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寒而栗的雨林，令人惊恐的未知，令人绝望的等待。菲利普卡普托用最真实的文字，记述了直面死亡与深渊的经历，是对美国一直掩盖的污点——越南战争——最摄人心魄、最直击灵魂的记录。

《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普利策奖得主菲利普·卡普托的“越战经典之作”！首度全面揭秘越战真相，更有百张战地图片独家曝光！

《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普利策奖得主卡普托的“越战经典之作”！首度全面揭秘越战真相，更有百张战地图片独家曝光！

作为越战的亲历者，菲利普·卡普托见证了战争的残忍血腥，见证了战友之间的情谊深重。他的故事让人不禁拷问自己的内心：换作是我，将会何去何从。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因此而潸然泪下。

《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不仅是一部经典的越战回忆录，而且也成为了战争纪实文学的典范之作。卡普托诠释了，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以及战争对人的影响。这被称为了“卡普托方式”。

序幕

绚烂的星火之战

死尸军官

死亡的灰色国度

落幕

后记

秋季来临，诺福克(Norfolk)迎来了冰火两重天的战斗培训生活：白天波浪滚滚的大西洋让战友们晕头转向，夜晚南格兰比大街的灯红酒绿让人醉醺醺。接着又回到匡蒂科开始接受室内格斗和夜间袭击的训练，还有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下开展模拟战斗。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我们掌握了格斗技巧，一步一步告别了平民身份，蜕变成了合格战士。不过，越南战争才真正让我们改头换面，因为不论培训课程多么接近真实、艰辛困苦，总有些战争的真相难以复制。话虽如此，匡蒂科的培训内容已经和真实战场非常相似了。

和所有的进化过程一样，我们的进化也伴随着突变。海军陆战队的生活将我们打造成身手不凡的战士，我们也习以为常。刚到预备军官学校时，那些胡子拉碴、体重超标、下公交车时还跌跌撞撞的孩子，如今早已难觅。取而代之的是精干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得益于长距离行军，以及不眨一眼便将刺刀直插肋骨的训练，如今的我们个个四肢健壮，刚劲有力。

不过，最显著的变化绝非身体。我们变得信心十足，趾高气扬，甚至有些目中无人。我们秉承了勇敢果断、忠君效国和团结一致的部队精神，然而也付出了代价，我们冷漠无情。还有些别的转变。于我个人，我观察世界的角度更加犀利。一年前，在我这个英文专业学生眼中，弗吉尼亚的乡村画卷如同浪漫派的诗歌。如今，我开始从更为清晰、务实的步兵军官视角来观察这片地域。山水不再是风景，而是领地，我的判断标准不再是美学价值，而是战略意义。训练中不断强调遮掩和隐藏，平民眼中的一川平地在我看来有高低起伏。如果眼前出现一座山丘——“高地”——我便不由自主开始计划如何攻下或守卫它，两眼开始寻找袭击突破口和射击点。一块草林地已经失去了其如画魅力。相反，它意味着潜伏敌军。要是看到草丛林地，我的第一反应是如何确保连队安全穿过暴露区，以及部署军力的最佳方案：以三角型V字阵队，还是小规模叠加型攻势，两支小分队打头阵，另一支掩护。

也不是所有训练内容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现实作战。在动身前往越南之前，训练比较轻松，有大把时间可以享受部队生活多姿多彩的一面。我们学会了如何在阅兵式开始前打扮自己，如何将剑舞得虎虎生风，如何在社交场上装酷耍帅；简而言之，与20世纪残酷混乱战争背道而驰的歌舞升平。

虽然这些东西无甚用处，不过不能否认，我还是很乐在其中。内心深处的浪漫主义情怀无法抗拒部队的盛大活动，以及那些有悠久历史渊源、颂扬战友情谊的传统仪式。夏季的狂欢夜，据传源自英国古代军队。整齐划一的鼓声，全身白衣的士兵排成纵队开始庆祝。只有蜡烛微光，深沉而又神秘，像极了修道院的餐厅。皇家海军和其他英国军团的先辈们流传下来的银质奖杯在一个角落里熠熠生辉。其中一个奖杯上铭刻着：“致美国海军陆战队，皇家韦尔奇燧发枪手团(Royal Welch Fusileers)第一营赠上，北京，1900年。”说完祝词，大家举起玻璃酒杯，一饮而尽，又举杯再饮，和一些古怪诡异的宗教集会举起圣杯一模一样。

