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是进还是退

如何看当前的经济形势——2002年9月9日访刘国光

记者：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指数如投资、出口、工业生产等。明显比去年下半年和今年预期要高，但物价为什么却出现相反走势，今年l～7月份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0．8％。

刘国光：今年以来总的形势好于预期。物价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带动，没有发挥带动市场全面扩张的效应，消费需求缺乏内生性增长动力，民间投资难以启动。二是由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经济指标中是滞后指标，目前消费价格指数走低是去年经济逐季下滑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跌幅加深的滞后影响。三是技术进步使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信等产品的成本下降。四是加入WTO后，进口关税降低，国际通货紧缩对中国影响增强。

但要强调的是，由于总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而导致的物价下降，负面作用很大，影响企业的利润经营，由于买涨卖跌，对生产者和投资者预期不好，会使消费者推迟消费、投资者推迟投资，使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最终也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所以不能不引起重视。

记者：按理说，物价下降是由于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又是由于货币供应量不足而造成的，但央行广义货币MO、狭义货币M1供应量都不低，怎样看待这种情况？

刘国光：其实广义货币供应看着很多，但由于多用于海外增值的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和支持政府支出，同时还有一块为不良贷款所抵消，剩下仅70％投入实体经济；而投入实体经济中的信贷资金又过分向具有优势的大行业、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县域经济、农村贷款难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所以这部分实体经济确有货币偏紧的感觉。

记者：那么如何看待当前这种货币偏紧、通货紧缩的状况？

刘国光：通货紧缩是个老问题，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已连续超过9个月。社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时间更长，幅度更大。对于目前这种通货紧缩卷土重来的形势，学术界有些人士有所夸大，而实实际运行部门又有些回避问题，我认为要正确对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回避。

为什么不能夸大？因为物价下降幅度并不大，而且在波动中有趋缓趋势，如今年4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3％、5月下降1．1％、6月下降0．8％、7月下降0．9％，目前物价总水平应该说基本上是稳定的。一般来说，当通胀率在-2％到+3％之间都不必大惊小怪。当通胀率向+3％移动时，要控制货币供应；当通胀率向一2％移动时，就要扩大货币供应。

为什么不能回避？因为总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而影响企业的利润经营，对生产者和投资者预期不好，会使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就要在通盘考虑货币和信贷的总量与布局的基础上，增加实体经济资金供应，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蔓延和加深。 记者：如何才能增加实体经济的货币供应呢？

刘国光：近几年，银行加强风险防范与控制是正确的，控制呆坏账规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风险管理的必修课。但应当正确处理风险控制与支持增长的关系，不能因怕担风险而将银行工作积极性主要放在购买财政债券上而不愿给竞争性民营企业贷款。所以，要从两方面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本身要逐步实行股份制改造、改组，要通过制度创新，形成风险控制和激励进取相结合的新机制；另一方面，应该考虑逐步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竞争的新金融机制。

积极财政政策不应快速淡出——2002年8月19日访吴树青

记者：从1998年开始，我国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人认为现在该是其淡出的时候了，您是什么态度呢？

吴树青：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当淡出，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短期政策，可以中期化甚至长期化；另一种意见主张应当快速淡出；再一种意见是主张创设条件，逐步淡出或相机淡出，要研究选择淡出的时间和力度。我同意最后这种意见。

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四年中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有效地带动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等方面投资的增加，国债项目投资总规模近3万亿元，对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1998年以来由增发国债拉动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8、1．44、1．81和1．66个百分点。在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和后来的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在肯定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仅仅依靠国债的投资拉动，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目前国债余额18706亿元，超过一年的财政总收人，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1％，赤字309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

记者：有人认为，目前我国国债比重距国际公认的警戒线60％很远。还有很大的发债空间，您认为呢？

吴树青：所谓国债警戒线即政府债务占GDP的60％这一说法，引用的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的规定。但《马约》确定的上述标准并不是根据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而是依据欧盟国家建立欧元体系时，德、法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占GDP比重的现实状况作为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关键的意义和目的不是60％的数字本身，而是为了使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都要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欧元体成员国之间在利率和汇率上的协调，使欧元得以通行。它们也没有认为超过这个标准就一定会出问题。事实上1998年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国的政府债务都超过GDP的100％，日本、加拿大接近100％。所以，是否会现实地出现财政风险，不能以是否超过60％作为标准，不能以距这个标准的远近来衡量是否存在问题，而要具体分析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记者：请从财政风险的角度，谈谈积极的财政政策。

