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见证者回眸，重温一幕幕记忆深处的民国现场。

在《和平的确死了(回放民国现场)》一书中，1946年初，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马歇尔、周恩宋、张澜、沈钧儒……各方政治势力，怀抱天差地别的利益诉求，追逐［和平］，然而［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梁漱溟），罗隆基——［和谈］新闻发言人，追忆内中情由。

《和平的确死了(回放民国现场)》由罗隆基编著。

《和平的确死了(回放民国现场)》主要内容简介：在1946年的时候,民盟具备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民盟作为政治协商会议单位之一,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国民党亦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在国民党同共产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初步协商的时候,就肯定了民主同盟是参加旧政协的四个单位之一。

前言

第一章　旧政协开会前.民盟内幕真相

　第一节　民盟是谁？它向哪里去？

　17人签名秘密成立

　盟中有党,盟中有派

　青年党——蒋介石豢养的把持者

　内部斗争:由民主政团同盟到民主同盟

　这样一种企图:民盟成为第三大党

　第二节　中间派:调解国共冲突的梦想

　民盟创立之因

　蒋介石说:我们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

　党两党之上的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

　成立大会与卖油条的故事

　“十足道地的民主”——非“国”非“共”的第三条路线

　政治主张的理论支撑

　第三节　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

　一个对共产党公开的秘密

　反蒋抗日的真诚合作

　特园——两党索切关系的象征

第二章　蒋介石的拆台盘算

　第一节　招一:利用青年党

　蒋介石最伤脑筋的问题

　张群召集的一个不欢而散的座谈会

　周恩来破解的一道难题

　开除青年党的争议

　蒋介石操纵于股掌的青年党三党魁分道扬镳

　第二节　招二：拉拢收买民盟代表

　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的突然邀约

　总算躲过与张群“握手为定”这一关

　瞬间的政治红人

　第三节　招三：剥离国社党

第三章　蒋介石的“和平”演出

　第一节　旧政1力21天会议，我亲历的政治组斗争

　蒋介石“和平”开场戏

　会议讨论协商的问题与分组

　两个针锋相对的政治目标

　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的狡诈方案

　与王世杰的一场智斗

　王若飞：不要轻易让步，随便退却哟

　不能接受这样的欺骗，

　第二节　旧政1办21天会议，各派势力的重要争执

　荒唐：国民党坚持由近10年前选好的代表开国民大会

　对应“人民无权，总统万能”的“五五宪草”

　共产党为和平做出的另外两个让步

　第三节　我与马歇尔的谈话：关于21天会议的估价

　共产党让步多

　蒋介石苦恼大，民盟前途好

　我陷在蒋介石假和平的骗术中

第四章　民盟调解东北内战的是是非非

　第一节　调解长春战争座谈会

　调解内战座谈会的背景

　“停战协定”为什么不包括东北

　不欢而散的联合会议

　国共高层参加的调解座谈会

　陈诚金蝉脱壳

　第二节　民盟调解东北战事宣告失败

　同马歇尔的一番谈话：请来不吃抢来吃

　对马歇尔开出的调解前提：一停永停，全国停，全面停

　马歇尔的“玩笑”

　蒋介石对民盟的调解方案置之不理

　蒋介石荒唐的停战条件

　停战三星期的阴谋

第五章　蒋介石改组政府的骗局

　第一节　耐人寻味的席位问题

　蒋介石本末倒置的本意

　名额分配，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周恩来代表的计策与诚意

　民盟的原则：与共产党坚强合作

　第二节　边谈边打，国民党掩盖内战的‘‘遮羞布’’

　国民党旧话重提，纠缠不休

　蒋介石谋划共产党除外的伪国大

　马歇尔质疑：民盟为什么与共产党联盟？

　第三节　局势恶化，改组政府再度搁置

　庐山仙人洞中蒋介石与马歇尔到底在密谋什么？

　司徒雷登，另一个美国调人的出场

　与美国调人关于改组政府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六章　第三方面南京

　和谈失败的内幕

　第一节　南京和谈始末

　梁漱溟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各方为什么参与蒋介石“赶尸回家”的戏法

　“劝驾”共产党代表上南京

　国共双方摊牌

　考验智慧：第三方面发言人难当

　第三方面代表上南京，蒋介石“恕不奉陪”

　梁漱溟急于寻求折中方案

　第三方面“折中”的调解方案

　第二节　并非折中的方案错误

　令共产党代表团震怒的调解方案错误何在

　匆忙回收，有惊无险

　只有我负责的“宣传休战”是真休战了

　第三节　民盟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

　各有怀抱，第三方面活动伪国大延期召开

　致蒋公函的涂涂改改

　在致蒋公函上签名给我招来的小麻烦

　第三方面代表纷纷最后摊牌

　民盟严正声明：拒绝参加伪国大

　第四节　劝阻民社党参加伪国大未果

　国社党张君劢迟迟态度不明

　与张君劢的谈话，道不同不相为谋

　第五节　“和平"的确死了

　郭沫若送书藏深意

　与周恩来的一次长谈

　别了，“鬼火高低明灭”的金陵

第一节 民盟是谁？它向哪里去？

1946年1月间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根据1945年8月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43天后，共产党同国民党签订的“双十协定”而召开的。共产党主张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国民党迅速结束一党训政，承认中国各民主党派平等合法的地位，通过各党派和平合作的途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

