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远行者的人格描述
——纪念学界前辈费孝通百年诞辰
引子
想写费孝通伯伯的心思，早已有之，但却迟迟未敢动笔。
我和费伯伯的女儿宗惠，是中学同学，我们在北京女十二中(原贝满女中)同窗六年，相近相知，又都有过年少时的政治坎坷。但我虽与宗惠相近，对费伯伯却依然敬远。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太深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其学术光辉，闪耀中外，并著作等身；他也太庞大——除了许多学术头衔外，他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及民盟中央主席等令人仰视的职务，地位十分显赫。
2005年，费伯伯病重住院，我父亲亦已病危，两位老人的病房，楼层相隔，我和宗惠，又常在住院部的电梯里相遇。不久，费伯伯先，我父亲后，辞世于同一年中。那时，人的生命随风飘去的脆弱之象，令我凄痛怆然，长久难以平复。
今年，到了费伯伯百年诞辰之时，我有了提笔的冲动，不是我对他有了精深的研究和了解，而是我想以一个晚辈的心意，书写我对他的景仰，哪怕只写到他一生中的某个片段。
为了阅读的习惯，我在下文中将改称费伯伯为“费孝通”“费先生”或“费老”。
时间的玄机
1957年，时间没有在这里停顿，但它受到了巨大的震荡——这一年，中国的历史上，被重笔写下了四个字——“反右运动”。
在“反右运动”中，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被划为“右派”。
右派，当时的社会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的阶级划分是“地富反坏右”，大知识分子费孝通当时就在此列中。
使他“获罪”的，是他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据说，那一天的《人民日报》成了洛阳纸贵的抢手货。
按下这篇文章的内容不表，先来说说此文写作和发表的背景。这又是需要用时间排列才能说清的：
1956年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俟问世，举国皆庆。文艺界、知识界人士激情尤甚。当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的通知》；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研究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费孝通被任命为副局长；他当时另有一个职务是民盟中央常委兼文教部副部长，正是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于是，1956年下半年，费老远赴西南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出门半年，至春节前回京。
时至1957年初春，他将调查结果口头向专家局及民盟中央汇报。一星期后。民盟文教委员会召开座谈会，讨论费孝通的口头汇报，以期全面了解一下知识分子的当前境况。在这个会上，费孝通用了“春寒”二字来形容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但稍顿，他即觉这个词“用得还是不妥当”，“没有把知识分子冒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他觉得当前知识分子所遇到的情况“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个寒字，未免走了拍”。于是，将“春寒”改为“早春”。
民盟的会议上，大家都鼓励费孝通为知识分子说说话，于是，他决定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并于2月中旬，完成初稿，又反复修改，再经复写若干，送给民盟的朋友们，以听取意见。
此时，一位朋友告诉他：毛泽东批判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看形势是要收了。劝费孝通不要发表这篇“早春”的文章。但又有人传讯，说不是“收”，而是“放”，连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也听说了“放”的信息。犹豫不定时，一位记者说：传达下来了，百家争鸣出了问题。但坚信是“放”的朋友，又纷纷表态，鼓励费孝通把文章送出去。
几经沉浮的心情中，费孝通慎重而认真地将文章修改了一遍，他说：“改写实际是磨角。”修改后的文章被他毅然送交《人民日报》。他知道当天有个最高国务扩大会，据说毛泽东可能讲话。但他当天有接待外宾的任务，也就顾不了什么会议了。
当天晚上，他的老师潘光旦兴冲冲地跑来，说毛的讲话是“放”，不是“收”。于是大家释然。
