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代表有唐一代思想学术成就的杰出人物之一。本书在简单介绍柳宗元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以年代为序，详细论述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游历轨迹、主要思想主张及其在文学上的创作和贡献。

孙昌武先生，一九三七年生，辽宁省营口市人。读者、学者、作者，早年经历坎坷，改革开放之后，曾执教南开大学和亚、欧、美及港、台多所大学。治学领域广阔，尤专精于唐代文学和佛、道二教与文学关系之研究，多有开拓。论著颇多，兼从事学术著作翻译和古籍整理，在国内外广有影响。

第一章 生长在积衰动乱时代
第二章 树立“辅时及物”之志
第三章 创作“褒贬讽谕”之文
第四章 宣扬“大中之道”
第五章 参加“永贞革新”
第六章 拘囚十年待罪南荒
第七章 倡导“古文运动”
第八章 坚持理论斗争
第九章 崇信佛教“统合儒释”
第十章 终生沦落遗惠一方
第十一章 光辉的文学业绩
第十二章 柳宗元评价问题
1982年版后记
附录
参考书目
1949年以来柳宗元研究重要论文目录
当代日本研究柳宗元文献目录

本书系统全面地评介了柳宗元的创作生涯和文学业绩。但又不是孤立地从文学史的角度就文论文，而是把柳宗元这样一个兼优秀文学家、进步思想家和改革政治家于一身的特殊人物，放到有唐一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发展史中去加以研究。

在终于写完了这本不像样子的“习作”之后，还想发
点与全书论题相关的议论。
研究某个作家或某篇作品，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偏
见，往往多看到其长处和成就，而很少或不愿看到其缺点
和局限，以至替古人“护短”，为他们的缺陷或“错误”
作辩护。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曾经有同志就这一点提醒
过我。因此，我在介绍和评价柳宗元时，从主观上是努力
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的。至于实际上做得如何，
那就要阅读本书的前辈和同志们评定了。
但是，在我的整个研究过程中，越是深入了解柳宗元
，越是抑制不住对他的赞叹。我觉得，在他的身上，确有
许多高出同时流辈，非大多数古代作家所企及的地方，一
些光彩的侧面还是研究者们很少注意或没有认真发掘的。
第一，他一生中那种关心现实、关怀民生、为解除生
民疾患而不懈斗争的精神，确实是令人赞叹的。如果对他
做阶级分析，我们可以指出他终生奋斗是为了本阶级、本
阶层的利益，他主观上是为挽救衰颓的李唐王朝而努力的
，他有着强烈的功名心和“个人英雄主义”情绪，等等。
但却不能否认，他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是真诚的，他救民于
水火的愿望是强烈的，他改造现实的奋斗精神是坚强感人
的。他不但在处顺境时不忘“兴功济物”、“安利于人”
，就是在逆境中也时时以“辅时及物”为大欲，就是身为
流囚，也痛感到自己“下愧农夫”，即愧对养育自己的老
百姓。这是他世界观的强有力的方面，这是他在政治思想
上的优点。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评价历史人物，在“公
”与“私”的问题上简单化了，一提剥削阶级代表人物，
就必定认为是本阶级狭隘私利的维护者，是极端的个人主
义者。实际上，许许多多优秀的历史人物，都把国家（当
然是阶级的国家）和人民利益（当然是根据他们当时的认
识）放在个人和狭隘集团利益之上，真正有着“己饥己溺
”、“民胞物与”、“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等等美
德的。这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也是他们思想和品德上的重
大长处。古代历史人物思想水平的高低，很重要地表现在
这个方面，而柳宗元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突出的。学术界长
期争论着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等问题，有些人企图使文学成为狭隘的政治功利以至为政
治权术、阴谋服务的工具，另一些人则努力使文学挣脱“
政治”的“束缚”。在柳宗元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进步
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观对于创作产生着多么积极、强大的指
导作用。
第二，柳宗元是个勇于独立思考，善于提出新鲜见解
，思想极其活泼开阔的人，这在古人中也是并不多见的。
我们常常说，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
想。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思想专制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统治
手段，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特征。在中国，长期形成了以
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思想教条，成为扼杀一切新鲜思想的桎
梏。“非圣无法”不只是理论上不允许的，而且是一种罪
行。但柳宗元对于传统观念却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
否定。他在一些重要理论见解上，冲破了古老教条的网罗
。这不仅需要学识、实践、才能，更需要理论上的勇气。
正由于柳宗元能够从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缜密分析中提出
具有进步意义和正确内容的理论见解，他富有强有力的理
论思维能力，才为他进行政治斗争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思想
上的指导。他的许多真知灼见，直到今天仍对我们具有巨
大的启发意义，甚至产生某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第三，柳宗元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明确认识
到以文学实现“褒贬讽谕”、“辅时及物”的重大作用，
又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非常富于艺术上
的独创性的人。他不仅有杰出的文学才能，而且又经过刻
苦努力，把握了自先秦以来文学长期发展积累的成果。历
史上大凡关心政治斗争的人，在文学上难免有点急功近利
的偏见。但如果“言而无文”，为政治而忽视、取消了文
艺的特点，也就达不到文艺服务于政治的目的。柳宗元一
生改革现实的政治企向是坚定的，“文以明道”的纲领是
明确的，但他却注意文学的特殊规律。我们看他的著作，
政治、哲学论著和文学创作各有特点，使用不同的写作方
法和表现方法。在文学创作的许多领域里，他都做出了重
要的突破，前面已有论述。我这里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艺
术上的独创性保证了作品的思想价值的发挥，正是掌握艺
术上的特殊规律才实现了作品的政治效用。
总之，在柳宗元的思想、人格和创作中，值得研究、
借鉴的东西是很多的。这种研究，不应是实用主义地以古
人去牵合几个先验的教条，也不是浮皮潦草地去总结几个
公式，而应当是对柳宗元的时代、生平、思想、创作进行
具体的、细密的分析，这样就会得出许多于我们有益的东
西。这也不只是清算历史旧账，对于今天的理论研究和创
作实践也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笔者虽然年逾“不惑”，但在古典文学研究上还是初
学。作为十年“浩劫”的罹害者，时间耽搁了，学业没有
长进，只能拿出这种“不像样子的‘习作”’。