冬天迎来了海军陆战队的生日舞会，以庆祝1775年11月10日海军陆战队在费城一家酒馆的横空出世。参加完这一庆祝，让我第一次对军法牢骚满腹。我那时因为单核血球增多症在匡蒂科海军医院住院，为了参加庆祝会，我偷偷溜了出来。我原本以为，这将是一场庆祝战友情谊、不醉不休的不眠之夜，堪比神话传说里贝奥武夫的战士们在牧草大殿上的聚集盛宴。这样一个夜晚，我绝不能困在死寂无人的无菌病房。

那天一大早，两位学员便偷偷把我的蓝色套装带给我，还有一瓶杰克·丹尼牌威士忌。八点查床一过，我立刻脱下身上那间蓬松的睡衣，塞在被子下好像里面躺着人，然后换上蓝色套装，用纸袋子包裹着那瓶威士忌，安然无恙通过门卫。接着搭上一辆出租车穿过匡蒂科——沿途看见不少酒吧、几家洗衣店，褐色波托马克河沿岸上的制服商店数量翻倍，我终于来到庆祝会地点——小厅(Little Hall)。

走进小厅，恍如回到19世纪。初级军官戴着白色手套，身穿普鲁土蓝色调的紧身短上衣，连衣领也是普鲁士风格。往日里总是一身卡其装的少校和上校们身着齐腰晚宴礼服，肩上金色和红色的徽章彰显其军中地位。两位将军快步走向吧台，肩上的披风随之摇摆。而在另一边，穿着红色衣服的乐队笔直僵硬得坐在一排折叠椅上，看着像是一群红衣主教。在这片耀眼军装之中，将士夫人和女友也身穿华丽礼服穿梭其中。其中一位女士声音娇滴滴的，既风情万种又不失端庄优雅，说起话来如水流般口齿不清又故作文雅：“再度相逢，倍感欣喜。此宴甚好……”个个穿得人模人样。我真搞不清楚这到底算作什么聚会——再现电影《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的某个桥段，化装舞会，还是军事院校的毕业舞会。

我失望透了。比起贝奥武夫的欢宴，这场景简直是数世纪前少女步入社交圈的首个舞会。也许是因为有不少将领在场，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华莱士·格林尼(Wallace Greene)将军，所以大家都规规矩矩。乐队总在演奏百老汇歌剧曲子，乏味无趣，格林尼将军略有些吐词不清地做了一番讲话，大家礼节性地鼓掌迎合。

这次舞会虽然一文不值，不过1964年11月的这个夜晚却对我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大厅里，衣着巴洛克风格的将士们聚在一起，还有打扮时髦的女人来回穿梭。有些人沉醉舞池，翩翩起舞；有些人在排队吃自助餐，浅酌细尝；有些端着饮料，低声交谈……没有人忧虑未来的命数：担惊受怕、体无完肤、突降死亡、长离之苦和孤孀守寡。我觉得自己正看着一部时代剧，越南战争前夕的纯真年代。P26-29

未经历过烽火狼烟的人从何得知战争的真相？古今中外，总有很多人以不同方式，或口述或手写，向我们讲述那些金戈铁马的英勇、白骨露野的残酷、天各一方的凄楚。步入科技新时代，我们还能观看影像资料，从而有种身临其境之感，于是乎，我们自认为握住了战争的真相。然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乃至于摸到的，是否就是真的？我们能判断尸首的归属，那么人心的虚实呢？

太平盛世的人们难免觉得战场之人是某种意义上的刽子手，即便是保家卫国的同胞也绝不例外。我们没少听有些国家军队的虐囚丑闻，这种想法愈发有了现实证据。而另一方面，身陷战火硝烟的人看到的却是铁血丹心、生死一线和战友情谊。双方各执一词，让原本就黑白难辨的战争愈发扑朔迷离。

菲利普·卡普托先生多少为我们揭开了迷雾。在他这部被誉为“越战文学经典之作”的回忆录里，没有精密高超的战略部署，没有跌宕起伏的峰回路转，没有誓死效忠的爱国高歌，只有光怪陆离的军队高层、无边无际的焦灼不安、善恶摇摆的叵测人心。