有一位著名报人，详细地记录了那个会议上毛的讲话。他叫徐铸成，历任《大公报》总编、《文汇报》主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在北京的政协礼堂，听毛在最高国务扩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毛说：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徐铸成回忆说：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徐回忆，录音中传来的会场气氛愉快轻松，谈笑风生，我们听了也感到兴奋舒畅。(引自《书摘》2010年第6期，原载《徐铸成回忆录(修正版)》，三联书店2010．1出版)
当然，徐铸成后来在上海也被划作右派，只是费孝通是在北京，他们共同经历了那个玄机深藏的时代。
潘光旦先生当晚告诉费孝通的就是这个讲话。潘在北京，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他都会得到这个讲话的真传版，许多人像徐铸成那样“兴奋、舒畅”。第二天一早，费孝通又拿出《早春》的底稿，把文章的后半部重写了一遍，再次送去，直到发表，又经历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之后，费孝通又到了乡下，开始他重访江村的行程。在江村住了二十多天，对城里之事，全然不知。返城后，于5月18日，写完了他那篇著名的长文《重访江村》。此时，他对时局的变化，并无察觉。乃至于5月31日，他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早春”前后》，以更明朗的态度阐发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的未尽之处。P3-5
这篇作品原收在系列报告文学《迷离青春》中，是五个故事之一。其他四个青年犯罪者的故事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采访他们的父母所得，并在分析犯罪原因时，对家庭教育的失误，有一定的辨析性。唯独本篇主人公白容在家庭的遭遇，是个个案。由于对白容父亲禽兽行为的愤恨，所以我打消了采访白容家长的念头，直接按白容和管教干部所述，完成了本篇的写作。
在采访白容后的第二天，管教干部对我说：白容让我们转告您，说她谢谢老师对她的爱护和尊重，因为您没有像有的采访者那样，深究她父亲的事。
管教干部说，她父亲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给她造成的创伤，不揭她都痛，这孩子要把这个耻辱背一辈子。
我记得她减为有期徒刑17年时，是1988年。若无意外，她应当在新世纪的初期就可出狱。
她曾对我说，出狱后，她要努力奋争，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事——被她男友杀死的同学汪英、为她而被判死刑的男友辛力，还有她自己。
如今，算起来她出狱已有十几年，这漫长的岁月中，她是怎样艰难前行的呀！
2017年1月 紫芳园
“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三人论
论者：
阎纲(评论家《中国文化报》原副总编，兼写评论、散文和杂文)
李炳银(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主编)
丁晓原(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
田珍颖(本书作者)
主持人：
一本书的序，可以就书论书，也可以伸张理念。本书采取后者。
本书所选作品，是写人物单篇的纪实文学。所以，请三位评论家以“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为题，展开评论。
首先，请谈谈人物塑造在纪实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丁晓原：
人物是叙事文学最为重要的元素，同样也是报告文学的基本构件。曾有一个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一种淡化人物，甚至放弃人物的倾向，尤其是一些集纳全景式作品，网罗诸事，纠合百态，常常见事不见人。这一方面使报告文学创作丢失了本体应有的体性，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越俎代庖，负荷超重，使报告文学创作陷入一种不自在的境地。虽然常闻轰动，然而它却是一种短期效应。与小说可以依据典型化原则对人物做虚构处理不同，报告文学只能选择真实的人物，根据实际写作的需要，取其自身存在的重要部分加以呈示。因此对于生活中有写作价值的人物的发现、选择和再现，是报告文学写作中的重要环节。发现、选择，显现着作者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而再现，则反映了作者的艺术能力。作者要善于从时代的高度和人性的尺度观照对象，取事选人，同时又能从强化作品表现力的角度艺术地再现人物。这样既使人物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历史意义，同时又使作品更具艺术的形神，由此使报告与文学融为一体，真正成为文学范畴中的独特一体。在对人物的具体表现上，作者要注重做特质化、性格化的再现。
