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经学”、“思想”这三方面所作的文章。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在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比较研究与世界势力、中国传统史学等。第二部分重在经学极其与史学的关系的探讨。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与思想史背景有关的文章，如殷周关系研究、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等。

序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一、历史的比较研究／2

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3

三、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6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ll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14

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16

四、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19

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

一、关于史学的致用／24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30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一、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变的论述／38

二、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常的论述／42

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45

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一、弁言——略说“历史理性”／49

二、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正)／5l

三、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反)／54

四、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有情有理化(合)／61

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

一、史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分合中所显现的特点／71

二、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的关系／76

三、史学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学术中处于不同地位之原因／82

关于通史

一、问题的提出／90

二、一些可能与“通史”有关的西方词语和中文里的

 “通史”之异同／91

三、“普世史”与“通史”两种史学传统试析／95

四、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l0l

理雅各英译《书经》及《竹书纪年》

一、引言／104

二、关于理氏译注《书经》的思想／108

三、对理氏《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翻译之讨论／124

四、结语／141

引用书目／142

理雅各英译《书经》《竹书纪年》的文献考证

引言／167

一、关于《古文尚书》真伪及有关文献的问题／168

二、关于《竹书纪年》流传与真伪的问题／185

结语／199

理雅各英译《春秋》及《左传》

一、理雅各译《春秋》经兼收《左传》／200

二、理氏依照中国传统以《春秋》为经，但又对之深致

怀疑与不满／202

三、理氏否定《春秋》、同时却肯定《左传》／207

四、论理氏关于《春秋》和《左传》的见解／211

五、理氏对于《春秋》《左传》的译文／219

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一、理雅各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228

二、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233

三、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237

《春秋三传》与其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一、问题的提出／241

二、关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242

三、关于《春秋三传》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异同／／244

孟子和儒家经传

一、孟子称引《诗》《书》、述孔子之意的时代特点／247

二、孟子对构成儒家经典系统的贡献／250

三、孟子对以“传”传“经”传统的贡献／252

四、孟子的述经与~_／256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一、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259

二、杜注优点非清儒批评可掩／271

关于殷周的关系

一、周人对殷周关系的转变所作的解释／285

二、春秋时代末叶至清代学者对殷周关系的研究／289

三、20世纪以来关于殷周关系的研究／295

四、关于二重证据研究法的几点个人体会／297

引用书目／302

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

二、问题的提出／305 

二、商周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 ／306

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成长／311

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

一、儒家孝道的渊源／317

二、儒家的孝学说／322

三、《孝经》和孝道在汉代的盛行／334

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

一、战国早、中期人性恶的思想的萌生／338

二、关于荀子的性恶说／343

三、韩非子的性恶说／349

《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释义／356

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358

三、《左传》中的民本思想／362

四、《左传》中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关系／365

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369

二、董仲舒天人合一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373

三、何休的“三科九旨”与“大一统”／378 

史学的悖论与历史的悖论

一、关于世愈乱而文愈治的问题／386

二、关于实与而名不与的问题／391

后记

当今的世界固然已经是一个联结为一体的世界，其所以能成为一体，无疑是因为各国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多方面的联系。为什么会有这种联系加多并加深的现象出现呢?因为其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害关系，因为其间有时代上的趋同性；而要了解这种趋同性的发生，我们就不能不进行比较的研究。同时，当今已经在多方面一体化了的世界难道就没有了差别?东方与西方的差别，南方与北方的差别，依然明显地存在着。不了解这种差别，就不能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现实地构成的，同样也就无从了解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利害关系的真实背景和本质。所以，为了认识这个已经一体化了的世界，除了其间的同以外，还不能不了解其间的异；而要了解其间的异，这就又不能不作比较的研究。不如此，就不能了解这个世界的发展动向。

以上说了比较研究对于古今世界历史研究的必要性，现在再从另一个层面或者更原则的层面来说一下这种必要性所以会发生的原因。不论古今，历史发展的纵向趋势，总是由各个时期的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横向关系的发展来推动、来制约的。要了解一个时期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就必须了解其间的异同；而要分析这种异同，就不能没有比较的研究。所以说，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植根于历史发展的这种横向关系推动并制约纵向趋势的基础上。

第二个要谈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大概还没有一部称为“世界历史”的书真正能够把地球上一切国家、民族的历史囊括无遗。要说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不能不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这里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那种无所不包的“世界历史”在实际上是否可能?看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答案就是“不可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并非一切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对于没有历史记录的国家、民族，自然也就无从撰写它们的历史。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是客观方面的不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把一切有可能撰写的国家、民族的历史写入世界历史之中，并且写清楚了，那么这部书的篇幅将是何等巨大，实在难以实现；假如每一个国家、民族只写一点，那样就会成为一堆杂拌，从而没有价值，同样难以实现。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是主观上的不可能。

