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思》著名专栏作家、青年学者齐宏伟文化随笔精粹。力图以信入思、以思入信，令信与思对话。通过文化热点之冷思，文学、文化之灵性探秘，好书佳片之深耕，用超越的眼光，属灵的视角看世间万象，凸显学者的“人间情怀”。

这是一个信和思都变得格外艰难的时代，而更难的是不摒弃思的信和不排斥信的思。诗人哲学家帕斯卡尔认定起信方能入思，否则就会堕入蒙田式的怀疑主义：为疑而疑。

《信与思》著名专栏作家、青年学者齐宏伟文化随笔精粹。

《信与思》力图以信入思、以思入信，令信与思对话。通过文化热点之冷思，文学、文化之灵性探秘，好书佳片之深耕，用超越的眼光，属灵的视角看世间万象，凸显学者的“人间情怀”。

“为理解而信仰”！代序

文化的肉身与灵魂：

当今文化的“七宗罪”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自由的神话

何以诗意栖居

死，并不容易

灵魂是那应该入海的河

知识人的尊严

牛虻与蜜蜂：知识分子使命再思

学统与道统

光明与幽暗

饱受误解的大师

索尔仁尼琴比我们多出些什么

工作是让爱显现

教育的魂魄

白捡了老爸来当

经典是最好的教材

教育的灵魂是信念

从高考话题到清教徒教育理念

“新语文”十周年

文学的灵性

西方文学中的复活精神

神圣状态的文艺

信与诗

文学中的信仰与人生

书、影的去蔽澄明

背向救渡，转身离去

“腰部以下的叛逆”

“责任意味着，投入生命整体”

改革与精神

“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何价值?”

《撒玛利亚》：困境与救赎

《可可西里》：去蔽与澄明

《弱点》：不只是成功

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从漂流到回归 代跋

电影界唾沫与票房齐飞的事儿不止一例了，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又是一例。大家伙儿个个痛骂狂批，但还是一窝蜂掏钱进影院去看。一位美国学者跟我讲，有一回他在北京地铁见一年轻人大模大样看色情杂志，他提醒年轻人不该看这个，那人眼睛一翻，理直气壮地反问道：“不看这个，看什么？”

难道大家伙儿只能像这个年轻人，注定只配看这个？

好在有了《蜗居》，让大家眼前一亮。剧作本身有很多硬伤也很矫情，但这倒是近来难得的一部稍稍反映了水深火热的“房奴”生活的作品，并非只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此剧令人觉得当今影视似还有希望。

但仅凭一部《蜗居》无法挽救当今影视。整个当代文学和文化都处在某种困境中。

躲避崇高

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事件不了了之，这话起初颇引起一帮中国文人、学者们的不平，纷纷谴责德国汉学家顾彬犯了德国中心主义错误，认为顾彬的言说是一种霸权话语和他者的偏见。

然而，媒体后来澄清，顾彬没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话，而是说棉棉、卫慧的作品和《狼图腾》等是垃圾，于是大家也就当下释然，露出原来是这么回事的神情，颇像阿Q终于保住了自个儿的面子一般。

其实，还需人家指出来？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困境咱们自个儿不清楚？这不是说人家几句霸权话语或他者偏见就可以化解的。困境是因为有了已入膏肓的病症，我总结为七大病症：

第一大病症是文化在当代已不再被信仰，而是被玩弄。

不信，你看看贾平凹的《废都》就知道了，里边的大作家庄之蝶早就把文化和妓女放一个档次上了，庄之蝶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真事，文化不过是那么回事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利用文化获得名利，用倦了，就像扔旧衣服那样丢掉。《废都》去年再版，有批评家就说，庄之蝶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差没上“百家讲坛”了。

这跟法律在中国的遭遇差不多。法律若不被信仰，法治观念和法治社会是难以建立起来的。一法律界人士倒是直言不讳：“法律是啥玩意儿，在我看来就是一妓女，谁给钱就给谁服务。”当年王朔说得绝，作家即写家，是一码字儿的。有人干脆提出“下半身写作”口号，文学和文化也就一俗到底。不信就欣赏一下当代诗人赵丽华的“名”诗：“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难道真的会／有人／收藏／我的／没来得及／洗／的／花内裤？”写这样诗的人，心目中的文学和文化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

今天的文坛还能找到海子和路遥那种对写作对文化的态度吗？他们的猝死连带着把那种神圣、崇高的写作态度都带走了，从1989年3月26日再到1992年11月17日，这两个日期似乎真成了神性写作和崇高写作的祭日。1992年后，文坛或多或少成了或高明或不怎么高明的玩家们的天下，“躲避崇高”俨然成了当代文人们的座右铭。

