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又称《巨人三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创作的传记作品，详细介绍了三位名人的事迹。他们或经受病痛的折磨，或遭遇命运的嘲弄，或内心充满惶惑矛盾，这些灾难几乎毁灭了他们的理智。但他们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经苦难而不改初衷，凸显了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

《名人传》又称《巨人三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创作的传记作品，它包括《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部传记。

《名人传》叙述了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坎坷的一生，赞美了他们的高尚品格和顽强奋斗的精神。贝多芬，他的音乐受到人们喜爱，困苦的生活却无人问津，在生命的最后写出了不朽的《欢乐颂》；米开朗琪罗，每从事一项工程，都必然遭到一批小人的嫉妒和怨恨，直到临终前几天他还整天站着塑像，终于留下传世之作；托尔斯泰，面对被教会开除教籍的危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下定决心摆脱贵族生活。

阅读准备

阅读指导

贝多芬传

序言

贝多芬传【精读】

贝多芬的遗嘱

书信集

思想集

米开朗琪罗传

序言

米开朗琪罗传

上篇斗争

一 力量

二 在崩裂的力

三 绝望

下篇 舍弃

一 爱情

二 信仰

三 孤独【精读】

结束语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托尔斯泰传

序言

托尔斯泰传

二

二【精读】

四

五

六

七【精读】

八

九

十

十一【精读】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精读】

十六

十七【精读】

十八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阅读链接

阅读训练

他对于一切事物，对他自己，都深觉厌恶，致使他被卷入1527年在佛罗伦萨爆发的革命洪流之中。

米开朗琪罗此前在政治事务中的态度，与他在生活中和艺术上始终颇受其苦的态度一样，凡事总是犹豫不决。他从来也未能把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对梅迪西家族的义务协调起来。这个暴烈的天才在行动中始终是胆怯的，他不敢冒险去同这个世界上的强权在政治上和宗教上进行斗争。他的信件反映出他总是在为自身，在为家人担忧，害怕受到牵连，万一因一时气愤，说了什么反对专制行为的过头的话，就马上加以否认。他老是写信给家人，让他们小心谨慎，少说为佳，一有什么动静就赶快逃离：

“要像发生瘟疫时那样，首先逃走……生命重于财富……要息事宁人，不要树敌，除了上帝，对谁也别相信。不要说任何人的好话或坏话，因为谁也不知将来会怎样，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什么事也别搅和。”

他的兄弟及朋友都嘲笑他这么胆小怕事，认为他是个疯子。

“不要嘲笑我，”米开朗琪罗伤心地回答说，“一个人是不该嘲笑任何人的。”

这位伟人的永固不去的战战兢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笑话的。他那可悲的神经倒是应该同情的，它们使他成了恐惧的玩偶，他虽然在同恐惧斗争着，但却总也无法战胜它。危险临头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走，但经过一番磨难之后，他竞能强逼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去承受危险，他这样倒是更加地了不起。再说，他比别人更有理由害怕，因为他更聪明，而他的悲观主义能使他更加清楚地预见到意大利的种种不幸。——但是，为了让天生怯弱的他被卷人佛罗伦萨的革命洪流中去，则必须让他处于一种绝望的激越之中，使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灵魂深处。

这颗灵魂虽然那么胆战心惊地在反省自己，却是充满着热烈的共和思想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他信心十足或激情狂热之时时而会流露出来的话语中感觉得到的，特别是他后来在同他的朋友们——卢伊吉·德·里乔、安东尼奥·佩特罗和多纳托·贾诺蒂——谈话时表现得更明显。贾诺蒂在其《但丁神曲对话录》中就引述过他们的谈话。朋友们觉得惊讶，为什么但丁会把布鲁图斯和卡修斯放在地狱的最后一层，而把恺撒放在其上。当朋友们问及此事时，米开朗琪罗对刺杀暴君者大加颂扬，说道：

“如果你们仔细地读过头几篇的话，你们就会看到但丁对暴君们的本性知之甚详，他知道他们应该受到神和人什么样的惩处。他把暴君们归于‘残害同胞’这类人中，让他们被罚人第七层地狱，受沸水煎熬……既然但丁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那他必然认为恺撒是他的祖国的暴君，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刺杀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杀一个暴君的人，并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杀一个长着人头的野兽。所有的暴君都毫无每个人对同类天生应该感觉到的爱，他们丧失了人性：他们已不再是人，而是兽。他们对同类没有任何的爱是昭然若揭的，否则他们也就不会抢掠属于别人的东西，也不会变成践踏他人的暴君了……很明显，刺杀暴君者并不算是谋杀，因为他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野兽。因此，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在杀恺撒时并没犯罪。首先，他们刺杀了一个每个罗马公民都坚持要按照法律杀掉的人。再者，他们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长着人头的兽。”

因此，当罗马被查理一坎特的大军攻陷、梅迪西一家被放逐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全城处于民族与共和思想觉醒的日子里的时候，米开朗琪罗站到了佛罗伦萨起义者的前列。在平常的日子里，劝戒家人像躲瘟疫似的逃避政治的这么一个人，却处于这么一种极度狂热的状态之中，对什么都无所畏惧了。他留在了瘟疫和革命肆虐的佛罗伦萨。瘟疫传染到他的兄弟博纳罗托身上，他死在米开朗琪罗的怀里。1528年10月，他参加了守城会议。1529年1月10日，他被选为城市防御工程的监管；4月6日，他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城防工事总监，任期一年；6月，他去视察了比萨、阿雷佐和里沃那的城防；7月和8月，他被派往费拉雷，检查那里的著名的防御工事，并同公爵兼防御工程专家商讨。

