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在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由于人所皆知的原因，长时期里，人们对他只有批判而无研究。本书初版于1985年，是第一部系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的书。书中对胡适的生平活动有扼要而有系统的记述；对其政治态度、思想主张以及学术与教育等方面的贡献，都做了全面的揭示和辨证的分析。此书的出版，曾受到海内外极其广泛的关注，对推动胡适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本书是作者为了撰写《胡适传》而进行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初步成果，包括十篇论文和一部年谱。其中有三篇论文曾经发表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论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1979年10月出版，初题为《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发表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此外，《论胡适的实验主义》、《评胡适的中西文化观》两篇是1983年春写成初稿，1984年5月改定；《胡适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胡适政治态度的变化》、《胡适与梁启超》、《胡适与陈独秀》四篇均写于1984，年夏秋间。《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是根据1978年的一篇旧稿改写的，此次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年谱》是根据数年来所得材料，于1984年5～6月间写定的。

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论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

论胡适的实验主义

评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胡适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胡适的政治态度的变化

胡适与梁启超

胡适与陈独秀

附录 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

胡适年谱(1891～1962)

后记

重印后记

再版后记

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1891～1962)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学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是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夏回国后，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于次年被选人北大评议会，担任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和英文科教授会主任。同年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

胡适一生坚持政治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革命。因而是一位重要的反面教员。但对于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和他所起的客观作用，我们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本文即主要针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作一简要的评述，希望引起批评和讨论。

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赢得很大的声名，这首先是和他倡导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的。

1915年，胡适在美国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就在这一年，国内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问世。这个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中枢的革命刊物，很快就引起了知识界极大的注意。当时主持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以安徽绩溪同乡关系，给胡适寄去《青年》杂志，并受陈独秀(也是安徽人)之托，邀他给杂志写稿。于是第二年，胡适便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译稿。而在1917年1月，便把他提倡白话文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送登《新青年》。这篇文章把他1916年10月寄陈独秀信中所概括的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逐条加以解释和发挥。文中虽然没有“文学革命”的字样，也没有咄咄逼人的向旧文学挑战的气势，但由于它较系统地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具体主张，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发展观念，并提出了应“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的新鲜见解，因而这篇文章毕竟成了文学革命的开篇之作。紧接着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为中心的三大口号，不仅概括了文学革命的基本要求，而且改变了胡适的和缓的改良主义态度，使运动一开始就具有革命的气势。

陈独秀当时是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又是声誉日著的《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由他出来赞助文学革命，而且是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坚决态度，于是就使这一刚刚开始的运动，受到了全国的注意。文学革命遂成了全国规模的运动。

后来，胡适又相继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继续强调“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应“用白话作各种文学”，并提出创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郑振铎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文学革命的一篇“最堂皇的宣言”。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还就新文学的创造问题，提出了一些古文家不曾梦见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如搜集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剪裁、布局的方法，描写的方法等等)。

然而，胡适自己承认，他本人及陈独秀、钱玄同等极力鼓吹新文学的几个人，都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真正为新文学奠立不拔之基的，乃是鲁迅先生。他的《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这篇小说，以其思想的深度和创作的技巧，立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标志着新文学的伟大成功。胡适在创造方面，主要的成绩只是白话新诗的“尝试”。1920年，他的《尝试集》出版了。但胡适的白话诗，不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技巧来说，均非上品。只因为它是文学革命以来的第一部白话诗集。所以有一点开辟门径的作用。第二年，郭沫若的《女神》问世，唱出了一代青年的心声。

在今天看来，提倡白话文似乎毫不足奇。可是在当时，却是大为震动的一件事。古文通行了一两千年，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变化，但始终是作为人民大众语言文学的对立物而为少数贵族和文人学士所垄断的东西。偶有文人作一点白话文学(诗歌、小说、戏曲等)，多是失意者的寻求发泄与寄托，是一向被文坛斥为邪僻、没有合法地位的。白话文运动，尊白话文学为正宗，而宣判古文是半死的或已死的东西，主张以接近于人民口语的文学代替盛行了一两千年的古文学，这本身已经具有乎民反对贵族的意味。更何况，由于古文长期充当腐败的封建思想的运输品，一旦古文完全被白话所代替，就使那些极端虚伪丑恶的旧思想失了藏身之所。在这一方面，它的革命意义就更明显了。

