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吴宓”这个名字是在大学一年
级的现代文学课堂上，只知道他是守旧派“学衡派
”的代表人物，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印象。真正与吴
宓先生结缘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当时，我在陕
西师大外语系工作，主修比较文学专业。1988年4月
，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召开首届年会，名誉会长是
北京大学李赋宁先生，他专程从北京来赴会，并做
了“怀念恩师吴宓先生”的报告，给与会者留下深
刻的印象，此时我才知道吴宓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
的奠基人。之后，连续参加了四届吴宓先生学术研
讨会，也写了四篇有关吴宓先生的论文，细读我校
图书馆馆藏的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吴宓诗集》及
《学衡》杂志，对吴宓先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正因如此，我便慨然应诺撰写吴宓先生的读书生活
，作为“万卷书蠹文丛”的一册。因时间紧，为确
保按期完成任务，我请蔡恒先生写了部分稿子。蔡
先生对吴宓非常崇敬，自觉追慕吴宓，故欣然同意
。可以说，此书寄托着我们对吴宓先生的深切怀念
之情。
吴宓先生的一生很简单，他说他一辈子就是和
书结缘：读书、写书、教书、编书、藏书，与书而
眠，伴书而生，他是一个痴情的读书种子。在《余
生随笔》里他告诉他的学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读
书方法，但必须做到五到：眼到、耳到、口到、心
到、手到，即为治学之要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学
问家，“余以为，吾辈为人师者，应不止于课堂上
传道授业解惑，尤应鼓励诸生勤奋治学，开阔学子
眼界，培养终身好学之良习”。吴宓给他的学生周
锡光分别留言写的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读书”。
吴宓先生这样教育学生，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终其一生，吴宓先生是一位充满矛盾、毁誉参
半的人，正如他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所说
：“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
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
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
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
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
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
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
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但有一点，大家对他的认识达成共识，即承认他为
人真诚。吴宓先生说：“予恒言：道德乃真切之情
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予于德业，少所成就，于
恋爱尤痛感空虚。然予力主真诚，极恶伪善。”“
存心忠厚，秉性正直。甘愿吃亏，决不损害别人丝
毫。言而有信，处处积极负责。”（周锡光《追忆
吴宓教授》）他的这种“真诚”在当下社会更值得
我们学习。
最后，用我在2004年第四届吴宓学术研讨会时
写的《祭吴宓先生文》作结语：
维2004年12月20日，参加纪念吴宓先生诞辰
110周年大会暨吴宓学术讨论会全体后学谨以鲜花薄
醴之仪．敬祭于先生之陵寝。且日：
夫才以学高，名以德扬。先生秉泾水之郁秀，
兼秦地之地灵；幼承庭训，博览经典；服膺仁义，
心存天下。以“堪笑井蛙言大海”之壮志，东出潼
关；凭“愿从赤骥走风尘”之豪情，勤业清华，博
古通今。继而负笈游学，精进哈佛。师从白璧德，
传承新人文；树蕙清华园，培养“博雅”士。学界
奉为宗师，四海尊日泰斗；桃李遍及天下，门人享
誉寰宇。
先生立身，磊落真诚；不趋时尚，特立独行。
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圣贤。弘扬中华文化，奋
力于昌明国粹；创办《学衡》名刊，会通乎中西熔
铸。呜呼！兰薰而摧，玉缜则折。先生虽屡遭诋毁
，终孜孜不改其行。四凶肆虐，殃及孔孟，“宁可
杀头，也不批孔”，卓尔不群，石破天惊。
先生乃布衣学叟而襟怀坦白。乐于助人，勤于
育人。视富贵官宦若浮云，奉硕学真才为珍品。不
慕虚名，不尚浮华，唯彦俊是惜，后学是爱。诚可
谓志华日月，声溢金石；德存华夏，求仁得仁。呜
呼！昊昊苍天，何以独歼明懿？幸喜阴霾尽扫，神
州重光。先生之奇节，于今尤显；先生之卓识，后
世益明。览遗籍以伤怀，思仪容而动情。故而颂日
：
嵯峨巍巍，若先生品节之高尚；泾水汤汤，载
先生令德以用漾。
忍哀陈馈，惟祈鉴歆！是为后记。
高益荣
2018年3月12日
于陕西师范大学景丑斋

序
会通中西古今的“万能博士”
全省首富与书香门第
博闻强识，才气卓绝
少写“传奇”抒情志
园中“瑞芝”，熠熠生辉
“清华一支笔”
“掩卷吾心足，开卷吾乃忧”
优生特优，“劣生”不劣
哈佛“三杰”与“七星”
师从白璧德
新人文主义的基石
痴迷红楼，慧眼灼见
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熔铸古今的同门大师
生死之交同窗谊
君子之交师生情
创办《学衡》，存旧立新
国学高级人才的摇篮
痛悼王国维
“博雅之士”的教育范式
“我是吴宓教授!”
