万里的回忆，只是为了靠近一个虚无的梦境，抓住那份眼底的真实。所以，终南山，我未了，独自一人来了。

我喜欢做孤独的旅行者，倒不是因为特别讨厌随团旅游，只是在我的认知中，旅行是一件很个性化的事，里头带有一丝流浪的意味，不应该和他人牵扯太多，否则就体味不到那份独特的美感了。试想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像赶集一样从一个景点转移到另一个景点，除了疲惫之外，又能有什么收获昵？风景不光要用眼睛去看，更需要用记忆去充实，用心灵去感应，用灵魂去品味……旅行应该像生活，走走停停之中，将瞬间的动容尽数收进记忆的仓库，待到风轻云淡之际再拿出来细细咀嚼，那种感觉才能历久弥鲜，让人难以忘怀。

当我背着行囊站在长安古道之上，遥望南方天际的那抹青岚，心中涌动起一股苍凉。历经千年的黄土地就在我的脚下，曾经是七朝帝都的西安城用它沧桑的怀抱紧紧拥住了我这个行路之人，强烈的皈依感充斥着我的灵魂。面对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面对直上青冥的终南群峦，面对洗尽铅华后的古都长安，我只想敞开胸怀，仰天长啸。时空的转换只是弹指一瞬，繁华的陨落不过一梦之遥，但是，盛唐的气息却依旧萦绕于行人的呼吸之间。

帝都，牵系着皇威，牵系着权力，牵系着四海归一的辉煌，也牵系着尔虞我诈的阴仄。长安，曾经是政治漩涡的中心。然而，离这个是非之地仅一步之遥的终南山却同时又是隐土们的乐土。这个看似矛盾的现实背面给予我们的是无尽的深思——归隐便是为了入仕，如此的悖论自始至终贯穿着我国的封建时代。单以唐朝为例，士人们先隐居终南山而后再被朝廷重用的例子就不计其数。那时的隐士们不约而同地看上了终南山这块风水宝地，正是因为它是距离皇帝最近的名山，所谓的“终南捷径”便是因此而来。

相传，唐中宗时期有一儒生卢藏用，在未得志前一直隐居在终南山，后被朝廷延请出山，屡居要职。一日，这位卢大人陪远道而来的道土司马承祯游览终南山，卢藏用道：“山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意思是劝司马承祯不如到终南山来修道。岂知司马承祯意味深长地答道：“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这句话说得实在刻薄，羞得卢大人尴尬至极，无言以对。

其实，我们大可以厚道些，不必一味地指责卢藏用是沽名钓誉的宵小之徒，在那个时代，“隐居终南”已蔚然成风，走此捷径的又何止卢藏用一人？王昌龄甚至毫不隐讳地说过“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就连李白也曾经“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筠征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王维从早年开始就亦官亦隐，曾经多次藏身终南山，直到晚年退居蓝田的辋川别业，才彻底过上了“不向空门何处销”的隐逸生活。他在《终南别业》中提道：“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便是对其晚年闲居终南山下“万事不关心”的最佳写照。王维这种“齐一仕隐”的作为一直被后代士人所效仿，成为了身处官场的儒生们寻求精神解脱的一条出路。读书人是坚韧而又脆弱的，对他们来说，归隐山林是为了保留最后一丝尊严，也是为了逃避现实的阴暗，但不知道武侠世界中的那些高人义士退隐江湖时，是否也怀有这种矛盾而又无奈的心情？P3-6

我读金庸

我读金庸，经历了三部曲，即先是读情节，然后读人物，最后，读作者的创作心态。

记得初识金大侠是在中学时代，“开读”的第一部金氏大作是《书剑恩仇录》。虽说该书无论情节还是人物均非金派武侠之上品，但却已经足以令我手不释卷。那时还刚刚能够独立阅读长篇小说的弟弟也迷上了红花会的好汉们，和我比着赛着，不几天就将以陈家洛为首的十二位当家的名号位列背了个滚瓜烂熟，熟悉程度在当时是超过了《水浒传》等古典名著的。紧接着，我俩自然是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一读遍，其中有好几部还曾一读再读，比如“射雕”三部曲。

毫无疑问，可读性是小说尤其是传统小说成功与否的基本条件，其重要性对于武侠小说来说，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金庸的创作定位非常明确，其作品竭尽曲折离奇之能事——身居弹丸之地香港的金大侠，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观神州异域于一体，纳漠北滇南于一书，窥秦汉明清于一管，融李杜文章苏黄诗词于一炉，主人公或宋或清，上得昆仑下得东海，时而孤悬海外小岛，时而跻身红尘闹市，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开大阖，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煞是好看！

