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每戡为中国戏剧史研究作出了两次里程碑式的贡献。第一次里程碑式的贡献，是创立了“剧史家”之说的思想体系；第二次里程碑贡献，是构建了“戏剧史体系”。

　 马必胜编著的《南戏乡亲董每戡传》为著名戏曲学者、戏剧史家董每戡先生的第一部传记。全景展示著名戏剧史家董每戡先生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其在戏剧史研究上做出的两次里程碑似的贡献。

　 《南戏乡亲董每戡传》是作者马必胜数十年研究著名戏剧家董每戡先生的一个成果，讲述董先生数十年戏曲人生。作者大致按时间顺序再现了传主一生，在董先生作为南戏乡亲的成长环境和对中国戏曲史发展的两大里程碑式贡献两个方面，进行了浓墨重彩的铺叙。

序（叶长海）

一 生命之约

二 南戏故乡

三 会文学社

四 风云际会的1924

五 艰难剧运曾同肩

六 守住岗位报国

七 三台岁月

八 剧史研究（上）

九 报国还凭笔一枝

十 《琵琶记简说》与讨论会

十一 重写“中国戏剧史”

十二 以生命报国

十三 剧史研究（下）

十四 在“三余斋”的日子里

十五 南戏乡亲说南戏

十六 《说剧》的四个版本

十七 薪尽火传

十八 董每戡，永远的南戏乡亲

后记（马必胜）

跋（吴宏儒）

一、当年的一篇《秋风秋雨三台》，就将其对贵阳的眷恋与牵挂抒发得淋漓尽致。他说：

……厌旧喜新，毕竟是人之常情。也许我就根据了这个人之常情罢，读到友人的信说，“你来三台教书罢”，我心里想：“硬是要得。”能得到一个僻静的环境读书教书是很好的，倘若加上有可能著书，就抱着这“三书主义”过半辈子也得，于是乎，真有点毅然地决计秋天到三台。

心里曾这样想，话也曾这样说，可是到了将走未走的时候，却又犹豫起来了，深怕到了三台，住不上几个月就腻烦，甚至觉得清寂到不堪忍受……不禁把这点儿顾虑在脑子里翻了无数“跟斗”。结果还是不愿失信于老朋友，还是拿过去住过半年多雁荡山也不怕寂寞的经验来作证，终驱走了这一次的犹豫，又于是乎便毅然地离开一住两年的贵阳。

……在车站，当然没有再犹豫的可能，却只有对贵阳对留在贵阳的人的依恋，虽说明知道这一年之后也许重来，这一次的走只能算是“暂别”……我纵能真是毅然地，临走也不免有情。

以前，人家说贵阳是“天无三日睛，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情，身无三两银”，现在的贵州并不如所云云，至少我住过两年的贵阳不是这样……实际，贵阳没有如重庆的炎夏，也没有如北地的严冬，尤其值得我依恋的是价廉物美六元一碗营养丰富的“肠旺面”。此外留在贵阳的亲戚朋友值得依恋，那是不消提起的了。

然而，走了。在旅途中，仍担心着未来的寂寞，所以决心在途中索性尽情玩个痛快再说……首尾整整一个月，才慢吞吞地挨到了川北的三台。

这是董每戡写于“九月廿七夜东大宿舍”里的温馨文字。其时，“三台正躺在秋风秋雨的怀里。而且我也正沉浸在冲淡的诗情里”。这也是一种休养生息吧，诗人董每戡心中的那一抹淡淡的孤独，淡淡的忧郁，将整个的人都化在这淡淡的诗情里了……

二、董苗在《我的父亲董每戡》里说，“在东北大学教书期间，父亲……在中文系组建‘三台实验剧团’，出任团长，剧团成员有郭秉箴、刘黑枷、石开基及家母等人，排演了《日出》等剧，轰动整个县城”。这就是，中国话剧——董每戡心坎里久远的眷顾与依恋……不是吗，在三台，他依然沉醉在排演的欢乐中——舞台，那是他自儿时始就相伴相托的知音呵。