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诗歌知己，文字因缘
诗集一册，记录半生感情生活
实境·幻境·真境
至真之情，至诚之诗
学寿为人，追摹杜甫
情意兼顾，新旧兼容
文学启迪人生
西大讲学，沾溉故里
治学之道乃“四大皆实”
“虚名未是吾生志，硕学方为席上珍”
“宁可杀头，也不批孔”
吴教授书单
拳拳日记，省身之语
终生好书，与书相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会通中西古今的“万能博士”
中国文化名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驱，原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先生（字雨僧），l894年诞生于陕西省泾阳县，是关中大儒刘古愚的再传弟子，早年就读于三原宏道学堂，同学有张奚若等知名人士。吴宓于1911年考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延聘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术大师任教，造就了我国近现代最优秀的国学鸿儒：王力、陆侃如、高亨、姜亮夫等70余人。他又主持清华大学外文系，制订了培养“博雅”之士的方案，并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培养出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外国语言文学大师级学者：钱钟书、曹禺、季羡林、李健吾、李赋宁、许国璋，等等，遂成为20世纪40年代享有教育界最高荣誉的“部聘教授”，并成为国内外闻名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
凡考查过世界文明发展沿革的人都知道，学派对繁荣一国之学术，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清华学派”对于中国，不仅促进了学术水平的极大提高，而且推出了一大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术大师，为举世所瞩目。然则，清华学派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学术团体或机构吗？也不是。把这些学术大师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他们共同工作、生活在清华园而已。由于他们出身经历相似，又朝夕相处，携手并肩地从事教学与科研，于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特点，乃至于共同的情趣与风貌。这就是“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有些学者甚至“文理会通”。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会通派”。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有系统的西学素养。他们中的许多人留学欧美，就读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精通多国语言文字。吴宓既通晓英、法、德语，晚年还自学了俄语，称他学贯中西是当之无愧的。他们又都了解古代，如中国的周秦汉唐，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同时又熟悉当今海内外世事，博古通今是很自然的。吴宓虽在外文系，教的是西洋文学，国学修养却是超一流的，正如朱自清、闻一多，在中文系教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亦极为熟稔。要不然，吴宓怎么又能担任中国国学最高学术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还能主持中国外国语言文学最具权威的清华外文系呢？清华学派的大师们，无论从事教学还是科研，都能做到厚积而薄发，得心而应手，无往而不利。更由于会通，他们对于古今中外，就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有你无我，你死我活，而是取长避短，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使学术臻于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20世纪50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全国高校一度停授英语，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也不例外。他无外国语言文学课可教，不得不教教育系的“世界文学”、历史系的“世界古代史”，乃至中文系的“文言文导读”。如果不是会通，能做这种“万能博士”式的“多面手”吗？
为了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合史论评述于一体，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清华学派的大师们，面对当时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等不同思潮，需要迎接各种挑战，在夹缝中奋斗。这之中吴宓首当其冲。按照习惯的说法，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被称为新文化派，吴宓则是这一运动的反对者。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被视为反对派。新文化派认定学衡派是继国粹派之后的保守派，而新文化运动代表新学，反对新文化运动即反对新学。吴宓则提出新文化运动并不等同于新学。他说“今有不赞成该运动之所主张者，其人非必反对新学也”，认为“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主张“凡论学应辨是非精粗，论人应辨善恶短长，论事应辨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他反对将进化论用于文化领域，指出人事之律与物质之律有别，“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吴宓《论新文化运动》）“灭旧立新”“弃旧图新”都是不对的，他主张“存旧立新”。会通派的出现令复古派大喜，以为找到了“同道”。1924年，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上，鼓吹开历史倒车，曾表示愿以10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支持吴宓主编的《学衡》，力图拉拢，被吴宓拒绝。