吴树青：全面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也不宜成为我国中期乃至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具体说来是从以下几点考虑的：一是中国财政的特点是除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外，还要考虑到数量巨大的隐生债务，包括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社会保障基金的欠账、县乡欠账、粮食亏损、企业虚赢实亏等等，所有这些债务，应当说存在不小的风险。二是中国财政在GDP中的比重远低于其他国家。尽管几年来一直在努力提高两个比重，但迄今为止财政收入也仅占GDP比重的17％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这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偿债能力。三是还应当看到，中国财政承担的任务和群众对政府财政支出的要求，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作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不仅要保证国家行政的开支，而且要承担各种本来不需要国家财政承担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却被群众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许多本来是企业行为的事情，但出了问题还需要政府来“兜底”。如过去农村合作基金会、光彩基金会、互助促进会和股金服务部等出现的问题最后都由财政“兜底”，就是如此。

记者：如果快速淡出，您认为目前是否具备条件？

吴树青：应当看到，这几年发行国债的绝对量没有增加，而GDP和财政收人年年在增加，相对说来国债的作用在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已经在逐步淡出。但要快速淡出，我认为目前没有可以充分代替它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从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力量来说：出口形势虽然超过预期，但不确定因素较多，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左右的。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乐观，消费行为比较谨慎；增加农民收入缺乏过硬办法，农民还面临加入WTO的挑战，农产品的价格受到冲击，扩大农村消费难度很大，因此靠提高收入、扩大消费来取代国债投资现在也不现实。从投资需求看，最好是民间投资能替代国债拉动，但在目前的形势下，让积极的财政政策快速淡出，靠民间资本投资填补这个空缺，即使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立刻出台，也是缓不济急；更何况我国民间资本虽然已经有相当规模，但每个个体的经济实力毕竟较小，靠他们支持经济增长率持续处于7％以上的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

现在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要继续实行，但应当研究逐步减低力度和调整使用方向，使赤字水平逐步降低，在完成现有在建国债项目外，原则上不开新的项目，而把国债使用到社会保障、教育、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提高资本充足率，推进技术进步等方面。P2-5

通过访谈，再现经济学者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思想，让读者得到更切近的了解，这是沟通读者与作者、加深认识、探讨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值得提倡。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刘国光

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创新思维、与时俱进，不断用新的经济理论去阐释着中国经济的新课题，从经济冷热度的把握到贫富差距的分析、从金融资本市场的拿捏到财政税收的调控，无不渗透着经济理论的繁荣和经济政策的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树成

读者可以从本书中感受到经济学家的机敏和智慧，从纷繁复杂的经济变化中发现规律，透视未来。但不要奢望从他们这里找到最优解决方案，因为现实中的行为选择，从来就没有最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琪

及时地、有针对性地、比较通俗地将经济界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与思考成果，介绍给社会，以利于读者通过专业性的视角，扩大或加深对当前经济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

——光明日报经济部主任 刘志达

积聚的力量

转眼间，我已在光明日报工作了八年，我主持的《经济访谈》专栏也走过了四年的时间。直到看到这本书的付梓，我才意识到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被遗忘的，走过就会留下痕迹、投入过就会有收获，积聚的力量令人震撼，它让我重新认识每天的琐碎与平凡。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积聚的是一篇篇文章、一个个学者的观点，和我个人工作的岁月轨迹。也许只读书中的单篇文章显得有些单薄平常，但积聚在一起，它们便见证了一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经济一起经历了那坡坡坎坎和冷冷热热。也是通过这些积聚，我作为一名经济记者，学会了以经济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认识和分析问题，而不再是仅仅游走于经济社会的边缘。