其实，三台更为董每戡的“三书主义”创造了极佳的环境条件，难道这不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吗？

还是在那篇《秋风秋雨三台》里，他写道，“下车之日，三台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坏。第一，有一个差强人意的公园；第二，街路宽阔干净，还是用水门汀修筑的，两旁的街树也很整齐；第三，所谓大十字小十字一带市面不至于冷淡；第四，我住的陈家巷教授宿舍和闹市有相当的距离，颇能合‘闹中取静’的条件；第五，我的居室三面有窗，阳光空气两便，窗外有天井，种着晚香玉、夹竹桃、鸡冠花、雁来红、芭蕉和一些四季常开的草本花。窗明几净，这个安静的环境倒适宜于读书、休养。六年来，心力交疲，能有此机会，着实可以安心一下，说不定这个清静的环境还能使我暂时的‘五蕴皆空，六根清静’，对于我赢弱之身不消说得大有裨益，这么想着，心里不禁豁然开朗，自然更觉愉快……”可见，地处僻静的川北三台县，对于初来乍到的董每戡而言，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地与他的生性相谐。

当然，最重要的是东北大学的教学工作，为董每戡提供了一条“教研结合，述作并举”的剧史研究的通途，给了他一个无限神往的剧史研究的“三台岁月”。这一点极其关键，因为这正是董每戡所强烈渴望着的“过半辈子也得”的理想中的“三书主义”！

显而易见，有这个机遇与没有这个机遇，是大不相同的。有了这个机遇，董每戡才能不失时机地实现剧史研究的理想。所谓不失时机，指的就是，当董每戡的“剧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要的主观条件都已成熟与趋于完美、并迫切地寻求着突破的强烈学术冲动的关键时刻，及时地出现了学术冲动突破口的客观条件。按董每戡的话来说，这个客观条件就是“学校的所在地是僻处川北的三台县，生活得比较安静，因之研究起中国戏剧史来，又因此写下了《说‘傀儡’》、《说‘角抵’‘奇戏’》、《说‘丑’‘相声’》三篇，当时计划多写几篇合印一册名《中国剧史专题研究》……”这里的“因之研究起中国戏剧史来，又因此写下了……”之说，正如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说剧》“自序”里所言的——“矢志为我国戏剧通史披荆斩棘铺平道路者绝少……1943年，我结束了戏剧编导工作，恢复教学，想下工夫摸索一下”，这就是说，在这个“机遇”之前，董每戡就有了剧史研究的渴望与冲动。所以，机遇只为有准备的人而设：一切都是如此地水到渠成，一切都是如此地瓜熟蒂落。

如果没有这个机遇，董每戡的剧史研究将会后移，加之董每戡后来的人生遭际，今生今世，就很难有两次里程碑式的贡献了。

三十六载风云激荡的曲折历程，为什么未能将董每戡心中那短暂而美好的“三台岁月”冲荡得烟消云散呢？这是由于，“三台岁月”给予董每戡的，首先是一种学者的梦寐以求的归宿感。因此，直至1979年5月初给当年的东大学生李世刚写信时，依然情思邈远地说，“三台那几年的生活，我常想起，那一段，是我恢复教学，又坐下来搞学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试想一下，对于南戏乡亲董每戡来说，这是何等的随缘遂愿、如鱼得水般的赏心乐事！其次，三台是董每戡戏剧史研究的启航之地，也是其奠基之日；而作为他后半生治学生涯之始点的“三台岁月”，来得是那样地突然，又是如此地必然。所谓“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这难道不正是董每戡心中永远的丰碑吗！