米开朗琪罗认为佛罗伦萨的防御重中之重就是圣米尼亚托高地，他决定建一些炮台以加强这一防御阵地。但是不知何故，他遭到了行政长官卡波尼的反对，后者想方设法地要把米开朗琪罗从佛罗伦萨赶走。米开朗琪罗怀疑卡波尼和梅迪西党人想甩掉他，不让他守卫佛罗伦萨，因此他便在圣米尼亚托住了下来，没再挪窝儿。但是，他那病态的怀疑症很容易接受一座被围困的城市总在流传着的种种叛变的传言，而这一次，传言可是言之凿凿的。可疑的卡波尼被撤去行政长官一职，由弗朗切斯科·卡尔杜奇接替。但是，令人不安的马拉泰斯塔·巴利翁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军队的司令，后来他把该城拱手献给了教皇。米开朗琪罗预感到了马拉泰斯塔会叛变。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市政议会。“市政长官卡尔杜奇非但不感谢他，还把他给臭骂了一通，斥责他总是疑神疑鬼，胆小怕事。”(据孑L迪维记述)马拉泰斯塔得知米开朗琪罗在揭发他，便散布说：像他这种德性的人，为了躲避一个危险的对手，是什么都不顾忌的；而且，他在佛罗伦萨有权有势，像个大元帅似的。米开朗琪罗知道自己完蛋了。

“然而，我一直决意毫无所惧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他写道，“但是，9月21日星期二早晨，有个人跑到圣尼古拉门外(我当时正在炮台上)来悄悄地告诉我说，如果我想活命的话，就别在佛罗伦萨久留。他同我一起回到我的住处，与我一起吃了饭，替我牵了马来，看到我出了佛罗伦萨之后，他才离去。”P91-93

罗曼·罗兰(1866～1944年)是法国20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法国外省一小市镇的公证人的儿子，童年是在外省度过的。1881年，全家迁居巴黎。罗兰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当时是以思想矛盾冲突激烈著称的法国文化中心之一。

少年时代的罗兰以斯宾诺莎和古希腊的所谓“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与他所反对的种种唯心主义潮流相抗衡。自青年时代起，他便非常喜爱莎士比亚、雨果和歌德等作家的作品，并在许多地方模仿过雨果的创作手法。但在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当他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给其作品在法国广为流传的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写信，向后者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很遵从托尔斯泰对他的劝告。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选择了音乐史作为自己的专业。1912年前，他一直作为音乐史教师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任教。

19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法国第三共和国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社会冲突激烈。罗兰与著名作家左拉、法朗士等一样，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他参加了为德雷福斯案件辩护的斗争，他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当然，他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还带有朦胧的浪漫主义幻想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他在瑞士居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呼吁交战各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战争。其文章明显的反战热情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瑞士，他接触了一些俄国侨民，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自1917年起，他同高尔基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到大战后期，他对群众革命力量的信心更加增强了，在《先声》集中收入的他的1916年的文章中，他直接地向交战各国的人民——而不像一开始时那样，只向其知识分子们——呼吁，期望他们能够采取坚决果断的反战行动。

罗兰从苏维埃俄罗斯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它的朋友，不过，他对苏联的国内政策也存有某种戒心。20世纪20年代，他徒劳地试图以甘地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与世界革命的原则相抗衡；20世纪30年代，他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与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高尔基的友好关系在加强，他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和维希政权的建立对罗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年迈多病的他在敌占区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是作一些关于贝多芬多年研究的收尾工作及写点传记、回忆录等。

罗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于1944年12月逝世，未能活到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那一天，但活到了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日子。《欢迎多列士回国》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1944年11月，他出席了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

罗兰是作为剧作家登上文坛的，他的早期作品有悲剧《圣路易》(1897年)，是收入其戏剧集《信仰悲剧》的卷首篇。收人该集的还有《阿埃尔》(1898年)和《时间会到来》(1903年)。但从1898年到1938年，他几乎花了毕生的心血在创作《革命戏剧集》，其中包括《群狼》(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丹东》(1899年)、《七月十四日》(1901年)等。

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年至1912年)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的篇章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无论是半封建的小市民的因循守旧习气浓厚的德国，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成了罗兰激烈抨击的对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在小说中塑造了来自人民并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了他们与一切恶势力相抗衡不妥协的战斗性，而且还表现了这些普通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七月十四日》完成之后，罗兰开始写传记体裁作品。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人物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仅是天资聪颖的人，而且是和时代紧密相连，并用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现实生活的贫困，以及对于一位音乐家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始终坚强不屈，最后在困窘和痛苦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在欢乐豪迈的旋律中向世人传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对英雄行为的追求、崇尚和向往。

关于中译本的译名，似应题为《三大师传》更为贴切，题为《名人传》有些欠妥。首先，罗兰在将三位大师的传记汇集成一册时，只是称作《英雄传记》，也没有说是《名人传记》。“名人”一词比较泛，即所谓“著名人物”的意思。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了名的人”。而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当然是“著名人物”，但他们更是在自己专业方面的独树一帜的大师，一位是音乐奇才，一位是雕塑绘画方面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位是文学巨匠。所以题名为《三大师传》更贴切，使读者一看书名即可知晓是三位大师级人物的传记。但鉴于《名人传》已通用，改了反而不妥，所以仍沿用此译名。

2000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