当然，仅有情节是不够的，诱惑读者第二遍、笫三遍乃至，第N遍地重温作品的是情节所支撑的人物和主题。

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人物往往是类型化的，比如诸葛亮似乎呱呱落地就是羽扇纶巾智能绝伦，而武松和李逵也似乎是从出生开始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白玉堂们也似乎还没出世就注定要行走江湖锄暴安良的——这样保证了人物性格形象的鲜明和突出、小说主题的明确和深化，也保证了作品的广泛流传。金庸的武侠小说首先继承和遵循了这样的传统，欧阳锋的恶，岳不群的伪，黄蓉的美慧，程灵素的内秀，等等，无不色彩浓烈前后一致贯穿始终。而作为全书最核心的第一男主人公也永远是历尽磨难终成大器，如郭靖，又如杨过和令狐冲。

所以，金庸笔下的主人公首先是传统的，往往非善即恶，男主人公自然是正义的化身，德才兼备，铁肩担道义，齐家治国平天下，死守襄阳的“侠之大者”郭靖是如此，为黎民百姓而“禅让”天下的张无忌也是如此，常常混沌懵懂的石破天和曾经跳脱不羁的杨过，亦莫不如是；而女主角则一定相夫教子有孟母之贤停机之德，如首席青衣圣姑任盈盈毫无疑问是走帮夫运的典型，而第一花衫黄蓉乍看似仙似神不食人间烟火，既美且慧，令人惊艳叫人咂舌，其实这份美慧的下面，还深深隐藏着面貌迥异的另一种美，那就是贤惠，是中华妇女代代相传了数千年的传统美德！换言之，小蓉儿所有的离经叛道一切的惊世骇俗其实只不过是金庸先生着意和读者玩的障眼法，她在她的创造者的心目中其实自始至终都完完全全地属于现实的人世间，属于虽然远非完美但却真实的现实人生，可望，亦可及。

但更重要的是，金庸塑造的人物往往又是反传统的，并非绝对和纯粹的非善即恶。比如旧武侠小说里的大英雄，从来没有一个像郭靖那么傻乎乎的，或像令狐冲那么不拘小节的，或像杨过那样性格张扬的，也从来没有一个像段誉那样“知慕少艾”的，更从来没有一个像张无忌那样性格犹疑不定的。他写的英雄人物都有那么一些“人”应有的缺点，不那么“高大全”，不那么脸谱化，所以就更加真实更加具有张力。其实金庸写坏人也是如此，比如《天龙八部》里的“四大恶人”就都并非十恶不赦，而且都还“恶”得有原因，并非生下来就是坏人。

做到了这些，再加上英华内敛的优美语言，金庸先生便已经坐稳了新派武侠宗师的交椅，换言之，“射雕”三部曲的问世，标志着他已经冲破旧武侠的藩篱，攀上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新的高峰。

当然，在这个层面上，再要想进步，要想突破，已经很难了。作为作者，如想超越自我，能想得到也比较管用的办法，就是在作品的时代背景上做文章——武侠小说都是“古装戏”，否则便很难好看。所以，一般的作者写武侠小说都会把故事放到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里去，以方便构筑情节和塑造人物、凸显主题。金庸先生也不例外，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就是以清中叶乾隆年间为时代背景的，甚至还把乾隆爷本人拉到小说里狠狠地“秀”了一把。不过，如果金大侠一直这样做，他就不是金庸了——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从有具体的或宋或清的时代指称如《射雕英雄传》，过渡到时代背景模糊化、泛义化的《笑傲江湖》等，前者颂扬爱国、爱民族，时代背景清晰而有力，是凸显主题的必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后者就大不一样了。

《笑傲江湖》给读者的印象是历史背景似有若无——作品里有很多处细节具有一定的“历史感”，比如多次出现的恒山悬空寺是著名的古迹，始建于北魏，似乎说明令狐冲的故事至少发生在北魏以后，而第十九章《打赌》里提到唐代张旭和颜真卿的书法，还有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则似乎暗示读者小说的背景在北宋以后……那么，《笑傲江湖》的故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朝代呢？如果一定要得出考证的结论，那么就只有去指责作者“荒唐”，竟让关公战秦琼，其小说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两宋元明清，似乎代代都有，又仿佛朝朝皆无，宛如中国历史的一勺大杂烩，又像是其乱无比的一锅粥！不过，也正是这锅大杂烩“杂”得好，“乱”得妙，杂出了深意，乱出了厚度，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升华。换言之，正是因为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的束缚，所以作家写作更方便，挥洒更自如，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历史上的任何素材营造浓浓的文化氛围，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而且还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主旨，铸造了作品旺盛的生命力。诸位看官如若不信，有金庸先生自己的话为证：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火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火权而腐化，邢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j已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摘自金庸《笑傲江湖·后记》)