P8

这本小书收集了我近十年来所写一些主要论文，凡二十一篇。原来以为，这些拙文平平庸庸，编起来与其说是供人参考，不如说是更便于接受多方面的指教，还写什么序言?可是，出版者的盛情难却，就只好写了。那么，又该写一点什么呢?想了许久，觉得读者在见到此书但尚未批阅以前可能就有一些需要事先了解的问题，所以就以设为问答的形式来下笔。

或问：这既然是一本论文集，为何不直接题为某某文集或用一个书斋雅号之类的词来作文集之名，却用“史学”、“经学”、“思想”这样一些概念外延既广而内涵又极丰富的词语来作书名呢?名实能相副吗?

对曰：这正是我首先要说明的问题。文集如此题名，非敢虚张声势以表示它能囊括一切史学、经学与思想之内容，其实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样题书名，那是因为书里的内容涉及了这三个方面，不出这三个方面以外。如果说此外还有一点微意，那就是就个人学力所及的范围说明此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探讨中国历史与史学之特点。当然，我知道，兹事体大，而个人学力有限，姑且作一些粗浅尝试，如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就算万幸了。

或又问：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会涉及这样三个方面?

对曰：这就要说一点个人的读书学习过程了。从早年读中国典籍的时候起，我就是在经史不分的状况里度过的，《春秋》《左传》是经是史?这个问题原先基本没有想过。以后，我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研究古代印度史的时候遇到了“经学”的问题，即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经学问题；不过，那些经学只是其历史内容的一部分，而与史学无关，甚至“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那些宗教的经学所关注的终极目标在于彼岸世界，而史学所关注的目标的最大极限仍然不出此岸世界。在古印度的学术史上，既然宗教的经学占据了支配的地位，所以为史学留下的余地自然也就不多了。

在研究古希腊史的时候，不难发现那里有发达的史学。不过，那里有百家之学(在中国称诸子之学)，而无经学。如果一定要找出与中国经学相类似的义理之学，那就是哲学。可是，古希腊的哲学植根于逻辑理性的土壤中，坚信真理只能在永恒的不变中去把握，具有实质主义(substantianlism)的特点，而实质主义具有反历史的倾向。所以，古希腊的哲学与史学之间也有一条鸿沟。而且，古希腊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为纯思辨的学问，为智慧而求智慧，而不求任何具体的实用之价值，所以也与史学之重总结历史经验的经世致用目标颇异其趣。

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史学与经学，而且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密切。中国的经学(甚至诸子之学)则一般皆植根于历史主义的土壤之中，坚信真理只能从变化的动态中去把握，具有反实质主义的历史倾向；所以，史学与经学之间相互沟通。而且，中国古代哲学主体为历史智慧之学，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所以与历史学之经世致用的目标恰好互为表里。

正因为这样，在我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时候就感觉到无法离开经学。特别是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重在先秦、两汉阶段，所以尤其深感二者的相辅相成，惟其如此，才能相得益彰。

或又问：“六经皆史”之说，可说人所共知，你现在还强调经史关系密切，又有什么自己的新特点呢?

对日：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李宗侗教授又把这一观念追溯到唐代，其实再上溯到司马迁也是可以的。可以说，从司马迁到张之洞，不知有多少学者谈到了经史关系的密切。他们或从义理推求的角度，或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包括文字训诂)发现了二者关系的密切。对于这些，我深深受惠于前人，是绝对不能忘记的。如果说拙作还有一些微小的新意，那就是：我是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再认识中国史学与经学关系的特性的，此其一；又窃以为，以史学与经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史，不仅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历史与学术思想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特殊个性与中西异同的理解，此其二；而且，我试图通过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密切关系的研究，来探讨中西古代理性结构的异同，试图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了解中西文化特点的异同，此其三。当然，对于我来说，这很可能是一种奢望，它很难在我这样学力有限的人身上得到实现；不过自己总有一种不能自已的学术冲动，心向往之。个人学术研究的成败算不了什么，只要认真严肃地做，即使失败，其错误的教训也可以从反面有益于来者。

或又问：你说了经学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关系，那么，书名里的“思想”二字又有何着落?

