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形象，也许都只是在历史书写中不断被改造并始终在流变的虚像。本书聚焦20个在大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却被今人或高估、或扭曲、或黑化、或遮蔽的人物，如孔子、汉武帝、李广、杨修、司马懿、隋炀帝、宋真宗、元世祖、魏忠贤、年羹尧，通过在史料基础上提供新的观察视角，试图尽可能还原这些对各自时代历史产生了关键影响的人物，也尽可能还原他们所处的时代。

张明扬，专栏作家，曾供职于专业书评媒体。专栏散见于“腾讯·大家”、《财新周刊》等处，曾著有《此史有关风与月》。热衷于在专业史学研究和传统通俗历史写作间找到“第三条道路”，追求“靠谱扎实的有趣”，读史写史心得为“历史仅供参考，后世若有雷同，历史概不负责”。

孔 子：当皇帝来到孔庙
李 广：战神的悲喜剧
汉武帝：悬崖边的罪己诏
杨 修：世家子弟的政治豪赌
司马懿：论潜伏者的自我修养
晋武帝：以史为鉴是个坑
隋炀帝：关陇集团的弃子
田弘正：藩镇家族的逆子
宋真宗：封禅终结者的梦醒时分
司马光：偏执者如何成就伟大
郭药师：帝国兴亡的搅局者
韩侂胄：抗金政治学
贾似道：『奸相』的最后一战
元世祖：大汗与皇帝
魏忠贤：厂公变形记
李成栋：反清复明的黑色幽默
吴三桂：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年羹尧：皇帝笔友之死
乾 隆：天生的宫斗剧宠儿
咸 丰：当庸人遇见大时代

但凡看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曹操有一个著名的
人设：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这话还真的不是罗贯
中发明的，“版权”要归于东汉末年的许劭、许靖兄弟。
许氏兄弟评价曹操的话出自“月旦评”，在每个月的
初一，他们二人会召集名士，对天下各路人物进行评点，
不虚美，不隐恶，成了那个时代最权威的人物评价标准。
曹操也很喜欢点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他与刘备
最有名的一次对话大概就是“青梅煮酒”了，那句“今天
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也成了中国人历史记忆中最激
扬的一句知人论世之语。
在曹操口中，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人都算不上
英雄，那么，他们是什么？
需要一个定义。
在写这本书时，我对于这个定义想了很久很久，在那
么多历史重要人物中，除了正面形象的英雄之外，自然还
有小人奸臣，但更大多数的恐怕是“非正非邪”之人，我
们怎么统称这些人呢？
思来想去，还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非常
之人”最为精当，所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据说汉武帝听了司马相如这段话之后，激赏不已，在
举贤诏书中也借用了这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
之人”。
汉武帝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之人”。在我这本小书中
，我也写到了他。汉武帝是不是一个盖世英雄，见仁见智
，部分取决于你的世界观，至少以我的狭隘之见，他不是
一个多么伟大的皇帝，如果让我穿越到那个“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时代，我实在不敢。
但我不得不承认，汉武帝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非常之
人”，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参与定义了
什么叫作“汉人”，什么叫作“中国人”。你可以去质疑
他，去批评他，但不可以去漠视他，去绕开他。
我在书中写到了20个像汉武帝这样的“非常之人”，
他们未必每个都像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个人认为是中
性词），但却都在各自的时代对历史产生了关键影响，这
些影响或许是正面的，或许是负面的，但也有千年后仍然
复杂到难以评价，充满争议的。
书里的这20个人，未必都有“非常之功”，但即使是
“非常之过”，也必待“非常之人”。功过背后，有太多
的“非常精彩”，值得我们的“非常关注”。
古人喜欢说“盖棺论定”，但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
历史上的“非常之人”，你就和这个时代的公众人物一样
，要被剥夺很多正常的权益，比如，他的棺材板可能永远
都盖不下去，要接受后人一代又一代的凝视，无论目光是
崇敬的，还是怨怒的。
但无穷尽的凝视绝对不代表什么“翻案”。我对“翻
案”这个词严重缺乏兴趣，如果你对历史人物不持有盖棺
论定的态度，又有何“翻案”可言？
对于历史人物，我并不反感“道德视角”，一个人上
千年来都被说成“奸臣”总是有原因的，古人没有我们想
象中的那么迂腐。“道德视角”也参与构建了历史，甚至
可以说也是历史本身，比如，你可以认为贾似道不是一个
奸臣，但不能否认他在历史上的确被视作奸臣，并且，去
研究、去尊重古人的此种“道德感”也是有意义的。
但是，道德视角只是视角之一。我们最终还是要深入
历史现场，通过一个个充满矛盾的史料，通过不同时代的
后人充满争议的评价，去认真审视那一个个“非常之人”
。
这本书里我没写秦桧。按照我个人的理解，秦桧自然
是一个奸臣，去翻案纯属为翻而翻。但是，秦桧奸在何处
，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历史上，秦桧反对抗金被
过分道德化了，大有主和之人都是奸臣的意思。但如果我
们将“和战”视作一个中立的政策选项的话，我们或许可
以这么认为，秦桧之奸并不在于主张什么，而在于他为了
贯彻他的“主和”意志，利用自己的权倾朝野压制主战者
的言论，乃至最后基于莫须有杀了岳飞等人。主和并不天
然有错，但主战就活该被杀了？
一个定性没有争议的忠臣奸臣或明君暴君，在某些具
体问题上，仍然有可以深入的争议。
争议永远不是问题，我们读历史的目的不是解决争议
，而是了解争议，基于自己的思想资源、世界观和个人偏
好，建构自己的“月旦评”。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多读书，空口无凭的“月
旦评”只是信口雌黄，所以在这本小书中，我不敢让自己
已经尽量控制的个人好恶去影响您，附上了一些尽力挑选
的参考读物，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阅读，一起思考，一
起端正地凝视“非常之人”们。
最后，我想感谢一些人。感谢这本书里供我参考的作
者们，没有你们，我一个学术圈外人的写作与信口雌黄无
异；感谢一些媒体好友们，“腾讯·大家”的贾嘉和赵琼
两位女史，“澎湃·私家历史”的饶佳荣兄，“搜历史”
的曲飞兄、“网易历史”的沧浪兄，谢谢你们的鼓励与支
持；感谢这本书的编辑樊诗颖，没有你的耐心和春风化雨
的压力，这本书还在外太空。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你们的宽容，就
没有这本书。女儿的名字就用典自《为萧扬州荐士表》中
的“理尚栖约，思致恬敏”，和这本书很有缘分，也是一
句论人之语。不过，我真的不想让她成为一个“非常之人
”。