P146-149

董每戡（1907—1980）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史专家，戏剧理论家，生前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如果以1956年的那次规模空前、百家争鸣的《琵琶记》讨论会上的声誉鹊起为标志，董每戡的戏剧史研究从此进入了如日中天的历程。但一年之后，却在反右运动中铩羽，从此销声匿迹二十多年。1979年5月初重返中大后，也只是昙花一现，令人唏嘘不已。且时世飘移，今日学界的年轻一代，已少有人记取他了。因此，董每戡1957年被贬为“右派”之后的情况，以及他在戏剧史研究领域的重大成就，乃至他的一生踪迹，特别是垂范于后世的报国情怀与治学精神，如今几成空白。

然而，董每戡是南戏“乡亲”，南戏故乡温州没有忘记他；他的第二故乡长沙——其夫人胡蒂子的家乡，也深深地记得他。1999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董每戡文集》（三卷本）中的不少资料，就是由温州的陈寿楠先生率先搜集的；2011年岳麓书社的五卷本《董每戡集》，便是由董每戡在长沙的忘年交朱树人与董氏哲嗣董苗共同担纲的。可见，董每戡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这是由于他的高尚人格与戏剧史研究的卓越贡献使然。

但要写一部董每戡的传记，却并非易事。因为历史的原因，关于董每戡的资料依然十分匮乏；而要写出董每戡的戏剧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与卓越贡献，必须掌握充分的史实，让证据说话。现今，友人马必胜君的大作《南戏乡亲董每戡传》正摆在我的案头，从其洋洋近四十万言、十八个篇章的表述来看，该著的确解决了一些难题，是一部值得肯定的填补空白之作。

本书所铺叙的董每戡“戏剧艺术生命史”的风雨历程中，彰显了董每戡戏剧史研究的“别是一家”的格局。

与绝大多数的传记开篇的写法迥然不同，本书以“生命之约”拉开帷幕。称：董每戡的诞生之年与“中国话剧”同，诞生之地是南戏故乡温州，这是一个流淌着八百年宋元南戏流风余韵的演剧胜地。董每戡既然一出生就占尽了中国戏剧的天时地利，于是，就有了“董每戡呱呱坠地之时，便是其戏剧艺术生命史之始”的上苍之恩赐。不止于此，更有南戏故乡昀滋养与哺育。由于故乡庙台演剧潜移默化，幼年的董每戡就已悟出了“戏剧的生命在于舞台”这一道理。以此而论，待到董每戡在十九年的“剧运”中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之后，再进入戏剧史研究领域，他撰写的戏剧史著述，自然就不会重蹈独重“文学性”而摒弃“演剧性”的老路。对此，“南戏故乡”一章，已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南戏乡亲》的第一个重要命题。也就是说，董每戡戏剧史研究“别是一家”的格局之形成与确立，既得天赋，更得地利与人和。

本书的第二个重要命题是，深入地揭示董每戡戏剧史研究的两次里程碑式的贡献。

董每戡的戏剧史研究耗尽了三十六个春秋，这正是他的后半生。

本书作者指出，董每戡的后半生为我国的戏剧史研究作出了两次里程碑式的贡献。第一次里程碑式的贡献，是创立了“剧史家”之说的思想体系；第二次里程碑贡献，是构建了“戏剧史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都是以其学术思想的前瞻性、学术识见的敏锐性、学术视野的整体性等三者融为一体为其特征的。

由于“剧史家”之说的思想体系，实质上就是“剧史观戏剧观”的思想体系。所以董每戡的《中国戏剧简史》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突破，就是我国戏剧史研究上第一次从“戏剧观剧史观”这一根本命题上的突破，也就是剧史家的“本体论”对词曲家“独重曲词、独重元剧”的突破。要之，董每戡戏剧史研究的宗旨，就是“反对写剧史断自宋元始”。

故日：董每戡为我国的戏剧史研究写下了“本体”回归的第一页，《中国戏剧简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与开创性建树。

至于董每戡的“戏剧史体系”，这里再略予说明。

关于“戏剧史体系”，作者指出，所谓“戏剧史体系”，完整地说，就是“戏剧史理论体系”。这个“戏剧史理论体系”包括剧史论、剧话论、剧作论等三大理论系统。这是董每戡的创举。