李炳银：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式的灾难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似乎更关注群体的显性行为。
汶川大地震过后，相关文学作品成千上万，而以中短篇报告文学胜出的青年作家李春雷不足4000字的短篇报告文学《夜宿棚花村》，无疑是特别获得好评的一篇。他没有写山崩地裂的大场面，没有写抢险救灾的众英雄，而是把视角瞄向了一个小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切入点很小，很独特。用一个普通妇女在面临巨大灾难后对生活的认真，折射全川，用文学温静、细腻的笔法写出灾民从无序到有序、由慌乱到镇静，进而逐渐走出灾难、走向阳光的过程，其艺术价值有别那些正面普泛报告、翔实叙述说教的长篇报告文学。
文学说到底也是入学。短篇报告文学以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为背景，展现给读者的是活生生的贴近生活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融入了作者的情感和思考，融入了作者对生活、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并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普通事物中的闪光点、文学地捕捉闪光点、艺术地报告闪光点，让报告文学的写实魅力，在浓烈的审美鉴赏中凸显一种精神震撼力。作者要深谙写作中的“大”与“小”的辩证关系，从大处着眼、小处切入，艺术而巧妙地以小喻大，收到见微知著、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主持人：我们由纪实文学中的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再扩延开来，谈谈传记文学中的人物塑造。近年来，传记文学创作之兴盛，是纪实文学大门类中不可忽视的。
阎纲：
不论是报告文学还是传记文学，都归于纪实文学，有两句话不得不说：一、纪实文学的大忌在讳——为权者讳，为上者讳，为尊者讳，为名者讳，甚至为贿者讳，假“国情”之名为家丑讳；二、纪实文学的悲剧在于鬼使神差的颂圣文化。韩愈说：“不平则鸣”，又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百姓希望“明君”救社稷，“一句顶一万句”，殊不知，殷鉴不远，“颂圣文化”和文字狱联袂以往，其与封建专制俱荣而偕亡。
大转折时代，众声喧哗，兴国之道蜂起，只要作家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深入灵魂，就一定深有同感或者心生疑虑，除非你看到的一切十全十美。陆九渊说得好：“为学者无不疑，疑则有进。”不去洞察舆情，不敢坚守自己的发现，不敢独立创作、自主创新，把主体的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把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结合起来，安于“舆论一律”，好好好，一切皆好，人云亦云，怎么保险怎么来，所剩的那一点“艺术家的勇气”(恩格斯)，不是远逊于当今独立思考的亿万网民们么！
社会永远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内心冲突中亮起灯火，在发现与创造的博弈中曲折前进，居安思危恰恰是纪实文学文体的强势所在，哪怕冒点风险。
原来的纪实文学，集中写一件、几件事，一个人、几个人，现在大兴“全景式”的制作之风，不少“遵命”报告，事无巨细，好话多说，最后变味了，变成“信息注水”“资料汇编”“流水账”。精品少了，无冲突论抬头，越拉越长，纪实文学正面临又一次的“文艺复兴”。
毛泽东的这句话说得好：“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强化纪实文学内涵思想的文学性，就是强化纪实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保卫纪实文学不被狭隘的功利和钱袋所异化。
从《史记》到唐宋八大家，群星闪烁，我国是一个传记文学大国，很值得骄傲。思想解放以来，现历史真相，还真人真面，传记文学光彩照人。
传记文学以史为骨、以诗为肉，是史的诗、诗的史，是以私史为经、国史为纬、亲历为鉴的心路历程，素有“礼失而求诸野”的美誉。一个人反映一个时代，传记就是史记。
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中，传记文学的地位是很高的，未尝不能知兴亡、辨真伪，以至于呼声很高的作品往往因犯忌而息声。传记文学的写作遇到了障碍。
