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倒影(精》是网络知名人士十年砍柴早期读史心得的汇编。“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知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这句老话，很多人耳熟能详，但坐言起行者却不多。十年砍柴是一位有见地的作者，他不仅烂熟中国历史细微，而且有深邃的现实思考，善于遴选于我有用的事例，阐发心目中的理想。内容方面，全书共分为“观治道、察世情、品文化、看山川”四个板块，融汇了作者对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感悟。

《历史的倒影》收入网络知名人士十年砍柴的读史访古心得三十八篇，全书分为观治道、察世情、品文化、看山川四个部分，通过解读历史细节比照现实，借古阐发微言大义，寓历史趣味性和思想文化性于一体，读来让人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展开深刻而独特的思考。

自序：似曾相识的历史和现实

观治道

 一五七二年的“聂树斌冤案”

 恶吏的选择和下场

 巡视大员变异和乱世多钦差

 官员“被自杀”的大清版

 清代官员出洋的考察报告

 赵尔丰，生于末世运偏消

 免职官员复出的逻辑

 民心如何计量与测评

 铜臭上喷香水的“雅贿”

 索贿的艺术

 孔子苛责“官商”臧文仲

 “楚材晋用”的下场

 一个县令引发的审判权之争

 低薪制下官员的活法

 市、县委书记与古代知府知县权力之对比

察世情

 中国社会板结化的历史观察

 仙界高层流动停滞之害

 “官二代”的生命力

 孙悟空的两次反垄断

 当八戒的住房遭遇悟空的强拆

 合伙企业到独资公司的转变

 奢靡亡国：被简单化的道德解读

 方术：权力的润滑剂和迷幻药

 禁《水浒》的那些往事

 古代如何防止“高考移民”

品文化

 历史：小说家的“药引”

 从《击壤歌》谈食品安全

 鲁国的文化软实力

 闻鸟鸣与听春雨

 尊重尸体的文化传统

 读《申报》的湘西少年

 一位余姚青年的上海梦

 故园凋零父辈老 斯文不断子弟在

看山川

 分属父子俩的南北二京

 帝国的命脉大运河

 触摸文脉品庐山

 婺源被发现 徽州被丢失

 站在草原和农田交界处

一五七二年的“聂树斌冤案”

明朝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九月，京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冤案，这一冤案让二男一女被错杀。

是年五月二十六日，服媚药过多的隆庆帝，在三十六岁盛年时就驾崩了，十岁的万历帝即位。老皇帝大行，新皇帝登基，这当然是帝国最大的事情。按照帝制时代的礼法，新皇帝在第二年元旦才能改元用新年号，皇帝的丧事当然耗钱耗时，直到九月，庙号穆宗的隆庆帝灵柩才埋进昌平的帝陵里。自然，这段时期京师的警戒级别会提高。集权政治体制下，同样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平时和发生在特殊时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恰好这关键时期，九月十一日傍晚，一件恶性刑事案发生了。英宗的贵妃、宪宗的生母周太后的兄弟周寿，封庆云侯(今日海淀区苏家坨乡尚有周家坟，即是庆云侯家族坟地)，他的孙子周世臣靠祖荫官居锦衣卫带俸指挥——明朝时锦衣卫是拼爹大本营，功臣、外戚子弟多安插此处，文官体系他们进不去，那得靠科考。他老婆早死，没儿女在身边，和一个叫荷花的婢女同居在东城的一条小巷内，只有一个叫王奎的男仆负责开门锁门。那天天刚黑，几个盗贼用斧头劈开门，进来抢劫。这周世臣毕竟是武官出身，也不含糊，拿着大棍子与盗贼对打，终于寡不敌众被杀，而荷花躲在屏风后面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杀死周世臣后，盗贼抢走了一百五十两银子，也许是做贼心虚，走得匆忙，既没有仔细搜查是否有活口，临了还遗落了几两银子。

待盗贼走远了，荷花捡起盗贼遗落的银两，跑到那天正好在自家休假的王奎，哭诉主人被杀的前后经过。

盗贼如此大动静杀人，自然有邻居报官。因皇帝新丧，内外戒严，指挥张国维奉兵部的命令巡视这一地段，听闻一位皇亲国戚被杀死在自己的辖区内，而盗贼早已逃之天天，其内心恐慌可想而知。于是，按照破案的常规思路，马上带兵去周世臣的仆人王奎家去了解情况。这时候，正碰上荷花在王奎家。而且巧的是，隔壁一个当屠夫的邻居卢锦来王家讨要赊给王奎的卖肉钱。那年月，草民怕官，看到外面有全副武装的官兵往里面走，就吓得躲到床底下了。这就坏了，张国维不只抓住了王奎、荷花，还把床底下的卢锦拖出来，一询问，原来是个屠夫。

这下好了，重案得破了!一番刑讯逼供，三位小人物不得不承认：婢女荷花和屠夫卢锦通奸，并用财物买通了仆人王奎，一起将主人周世臣害死。周家的宗亲长老得知噩耗，前来探视，恰逢办案官吏抓捕二人不久，这几位长老也想当然地认为是年轻美貌的婢女勾结奸夫害死主人，便要求官府主持正义，说：主子待奴婢不薄，他们竟然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该碎尸万段!

