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的人民，光辉灿烂的历史，精美绝伦的艺术，举世无双的智慧。这个古老神秘的东方古国孕育出源远流长的文化，数千年从未中断过。《汉唐神威的中国》将以精美丰富的图像和文字，为您揭示这个伟大国度的秘密。5000年中国文化的精华荟萃，兵马俑、汉墓陪葬品、唐三彩、明宋青花瓷等。本书由斯特凡尼娅·斯塔法蒂、费代里卡·罗马尼奥利编著。

从远古到今天，回望浩瀚的岁月，探索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发展，有多少灿烂辉煌的奇迹被创造、雕刻、传颂。《世界古文明书系》是一本需要用眼睛和心灵探索的古文明的经典艺术珍藏，可以细细品味，慢慢欣赏，我们一起来感受文明盛景的震撼人心，体味历史的厚重沧桑。《汉唐神威的中国》这本精心擘画的图典，阐述最新的考古发现，罗列精美绝伦的图片，带你重返古代中国文明的历史现场，饱览世界闻名的艺术珍宝，犹如你亲自走过一段段令人心醉神迷的传奇旅程。

《汉唐神威的中国》将以精美丰富的图像和文字，为您揭示这个伟大国度的秘密。5000年中国文化的精华荟萃，兵马俑、汉墓陪葬品、唐三彩、明宋青花瓷等。本书由斯特凡尼娅·斯塔法蒂、费代里卡·罗马尼奥利编著。

前言

历史年表

中国：从起源到秦汉帝国

“官僚帝国”的诞生

分裂时期

“天可汗”：大唐盛世

宋朝与城市文化的繁荣

蒙古人南下与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译名对照

参考书目

图片来源

新石器时期的墓葬已经证明死者和生者的世界有牢固的联系，后者委托他们的祖先照管他们来世的生活，求助强大而神秘的灵异力量，例如“上天”（LordAbove）。上天可以确保丰收，确保战斗获胜，洒下及时雨，阻止可怕的灾难。

统治者和祖先之间的关系具有政治意义和作用（在后面章节我们会谈到），除了这种关系，普通生者和死者之间还有着别的非常牢固的联系。死者在食物、酒醴和各种物品的陪伴下，开始了他们来世的旅程。那些东西的数量和价值与死者的声望是相称的，物品的装饰类型、物品自身、墓穴四壁的装饰都具有辟邪功能，就是说，这些东西是用来抵挡邪恶的。

魂魄脱离死者是一个既漫长又复杂的过程。魂魄具有天体和灵异的特性，它正好在死亡的那一刻脱离自己的身体而与他们的祖先相聚，人们祈求它放弃自身的旅程，通过“招魂仪式”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只有当巫师的召唤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后人才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尸体、神秘的棺木和随葬品上，这些都会在来世中伴随着死者。正如上面所说，生者的关心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连接着一种愿望，要保证死者来世的愉快生活，这就造成了考古学家需要仔细研究一系列的，而且是循环性的人类行为；另一方面，与祖先的这种重要关系，以及与“始祖”（SupremeAncestor）的关系，证明生者的关心是有理由的。在一个漫长发展的、等级化的道路上，始祖（一个拟人化的掌权者）一直到商朝（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出现的时候，都直接与统治家族相关联。

也许早在夏朝，可以肯定的是在商朝，统治者们都通过与祖先神灵的关联性，汲取执政所需的威严，由此而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仪式。有时候统治者自己做主持，而更多的时候，是由一个祭司主持，辅以具有巫术功能的各种物品。从商朝以后，主祭的随葬品包括装饰了动物图案的青铜器，这些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最令人惊奇的遗产。当周灭商之时，不出人们所料，“始祖”也经历了变化，这种变化的需求来自于要克服它所面临的“窘境”，因为它的许多特性多次直接给人获胜的记忆，这导致这一人物在周朝时期非人化，它变得越来越抽象，完全不是真实意义上的祖先们。

与纪念祖先和死者的迷信仪式相关联的世界，和文字的出现密切相关。最初的文字源自商朝的“甲骨文”（boneoracles）。它上面的内容在中国古代第一部正史《史记》中也有记载，《史记》又称作《太史公书》，司马迁在书中记录了起于传说的黄帝，迄于汉武帝的共3000多年的历史。甲骨文上的内容是一种“特别的证据”，它不仅能够证明商朝的真实性，也能够证实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所创作的这部巨著的可靠性。

甲骨文的发现是偶然的。19世纪晚期的学者王懿荣（公元1845年～1900年）是翰林院编修，古青铜器铭文的收藏家和专家。他对周代的铭文特别精通，他认为甲骨文中可以找到的人物，与刻在周代青铜器上古老铭文中显示的器皿所有者非常相似。这些骨头通常都是牛的肩胛骨，但也有乌龟的甲壳或腹甲，中国农民对此较为熟悉，特别是河南安阳地区的农民，他们把这些东西与第三纪或更新世的化石（一般叫作“龙骨”或“龙牙”）等同起来。自中药店开始出售这些东西时，它们就已经在被挖掘了，中药店将它们用作配制中药的原料之一。

商朝的甲骨片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它是由“贞人”按期准备的，它们的表面经过软化处理，并凿有切口，占卜时用火炙烤，切口处烤出的裂纹就显示着祖先或神明对所询问题给出的答案。问题通常是关于狩猎、作战的吉日，或男系继承人的确定等，然后将占卜问题和答案记载到骨头上面：与我们一贯的看法相反，同时也与司马迁本人所记录的有所出入（尽管他心中也有些疑惑）商朝的甲骨文，可能还有夏朝的甲骨文，在占卜结束后并没有销毁，反而是被保存在特别的档案机构里。时至今日，它们成了中国古文明现存最古老的文字记载。