1934年，当尘埃落定，争论诸方比较心平气和时，吴宓有一段心曲说得好：“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吴宓诗集·空轩诗话》）
这就是吴宓，这就是清华学派，亦即会通派代表人物吴宓文化观之由来。P1－4

吴宓：钱钟书的老师，会通中西古今的万能博士，充满矛盾与传奇、屡遭学界及社会舆论误解的民国大师。从读书生活的角度再现了吴宓这位极有个人特点的学者形象，语言通俗易懂，穿插与陈寅恪、钱钟书、汤用彤、吴芳吉等人的交往逸事，增强了趣味性与可读性。蔡恒、高益荣著的《硕学方为席上珍》材料翔实，文字平实简明，结合吴宓生活的时代背景，大量引用了吴宓的作品、相关回忆录以及研究资料，如《吴宓诗集》《吴宓日记》《学衡》等，丰富了文本的史料价值。

“书”的本义是“书写”，后来引申为“书写
的文本”。早期的“书”是写在简、牍或丝帛上的
，即所谓“书之竹帛”。“书之竹帛”是为了“
传
遗后世子孙”，向同时代的人或后人传递讯息。
古
往今来，书籍的载体已经由简帛转变为纸张乃至
电
子数据，而书籍所承载的，不外乎知识、记忆、
情
感与思想。
战国时代的惠施博学多闻，相传他的书（当时
是
写在简牍上的）足足装了五辆车，这便是“学富
五车
”的来历。书是文化的载体，也是知识的载体
，人
类文明之所以能代代相传，知识之所以能不断
累积
，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书籍的力量。书籍是学问
的代
名词，饱读诗书者，也便是硕学之士。
与印度等古代文明不同，我们的祖先历来注重
历史的记录，形成了以二十四史为核心的记史传统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
树一帜，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汉字的连续发展以及以
此为基础的记忆传承。而历史记忆的作用，正在于
明得失、知兴替。
在书籍中，我们同样能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
他们的喜怒哀乐转化为文字，千百年后仍有震撼人
心的力量，引发我们的共鸣。即便是典正古雅的“
诗三百”，同样能窥见先人的悲喜。唐诗宋词，无
不是情感的流露。这些文字汇聚起来，又能激荡起
时代的脉动与情绪。
“书”最初偏重于实用性较强的文体，《尚
书
》之“书”本来是公文。但《尚书》之所以被人
世
代传诵，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性。从先秦诸子到
近
代新文化先驱，他们前赴后继，高擎思想的火炬
，
点燃民族的奋进之路。
中华民族历来敬畏知识、记忆、情感与思想，
也便敬畏书。敬畏书，也便好读书，并敬重好读书
的人。书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物品
，而是蕴涵着宇宙、人生之道，记载着我们的过去
、现在并描绘着将来，展示了社会、生活和个体生
命情感的无限丰富性，承载着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
的灵性之物。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更愿意将
书看作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一种使生命达到不朽的
途径。
书是用来读的。没有阅读，书的意义便不复存
在，或者至少其意义要大打折扣。明人于谦曾经作
过一首《观书》诗：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
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
在读书人的眼中，书卷无异于多情的故人。有
书卷陪伴，无论快乐的还是忧伤的光阴都可以安然
度过；有书卷存在，可以使屋舍生辉，心生欢喜；
有书卷在胸，内心得以充盈，思想得以绽放。读书
人泛舟书海，博览群籍，好读书，读好书，会读书
，刻意用功，发愤图强，乐而忘苦，终生与书本相
伴。他们读书、藏书、抄书、著书，思于书，劳于
书，苦于书，乐于书，正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读书丰富了他们的知识，提升
了他们的人格，陪伴他们走过了自己的生命之旅，
帮助他们成就了人生的事业。更有那勤学敏思、才
胆识力卓出者，于“灯火阑珊处”发现了宇宙之道
，参悟了天人之义，建构起了自己的思想和价值情
感世界，因而著书立说，以其一家之言而泽被后来
的读书人。
读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圣哲通儒、仁人志士
、学术大师、文章大家，远者不说，仅我国近、现
代以来读书人中所产生的伟人志士、大师名家就可
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他们犹如璀璨的繁星，
照亮着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夜空。他们身
处社会剧变、民族危亡、文化转型的历史关头，于
是将自己的事业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或者投身于炽热的社会现实斗争之中，以笔
为枪、以纸为旗，用自己的学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