自从戊戌维新以来，在文化领域内，反封建的斗争曾屡起屡仆，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进人民国后，虽然封建皇帝被赶跑了，可是社会思想、文化生活，仍然深深地禁锢在封建的枷锁之中。袁世凯的称帝，清室的复辟，孔教的喧嚣，这一切，固然有着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但是，那一套腐朽没落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恰恰是裹着古文的外衣，欺骗和愚弄人民的。那些没廉耻的军阀政客，没灵魂的封建文人，要向社会推销他们的一套反动腐朽的思想、主张，古文乃是最适当的包装品。因为古文的“妙处”就在于它能粉饰假的、恶的、丑的东西，使人们见了往往不觉其假，不觉其恶，不觉其丑。因此，它常常被用作藏污纳垢的工具。用白话文代替古文，就剥夺了贵族阶级的世袭领地，掘开了封建文人的藏身洞穴。而对于广大青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因为古文专讲求排比对仗等刻板形式，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打破古文的桎梏，青年人再无须花费宝贵的精力去诵习那些无用的古文滥调。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学会用白话演讲和写文章，来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五四运动后，青年学生们办的白话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出现，白话文真有席卷全国之势，弄得那些名震一时的古文大家们凄凄惶惶，失了凭借。所以，尽管白话文运动只是文学形式的改变，但却决不能因此低估它的意义。事实上在整个文学革命运动中，争论最多，斗争最激烈，取得成果最明显，最有普遍意义的，正是这种所谓文学形式的大变化。它受到了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最热烈的拥护，同时也受到了封建文人的最激烈的抵抗。P1-3

前辈历史学家大概都是怀抱着革命的激情来研究历史的。由于革命的正义性质，对历史研究工作的科学要求被看作次要的事情。在我们眼睛里，正义的事业自然是合乎科学的。所以也往往自信正义即是科学。这种思想多少出自于对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如下一段话的误解。列宁说：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列宁用马克思描述辩证法特点的话来概括他的全部理论(此话原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的本意是说，他在《资本论》中合理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所以他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这是马克思取得科学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他心存顾忌，回避事实，或者论事以主观需要为准则，都不可能辩证地说明问题，取得科学成就。列宁引证马克思推崇辩证法的话，用以推崇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是略去其中这么一句，我们就产生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所在，就是批判和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进一步简化为“造反”，甚至还有“大批判开路”之说，根本不问批判是否辩证地看问题和“不崇拜任何东西”。至于说马克思的理论把高度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更使我们不知不觉产生一种自信，仿佛科学性和革命性二者皆备于我，有时还把革命性提在科学性前面，表示革命性更重于科学性，而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来源于它的科学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同马克思本人或列宁的思想都产生了距离，而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历史的研究，又以推动现实的中国革命为目的，历史成了鼓动现实斗争的手段。有时出于对反动统治的厌恶和愤慨，借古讽今，虽与事实不尽相符，也自觉理直气壮，无可非议。有些历史问题，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简单公式实在无法应付，便视为禁区，不去研究，仿佛研究这种问题有利敌人，是不值得的或者是应当回避的。因此，我们的历史著作往往存在片面性：今古不分，以今例古；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只知己不知彼，只研究革命，不研究反革命，似乎视为理所当然。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产生这种偏向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最紧迫的谁胜谁负的生死问题吸引着。鼓舞斗志是第一义的事。参加革命队伍的历史学家们，当然必须围绕着这个最紧迫的需要进行工作。这并不是说，在那时片面性就是对的。而只是说，由于环境艰苦、形势紧迫，大多数人没有可能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可能充分地详尽地占有历史材料。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紧迫需要和革命义愤的感情，很容易于不自觉中使人忽略对科学性的严格要求。就像范文澜、翦伯赞那样一些优秀的历史学家，后来也自觉到从前著述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偏向。其他人就更不消说了。

