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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记忆小屋
分类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作者 (美)托尼·朱特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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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托尼·朱特所著的《记忆小屋》是托尼·朱特生前所写的最后一本书。在病中那些不眠之夜,朱特一次次走进“记忆小屋”,检索和整理自己一生的回忆,并在白天向记录者口述。这些自传故事充满鲜活的细节和独特的生活感受,过去时日的气息声响宛然重现。由“记忆小屋”透视广阔历史:托尼·朱特从个人回忆与体验出发,每每走向对战后欧洲、美国更广阔历史背景的整理和评述。书中沉淀着他对于20世纪以来世界的深思熟虑。

内容推荐

托尼·朱特所著的《记忆小屋》是托尼·朱特逝世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每一篇文字都是他对个人体验的一次回顾,也都最终引向了对历史背景的整理和评述。

《记忆小屋》中他写到了童年时代的战后伦敦,回忆自己对伦敦一些公交线路的迷恋,并进而展开了对公共礼仪和战间期城市规划的深思;他也写到1968年的巴黎学生运动,谈及欧洲人观点不一的性别政治,并最终断定自己那一代人“是富有革命精神的一代,但是却错过了革命”;一系列穿越美国的公路旅行带来的则不仅是对美国文化、历史的评述,更是对自身在晚近年代的身份认同的新体会……他记下的各种成长琐事、旅行见闻和学术生涯的体悟汇成意识的溪流,轻松地荡起波纹,接着又流向各种有趣的方向。

目录

序言

记忆小屋

第一部分

 艰苦年代

 食物

 汽车

 帕特尼

 绿线巴士

 互仿的欲望

 五港总督号

第二部分

 乔

 基布兹

 铺床工

 巴黎已成明日黄花

 革命者

 工作

 精英

 语言文字

第三部分

 向西去,朱特

 中年危机

 被禁锢的头脑

 女孩,女孩,女孩

 纽约,纽约

 边缘人

 托尼

尾声

魔山

译后记

试读章节

艰苦年代

我太太总是郑重叮嘱中餐馆用纸盒送餐。我的孩子对气候恶化情况十分了解。我们是个环保型家庭:用他们的话来说,我必定出现于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之前,是生态纯洁时期的遗老。不然谁会在家里走来走去熄灯、检查水龙头是否关紧?谁在这个常换常新的年代还钟情于缝缝补补地凑合?谁还回收剩饭,小心翼翼地保存包装用纸?我的儿子们用胳膊肘杵杵他们的朋友,说爸爸是在贫穷中长大的。完全不是,我纠正道:“我是在艰苦中长大的。”

战后什么都缺。丘吉尔拿英国作抵押,为打希特勒倾空了整个国库。衣物配给施行到1949年,廉价、简陋的“经济型家具”的配给到1952年,食品到1954年。只有在1953年6月伊丽莎白加冕时才暂缓了一小段时间:每人可多领1磅糖和4盎司人造黄油。而如此便能构成额外恩惠,反而更突出当时日常的食品配给有多么凄凉。

对一个当时的孩子来说,配给制度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制度取消很久后,我母亲还骗我说, “糖果”的供应仍受到限制。我分辩说学校里的朋友们仿佛都有吃不完的糖时,她还满不赞许地解释说,这一定是他们父母从黑市买的。由于战争的后遗症还随处可见,她的这个故事就更加可信了。伦敦城里密密麻麻布满了弹坑:曾是房屋、街道、铁路站场和仓库的地方,如今都成了“闲人免入”的废墟,正中还有炸弹砸出的深坑。截止上世纪50年代初,未引爆的炸弹基本都得到了清除,弹坑虽仍属禁区,却已没有了危险。这些现成的玩乐场所对小男孩们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施行配给和补贴,意味着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所需都能得到保证。托战后工党政府的福,儿童被赐予了一系列健康食品:免费牛奶,免费浓缩橙汁和鱼肝油——必须凭身份证明到药店领取。装橙汁的器皿是像药杯一样的长方体瓶子,导致我一直以来都无法戒除橙汁与药水之间的联想。直至今日,一大杯饮料仍能在我心中引起一种升华自配给制度的内疚感,会觉得最好不要一下子喝完。至于由仁慈的当局强制推行给主妇和母亲们的鱼肝油,简直不提也罢。

我的父母幸运地在他们工作的美发店楼上租到了一套公寓,然而我的很多朋友都只能住在劣等房或临时房里。1945年至60年代中期,每一届英国政府所着力发展的,都是大型公共住房计划:因为处处供不应求。上世纪50年代初,数以千计的伦敦人仍然住在“预制房”里:就像城市里无家可归的人所蜗居的移动房屋,看起来不耐久,其实能支撑许多年。

战后新建住房的方针可以概括为极简主义:三居室的公寓最小的使用面积只有900平方英尺,相当于曼哈顿现在的一套宽敞的一居室公寓。回想起来,这些住房不仅逼仄,且阴冷、简陋。而在当时,等房的名单却很长:全部掌握在地方当局手中,十分紧俏。

首都上空的空气很像北京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都烧煤——因为它便宜、量多且国内自产。尘雾常年是大害:我记得自己曾将头探出车窗外,在黄雾的笼罩下帮助父亲监视车与路肩之间的距离——眼睛最多只能看到一臂开外的事物,空气闻起来也很糟糕。然而,大家“都挺过来了”:还不带丝毫自嘲意味地将此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伦敦大轰炸相提并论,以示我们民族的不屈精神和伦敦人的“抗击打”能力——一开始是希特勒,现在又是这糟糕的空气。

我小时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对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一样熟悉。那时,到处是退伍军人、纪念仪式和祷告会;但是举国没有一点当代好战的美国人那样大张旗鼓的爱国主义。战争,同财政紧缩一样,也是朴素的:我的两个叔父随蒙哥马利将军的第八军团从非洲打到意大利,历数战争的匮乏、过失和实力不足时,没有一丝怀念或认为我军无往不胜的狂妄情绪。音乐厅里高傲的帝国歌曲——

我们无意与之交战,然而如果必须交战

我们有战舰,我们有军人

我们还有钱!