我深感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三个难点亟待突破：
第一，人和史的关系。尊重传主，忠于历史，以人修史，以史论人；以……以成为人物性格命运的标记。如“武松打虎”、“诸葛亮借东风”、“黛玉葬花”等故事细节，就是以个性的细节成就了人物的形象，表达出人物的精神性格和情感内容。所以，报告文学要有发现的眼光，要十分注意细节故事的收集，才好将人物文学式地表现出来。
丁晓原：
细节是叙事作品艺术生命的细胞，没有细节的描写，就没有真正的叙事文学。作家最起码的艺术功夫就是善于用细节来说话；文学作品最起码的形象思维就是以细节进行思维。运用细节表现人物，不仅可以防止淡化报告文学的形象性，更主要的还在于有益于增强人物形象的真实感、立体感，从而强化艺术形象的感染力。由于报告文学写作的独特性，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虚拟符合艺术真实规律的生活细节，作家必须保证作品所写的内容，包括细节。具有严格的生活真实性，因此，作家没有创造细节的自由，只有运用非虚构叙事艺术的眼光去选择生活中有质量的细节。
阎纲：
再不要把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搅在一起了。
二者确有共通的地方，比如说严格恪守高度真实的写作原则，这一点肯定无疑，但是，二者有区别，区别在于报告文学是新闻的衍生物，重事件，以写事为主，如时下社会的热点痛点、世态的炎凉冷暖、迫切的时代精神等等(当然，事在人为)。传记文学是历史的衍生物，着重写人，写人的历史，人的心灵史，人的私密(当然，私密放料是有限度的，特别是活着的人，又特别是活人的晚节和性爱婚变。经后人发掘考证，立传人隐恶扬善者岂在少数？)。
报告文学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新文体。50年代中期，苏联冰河解冻，以“干预生活”为社会热点命名的“特写”(也是新闻特写衍生物)的新文体震惊世界文坛。
有人问：人家已经收听到快捷的新闻，为什么还要你写报告文学呢？是不是因为新闻还不透明？新闻透明以后报告文学是否继续存在？还存在，老九不能走！理由有三：信息量更大，主体意识更强，开掘更深，笔下生花常带感情。不然，在突发事件天下瞬息可闻的信息时代，哪有报告文学立足之地？
传记文学就不同了，固然在真实性方面也有极严格的要求，但是不强求时效性，不然，历史人物没法写了。传记文学重在写人，写人的心灵史，把人的私史和社会历史结合起来，把史和文相糅合，文质彬彬，这个太重要了。王蒙说他写《王蒙自传》是“化私人机密为国家日记”，有意思！
李炳银：
报告文学是被划在了文学的范围内，自然是在它新闻的真实性和社会性之外，同样需要有人物命运及形象性格的描写。只是这样的描写要尊重真实的对象事实，不能够像小说、戏剧家那样虚构罢了。有人怀疑，不能够拥有虚构的手段，就不可能实现人物的性格命运描述的生动与文学化。这是一种固化和主观性的认识理解。“真实是文艺最上等的原料”，在有作为和具有高超的文学把控能力的作家手里，事实的真实对象，经过作家艺术的结构、叙述、处理、描绘等手法处理，时常会产生更加真实强烈的感染力量。徐迟笔下的陈景润、黄宗英笔下的徐凤翔，等等，都是在真实社会生活环境和基础上书写出的个性鲜明、命运感很强的人物形象，其包含的内容，一点也不输于很多通过虚构方式书写的人物。所以，将虚构与文学艺术性简单等同的认识是错误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类的作品是可以也应该在人物形象命运性格描写的过程中寻到自己的特殊途径。
主持人：
研究“纪实文学的人物塑造”，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促进纪实文学更上一层楼所应关注的重要问题。过去，评论界对这一点关注不够，论结构多、论思想多、论事件多，当我们专注地将纪实文学中的人物塑造的研究推进得更深更细时，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纪实文学的魅力。谢谢三位评论家。
《人物纪念册》为原《十月》杂志副总编，知名纪实文学作家田珍颖的人物纪实文学自选集。田珍颖精选自己曾经写作发表过的人物纪实文章，重新修订，分类整理，其中不仅包含了费孝通、沈力、资华筠、白峰溪等一些拥有社会知名度的名人，也有对走入人生歧途的犯罪者的采访记录，还有对自己至亲的深情回忆。
《人物纪念册》为原《十月》杂志副总编，知名纪实文学作家田珍颖的人物纪实文学自选集。作者的用心之处更在于，由于部分文章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成，作者特意在本书成书前，再度回访了每篇文章的人物，介绍他们现在的情况，让每篇文章的生命得以延续。读者值得一读。作者写作态度严谨，在力求真实还原人物面貌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散文笔法的运用，将人物写得生动、丰满，充满情感，不仅能让读者更好认识文章中的人物，也能体验到阅读的畅快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