有嫌疑人的口供，有当场起获的赃银，还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群众意见，这一凶杀案就很快结案了，将人犯移交刑部审理。每次上堂，三名嫌疑人都大喊冤枉，说是被刑讯，不得不按照办案者的意图招供。但刑部侍郎翁大立先人为主，听信了办案的张国维等人的指控，坚持认为乃奴婢杀主，是大逆。指示具体审案的司官尽快以此结案，判三名凶手极刑。但郎官、主事等中低级官员中，毕竟有不少专业人士，认为这样做太草率。一位郎中(司长)力主此案疑点多多。张国维等人甚至连死者的尸体也没有认证检验，究竟用什么杀死的，如何杀死的，诸多细节无法吻合。而且两位奴婢和一名熟人相勾结杀主人，何必劈开大门而人?又何必那样激烈的打斗?但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下，谁官大谁就真理在握。翁侍郎上书皇帝，大讲三罪犯如何伤天害理。刚登基的万历帝还是小孩，当时首席内阁大学士是高拱，他也不可能认真调阅案卷，就拟旨批准了翁侍郎的上奏。有圣旨在手，自然就是“铁案”了，三人在万历四年被当街正法，相信官府说法的围观百姓无不对这三位奸夫淫妇、负恩恶仆被杀拍手称快。最搞笑的是，真正的凶手、那几个盗贼也混在围观群众中，私下里嘲笑官府的愚蠢。

真相的暴露也相当偶然，群盗为首者叫朱国臣，也是屠夫出身。养了两个歌妓，白天让人家出去唱歌挣钱，晚上让人家陪酒陪睡，稍不如意就痛加鞭笞。这两个歌妓不堪忍受，一次偷偷跑到官府，告发了朱国臣杀死皇亲周世臣，且将这个黑社会团伙的其他案子一股脑说出来了。于是兵部立即派官兵将朱国臣以及同党刘汝成、刘五等七人抓获，移交刑部审讯，这些人一五一十招了。原来周世臣曾带锦衣卫巡察时，数次对混在街市中的朱国臣瞩目，朱怀疑周可能知道自己暗地里干的那些盗抢勾当，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掉周世臣。

真凶被抓，而荷花等三人已人头落地两年了。舆论哗然，给事中、御史这些监察官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人。而此时，力主以奴婢害主定案的翁侍郎已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这时北京的刑部尚书严清，出来为同僚辩护，他对主持朝政的张居正说：当初翁大立将张国维等人的侦查结论如实上奏，是为人臣者的本分，并不算什么大错，这件冤案的根源是办案的张国维。

正在雄心勃勃推行新法的张居正当然也不愿意为一件冤案处分过多的官员，搞得政局不稳，于是听从了严清尚书的建议。翁大立提前退休回乡，三名主持审判的司官贬官出京，张国维被判处流戍边疆。坊间舆论对此处罚很不平，有人说张国维花重金运作，才处以轻判。

四百五十年后再审视此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造就冤狱太正常了，而冤案昭雪却相当偶然。原因乃是：一、破案的压力使具体办案者有制造冤狱的强大动机，而权力封闭运行，长官意志大于天，内部的监督、制约形同虚设；二、被冤者的救济渠道阙如，而不明真相的民意又使冤狱看起来具有某种“正当性”；三、制造冤狱的风险太小。若不是那两个歌妓冒死举报，这冤案就会永远冤下去。而最后的处罚，也仅仅让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出来背黑锅。

不过现在看来，尚书被免职，司局级官员降级外任，具体办案者判处流戍，也不算太轻。至少在大明朝，人家没有装聋作哑继续拖下去，当年的办案者也没能继续待在高位上。张国维若泉下有知，恐怕会叹一声：生不逢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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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的历史和现实

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自小对家族、村庄、所生长的地区的过去有着浓厚的兴趣。

不仅是本人，我想如我一样在传统乡村长大的中国男性，无法不对历史感兴趣，因为我们生长的氛围里处处有着“历史教育”。从孩提时起，爷爷辈的老人给你讲村庄、家族的历史，逢年过节村庄的舞龙灯、社戏、祭神等活动几乎都是“历史剧”，身边的庙宇、祠堂等建筑也无声地讲述着历史。待到进学校读书识字，从传统的私塾到后来的新式学校，书本里充斥着古代圣贤或革命先烈的伟业与嘉言。