——被战时广播中薇拉·琳恩(Vera Lynn)忧伤的“后会有期,不知何处,不知何时”所代替。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一切却都回不到过去了。

旧事一再被重提,无形中在我们与父辈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战后的我们仿佛仍然生活在上世纪的30年代:一切都仍如乔治·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Road to Wigan Pier)、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的《天使人行路》(Angel Pavement)和阿诺尔德·本内特(Arnold Bennett)的《五镇的狞笑》(The Grim Smile of the Five Towns)中写的一样。无论在哪里,人们都还饱含深情地提到帝国荣耀——我出生后的几个月,英国把印度给“弄丢了”。无论是饼干罐头、铅笔筒,还是教科书、新闻片,都在提醒我们曾经的身份和成就。在这里,“我们”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1951年,汉弗莱·詹宁斯为庆贺英国节拍了一部纪录片,就取名《全家福》。言外之意:家族虽然蒙难,但我们休戚与共。

正是这种“休戚与共”使人们捱过了英国战后标志性的短缺和灰暗。自然,我们并非真是一家人:不然,担当一家之长的人就仍像奥威尔提到过的那样,是些有问题的家庭成员。战后的富人们仍然谨慎地保持着低调。惹人注目的花销在那些年里绝少出现。人人看来都一样:穿一样的料子,精纺羊毛、法兰绒、灯芯绒;一样朴素的颜色,褐色、米色、灰色;且都过着几无二致的生活。由于家长们在穿着上都步调一致,我们学生也就更愿意穿校服了。1947年4月,终日郁郁寡欢的西里尔·康纳利写道:“单调的服装,我们的配给证和谋杀案……伦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伤感而又最肮脏的大城市了。”P19-22

序言

这本小集中的文章并非为出版而作。我是为自己写的——也因受到提莫西·艾什的鼓励,为他要我将日渐隐人内心的记忆诉诸美好文字的敦促。我写时对自己究竟要写出一个什么来其实并无打算,成稿潦草,感谢提姆对其充满信心的支持。

这集小品文大致写到一半时,我将其中一两篇给我在怀利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和《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罗伯特·西尔沃斯(Robert Silvers)过目,二人对文章表现出的热情令我受到鼓舞,却也把一个笔德方面的问题提醒给了我。由于写作这些小品并非为直接出版,写时我便没有对它们做有益的编选——更确切地说,是审查。它们既然提到了我的父母、童年、前妻和现在的同事,我就由着它们去提。这样做自然有直接的好处;我也希望不至于冒犯了谁。

这些文章都是在与我长期共事的尤金·拉辛(Eugene Rusyn)的帮协下完成的,成稿后未经任何变动与修饰。重读之时,我发觉自己写到所爱的人,便写得十分坦率,有时甚至近于苛刻,而对泛泛之交则保持了一种明智的沉默。当然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做法。我由衷地希望,我的父母、妻子,尤其是我的孩子们,能在阅读这些愉快的记忆时,进一步找到我对他们永恒的爱的证明。

后记

由于从小对历史缺乏学习兴趣,故对历史全然无知,我是在战战兢兢的情绪中接下这本书的。为了不出现翻译事故,工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资料,林林总总竟学到许多知识,如具体的英国教育制度,如“布拉格之春”始末,如《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一书的存在,又如法国知识分子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间的渊源。虽毫无系统性可言,但这是专职翻译至今最有收获的一次。这要多谢本书作者的渊博,迫使我不得不多做研究。

托尼·朱特去世后,《时代周刊》评价他是“一流的历史学家、最老派的公共知识分子,且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提出“非凡勇气”,无疑与朱特罹患“渐冻人症”有关。朱特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狂暴、沮丧,我们不得而知,这本回忆录恐怕是我们了解朱特对病情真实想法的唯一途径。然而本书只在开篇详述了病情,佐以一小节适可而止的叹息,又在尾声的文末许下永不能实现的愿望,除此再无病态。却正是这种内敛,令我在读完最后一个篇章《魔山》后,竟几乎潸然泪下,一方面为作者身陷不幸却不得不选择坚强而感到悲伤,另一方面也感到了生命无常的残酷。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三人。一是杰瑞特·威廉·盛克(Jaret WilliamShank),在翻译过程中,他与我共同推敲过一些极生涩的英文表达(作为美国人,他向我抱怨英国人托尼·朱特的措辞里“有一种气人的知识分子的孤高”)。另两位是本书的编辑杨菊蓉以及友人李逸,在审稿、校稿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我纠正了几处可怕的错误。

翻译过程中,我曾去过清迈。在一次骑象之旅中,我遇到两个趁假期出游的英国在读大学生,问及“绿线巴士”,他们竟说不知道。令人纳闷。

希望大家阅读愉快,身体健康。

何静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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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23 21:5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