全书原文分为五大块，先是拉开幕布的“序幕”，接着是三大章正文(每章细分为数小节)，最后是画上句号的“落幕”(包含一篇“后记”)。全文基本依照时间顺序推进，只是在有些地方恰如其分带领读者回忆过往的纯真，相形之下，眼下的枪林弹雨愈显惨不忍睹。恰恰是散落其间的对照，更让人感受到受制于环境的人心变幻。或许是因为作者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之后从事过战地记者的关系，外加原文不少地方间接显示，作者一直是个文学爱好者，因此，本文不论是篇章组织、说事记人、心理刻画还是措词造句都相当显见其语言功力，皴染式的宏大背景和工笔式的细处着墨相得益彰。

这无疑让这次翻译之旅多了几分挑战。原文出现的人物，很多只是三言两语简单勾勒，可一个个栩栩如生，枪炮的你来我往，人心的左右摇摆，都让这次翻译颇有难度。不过，翻译的魅力恰在此处。翻译之乐不在于脱离原文缚在译者身上的“脚镣”自由乱舞，而是即便受“脚镣”所限，译者依旧跳得自在，观众看得痴迷。这无疑是我作为一名译员的毕生所求。然而可惜的是自己仍才疏学浅、技艺不精，这段“脚镣舞”若有进退磕绊之处，还望观者见谅。最后，感谢那些在幕前幕后提携鼓励我的人们。

蒋小虎

2013年初秋时节于南京夫子庙

撰写本书历时良久，犹如美国的越南战争一般。我于1967年早春在北卡罗来纳州勒琼基地(Camp Lejeune)的单身军官宿舍开始执笔，1976年在蒙大拿州派恩溪的小寓所完成。倒不是说这九年里我昼夜写作不休。手稿经常躺在抽屉里，数月不见天日。在七十年代初的某段时期，我每年瞧瞧它的时间也不超过一两周。那时候，我是《芝加哥论坛报》的驻外记者。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分白夜地工作，交稿的截止时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还要频繁往返于欧洲和中东，没剩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著书。从更深层次来说，战争让我的思绪情感支离破碎，我实难将其条理清晰地落到纸上。我心里藏着一段往事，急想公之于众，可又无从说起。我需要避之远之，而这唯有时间才能办到。

我游历四方，恐怕是现代文学史上足迹最多的作者，而我情感纷杂则让手稿历次变身，恰如一只蜉蝣。幼虫时期，它是一部自传小说；蛹中时期，它成了一部结构松散的短篇故事和插画集；终于插上翅膀破茧而出，成了如今模样，一部回忆录。我在英格兰生活的那段时间，深受英国人撰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影响：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向一切告别(Good-Bye to All That)》、盖·沙博曼(GuyChapman)的《热血挥霍(A Passionate Prodigality)》、西格弗里德·萨松的《步兵军官回忆录(Memoirs of an Infantry Officer)》。这种形式似乎更为妥贴，而且在我看来，虽然越南战争远没有“一战”血腥残酷，可却同样毫无意义，最后都以幻灭收场，对文化和社会均造成破坏性影响。

1975年秋，我在贝鲁特担任《芝加哥论坛报》驻中东记者，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大量零碎的笔记和勾勒，不过能公之于众的手稿只有区区五十页。而后我休探亲假回到芝加哥，把这五十页稿件发给六七位文学经纪人，不过只有一人回复我。他就是艾伦·普利斯特(Aaron Priest)，如今他仍旧是我的经纪人，他当时承诺一定会帮我把书卖出去，大概六周到两个月之后他会再联系我。他比我更有信心。

我回到贝鲁特，那时候这座城市身陷战火。我最大的难题在于，一方面要报道这座城市的战火硝烟，另一方面还要完成另一部战场文学的书稿。1975年10月25日这天，这个困局以一种非比寻常的方式解决了，这一天我将永生难忘。我在越南足足十六个月都毫发无损，可却在黎巴嫩吃了子弹，左臂、右脚中弹，伤势严重，背上、头上、左脚、右手也伤痕累累，好在较轻。我没办法继续报道，于是被送到芝加哥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附属医院。我接受了四次踝部和脚部的手术，正处在恢复期，有一天我接到普利斯特发来的电报：他把书卖给了亨利、莱因哈特及温斯顿出版公司[Holt，Riinehart and Winston，即现在的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Henry Holt))，预付款为六千美元。我当时大喜过望。