关于剧作研究《琵琶记简说》，作者阐明，《简说》于“1955年11月20日完稿”，比《琵琶记》讨论会的召开超前了八个月。在《简说》中董每戡所创建的“就剧论剧”说，在讨论会上就派上了用场，也为全国剧团的演出受阻解了套。

后来的《五大名剧论》发扬并丰富了它的理论内涵，最突出的实例是使《西厢记论》成为“《西厢记》研究史”上的“状元”之作。

董每戡上述的两大里程碑式的贡献，正是其“戏剧艺术生命史”后半生的“以生命报国”的具体体现。尤其是“长沙诂戏”二十一年的生命信守，真是催人泪下！

从上述两个重要命题来看，董每戡剧史研究的辉煌一生，与两次里程碑式贡献，以及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生命史”中的报国情怀的高尚人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可喜的展现，因此，这部传记可说是必胜君耗费大量心血的力作。  我曾问及必胜君缘何要写这一部董每戡的传记，他对我说了几点想法：其一，董每戡的剧史研究的造诣，确实是大家风范，其报国情怀与二十一年“长沙诂戏”的贫病交困中的生命信守，任何人听了都会深为感动的；其二，董每戡的遗稿《中国戏剧发展史-前言》与《明代艺人的演艺》，是董苗寄给他的，他后来把这两篇遗稿和他自己的介绍文章一起投给了《戏剧艺术》，很快便得以发表，他感到学术界还是有人记得董每戡的；其三，他与董苗的交往是由于陈寿楠的介绍，后来成了朋友。他记得有一次与董苗聊天，董苗说的“我搞不懂我父亲怎么连一句怨言都没有”的话，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就是说，在董每戡的豁达的襟怀里全是戏剧史研究的课题，所谓怨言，哪里还有立足的余地！由此，他下定决心要写好董每戡。必胜君特别有感于董每戡的那一句话：“我是南戏乡亲！”

2014年10月15日

（叶长海先生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

《南戏乡亲董每戡传》杀青之后，我让思维调整了一些时日，也借此让疲惫的身心休息一下，然后写下了几点感触。

一、记得几年前，我有幸参加了瓯海区召开的“琦君文化联谊会”成立大会。会议休息间隙，我听到有人说，琦君是小说家，读小说的人多，容易普及；董每戡研究戏剧，戏剧理论深奥难普及。那时，我正在写董每戡，于是便产生了“何不乘机普及一下”的念头。

之后，我也曾偶然在剧场里听人问道，“南戏”演过了吗？这位迟到的观众，可能把“南戏”当做一个“剧目”了。这，依然是一个“普及”的问题。因此，我写这部董每戡传记时，就尽可能写得普及一些。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董每戡的“戏剧理论”本来就是很深入浅出的，因为他是南戏乡亲，其理论的渊源就在故乡的庙台演剧里。

二、在撰写这部传记的过程中，为了较完整地体现董每戡的“戏剧艺术生命史”的演变轨迹与心路历程，有时在叙述（事）上较多地引用了他的著作中的原文，企求保持历史的原貌。同时也为了今后的研究者提供确凿的史料，节省检点资料的时间。因为，严格地说，对于董每戡的研究至多也只能说是刚刚起步。

三、至于对董每戡剧史研究里程碑式贡献的深入述论，将另拟“论稿”予以补充。

最后，还要说一点：请友人叶长海为拙著写序，现在想起来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为什么？有一天，我给他电话说序言事，只听到电话那头气喘吁吁……我问他为何这样？他说刚从外面办完事、听到铃声马上跑过来。我想，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且身兼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等职的长海君，实在是太忙了。然而我们同为南戏故乡的后裔，同为弘扬乡先贤、南戏乡亲董每戡的高尚精神品质与戏剧史研究的卓越贡献而努力，这是最真挚最纯净的乡情乡谊！基于此，我又想，如果我再写一本关于董每戡的“论稿”，再次请长海君写序，他还是会欣然答应的。

马必胜

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