历史或历史教育，在中国有着近乎宗教的地位。中国社会的精英士大夫阶层，多半遵循着孔子“不知生焉知死”的训导，对死去后是否存在天堂或地狱，灵魂归于何处，并没有太多锲而不舍的追问，他们喜欢把目光投向这个民族已经走过的路，从历史中寻找、总结兴衰废替的经验教训，从历史中生发人生或社会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统治者和庶民也接受了这样的“历史教”，慎终追远是普通国人的道德目标，死后的历史评价是君王与权臣常常考虑的。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留千秋骂名的恐惧甚于基督教文化中的末日审判。

在二十八岁至三十八岁——应该是男人精力最旺盛也具有创造力的时期，我做过十个年头的记者，从事时政和法制新闻报道，间或也应媒体之约撰写时事评论与文化评论。应当说，我们这代人成长和工作的时代，是远溯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一九一二年清室逊位至今，中国所经历的李鸿章所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治理诸方面，“与历史告别”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时髦和政治社会运动，在一段“极左”时期内，我们曾经引以自豪的文物典章、风俗建筑，皆被视为该扫到历史垃圾堆的“四旧”，中国从来没有过如此举全国之力来荡尽传统、割断历史。在我做记者时，所报道的一切，从外观上看，无论是国家权力机关诸如人大、党委、法院、警署等等都是照外国之物而建构的，还是宪法、法治、民主、司法公正等概念或话语体系，都源自西方，似乎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家里，那些湮没在历史典籍中的王朝已经和我们没有关系。

然而，随着新闻工作和时评写作的持续，我越来越发现，和历史说再见是那么的不容易。观察一些用现代词汇叙述的事件，比如司法不公的案件或“人民公仆”与“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将那些表面上概念的泡沫弄开，会有很强的似曾相识之感——尤其是当观察者具备一些历史知识岣时候。

以广受社会关注的群众上访为例，穷乡僻壤的小老百姓不相信法院审判，而愿意风餐露宿，避开地方官员设置的重重障碍，数千里赴京上访——这是中国人通过传统戏曲或评书所熟悉的告御状呀!几乎每一个冤案的昭雪，都靠“贵人相助”而非司法程序的自我纠错，那“贵人”必定是掌握权力的大官，他的批示使看上去无望的冤案峰回路转。这样的现实怎能让老百姓舍弃“清官情结”呢？

历史学者吴思先生比较过明清两代官场的“陋规”和现代官场的“潜规则”，如给上司送礼，竟然有惊人的暗合。“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如今的官员和整个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就连‘三节’也和明清一样选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绕开了官定地位远高于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国庆节。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点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吴思文中提到的那些收红包、送红包的官员，多是五十年代生人，“文革”中经历过“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中国一百余年来与传统文化决裂姿态最坚决的一代人，可他们能“无师自通”地赓续此类“官场传统”。

因此，在这个新技术日新月异、新名词层出不穷的时代，我观察世态人情、社会万象，喜欢做历史的比较，追寻历史的脉络和因缘，有时不免有今夕何夕之叹。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当权者和知识人(士大夫)，其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为列强环伺、国力不振、民生艰难而忧虑，“破旧”与“立新”几乎是一代代人的追求，许多人将百弊丛生归咎于旧传统、旧文化，将国强民富的希望寄托于“立新”，引进来自国外的新技术、新制度、新文化。应当说，一百多年来，取得不少的成就。从制度和话语体系来说，我们今天几乎是“全新”的，现代教育制度包括学科分类来自西方，公权力架构和社会治理的方式学习国外。更不用说现代科技的应用对普通人生活的改观，今天中国人乘飞机，坐高铁，开汽车，上互联网，生活方式和西方国家没什么区别。但越过器物层面和表面上的制度架构，深入去看中国权力的运行规则、社会的管理思路，甚至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和明清两代的社会究竟有何本质的不同?我看到的是制度的、文化的某些基因顽固地、换汤不换药地留存下来，许多中国人也习惯于循着传统的路径去解决问题。

于是，我在评论一些事件时喜欢透过历史来分析现实，这不是历史爱好者的讨巧，确实是因为现实就这样，它总是让人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我在写作中不断提醒自己，要尽量避免简单的今古对比或者油滑的戏说以及牵强附会的影射。日积月累，这类文字竟然有了几十万字之多，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整理它们。

一晃多年过去了，我告别了记者生涯，一头扎进书斋，做一个语言文化的图书编辑，注意力离时事政治和流行文化越来越远，因此相关的文章也写得少了。过去那些透过历史看现实的文章，也躺在电脑里，我以为我不会再去翻看。承蒙认识多年而从未谋面的向继东老师不弃，他鼓励我将这些文字整理出版，于是我抽出时间将那些沉睡的文章进行选择、整理、修改，整理过程中对这些文字的价值又有了些许的自信，好像所言所论，在当下并没有过时。整理出版，能博读者一哂，就足矣。如果能让人读后，对看待当下纷繁芜杂的社会有所助益。那则是荣幸之极了。

年过不惑，我已没有用这类文字哪怕改变社会一点点的奢望了。中国唐代大文豪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看来中国和外国差不多，“以史为鉴”说起来轻巧，实行起来则千难万难。

二〇一四年七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