十一月月末，我出院了，从《芝加哥论坛报》请了无限期病假。我第一任太太吉尔(Till)和我们两个年幼的儿子一杰弗里(Geoffrey)和马克(Marc)，也从黎巴嫩回国。我们一家人搬到伊利诺斯州威斯特彻斯特县的父母家，方便我在那里休养。在那我曾经埋头做初高中家庭作业的房间里，我竭尽所能完成书稿。我只能坐在轮椅上，突然发现，一个人挨了子弹之后，就像是要赴刑场被绞死，可以让自己全神贯注。没有世间纷扰，没有截稿时间，没有采访任务，没有借口狡辩。

这时的写作并非一张白纸，而是修改前作。序幕和第一章我改写了足有二十五次才心满意足。我追求简洁质朴的文风一以免读起来矫揉造作。这种文风其实是最困难的艺术手法，不过我大修大改绝非仅出于炫技。我知道，如果想让更多的读者阅读《最残酷的夏天》，它必须与众不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公众听到太多有关越南战争的言论，各路记者、评论员和分析员评头论足。最终，那场战争的口水比子弹多——还有一段接一段的影像资料。记者的记述，如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出类拔萃》(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和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的《湖中火：越南战争中的越南人和美国人》，大受欢迎，而且实至名归。然而那些曾战斗其中的人撰写的小说、回忆录、短篇故事和诗歌要么未曾付梓出版，要么很快陨落不见。越南被视为记者们理所应当报道的题材，可却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禁区，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对性的讳莫如深。

我想，这是因为新闻报道——公平公正的新闻报道——发人深省，文学则动之以情。这个国家情绪溃散，在越南战争之中，人们经历了太多情感跌宕起伏。他们不愿去体会战士的心绪烦乱，不愿去倾听从恶魔黑暗之心发出的咆哮嘶吼。美国国内对越南问题的两派对立人士不约而同都对老兵持怀疑态度，有时甚至是蔑视不屑。参加越南战争的多是些贫民、农夫、技工、建筑工的后代。两派之辩是社会精英阶层发起的。把我们派去越南战场的这些达官显贵可没有把自己的亲儿爱女送去。实际上，他们的儿女站在了反战运动最前线。1975年西贡失手，很多“鹰派”人士刻意丑化越南战争老兵，将他们视为衣衫褴褛的瘾君子、目无法纪的失败者，是美国第一次败仗的代表人物。左翼势力同样歪曲老兵，往好了说是无知愚蠢、拿着手枪的建筑工，往坏了说是精神失常、穿着军装的变态狂。在反战人士看来，每个战士都罪孽深重。

作为民主国家的公民，这些大言不惭的爱国志士和反战斗士有权利表达自己对越南战争的观点，不过在我看来，他们不配摆出那副大义凛然、正直不阿的姿态，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越南战争。他们就像是和敌人进行静态的战壕作战，自己躲在安全的防御战壕里，象征性地相互投手榴弹，仅此而已。我希望《最残酷的夏天》犹如当头棒喝——把他们赶出温暖惬意、打口水战的掩蔽壕，让他们见识前路茫茫、焦灼惊恐的情感及道德无人之境，我们这些战士曾在那儿苟延残喘。为此目的，我不会做口舌之争，而是要用最白描的手法，去忆述那些痛苦的战争细节，尽最大所能用书面文字让读者身临其境。我不想讲述战争，而要呈现战争。我希望读者能感受高温炙烤、风雨飘摇和蚊虫叮咬，能经历子弹飞来、陷阱地雷和埋伏袭击。最为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体会到战争冲突的道德模糊性，魔鬼与天使频繁互换身份，以至于难辨身份，自己本人也不例外。从某种程度而言，本书原意是想成为一次间接的责任之旅，当读者合上最后一页，我希望他们揽镜自照，或者最好能扪心自问：“我现在怎么想？要是当时是我在那儿，我会怎么做？”

不过我的雄心壮志不限于此。我希望能写出一部跨越时间空间的永恒之书，一本不仅关于越南同时也关乎战争的书，一本诉说战争真相的书，或者借用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话说，“战争之惨状”。从在勒琼基地的单身军官宿舍写下第一行字，到在蒙大拿州的小屋子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其间的字字句旬都深受约瑟夫·康拉德《“水仙号”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一书的前言指引和激励：