对日：经学与史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一向有两重关系：一为文献考证方面，二为义理推求方面。经学的论证基本上是以历史的论证为基础的，而历史学的文献考证正好为经学的论证提供了史料的基础。从前有一篇拙作《史学与经学》，那就是从这一层面讲经学与史学的关系的。应该说，经学与史学之间更为内在的关系则在于思想的层面上。所以，要研究经学与史学，就不可能离开思想。经学与史学的对话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也是在具体的思想的场合(context，或译语境)中进行的，离开历史与思想，经学和史学就既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又失去了相互对话的条件。

因此，“思想”一词也出现在书名之中。当然，这绝对不表示这一本小小的拙作就能涉及全部的中国历史与思想史，其实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书名里题有“思想”一词，只是说明，我在探讨经学与史学的时候没有敢于忘记了思想而已。

或又问：你的这一本文章选集，所展现的是各篇文章的“单兵训练”，还是文章之间也有一点内在关联的“队列训练”呢?

对日：此书既然不是按篇章节目的体例撰写，而是一些文章的编集，那么自然不能有精密的系统安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队列训练”，而只能是论文的“单兵训练”。不过，倒也不是一盘散沙的“单兵训练”，其中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关联的。这本小书所收的二十一篇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七篇，第二组七篇，第三组七篇。谨略述三组分划的微意如下：

第一组，重在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第一篇谈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它反映了我对历史的比较研究从逻辑角度的一些思考，探讨了比较研究对于世界历史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我的研究既然以比较研究为出发点，所以也就权以此文来为本书作一场开场锣鼓。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留有一些要继续深入说明的问题，容待将来续论。

随后三篇文章讨论中国传统史学里的两个理论问题，即求真与致用的问题和变与常的问题。关于前者的文章二篇，前一篇对史学求真与致用作一般理论性的探讨，后一篇专就先秦史学的求真和致用作具体的分析；关于后者的文章一篇，讨论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的问题。与古代希腊的形而上学的求真无关致用不同，中国古代史学重视二者的统一；与古代希腊的形而上学重在从常中把握真理不同，中国古代史学深究变与常的内在关系。应该说，中国古代史学对于这两对范畴的丰富而发人深省的探讨，其中时时闪烁着历史理性的光芒，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全世界人的珍贵文化遗产。我的讨论，大抵都是初步的，希望以后能够继续有所深入。

再以下三篇都是关系到中外史学比较之作。其中第一篇讲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是以古代中国、印度及希腊来作的比较；第二篇讲通史，意在说明严格意义上的通史，或者体现着历史理性的通史，只有中国才有，而为古代希腊所无；第三篇讲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是在分析中国古代理性结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理性的优先的或支配的地位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论述，虽未直接具体地讨论古代希腊，而实际上是以古希腊的逻辑理性在理性结构中的优先或支配地位为参照系的。总之，这一组文章，虽以中国古代史学为主，但实际上则不离中外古代史学思想与理论的探讨。  第二组，重在经学及其与史学的关系的探讨。儒家经典中与史学关系最为密切的莫如《尚书》《春秋》与《左传》，金毓黻先生在其《中国史学史》曾经辨析“六经皆史”之说，以为五经中唯《尚书》与《春秋》(含《左传》)可以称为史学，其余各经只能视为史料，所见极是。所以我在探讨史学与经学关系的时候主要也集中注意于《尚书》《春秋》及《左传》。又考虑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看本国典籍时可能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蔽，所以在这一组文章中首先安排了四篇评论外国学者的《尚书》《春秋》及《左传》研究的文章。在此四篇文章中，前两篇是论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译注的《书经》(附《竹书纪年》)(与邵东方博士合作，他主要探讨《竹书纪年》)的，第三篇是论理雅各译注的《春秋》《左传》(东方及费乐仁博士曾参与讨论并提供了一些关于理雅各的资料)的，第四篇则将理雅各的《左传》研究与19世纪日本学者安井衡的《左传》研究作了一番对比的探讨。理雅各在其中国友人王韬协助下遍译中国经典，每译一书必就版本源流、前人成果、思想内容等方面做一长篇引论以为系统之探讨，译文之于可商榷之处也往往注出异说，并说明自己译文之根据。他的翻译和研究在当时甚至今日皆不愧为一流之作，他对《书经》《春秋》及《左传》的某些见解对中国学者是很有启发的。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尤其因文化背景的限制，他的理解以至译文皆有可商之处。他要帮助中国人打破对于儒家经典的迷信，可是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若干积极方面也无法理解。拙文则从文献根据、文字训诂、译文正误、思想见解等方面对理雅各的成果进行分析和探讨。安井衡也是一位博通中国经子之学的学者，曾注释多种经书、子书。他的《左传辑释》对于《左传》中所蕴涵的民本思想有着敏锐的理解和把握，并认为这体现的正是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国人之治《左传》者往往重视日本竹添光鸿之《左氏会笺》，以为所收训解丰富，如就思想深度而言，后起之竹添书盖不如其前修安井书矣。通过比较研究，窃以为，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神化儒家经典，制造迷信以愚民，这是必须彻底摒弃的；但是其中的民本思想仍不失为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是应当有分析地加以发扬光大的。