记得刚开始接手《经济访谈》时，我心中是有些胆怯的，毕竟自己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经常有学者问“你是学经济的吗？”这问题让我气短三分，只能像个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有闻必录。特别是领导还要求《经济访谈》要采访著名经济学家，要面对经济学大家，就更让初涉经济学领域的我忐忑不安了。

已经过世的董辅初老师是我采访的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四年前，当我怯生生地打电话说想采访他时，没想到的是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电话那头“你来吧”三个字让我长出了一口气，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二天当我如约而至时，他已在门口等我，看到他一手叉腰、一手扶着门框跟我聊天的闲适样子，我心中的紧张顿时烟消云散。他家室内的光线不是很亮，但花草茂盛，董夫人倒过茶水后，便在一旁静静地伺弄花草、见惯不-惊。我对董老师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那种安详宁静、自然随意的气氛至今还萦绕在我脑际。董老师像许多学者一样问我“你是学经济的吗？”我又脸红地坦承了自己的“弱点”。在随后的采访中董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他对当时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看法。我不时插话提问，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董老师夫妇说要下楼取报纸、散步，顺便送我下楼。在路上，董老师鼓励我说： “你还有点灵气，一定要坚持下去，趁年轻，多学点东西。”尽管后来我再也没有采访过董老师，但我却一直关注着他，断断断续续听到他患病、去美国治疗的消息，直至最后噩耗传来。我在媒体上看到了许多他的学生满怀深情所写的怀念文章。我虽不是他的学生，但通过那一次接触，我同他们一样感受到了董老师那份浓浓的师长情。他的鼓励我至今仍珍藏于心。

采访刘国光、刘树成、张卓元、萧灼基、胡鞍钢等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经历也都是令人难忘的。我常想，虽然只是短短一两个小时的采访与交流，但却使我能吸取经济学家们长期思考和研究的精华，让我受益匪浅：每次采访也许只是学者们众多接待记者活动中的又一次重复，而我却要去细品与他们交流的点点滴滴，准确体会他们每句话的含义，分析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种种判断，每次采访就是我的学习机会的积累。如果说对著名经济学家们的采访，是紧张而正式的谈话，那么与一些中青年学者的交流就更多了几分轻松，有时甚至和他们成为朋友，大家一起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是令人愉快的经历。我与他们一起成长，分享着他们研究的成果与快乐。

这里要说一下我的领导刘志达主任。《经济访谈》的创意是他提出来的，也是在他的带领下一天天成长起来的，更是在他的督促下一期期坚持下来的。有多少次因为我的惰性或采访的困难，无“米”下锅时，是他热情的鼓励，让我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他生动地教我做专栏“要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要善于积累选题和专家朋友；也是他屡次批评和提醒我，没有稿子，版面就只好“开天窗”，使我胸怀责任、时感压力、丝毫不敢松懈。他常常亲自出题、出线索让我去采访。我思忖没有刘主任的认真坚持也就没有《经济访谈》的坚持。可以说，《经济访谈》的每篇文章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刘主任的心血所在，这里面几乎每篇文章都出自他最后的斟酌、润色，都有他的政治智慧和新闻敏感在其中。还有版面编辑汪哲老师，是他一期期精心设计版面、选择照片，让每一期“经济访谈”都能以最佳状态呈现给读者。

还要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的乔平编审，是他建议我将每期访谈集结并编辑成书，也是他不厌其烦地催促我尽快成稿，我才一边工作一边整理，终于有了今天这本书的问世。

张玉玲

2007年5月8日

一、中国经济走向

　1.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是进还是退

如何看当前的经济形势——访刘国光

积极财政政策不应快速淡出——访吴树青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访刘国光

　2.2003年，如何看待经济升温

如何应对当前经济的迅速升温——访刘树成

二季度经济增长会有多高——访卢中原

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的风向标——访刘树成

　3.2004年，重新认识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熨平波动”而非“抑制发展”——访刘国光

宏观调控的治标与治本——访范剑平

此次宏观调控正当其时——访樊纲

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访陈东琪

　4.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僵持期吗

中国经济进入最好发展时期——访李德水

关注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访周天勇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冷热之争——访刘树成