倘若(作者)意识清醒，当被耳聪目明、急功近利、特别愿意受启发、得安慰和听趣闻的人问道，或是被急待想自我提高、激发斗志、心慌意乱、目瞪口呆或宽心慰藉的人问及，他的回答当如下：我孜孜不倦力求完成己任，借白纸黑字让你知晓、感受——重中之重是让你亲眼目睹。这便是我毕生之求，仅此而已。我要是得偿所愿，你也将在我的文字中如愿以偿：你寻求的激励鼓舞、抚慰安心、毛骨悚然和心旷神怡，凡此种种应有尽有，也许还有被你遗忘的真相一角。

 1976年夏，这本书完成了三分之二，我也能拄根拐杖略作走动，坐了这么久的轮椅我都快疯了。我带着吉尔和两个儿子去了基韦斯特(Key West)，我们在那儿租了一套两室的乡间农舍，就在河岸边，每周租金约两百美元。这是我人生中最惬意闲暇的夏天。我搁笔不写，而是改成我口述别人帮忙记录。每天游泳非常有助于我恢复创伤，每周我还去一次深海钓鱼。八月，田园生活结束了，我们必须回到威斯特彻斯特送六岁的杰弗里入学。那会子我多少能自行走动了，我觉得父母家里空间有限，过于拥挤，不适宜写作，于是搬到蒙大拿州。我连续三周废寝忘食写作，终于完成了本书末尾两章。  我把书稿寄给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编辑玛丽安·伍德(Marian Wood)，接着举家迁往苏联，我被《芝加哥论坛报》派去担任驻莫斯科分社社长。批评员和读者会如何看待《最残酷的夏天》，我早就有数：他们会恨之入骨。乐观的时候，我希望这本书能帮我挣足够多的版税，好让我去希腊岛这样的地方好好度个假。由于定居国外，我无从得知，原来美国民众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改变。美国大众何止是想听听战士的声音，甚至可以说是迫不及待。1977年5月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正式出版《最残酷的夏天》，读者的反应和我的顾虑迥然不同：“每月读书会”(Book-of-the Month Club)特别推荐，电视台签约要拍成四小时电视短剧，点评之词令我受之有愧，还在《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畅销书目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大为震惊，大喜过望，可同时也觉得受宠若惊，大众好评和突如其来的光环让我彻底无所适从。接受广播、电视和纸质媒体的采访已经令我吃不消了，更为无奈的是还要应对老兵、老兵协会、老兵遗孀、老兵尊堂、老兵挚友，甚至反战运动前成员的围攻。我收到上千封信件，上百人请我上这儿或去那儿演讲，支持这项或那项工作，帮助他或她出版著作。我觉得自己被一览无遗，洗劫一空。原本是我极其个人私密的故事，而且是我人生中最举足轻重的经历，如今却成了公共财产，这种转变让我难以接受。欺世盗名诚然是罪过：书的大受欢迎，我的一举成名，似乎受之有愧，就好像我利用了在战火中的伤亡战友，践踏了上百万越南人的生命。在一次全国图书宣传时——绝大多数现代作家都要经历的“耶稣受难之旅”，我极度惶恐惊慌，为了镇定下来，我开始酗酒。有天晚上，我神经非常紧张，大口牛饮纯威士忌，有人给我一个大麻烟卷——里面裹着药效极强的纯哥伦比亚黄金毒品，我吸光了。疲惫焦虑和酒精毒品相互混合造成了必然结果：我神经崩溃，接下来几天都待在西海岸一家医院的精神病科，依靠氯丙嗪治疗我的精神疾病，不过没人再来骚扰让我静下心来。这是我第一次曝光这段往事，我想强调，撰写《最残酷的夏天》这本书不是疗伤治愈，而是一种审判刑罚，它的出版问世则是一场浩劫考验。

没有作者真正得偿所愿。心中构思的作品和纸上完成的作品总是大相径庭，只是作者的败笔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尽管如此，我仍旧视《最残酷的夏天》是成功之作，不是就商业或评论层面而言，而是这本书基本完成了我心中所盼。虽然它这么久以来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还在“当代经典”中占据一席——“当代经典”怎么听着都别扭，可我不敢妄言，它实现了我历久弥新的宏愿。当我离开人世，从天堂向下看，或从地狱向上瞧，我的子孙后代如果依旧能翻开这本书，然后在书中找到属于他们时代的回声，我就心满意足了。

