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是20世纪英国艺术界具有世界影响的精英沙龙，由一大批卓具才华和思想的人组成：弗吉尼亚·伍尔夫、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E.M.福斯特、梅纳德·凯恩斯……这些“欧洲的金脑”多半是剑桥大学的优秀学子。昆汀·贝尔作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成员，以自身为一种资料来源，于简练、精致的笔触中展现了该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和基本特征，勾勒了主要成员的鲜明个性，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粗细结合的布鲁姆斯伯里“素描图”。

20世纪初期，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城区汇集了一群充满智性的年轻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E.M.福斯特、梅纳德·凯恩斯……他们聚谈终夜，彼此欣赏，珍视理性碰撞的火焰，信奉宽容和怀疑精神，蔑视“维多利亚英国”的审美情趣和道德习俗。他们的交往圈松散而富有个性，备受攻击也极享尊崇，在五花八门的定义下，在褒贬不一的评论中，为英国现代文化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昆汀·贝尔作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成员，以自身为一种资料来源，于简练、精致的笔触中展现了该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和基本特征，勾勒了主要成员的鲜明个性，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粗细结合的布鲁姆斯伯里“素描图”。

导言

1914年前的布鲁姆斯伯里

战争

1918年后的布鲁姆斯伯里

布鲁姆斯伯里的个性

布鲁姆斯伯里大事年表

译后记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我们发现，那些不断进步的使徒们，打扫干净了教堂中的圣餐、圣坛、牧师和讲坛，只剩下光秃秃的伦理誓言的空架子。他们回到装有窗帘、铺着垫子、装潢精美的家里，在这里，各种沉湎于性的迷信，因循守旧的专制，情感的伪善之言，都可以用来掩盖肮脏的、从未打扫的角落，还有那些说不出名字的尘世的污秽。

到了1900年，似乎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人类情感了。老一代宣称寻找真理的重要性，宣称完全彻底地忠实于《摩西五经》的重要性。我们暂且不要低估了前辈人的这种做法，仍有很多人准备对19世纪不可知论的问题提出虚假的答案。然而，到了20世纪初，提出另外一种问题应该是合乎时宜的。

人际关系中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诚实，新的宽容，我想，每一个想成为布鲁姆斯伯里一员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无疑也有一些人是从更加政治化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家长制的家庭只是一个家长制的国家的最小单位；军事的和教会的组织、世袭爵位的政体和英帝国的观念，都建立在对自然权利和职责理解的基础上，而这两者分析到最后，又取决于力量和顺从的传统。当剑桥的年轻人往外看世界时，他们寻求并且发现了自由价值充满希望的复活。在法国，甚至在德国，教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力量，暴力和非理性的力量，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挑战。英国的帝国扩张冒险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一个社会，如果像当时的英国社会一样，成为躲避社会风暴的避难所，那它就很容易对未来充满希望。

现在，人们倾向于寻求一种事态——以理性代替非理性，以爱代替憎恨，这种倾向已经广为传播，人们也许可以从G.E.穆尔的哲学中找到思想解放的强大武器。一种道德，就像所有立法的道德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的，即某种行为是邪恶的；价值观念只能存在于某种思想状态之中；有的人相信必须通过强制力量把道德价值强加于人，一旦以理性之光来审视所有的道德问题，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哲学是很难维持的。最有价值的思想状态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都和英雄、圣人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对美、爱和真理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的思考，带有一种目的性的思考，表明了非常被动的宇宙观。然而，就其含义而言，《伦理学原理》无疑是一本富有革命意义的著作。就像梅纳德·凯恩斯所说，它涉及了对道德习惯、习俗和传统智慧的批判。这样一种和平方法和革命性目的的结合，在我看来，就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特点之一。

P26-27

布鲁姆斯伯里，是现代英国一个很有个性、非常有趣的文人集团。以瓦奈萨、克莱夫·贝尔夫妇和弗吉尼亚、伦纳德·伍尔夫夫妇为中心，集中了一批英国文化界、文学界、艺术界、政界和经济界的精英，形成了一个松散而又有着鲜明个性的文化圈，前后绵延达半个多世纪，在现代英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与中国的一些文人也有较为特殊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交往，一直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套用克莱夫·贝尔的著名概念“有意味的形式”，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的关系也是一个“有意味的个案”，值得深人探究。可惜，国内似乎尚未见到有分量的相关研究。布鲁姆斯伯里研究在国外倒一直备受关注，哈佛大学威德纳(Widener)图书馆的地下书库里，收藏了整架的相关图书，各种布鲁姆斯伯里的研究著作、回忆录、画册少说也有上百种。我曾经选择复印了其中的十几种，希望有机会就这个“有意味的”现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个案作些探讨。后来，我读到了帕特里夏·劳伦斯(Patricia Laturenee)教授的新著《莉丽·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Lily Briscore's Chinese Eyes：Bloomsbury，Modernism，and Ch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3)，发现该书已经深入讨论了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尤其是与凌叔华、徐志摩、萧乾等人的关系，除了大量史实性的追根溯源外，还在现代主义的背景下，将中英文学作了有趣的比较研究。资料翔实，视野开阔，让我顿生“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慨。

现在席云舒先生策划了一套关于布鲁姆斯伯里的译丛，我承担了昆汀·贝尔这本小书的翻译，有机会与布鲁姆斯伯里的文人们相伴半年，深切体会了他们的特立独行与悲欢歌哭，也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这本书写得言简意赅，点到即止，不是对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作全景式的、深入的描绘，只是素描式地简单勾勒出它的发展历史、思想立场及文化个性。这不仅给翻译带来了困难，也给读者阅读带来了不便。如果没有一定的英国文学与文化史的基础，阅读这本“语焉不详”的小书是颇为困难的。作为弥补，我尽己所能加了不少注释，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点便利。这些注释主要依据的是《布鲁姆斯伯里人名录》(Alan & Veronica Palmer，Who's Who in Bloomsbury，Sussex：The Harrester Press IJmited，1987)、《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牛津英国文学辞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edited by Margaret Drabbl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及一些关于布鲁姆斯伯里的著作，但仍有个别人名查不到出处，只得暂付阙如。

这本小书的翻译，断断续续进行了大半年之久，早过了交稿时限。我得为我的拖延向云舒表示诚挚的歉意。杜争鸣教授为我解答了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徐斯年教授为我解决了法文的翻译问题，我的几位学生帮我做了不少工作，谨此一并致谢。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诚恳期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季进

2006年1月29日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