　5.2006年，中国经济会通缩吗

2006年中国经济不会陷入通缩——访张晓晶

宏观调控的配套改革应及时跟进——访李军杰

　6.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

中国如何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访谢国忠

如何走出消费误区——访房爱卿

流通创新可扩大内需——访宋则

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可信的——访汪同三

解读绿色GDP——访许宪春

经济增长率必须计算环境因素——访杨帆

统计中“高值低估”也不容忽视——访顾海兵

迎接“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访谢名家

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在生产——访王

节约资源打破瓶颈制约——访张军扩

用市场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访关凤峻

二、怎样破解“三农"问题

 农村改革还要有所突破——访萧灼基

 保护我们的民生之本——访韩俊

 城乡统筹破解“三农”问题——访陈锡文

 怎样看夏粮减产——访韩俊

 农民增收压力如何缓解——访韩俊

 公平对待农民工——访韩俊

 善待农民工要有实招——访刘怀廉

 社保权益应涵盖农民工——访孙树菡

三、如何面对13亿人的难题

 如何认识中国的就业压力——访刘伟

 产业结构失衡与就业压力——访梁优彩

 把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访钟朋荣

 加快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访吴敬琏

 服务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访李善同

 以产业链的形态做强做大文化产业——访陈少峰

 中国需要多少公务员——访王健

 宽容对待灵活就业——访彭希哲

 “民工荒”的特别意义——访仲大军

 如何看待京城的保姆荒——访苏海南

四、改革怎样迎难而上

 国企要力避“劫后重生”之路一访范恒山

 从“五龙治水”到“三管结合”——访张卓元

 民族工业如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访陈小津

 审批经济改革势在必行——访高尚全

 改革投资体制核心是纠正政府“越位”——访张曙光

 增长方式要以市场为主导——访迟福林

 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还需深入——访刘世锦

 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如何全面开放——访李东序

 逐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访苏海南

 振兴东北成国策——访范恒山

 破解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访齐建国

五、民营企业曲折坎坷的创业路

 中小企业与就业——访吴敬琏

 中小企业为何融资难——访董辅■

 民间投资仍需扶持——访张汉亚

 股份制银行大有可为——访经叔平

 非公有资本如何进入文化产业——访齐勇锋

 完善职业经理人制——访戴园晨

六、金融市场怎样才能健康有序

 股市不能“推倒重来”——访杨帆

 如何看待股权分置改革——访张承惠

 如何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率——访贾康

 会计师如何才能大胆说“不”——访崔建民

 此次加息有深意——访易宪容

 利用好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时机——访巴曙松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访厉以宁