实际上，宗教符号和图像标记有时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象形文字，它们在新石器时期的黏土制品和一些商朝的青铜器上已经得到了确认。但是，甲骨文展示了完整的句子，在某种情况下，句子的结构还相当完好。有时候，它们提供的还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信息。例如安阳的第五号墓葬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它以奇异的墓葬品而著称，其中就有玉制品，同时它也是唯一一座没有被盗墓者盗掘的皇家墓穴。在“妇好”墓里也发现了甲骨文，上面讲述的是死者怀孕和生病以及这位中国最早的女军事家经常带领部队作战的事情。P24

中国文明非同寻常的连续性，是世人对于中国印象深刻的首要因素。与世界其他地方那些发源于远古时期，但由于外力影响而衰败或毁灭于历史长河中的文明类型不同，中国文明延续了长达数干年之久。中。国的朝代史演变了4000多年，从夏朝开始，结束于相对比较现代的清朝（公元1644年～1911年）。人们一直认为夏朝于公元前3000年的上半叶揭开了朝代史的序幕。对这一令人惊奇的时间长度，我们应该加上具有极为古老起源和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文明的延续性是由一种深层的意识培养而成的，中国统治阶级从最远古时代开始就具有这种观念。这种连续性的意识显而易见是由一种对史书编撰连续性（所谓“正史”）的特殊的的依赖来表现的。那些史书不仅是后代延续和研究前朝物质和艺术文化的基础，而且它也给其他古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源泉。朝代循环式地兴起，就给了收藏和古物的巨大发展时机。然而，同样应该提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人物和代表，他们所打造的这种意识和国家的形象，从一种理想的观点出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历史的实际进程。这种观念特别普遍、强大且深入人心，它从历史记载和国家兴衰等史实中不断概括出来的模式，逐渐形成了强调连续性而不是非连续性的因素。

不过，连续性的形成不能与极端保守主义的趋势混为一谈，也不应该从历史发展的静态观去看待。传统中国史学最常借助的“循环”论——尤其是“朝代循环”（dynasticcycles）的观念，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与新兴的统治家族相联系——常常成为解释历史事件、兴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误导性因素。这些兴革与转型是中国文化数千年来所遭遇的，也是在其他任何一种文明中都会出现的。在这种传统的看法中，尽管改朝换代，但制度的和社会运行的连续性都会得到各个在位帝王的保证。因为在具体履行职责和遵从德行的时候，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统治家族，他们都确保了人类社会和循环秩序之间的联系。如果在哪个任何特别时期，因为帝王的缺点或无能，人类和自然秩序未能契合，那么上天（循环秩序的最高体现和保证人）就会撤回所谓的“天命”，顺天应人，能够代表连续性的新生力量就会应运而生。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农民起义，它们结束一个旧朝代，同时接受一个新朝代的诞生。

随着中国与欧洲之间联系的加强，这种传统的观点已为西方世界所接纳，逐渐具体化为一种强调连续性因素的概念。它既可以获得肯定（这些人把中国看成一个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理想国家，由英明的官员和哲学家统治），也可能遭到否定（这些人宣称中国是不可动摇的，把它构想成一种静滞的体制，甚至把它设想为是对进步的完全否定）。虽然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某些周期和循环实际上不停地重复着各个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未实施过某些巨大的变革。在观察中国从起源到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和元朝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力图提供一个历史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可以确立艺术发展的显著特征，确立一种立场去审视社会变革、国家和经济组织的变化、影响道德见解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些普遍观念的演变。在这个概述中，出现了许多习惯用法，他们是各个章节的重点，他们与一些可以确认的现象相关联，那些现象如同它们兴起时一样，彰显了意义重大的新阶段。

下面各个章节将对这些阶段加以描述。第一部分分析了从王朝起源到秦始皇统一的开端，以及秦王朝的创建（公元前221年）；第二部分论述秦王朝的诞生、巩固及其官僚机构，一直到汉朝的衰败（公元220年）；第三部分谈的是隋朝统一（公元589年）前的分裂时期，尽管隋朝的治理机制没有得到整合，但它还是预示着巨大的发展；在第四部分我们进入了唐朝（公元618年～907年）这个世界性王朝，它使人们的生活又回归到中央集权的帝国（唐朝依然按照门阀世族的标准进行组织，但社会基础逐渐扩展，行政机构从中汲取资源），它还使中国借助久经考验的官僚机构，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接下来是一个极端的分裂时期，即“五代十国”（公元907年～960年）时期。第五部分论述的是宋朝这个新型社会的建立，它的诞生导致了意义深远的经济发展和典型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且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它也带来了辉煌的、精致的城市文化，这段时期以蒙古人南下和“野蛮的”元朝统治（公元1279年～1368年）的确立而告终。元朝时期因为中国社会的商业因素以及艺术的新发展而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这个阶段把我们带回到了中国历史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人们往往把这个伟大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但是它的文化必然地是在纯粹的“中国”（中原）元素与习惯上被称为“蛮夷”元素的相互持续作用下形成的。这些“蛮夷”存在于“中国”的四周，即所谓“四夷”，他们同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而所谓“中国”或“中原国家”，指的是具有较为古老传统的位于黄河流域的“中部王朝”。这样的概念和认识，最早在周朝已被使用。因此，如有可能，我们揭示的将是中国历史上各地区、各民族包括边疆民族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