随后三篇涉及一些经学本身的问题。首先谈自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至今仍在不断翻印的那一套宋元人注《四书五经》里的第三册《春秋三传》的底本问题。这本书把《春秋》和左氏、公羊、毂梁三传放在一起，而且还有许多评释与附录，甚便读者，但其中问题(尤其在思想方面)也不少。世界书局原编者故意隐瞒此书的真正底本，更加令人怀疑重重。这一小文以清康熙时期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与今《春秋三传》相比较，剖析其异同得失，说明治经学者不宜忽视版本问题，出版者不说清版本源流乃学术上之一大忌，不知而乱说则尤其不可。下一篇论孟子与儒家经传，说明儒家经学的最初起源与思想倾向。最后一篇从清儒臧否中看《左传》杜注，就此一个案论证清儒在文字训诂等微观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宏观见解方面之不足之间的张力，说明清儒成果对于我们既是宝贵资源但又不是不可突破的最高极限。我们的经学研究必须自觉地保持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第三组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与思想史背景有关的文章，因为写作时并无明确一致的目标，所以不如以上两组文章那样论题集中。不过，在其中还是可以看到经学与史学关系的内容的。第一篇讨论殷周关系研究史中的问题，其本身可以说是考证性的史学史领域的文章，不过其所涉及的核心事实却是中国大一统思想源头上的一个关键点。第二篇论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讨论了儒家经典与诸子著作中一个殊途同归的思想，即关于统一的思想。第三篇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讨论的是儒家将作为亲亲之爱的孝道扩充为天下一家思想的伦理根据的问题。因此，这三篇文章可以作一个小的类来看。第四篇讨论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关于人性恶的问题的见解，辨析其间之异同；如果说孟子的性善说体现了儒家经学中的一个思想根据，那么苟子的性恶说则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了儒家经学的又一个思想根据。孟荀二人可谓殊途同归。第五、六、七三篇文章讨论《左传》和《公羊传》的经学思想。论《左传》文讨论其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前述的安井衡书虽已有所涉及但未及深入的问题，此文特别加以申论发挥。论《公羊传》或汉代公羊学的两篇文章则一篇讨论其中的历史统一观，一篇讨论其中的历史发展观；窃以为，不论汉代公羊学里有多少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但其主张的中国历史在连续中统一、在统一中发展的思想实在是非常出色的。我认为，公羊学里蕴涵着一种历史哲学，而这一点是理雅各所无法理解，而安井衡也未能见到的。

关于这本小书，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如果能蒙读者诸君有所见一教，则不胜企望感激之至。

2004年4月初识于北京师范大学之寓庐愚庵

《史学、经学与思想》既已编成，行将付诸出版，照例该写几句话作为后记，向读者诸君作一些必要的交代。因为有关书中内容安排等问题在序里已经有所说明，这里就剩下自己有义务(liability or liabilities)要说的事了。

首先，我有义务(liabilities)要致谢。西方学者的书里通常有专写致谢的一页，而我们一般都写在后记里。此书中有关于理雅各的三篇文章，邵东方博士写了其中关于《竹书纪年》部分的内容，费乐仁博士曾提供了关于理雅各本人的若干资料，平时也讨论过不少学术问题，互有启发，应该向他们致以友情的谢意。蒋重跃博士为此书的文章收集、校勘、编排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和精力，还有石洪波、安建、马宏伟、储著武、王振红、王永康、庞慧等七位同学不辞劳苦，协同重跃在以上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一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杨耕教授约我出这一本书，总编助理李春梅编审对我作了耐心的动员，还组织了此书的全部编辑与校对工作，在此也谨一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其他平时在学术交谈中给予我启发的师友(友中包括曾经教过的同学)甚多，无法一一列名，内心常怀敬意而已。

再则，我确有义务(liability)说明自己在此书即将出版时的心境。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我对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不能感到完全的满意，或者说，我已经开始或多或少地感到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的不足。一般说来，文章发表以后不会太久，我就会开始发现其中之不足，历时愈久，感觉不足愈多。我不敢轻言出文集，实在与这种感觉有关。朋友们往往劝我说，学问无止境，文章自然也无止境；文集可以标志阶段性成果，只要本来还不是粗制滥造，出版文集也并非封杀研究过程。一个时期的文集出来，听听意见也是不断求进步的一个法门。朋友们的这些好意的劝说一方面减轻了我对出文集的心理压力，但必须指出，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也是朋友们对我发出的庄严的学术指令：必须不断努力地克服原有的缺陷与局限，用新的进展来代替原来的不足，这样才能面对学术界和读者。于是，这也就成了鞭策我继续前进的新压力，我欢迎这一新的压力。

家和谨识于愚厂

200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