还是回到现实，《最残酷的夏天》和另外五本书是同一时间出版问世——拉里·海涅曼(Larty Heinemann)的《近身战(Close Quarters)》、迈克尔·赫尔(Michael Herr)的《快件(Dispatches)》、罗恩·科威克(RonKovic)的《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丁姆·奥布利恩(Tim OBrien)的《追寻卡西艾托(Going After Cacciato)》和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的《炮火场(Fields of Fire)》。这几部作品打破僵局，自此越南战争在文学界赢得合法席位，人们开始尊重凝听战士们的声音。或者，我应该说这些作者冲破言论之闸。马萨诸塞州一位名叫肯·洛普茨(Ken Lopez)的书商收集整理了越南战争的文学作品目录，自1977年起，共有3500部越战作品问世。洛普茨在其中一本名录中介绍说：“美国没有哪场战争引发催生的文学作品能与越战相提并论。”另外还有很多士兵诗人，很多人觉得他们言语匮乏，没受教育，所以无法吟唱他们在季风时节遭遇的泥泞残酷战斗。

虽然我写《最残酷的夏天》不是为了个人治愈，不过我认为这本书，还有其他那些关于战争的优秀著作，都是在治愈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越南战争是一场文化、社会和政治地震的震中，自美国内战以来，没有哪次事件能将国内民众弄得如此彼此对立。它不同于闲暇时阅读印第安人斗争或镇压菲律宾叛乱会带来的印象，越南战争不是美国历史上扭曲的一章，而是美国神话扭曲的一章。我们认为自己领先世人、品德高尚、所向披靡，没有历史的负担枷锁和沉重惨事，可越南战争之后，这种自视甚高不复存焉。战争或其结局都与我们国家和个人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学者约翰·赫尔曼(John Hellman)在其著作《美国神话与越南遗物(American Myth and the Legacy of Vietnam)》中分析越南战争文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越南战争让人们对美国神话疑窦重重。美国进入越南时，信心十足，认为一段让美国光彩夺目的故事将徐徐展开。未曾想，美国的越南故事与预期背道而驰，美国前前后后的举动本质成为一场激烈文化争辩的中心议题。从最深层次来说，越南遗物瓦解了美国故事，动摇了美国对自身前世今生的解读。

如果妄言这种瓦解动摇已经停止，不仅错误而且危险。今日的美国已然被“智囊团”搞得四分五裂，就好像六十年代社会动乱造成的数道裂痕——鹰派对鸽派、黑人对白人，这些裂痕愈拉愈大，错综交织，原来的美国大团体裂变成了更多小团体：拉美裔对安格鲁裔、同性恋对异性恋、女权主义对反女权主义、赞同人流对抵制人流。有些政治正统分子提出的理论更为惊世骇俗，他们认为哥伦布和朝圣者不是英雄而是流氓，美国的大历史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而是一段丑陋不堪的往事，这些充分说明赫尔曼所说的“激烈文化争辩”远远没有结束，心怀不满的右翼民兵组织也渐渐抬头。

而对于我们眼下的种种困境，我们的国家又倒退到二十五年前的境地，那时唯一说话好使的就是激进分子的炸弹、警局和催泪瓦斯，以及肯特州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smen)的步枪。我们要想从越南战争中彻底治愈恐怕需要数十载(美国内战遗留的创伤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Appomattox)之后徘徊纠缠国人长达百年)，然而要想摆脱战争阴影，和如何治愈伤痕大有关系。

西方文明起源之时，战地歌者要围着战士们的摇曳篝火低吟浅唱，歌者们要从目不暇接的刀光剑影找出规律和意义，要为氏族族人建立高尚言行的榜样——以实现氏族最崇高事业为己任的英雄，要解释哪些行为有失检点，为氏族败笔。

越南这场战用的是M-16步枪和直升机，虽然不是古代的剑和马，然而战地歌者依旧秉承相同的责任。可战争本质让这项职责难上加难：如何在一次没有意义的战斗中找寻意义？如何在无数次毫无征兆且毫无成效的开火中找到规律？如何解释我们的败笔？能从这场阴暗残忍的战争中找到什么英雄？然而这份责任无可推卸。在本书中，我试图将自己变成某个有好有坏的人，让自己的经历变成历史的缩影。我从痴人说梦的年少时代，堕入罪恶沉重的深渊，复又缓缓摆摆重新真正自我认知，我希望自己这段起伏经历能够折射出大家共同的人生。我们的英雄，例如瓦尔特·列维，他发人深省的自我牺牲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极易臣服于魔鬼膝下的环境之中，我们依旧可以走一条人性高尚之路。其他作者则采用的不同策略，例如《追寻卡西艾托》和斯蒂芬·怀特(Stephen Wright)的《绿色冥想：一本越南小说》实验风格令人大开眼界，约翰·德瓦奇诺(John I)elVecchino)的《第十三号峡谷(The Thirteenth Valley)》则采用更为古典的做法。有关这场战争的作品层出不穷，例如1995年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的《法老军团：败仗回忆录(In Pharaoh's Army：Memories of the Lost War)》。这部回忆录触目惊心，最有效体现了康拉德推崇的“真相一角”，承蒙此著作，出版界对越战文学才青睐有加。政治家、评论员、分析员和历史学家对越战之起因仍旧各执一词，对其深度影响更是各执己见。所以，深入挖掘的任务便交给了艺术家们，或至少要开始这项工作，要从这场莫名其妙、卑劣残酷的战争之中探索出永恒的人文教训。