 应加强对高收入者征税——访胡鞍钢

 加强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可行性——访孙钢

 修改个税法：顺应民意的改革——访白景明

 非需求不足乃信用不足——访茅于轼

 信用的实质是法治——访孙宽平

 家庭负债量力而行——访王远鸿

七、中国怎样和世界共舞

 外贸突破万亿美元说明什么——访柴海涛

 怎样对待“双顺差”——访余永定

 并购浪潮将袭中国——访张金杰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新动向——访王志乐

 把人民币逐步培育成世界货币——访赵海宽

 警惕国际游资的“羊群行为”——访梅新育

 美国真的希望人民币升值吗——访王建

 国际合作应对美元贬值——访侯若石

 在世界范围配置就业资源——访陈淮

 中国没抢日本人的饭碗——访陈淮

 日元贬值不能拯救日本经济——访余永定

 贸易摩擦是一种正常现象——访柴海涛

 要积极应诉反倾销案——访王晓晔

 WT0加速市场制度成熟——访萧琛

 要靠竞争引进技术——访熊性美

八、中国需要怎样的人居与城市

 房地产市场有多少泡沫——访顾云昌

 应加大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访刘志峰

 对第二套住房征税势在必行——访况伟大

 治理囤积土地须出狠招——访况伟大

 2004年下半年房价走势如何——访张汉亚

 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访周一星

 科学规划：知难行亦难——访邹德慈

 城市不能乱打“文化牌”——访谢名家

 “营销城市”莫盲目——访顾海兵

 城市规划不要花冤枉钱——访黎旭东

 种树种草≠绿色规划——访饶及人

 为何北京不再强调经济中心的功能——访石楠

 大城市：欲“国际化”先要“国内化”——访刘维新

 CBD不能遍地开花——访石楠

 住宅设计为何缺少人性化——访陈世民

九、多彩斑斓的经济生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访高鸿业

 以“中”为重构建和谐社会——访刘福垣

 小康指数：全面量化小康进程——访舒富民

 黄金周旅游呈理性消费——访宋瑞

 中国的排污权交易——访杜丹德

 重大工程要做经济评价——访李京文

 如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访王昂生

 奥运物流商机多——访汝宜红

 体育经济容不得爆炒——访杨帆 

 莫让“美女经济”泛滥——访杨帆

 行业协会大有可为——访杨培青

 实现“软件产业化”——访王柏华

 做市场只需超前半步——访段永基

 三种吃法——访宋则

 企业追星代价高——访彭绍仲

 学术创新应让市场发挥作用——访顾海兵

 警惕国际论坛变味——访顾海兵

 改革带来个人发展空间——访易宪容

后记

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世界经济变幻莫测的风云中，中国经济渐入佳境；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在各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中，经济理论润物无声；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在精英学者的热烈论战中，经济学家脱颖而出。

记录中国经济成长的轨迹，不同的入有不同的方式：学界里，专家们著书立说，通过鸿篇大论成就一家之言；网络上，网民们针锋相对，通过论战直抒胸意；报纸上，记者们以客观的视角，通过采访问答形成媒体舆论，或褒或贬、亦思亦析；光明日报作为读者和专家的桥梁，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学界权威对中国经济的解析和探索，记录和见证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

记者善假于人，与经济学家对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过学者的专业眼角和理论思维来审视经济的起起伏伏，价格的涨涨落落，分析经济事件的前因后果，透过五彩纷杂的现象探讨经济深层本质。

记者由惑释疑，与群众和生活对话，站在火热的经济前沿，用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来向专家设问求解，进而拨开迷雾，走出混沌，引导生活。

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360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0万亿元，并连续四年保持10％略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经济更注重发展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更注重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日趋和谐。

透过中国经济成长的过程，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政府对经济的驾驭能力日臻成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加尊重市场规律，调控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运用得更加自如娴熟。

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创新思维、与时俱进，不断用新的经济理论去阐释着中国经济的新课题，从经济冷热度的把握到贫富差距的分析、从金融资本市场的拿捏到财政税收的调控，无不渗透着经济理论的繁荣和经济政策的改善。

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我们看到的是群众经济素养的不断提升，菲利普斯曲线、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等学界专业术语逐渐成为大众用语，关系民生的汇率、股市、房价、车市、就业、城市化、结构调整等经济政策更是群众自觉关心的热点和学习的重点。

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我们看到的是一名光明日报记者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步伐，从当初面对经济学家的忐忑不安到现在的心中有数、胸怀大局，渐渐以一个“专家型记者”的眼光去见证和分析中国经济，字里行间浸透出新时代记者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事业心。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能赶上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可谓幸运，但更是挑战。光明日报承担着当代中国文化日记、学术日记的使命，忠实客观地记录伟大变革，进而不断推进时代进步，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中国经济一起成长，我们的路还很长，需要学习和思考的东西太多太多，大家一起努力。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

2007年5月8日

跟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势，作者在过去长达五年的时问里，采访了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萧灼基、樊纲、钟朋荣、茅于轼等数十位经济界专家、学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一批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创新思维、与时俱进，不断地对中国经济现象进行解析和探索，记录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轨迹。

本书主要通过访谈的形式，再现了吴树青、刘树成、刘国光、李军杰、顾海兵、陈锡文等著名经济学者一些重要的观点和思想，从经济冷热度的把握到贫富差距的分析、从金融资本市场的拿捏到财政税收的调控，无不渗透着经济理论的繁荣和经济政策的改善。通过学习本书，有利于读者通过专业性的视角，扩大或加深对当前经济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