历史科学是实证的科学，既需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又需要占有极其大量的可靠的事实材料，没有长时间的冷静的研究功夫是难以说明历史真相的。革命胜利后，历史学家理应可以做这种长时间的冷静的研究工作了。不幸左倾教条主义妨碍了我们，以至过去的经验未能正确总结，上面指出的那种偏向，反而受到鼓励，以至更加发展。这种情况被野心家所利用，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四人帮”为其阴谋夺取权力制造历史根据的那些年里，竟达到了极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科学工作中，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是断不可少的。要做到冷静和客观地对待历史事实，就绝对需要科学工作者的诚实和无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最负盛名的哲学著作的最后一节，最后一段里这样说道：“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恩格斯的话是千真万确的。难道有谁能够证明，迄今被人们认识到的任何一条科学真理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违背的吗?所以，恩格斯的话说出了一条重要的真理：对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来说，它的大公无私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一致的。我们有志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理应有勇气对自己提出严格的科学要求：在自己研究工作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去接近历史的真实(完全的绝对的符合历史真实是事实上难以做到的)，避免为成见所蔽，为己意所蔽，避免片面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历史学由于澄清了过去的一些混乱，也打破了一些公式教条的束缚，具体深入的研究问题的空气日渐浓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进步。在前进的这一步中，发掘的材料多了，涉及的问题多了，眼界扩大了，研究过细了，有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还表现了敢于面对事实，不为成见所蔽的勇气。耿云志同志的这本研究胡适的著作，即是一例。

作者在他的这本论著里，对胡适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是简单的政治批判，也不作任何回护，而是根据事实对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作用作了颇为鞭辟近里的分析，指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可以说是比较接近真实了。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为了提高历史著作的科学性，这种态度是值得提倡的。当然，书中不准确的乃至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我相信作者会以谦虚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也希望大家通过讨论、切磋，共同提高。

黎 澍

一九八四年九月

这本书是我为了撰写《胡适传》而进行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初步成果，包括十篇论文和一部年谱。其中有三篇论文曾经发表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论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1979年10月出版，初题为《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发表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此外，《论胡适的实验主义》、《评胡适的中西文化观》两篇是1983年春写成初稿，1984年5月改定；《胡适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胡适政治态度的变化》、《胡适与梁启超》、《胡适与陈独秀》四篇均写于1984，年夏秋间。《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是根据1978年的一篇旧稿改写的，此次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年谱》是根据数年来所得材料，于1984年5～6月间写定的。

我对胡适的研究开始于1975年，那时只能做搜集材料的工作，真正的研究工作是在1978年底以后，写《胡适传》的想法也是那时产生的。但近数年来，因有别项集体的工作要做，所以《胡适传》的工作事实上搁置了。但我并没有放弃这项工作，已写了一部分草稿，只要有余暇，仍随时注意资料的搜集和某些问题的研究。这本书算是我几年来零星进行的研究工作的一个初步小结。至于《胡适传》的写作，只好等到有可能心力集中于这项工作的时候再进行。

胡适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既有多方面的学术活动，又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在政治上，他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一贯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思想上，他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信徒，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方面，人们对他有比较明确的一致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还有待深入和具体化。至于对他的学术活动，人们的认识就可能很不一致了。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完全是正常现象。它可以促进人们做更深入的研究，这对于推动学术进步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确提出来的。然而，在历史著作中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不但需要尽可能详尽地占有材料，而且尤其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各种材料间内在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只有充分把握了全部有关的材料及其一切有机的联系，死材料才会现出活生命，真实的历史过程才会再现出来。对一个历史事件是如此，对一个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整个一个历史时代也是如此。我的工作越往前进，越使我感到任务的艰难。因此，我绝不以为我在本书中所用的材料、所作的分析和判断都是准确无误的。我很盼望得到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全稿写成后，承蒙黎澍同志和李新同志不辞辛苦地审阅了大部分文稿。黎澍同志病体初愈，即为本书作序。两位前辈奖掖后进与推动学术事业的盛意十分可感。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顾亚、蔡济生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梁伯言老先生于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84年10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