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协商的时候，最初拟议组成旧政协的成员是这四方面的代表：(一)国民党代表九人；(二)共产党代表九人；(三)民主同盟代表九人；(四)社会贤达代表九人。到了旧政协快要开幕的时候，蒋介石又唆使青年党同民主同盟闹分裂，于是旧政协的组成人员，由四个方面的代表变成五个方面的代表，而全体代表的人数亦由三十六人增加成三十八人。关于蒋介石唆使青年党向民主同盟捣乱的内幕真相，留待本文后面再说，此处不详。

在1946年1月的时候，民主同盟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政治集团？它为什么在当时能够取得参加旧政协中一个单位的代表资格？蒋介石在当时为什么要唆使青年党同民盟闹分裂而企图拆散民主同盟？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文中，提到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时，为什么也把民主同盟列在中国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党派之一？它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到底怎样？民盟从成立的时候起就自认是个中间派的政治集团，这个“中间派”的名词是怎样产生的，它是什么意义？民盟中某些领导人又公开号召民盟要走第三条路线，这个所谓的第三条路线，在号召者的心中，到底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可能是留心解放前中国一段政治历史，特别是旧政协时期一段历史的人，愿意得到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与民盟在旧政协前的内幕真相有关的。我现在就根据我个人在民盟工作的经历和我个人的了解来回答这些问题。见解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更是我个人的。

17人签名秘密成立

简单地说，民主同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1941年3月中旬由17个人在重庆特园一个秘密会上正式签名成立的。

在酝酿组织这个政治集团时期，大家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组织的政治纲领，又推定章伯钧、李璜、罗隆基三人起草一个组织法。这就是后来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期正式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法。

邀约什么人来签名发起这个政团，是要事先经过大家的同意的。开成立会那天，签名是依年龄为次序，张澜签第一名，我签末名。到了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推定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为常委，并推定黄炎培为常委会主任。此外又推定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这就是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期简单的机构和人事安排。

在17个签名人中，有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第三党(现在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职教派的黄炎培，乡建派的梁漱溟。这些人都是社会上党派的领导人，所以这个政治集团最初就定名为民主政团同盟。在酝酿组织民主政团同盟的时候，发起人中有人认为沈钧儒同他领导的救国会太左倾了，于是决定暂时不约沈钧儒和救国会参加。大约半年以后，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等亦被邀参加了。从此以后，社会上就认为民主政团同盟是代表三党三派的一个政治集团，那就是：(一)青年党；(二)国社党；(三)第三党；(四)救国会；(五)职教派；(六)乡建派。盟中有党，盟中有派

这些党派同民主政团同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这是局外人过去甚至到现在还都不十分清楚的一个问题。这些党派领袖是以个人名义参加民盟的，而不是党派以集体名义参加的。党派领袖是盟员，不等于说这些党派都是民主政团同盟构成的集体单位。这些党派还是盟外独立自主的党派。党派的成员是根据各人自愿的原则，履行入盟手续后始得加入民盟。NiCk，民主政团同盟的决议和行动，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并不能拘束各党派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反之，各党派的决议和行动，亦不能拘束民盟。说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对于了解民盟在旧政协和南京和谈中的行动，有很大帮助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集团的基础是极不稳固的。那些党派领袖在盟内都是跨党分子，对盟来说，他是盟员，但他在盟外又是另一个政党的党魁。遇到民盟的政策同某一个党有了分歧的时候，某些跨党的盟员何去何从就成了问题。民盟由于有了这类实际上的困难，就无法执行严格的纪律。

像当年民盟这样一个政治团体，就是随时可被人拆散破坏的。蒋介石就抓住了民盟这个弱点，在旧政协开幕之前，和南京和谈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他勾结收买的卑劣手段，来拆散破坏民盟。P4-8

我是民主同盟1946年参加旧政协九个代表之一。这篇回忆是根据我在1946年1月10日参加重庆的旧政协直到10月底参加南京和谈这整段时间的经历所写的。由于我当时是以民盟的代表身份工作，所以回忆就从当时民盟的内幕真相写起，但这是我个人的回忆，它绝对不是我代表民盟写的历史记录。当时民盟九个代表的工作，尽管是以民盟的政策为依据，并且遇到重大问题，随时协商，但九人还是有分工的，各人所接触到的具体问题和所接洽的对象，毕竟各有不同，因此，这篇文字只是我个人在自己工作实践中的回忆，不能包括和代表其他八人中任何人的经历和见解。尽管我知道其他八位代表所担负的任务，比我担负的还重要，成绩有的亦很好，但我却无法在这篇回忆中代为叙述。我一生没有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当时保存的记录和文件，又已全部遗失，现在来写关于15年前事件的回忆，自知不可避免地会有遗忘和错误，谨请读者原谅，并恭候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