作家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暗示我们，他这部小说的背景固然是适合于任何朝代，但因为作者生活在现代社会，不可能脱离现实去异想天开，所以作品的着眼点最后落到了现代社会上。这也就是说，作品里的人和事就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于是，小说也就具有了强烈的寓言意味和深刻的现实意义。换句话说，作者完成了超越自我的一个高难度动作！

于是，在这个层面上，引车卖浆者流和专家学者教授名流一起俯首甘为金迷，金派武侠小说风靡华人世界，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第二座高峰，非常人能够企及，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自我满足甚至自我陶醉都无可厚非。不过，金庸之所以成为金庸，就在于他在这个高度上，还没有自我满足，更没有自我陶醉，他还想突破，还想超越！

于是，武侠的读者们应该记住一个年份，那就是1969年，因为在这一年，《鹿鼎记》横空出世了！这，是金氏武侠的巅峰之作。三年后，也就是1972年，《鹿鼎记》连载完毕，金大侠断然宣布封笔！

也许很多读者刚开始看《鹿鼎记》会很不习惯甚至有些惊讶，因为它的主人公韦小宝竟然不是英雄不是豪杰也压根算不上是条好汉，他是个无赖、小混混，根本不是读者印象中有资格做武侠作品主人翁的“大人物”，其德其才，都绝对不能和郭靖、杨过、张无忌甚至江南七侠相提并论，这样的人，怎么居然有幸成为金大侠最后浓墨重彩着力塑造的人物呢？！

不过，稍一细想，便豁然开朗——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射雕”和《笑傲江湖》之后，作者如果不愿意重复自己，那么，下面的重头戏要完成的自我超越就必然是：塑造在性格、形象、象征意义等方面全方位、立体地突破旧作的人物，而韦小宝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金庸先生在《韦小宝这家伙》里曾非常详细深入地分析自己的创作心态和创作历程，请恕笔者偷懒，大段地录下以为证明：

“武侠小说主要依赖想像，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经验与观察有关。”

“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与他自己有关，或者，写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到了后期，生活的经历复杂了，小说的内容也会复杂起来。

我的第一鄂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听熟了的传说——乾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手中很多。杭州与海宁是我的故乡。《鹿鼎记》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宫、朝廷、先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杨州我从未没有到过。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

“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怠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什么主题，邢是不知不觉问自然形戊的。相信读者自己所作的结论，互相问也不走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百人写过。

手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午小宝岑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民蔹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手小宝是独特的、具百个性的一个人。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裕匙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国人。”

诸位试想，一部写出了“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的主人公的小说，怎么可能不是作者的巅峰之作？！而一个作者，在写出了“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的人物之后，他如不封笔，还能做什么？！

所以，《笑傲江湖》之后，不愿重复自我、固步自封的金庸先生要写的，只能是《鹿鼎记》只能是韦小宝，而在《鹿鼎记》、韦小宝之后，金大侠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金盆洗手。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擅长长篇甚至是超级长篇的金庸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昭然若揭——这其间，每一步，都那么艰巨，那么美，也那么自然！

前几年，机缘巧合，我应邀成为“武侠人生”丛书的作者，陆续完成了《黄蓉的人生哲学》、《任盈盈的人生哲学》和《赵敏的人生哲学》等专著。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尽可能使我的作品既有学术性、可读性又有新意，我不仅深入研读原著，对金派武侠的故事、人物、结构以及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历程都有了一些体悟。而且，还曾为了更好更深入地分析作家作品而模仿金大侠创作了一部四十万字的武侠小说《寻梦江湖》，在上海《新闻午报》连载之后，读者反响颇不错。今年，我又在金庸先生的带领下“卧游”神州，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好不惬意——跟随金大侠小说里的人物畅游南北，时而杏花春雨江南，时而骏马西风塞北，以游客的心态和金庸笔下的人物耳鬓厮磨、你侬我侬，虚拟的小说时空和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接轨相融，读人物，读风景，读历史，读人生，书里书外浑然一体，于是，在在是史，在在是诗，在在是情，在在是理，在在是景，在在是趣。史、诗、情、理、景、趣，化为文字，便是这一册《与金大侠同游》。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钱苇、黄波、俞宏陵、谭羲、谭郁、卢倍明、王婧等的帮助，特此致谢！

郭 梅

丙戊初夏于无痕小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