过去2500年间，他们赢过、输过、辉煌过、落寞过，千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过去2500年间，他们被高估、被扭曲、被黑化、被遮蔽，无处辩解，无从辩解，无需辩解。浮生如梦，历史如烟，昔日恩怨情仇，尽化作纸上虚像，满目荒唐。历史的真相，从来只能接近，无法抵达。
且看张明扬著的这本《非常之人(20人的历史时刻)》。陈晓卿、许纪霖、周濂、周轶君 诚意推荐。

9月28日，自民国以来就被认定为孔子的生日，照例要举行祭孔大典。在海峡对岸，这一天还是教师节。
如果是在雍正时代，孔子诞辰这天，从皇上到全国军民，还要致斋一日，“不理刑名，禁止屠宰”。
在传统中国，孔子之教既是政教的指导原则，也是社会的凝聚力。这一点，不仅雍正很明白，绝大多数帝王也不会不知道，从不断拔高孔子地位，到尊崇孔子后人，再到将孔庙祭祀逐渐升格为国家大典，历朝曾有多位帝王亲临曲阜孔庙朝圣祭孔，足见皇权与孔子的亲密关系。黄进兴先生在《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记录了大量此类故事。
即使是素有焚书坑儒之恶名的秦始皇，对孔家也不薄。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因为“博通六艺”，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据说这还是孔子后裔享有爵封之始。不过，历史上并未有秦始皇祭祀孔子的记录。
汉高祖刘邦对儒家显然没有那么友好，不仅打心底地轻慢儒生，还曾有“尿溺儒冠”的黑历史。但正是刘邦，开了帝王祭孔的先河，更别说，他还亲自到了曲阜孔家。
《史记》中说：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太牢，就是猪牛羊的意思，在古时是最高规格的祭祀。刘邦封孔子的九世孙孔滕为“奉嗣君”，黄进兴先生称为“孔家奉祠后裔领有官方身份之始”。
刘邦初定天下，无论他如何看不上儒生的高谈阔论，都无法否认孔子与儒家在现实政治中的影响力，所以他还是去了曲阜孔家。据说刘邦离开后，官场上行下效，“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在整个西汉时代，孔子所受的政治待遇总体上并未超出刘邦定下的基调，这固然有汉初行黄老之学的缘故，即使是“独尊儒家”的汉武帝，在尊孔祭孔上也没有重大理论突破，按照黄进兴的定义，此时孔子地位只能说是“尊而不贵”。武帝末年，诸侯鲁恭王竟然还制造了为扩建王宫而拆迁孔子旧宅的丑闻，所幸由于在墙壁中惊现秦皇焚书时代所藏的儒家经书（古文经书），才将丑闻变为了奇闻。
无论王莽在历史上名声如何不堪，还是他突破了刘邦留下的尊孔范式，将尊孔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王莽还未称帝时，他就操控西汉朝廷（汉平帝），封孔子后裔为“褒成侯”，专奉孔子之祭，孔子后裔的封爵自此开始“世袭化”，这也为后世受封的“衍圣公”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同期，王莽还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也开启了孔子本人被追封王爵的常态，此后爵位与日俱增。
后世对王莽尊孔争议颇多，这取决于你是如何看待王莽此人。如果你认为王莽是个步步为营的野心家，那么他的尊孔当然是利用孔子的考量多一些，以尊孔增强篡汉的合法性；如果你认为王莽是一个笃信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家，那么他尊孔也就是一个儒家信徒对教主的顶礼膜拜罢了，他衷心相信尊孔可以庇佑他的复古改制成功。但问题是，在真实历史中，王莽很可能是这两种人格的合体，视情境的不同而特别彰显某一方面。
光武帝刘秀建政东汉之后，虽然在政治上，他是王莽政权的对立面，但在尊孔上，刘秀基本上是王莽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唯恐落于人后，也亲自到曲阜祭孔。而在东汉时代，皇权对孔子也相较西汉热络了许多，除了光武帝之外，汉明帝、汉章帝和汉安帝也均亲赴曲阜朝圣。
这其中，最有名的是汉章帝那次。汉章帝除如刘邦那样以太牢祠孔子之外，还首开祀孔门七十二弟子之例，大会孔家子孙，命儒者讲《论语》。志得意满之余，他对孔子第十九代孙孔僖说：“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谁料孔僖的作答非常不卑不亢，认为这不是给他们孔家的光荣，而是给皇帝的光荣。（“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鄙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
孔僖此言道破了皇家祀孔的潜在用意，章帝多少可能有些尴尬，只得以大度自求排解，“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
唐代也是孔子地位全面上升的一个重要时期，孔庙祭祀逐渐进入朝廷礼制，被列为四大国家祭典之一。先是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下诏将孔庙祭祀从曲阜孔府推行到全国州县，这在祭孔史上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自此孔庙文庙遍布天下，至今仍“香火”不断；而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从此走上了逾千年的封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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