第一章 生长在积衰动乱时代
一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唐代的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县西南），于唐代宗大历八年（七七三）出生在当时的京城长安。
史称柳氏得姓于鲁士师柳下惠。秦并天下，迁晋之解县，属河东郡。秦朝的河东郡相当于今山西省西南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东晋以后，辖区缩小到今山西西南一隅。唐代在这里置蒲州，后升为河中府，在天宝、至德时曾一度恢复河东郡旧称。柳宗元说“河东，古吾土也”（《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柳河东集》，中华书局据宋世彩堂本排印本，一九七四年版。以下引用柳宗元诗文，除另注明者外均据此本，只标篇目，不注卷次），或自称“河东解人”，就是用的这个旧称。他的祖上历代游宦，早离故籍，连他家的祖坟都早已迁移到长安万年县。但他的叔父曾“邑居于虞乡”（《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虞乡本来是解县异名，到唐初才分别设县；又“安史之乱”时他的父亲柳镇曾带领家人到王屋山避难，而王屋山即在蒲州东，据此可以推测他家在祖籍仍有亲族或田产。然而柳宗元却一直没有回过故乡。
在北朝，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元稹《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以下引用文献资料，每书所据版本仅在首次征引时注出）。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他的八世祖柳僧习，齐奉朝请，归魏，历北地、颍川二郡守，扬州大中正，尚书右丞，封方舆公，事迹附见《魏书》卷七十一《裴叔业传》；七世祖柳庆，在西魏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进北周，赐姓宇文氏，封平齐县公，《周书》卷二十二有传；六世祖柳旦，仕周，以功授仪同三司，中书侍郎，封济阴公，入隋，封新城县男，大业初，任龙川太守，寻征为太常少卿，摄判黄门侍郎，事迹附见《隋书》卷四十七《柳机传》；五世祖柳楷，仕宦于隋、唐之交，做过济、房、兰、廓四州刺史。
隋末农民战争特别沉重地打击了河南、北和东南地区的土族地主，而柳宗元的家乡河东正属于大贵族李渊、李世民为首的所谓“关陇集团”统治的地区，农民革命的战火较少波及。后来李渊父子建立了唐王朝，柳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新王朝中又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他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楷的兄弟柳亨，隋末附于李密，密败归唐，累授驾部郎中，受到李渊的爱重，娶李渊的外孙女为妻，三迁至左卫中郎将，封寿陵县男，后拜太常卿，检校岐州刺史，唐太宗李世民曾对他说过“与卿旧亲，情素兼宿”（《旧唐书》卷七十七《柳亨传》，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点校排印本）的话。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奭，贞观中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他的外甥女王氏，就是李治的皇后。当时柳氏一族处身统治集团的最上层，是与皇族有着亲密关系的权臣贵戚。高宗朝，这个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唐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变得非常复杂、激烈。在高宗朝以后的百余年间，这种斗争使柳氏一族受到两次巨大的冲击，结果这个“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赵磷《因话录》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的显赫士族，迅速降落到柳宗元出生时那种宗族“不振”的“卑贱”地位。
一次是在高宗朝。高宗王皇后无子，永徽三年（六五二），柳奭作为她的舅父，曾与元老重臣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谋立李治长子、出身“微贱”的刘氏所生的李忠为皇太子，以为王皇后固位之计。后来武则天得宠，王皇后被疏忌，柳爽也被迫上疏请辞枢密之任，因而转为吏部尚书。永徽六年（六五五），武则天诬告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株连柳夷，贬之为遂州刺史，又加贬为荣州刺史。王皇后废，武则天立为皇后。显庆二年（六五七），许敬宗、李义府希武后旨，诬柳奭与韩瑗、来济、褚遂良等“潜谋不轨”，再贬象州刺史。四年，又以“潜通宫掖，谋行鸩毒”的罪名被除名，后被杀于象州。武则天打击政敌非常严酷。由于牵连治罪，使得柳氏一族“子孙亡没并尽”（《旧唐书》卷七十七《柳亨传》载亨孙柳涣表文语）。柳宗元曾回顾说：“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送澥序》）他的家族的这段遭遇，在百余年后仍使他深感统治阶级内部劫夺纷争的严酷。
由于这一次打击，使柳氏一族从皇亲贵戚的特权地位降落到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此后，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只做过沧州清池（治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令；祖父柳察躬，曾做过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令；父亲柳镇，有弟四人：缜、缥、综、续。综、续行事、历官已不可考。柳缥官止华阴主簿。柳镇举明经，柳缜举进士，都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由府县僚佐的地位逐步升迁。他们走的是当时没有门荫特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