、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新思想、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做出卓著的贡献；或者埋首于中外浩如烟海的典籍
之中，在学术文化领域辛勤耕耘，默默地奉献着自
己的才智，以其丰硕的研究或创作成果维系和延伸
着中华民族的学脉、文脉，从而推动了现代以来中
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无论属于何种情况，他们
都是在为民族和国家的救亡与启蒙、解放与振兴以
及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写心立言。在他们身上，
“
经世致用”这一中国知识分子读书治学的优良传
统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便是一组读书人的
文化群像。他们包括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
宓、鲁迅、胡适、林语堂、郭沫若、钱钟书这些时
代巨子。他们好读书，勤著书，为传承、发展我们
民族的文化奉献一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与楷
模。了解他们的读书生活，知道他们读书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与阅读他们的著作一样，照样可以走进
他们的思想、精神、情感世界之深处。因此，这套
丛书选取“读书生活”这一特定的角度，通过叙述
这些名家大师如何读书、写书、购书、藏书、爱书
，以及介绍他们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访学交游
、讲学课徒等侧面，来展现他们的读书方法、治学
特点以及事业成就。对于这些巨匠的读书生活，我
们得以有更直观、深切的感受。
在写作风格方面，本丛书则尽量追求实录性和
情境化，着重围绕这些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匠们
在读书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趣闻美谈、掌故逸事，
以见出他们的人生志向、精神境界和生活风貌。这
些文化巨匠的读书治学、人生经历和事业成就本身
，也无不反映出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学术
曲曲折折的发展道路和复杂多变的特点，从中可以
寻绎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形成和发展的脉
络与经验。因此，介绍这些名家大师的读书生活，
实际上也就是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史进
行一种特定层面、特定角度和特定方式的描述；了
解这些名家大师的读书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
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风云变幻历史的一
次回顾与反思。
这些名家大师的读书方法、思想方式、治学特
点，以及他们的人生追求、理想目标、生活情趣和
精神境界，作为一种参照系统和历史经验借鉴，对
于今天和未来的热爱知识与学问，热爱书籍，从而
有志于读书、治学的读者朋友而言，无疑是大有裨
益的。在强调“全民阅读”的今天，读什么书、如
何读书仍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互联网文化的扩张
和智能手机自媒体的广泛应用，虽然给人们获取信
息提供了诸多便利与更多的选择，但是同时又导致
了阅读的浅表化、碎片化、快餐化，从而给读书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在阅读经典、经典化阅读
方面，所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有些人说现在的社
会太浮躁，很少有人会静下心来读书。我们何尝不
能说，正是因为读书太少，有些人的心不复宁静？
腹
有诗书，内心自会充盈，也自会以更自信的心境
审
视周遭的世界。正是从这些名家大师的身上，从
这
套丛书中所展示的文化大家的读书生活中，我们
或
许能获得诸多人生的教益，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关
于
生命价值何在的答案。
本丛书采撷那些在读书治学方面堪称斫轮巨匠
的名家大师们在书海中泛舟的点点帆影，来再现他
们的神采风姿，以此奉献给读者，并且希望它们能
陪伴读者朋友们度过一段快乐的读书时光。如果这
一初衷能够实现，对于我们来说则是再幸运不过的
事情了。
党圣元
2018年9月于北京

蔡恒、高益荣著的《硕学方为席上珍》是一本关于民国学人吴宓先生读书生活的评传，全面讲述了其读书治学的经历。吴宓出身陕西文化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留学美国，游学西欧，以外语讲授西洋文学却酷爱中国古诗，参与筹建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学衡》杂志，在“红学”研究方面有颇多创见，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身上既体现着文化思想理念的坚守与开拓，也体现着新观念与旧道德的交织。他一生爱书、读书、著书、藏书，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治学的榜样。书中对吴宓的文化理念、文教志业、诗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建树与贡献做了分析梳理。材料广博翔实，深入浅出，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与知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