人性的荒凉

第二大病症是当代文人在人性论上的浅见和短视。

文化关乎人，文化的内涵取决于文人们对人性透视的力度和深度。人性论上肤浅，不可能产生大作品。不幸，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的“死穴”，他们把复杂的人看简单了，把深刻的人性看扁了。老巴尔扎克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小说家，先得成为一个哲学家。”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坛上多的是写家和玩家，少的是哲学家和思想家。

以电影为例，中国的当代电影似乎都中了病毒，一个劲儿玩弄技巧，一个劲儿揭露人性的黑暗，一个劲儿陷入“欲望叙事”的圈套，导演在比赛谁更会弄特技，谁更会砸钱，谁更“狠”，张艺谋就是一个典型。看他早期电影，还是有人性的，越到后来越只剩下了兽性，一边讴歌原欲，一边让你在欲望前呕吐。盼望在哪里？没有。看完了这些电影总觉得内心一片悲凉，没有出路，没有亮光。看电影就是找难受去了。

中国当代文化不也如此？文人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人不过是一堆蠕动的肉，人和人之间一定就会像动物一样相咬相吞。我带着极大盼望，细读刘震云隆重推出的《一句顶一万句》，也还是看中国电影的感觉。作家想告诉我们友情和爱情的可贵，但看来看去，你只看到朋友意味着凶险，爱情意味着私奔、背叛，越看越荒凉，越看越黑暗。

文学当然应该揭露人性的狰狞和丑陋，但作家应带着极大悲悯，带着爱心和呼告来写，不能一味恭维人性，但也不能一味贬斥人性。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被誉为诗人哲学家，他在《思想录》中指出：“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作家和文人们要一面为人性的黑暗哭泣，一面激励我们一同不止息地追求光明和温暖。这在中国当代文化中越来越难了。一个朋友说：“看中国当代文化那些个产品，看完了，你得不到一丁点儿提高。”这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大部分作品的顽疾。P3-7

这是一个信和思都变得格外艰难的时代，而更难的是不摒弃思的信和不排斥信的思。诗人哲学家帕斯卡尔认定起信方能入思，否则就会堕入蒙田式的怀疑主义：为疑而疑。

怀疑可贵，可怀疑一旦成了“主义”，就成了不被质疑的教条，对黑暗的咒诅就取代了对光明的信赖，“我怀疑”就压倒了“我赞美”。

法国知识界从伏尔泰的“打倒卑鄙”到左拉的“我控诉”这一精神谱系，已成当代大陆学人对知识人身份、功用进行思考的决定性“支援意识”。一位大陆学人就曾这样对我说过：“知识分子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

不能说不对，但有些狭隘。对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双希精神”——来说，希腊精神的最高境界在于确立了“先验界”的真实性，“唯名论”正因有了“唯实论”才有了对话基础。更不用说希伯来精神对“超验界”真实性的极力维护。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是靠着与神秘的世界有联系的感觉活着。”而帕斯捷尔纳克1959年秋对美国音乐家伯恩斯坦则这样说：“艺术家是与上帝交谈的，上帝对他做出各种提示，以便写作。”

我们已经不需要在这些艺术家谈论的上帝上面加上“引号”，来表明这不过是他们的迷信了。正像我们也不需要再编造出牛顿因为晚年信了宗教所以就没有了早年的科学成就这类谣言。自由主义大师波兰尼穷其一生就是要证明，恰是因为信念而不是怀疑才真正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不带价值前设和关怀意识的研究与创作是不存在的，“价值中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审慎之思，这里反对的不过是理性至上的理性主义前设。没有经过理性审慎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同样，没有确立终极关怀的人生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难怪马丁·路德批评没有终极关怀的思就像人皆可夫的娼妓，难怪叔本华和尼采都极力证明理性是在为意志服务而不自知或假装不自知。

最伟大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才要说：“理解是对信心的酬报。”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才要祷告：“真理之主啊，我不是为信仰而理解，而是为理解而信仰。”

本书也正是让信心和理性进行和解与对话的一次尝试。尽管是一篇接一篇发表，但发表前确有这样的“雄心”，定了总目标，看看沿着信与思对话的线索往下走，到底能走多远。而我选择演练的“战场”则是当今文化界，要么是当今的文化热点冷思，要么是上架好书或电影的深度耕犁，要么是对文学与文化灵性的苦苦追寻。

不以东看西，也不以西看东，而试图带一份超越眼光，以属灵视角看属世万象。看这看那，看来看去，万变不离的是：对真理的聆听。文以载道。没有对真理的敬畏之情，这本集子中一个字也不会写出来，也没必要写出来。

这里所有文字都发表过，以《南风窗》刊载者居多。这次辑录，对照《南风窗》又细细校阅一遍，更能体会到刘阳兄当初斧正这些文字时的高超技艺。

一位诺贝尔奖诗人说，他们就在生活的地方改变了世界。在拥抱这些文字中，我自己得到了改变，而改变自己恰是改变世界的最短之径。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不是靠反对什么，而是靠接受什么。我感动，故我在。

2010年7月底于茶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