我因为公共演讲或宣传图书经常往返美国各地，人们对越南战争依旧抱以强烈兴趣，这让我大为诧异——不仅仅是那些曾参加越战或反对越战的过来人，甚至还有些西贡沦陷时还未出生的后辈。书商肯·洛普茨在介绍中如此解释：

越南，至少在文学作品中，那儿的世界翻云覆雨，到最后所有人的生活不复当初，无端暴力和生死漠然往往被压缩成数秒的紧张刺激。可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在静若止水的日子里，变化来得过于缓慢，过于微妙，难以察觉，然而生活本质别无二致。先人善恶分明的道德真理被这个时代践踏抛弃，越南战争——道德观念最为模糊的一段过往——恰恰反映体现出我们更大的困局窘境。最终，越战成为我们时代的最佳隐喻。

菲利普·卡普托

诺沃克，康涅狄格州

1996年5月

“如果有评论说《最残酷的夏天》是有关越南战争的最佳书籍，这都是对此书的一种轻蔑。《最残酷的夏天》是一本顶住危险、离经叛道的著作，它首次要求——这种要求含蓄隐晦，恰是因此却越发强烈——读者自我拷问：换作是我，将会何去何从？我存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自我意识被践踏、被颠覆，不复重要，读者不禁思考那令人绝望的可能性，在自己道德观念的安全网上，也许存有漏洞。这令人惊恐莫名，而《最残酷的夏天》恰是一本令人不寒而栗的著作。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因此而潸然泪下。”

——约翰·格里格力·杜纳(John Gregory Dunne)，《洛杉矶时报书评(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头版)

“这是我所撰写过的书评中最沉甸甸的一篇。我想告诉大家，《最残酷的夏天》是对我们的污点——越南战争——最摄人心魄、最直击灵魂的个人记载。的确如此，然而，你是否愿意开卷阅读？哦，我真希望自己能掌控你的生活，这一刻就好。如果你不读《最残酷的夏天》，我就扇你一个耳光，抢走你第一个孩子，冻结你的信用卡，什么我都干得出来。赶紧读！我现在已经病态般地迷恋上这本书了。”

——D.凯斯·马诺(D.Kelth Mano)，《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我希望，那些有能力改变未来外交和军事走向的人们能将卡普托的这本书摆在床头。本书措辞严厉，言语坦诚，字字珠玑，每句话都发自肺腑，让人们理解了斗争的诱惑性。本书不可小觑，甚至可以说本书寓意深远。”

——玛格丽特·曼宁(Margaret Manning)，《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如果某人曾亲历过战争的残酷和龌龊，那他对战争的厌恶和憎恨往往令人信服，合情合理。但是，卡普托(Caputo)坚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包括他本人，战火硝烟和直面死亡所带来的情绪往往接近癫狂之喜，夹杂着疑惑与焦虑，这种说法同样令人深信不疑。战争如同强劲的毒品，自然能带来近乎超验之感。菲利普·卡普托(Phlllp Caputo)在本书中用动人而又诚挚的笔墨描绘了恐惧与勇气，最真实地记述了直面死亡与深渊的经历。我们永远相信，他是一位勇士，那场‘绚烂的星火之战’成了一场令人心惊肉跳的梦魇，几乎将他淹没丧命，而在这之后，他依旧继续战斗。”

——威廉姆·斯特隆(William Styron)，《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只有一名勇士才能写出《最残酷的夏天》；他是一位勇敢的斗士、诚实的男人、刚劲的作家。他的作品阴森惊悚，大获成功，将会流传永久。”

——斯蒂芬·贝克(Stepherl Becker、)，《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lly 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