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乃二十世纪的文学天才纳博科夫于1940年代初到美国撰写的普及版的果戈理评传。该书以其不拘一格、旁逸斜出的评论风格而闻名于世，并正式开启了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纳博科夫的奇异之旅，此后根据其课堂讲稿整理出来的《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堂吉诃德讲稿》风靡于世，为纳氏招来诸多荣光或争议。究其源头，在这本十万字左右的小册子里我们就能一一见识纳氏引以自傲、睥睨天下的睿智、犀利、尖刻。于是，在纳博科夫笔下，果戈理仿佛换了一身装束，甚至赤身裸体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果戈理，却是一个更加有血肉，更为真实，更能震撼人心的果戈理。

作为关于尼古拉·果戈理的普及读物，本书在英语世界深受好评，曾多次重印，影响广泛。

纳博科夫是一个创造性作家，也是一个创造性读者。众多评论家在果戈理那里看到了社会批判与同情，纳博科夫却看到了由种种次级人物构成的次级世界。无数读者在果戈理那里看到了喜剧性的天才形象，纳博科夫却体味到了深沉的悲伤。人们说晚年的果戈理迷恋说教，纳博科夫却洞察出江郎才尽的焦虑与挣扎。《尼古拉·果戈理》向世人讲述了一个异样新奇的果戈理。因为慧眼独具，所以别开生面。

果戈理的另一幅肖像（代译序）

他的死，他的青春

钦差幽魂

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

导师与向导

面具的范本

评论

年表

索引

四

至此我应该就他的母亲说上几句，尽管坦率地说，我讨厌阅读这样的传记，即根据儿子的创作来巧妙地推断母亲，说母亲对非凡的儿子产生了如此这般的“影响”。人们说，玛利亚·果戈理爱幻想、歇斯底里、迷信、多疑，但仍非常可爱，她激起了果戈理对地狱的恐惧，这种恐惧一辈子折磨着他。但如果我们只是说，她和儿子的脾气非常相似，也许我们更接近事实——可能还要加上一句，这位怪异、乡气的太太让她的朋友吃惊或厌烦，因为她坚持认为，火车引擎、汽轮以及不是她的尼古拉（她闪烁其词地说，他是任何中她意的蹩脚小说的作者，这使儿子苦恼不已）虚构的任何东西都很奇怪，这样的女人在果戈理的读者看来似乎是果戈理想象的产物。他十分强烈地意识到她可悲的文学趣味，总是努力避免让她夸大自己的创造能力，因此在成为一个作家后，他在给她的信中从不谈及自己的文学计划或工作，尽管过去他会要她提供关于乌克兰风习、人名的介绍。在他天才成长的阶段，他很少见她。他对她的愚钝、轻信和身为一个女地主的低效非常冷漠，这种态度在他的信中一目了然；但另一方面，由于沾沾自喜的半宗教传统，他从没有忘记强调他的孝敬，他纯笃的孝顺——至少在他还年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以十分感伤、浮夸的风格表达出来。果戈理的通信总的说来不忍卒读，但下面这封给母亲的信是例外。

（为了跟母亲解释他的突然离去，他找了一个理由，似乎能打动她的浪漫本性。我在翻译时努力保留这封书信矫揉造作的特点。）

“妈妈！我不知道您读此信时感情究竟如何；我所知道的是，它不会给您带来平静……说真的，我认为我从没有给您任何真正的快乐。少有的妈妈，宽宏大量的妈妈，饶恕您一钱不值的儿子！

此刻，我集中精力给您写信，我不明白手中的笔为何颤抖；思绪，乌云一般的思绪蜂拥而至，它们推推搡搡，争先恐后，某种不可知的力量迫使它们一股脑儿地在您面前涌现，又止步不前，无法向您揭示我备受蹂躏的心灵深度。我感到上帝厚实的手将公正的惩罚重压在我的身上。可那惩罚多么可怕！我是多么疯狂！上帝将我的整个存在变成一种渴望——世界乏味的虚荣无法熄灭这种渴望，他亲手将永恒而雄辩的精神渴望嵌入我的心底，我试图反抗。他向我展示去国外的道路，在那里我能够在安静、孤独中养育我的热情，直到我一步一步地登上最高层，通过为世界的福祉写作来贡献优秀的东西。我竟敢拒绝这些神圣意图，匍匐在这个大城市的职员和官吏中间，他们如此一无所获地浪掷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匍匐在别处，那里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不会徒劳地丧失，那里每一分钟都是丰富经验与知识的积累，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可是将一个人的全部存在浪费在这样一个地方，前途一片空茫，年复一年地消耗在蝇营狗苟之中，这等于在人的灵魂中激荡起非常沉重的控诉——这就是死亡。譬如说吧，五十岁时谋得国务参赞的职位，薪水不够体面的生活，又无权为人类造就一星半点的福利，这有什么幸福可言？彼得堡的年轻人在我看来很荒唐：他们不停地叫嚷说，他们不是为了官阶而效力，不是为了得到上司的赏识——但你问他们究竟为什么效力，他们却无言以对；惟一明显的理由就是，不然他们就会待在家中搓大拇指。更愚蠢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在遥远的外省拥有土地，本可成为优秀的农夫，却要离乡背井，最后成了无用的人。如果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必须为国家效力，为何不让他待在自己的田庄效力？可他偏偏要在京城吊儿郎当，非但找不到职位，还要将从家里获得的钱大把大把地挥霍掉。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主要是为了您）尽我所能在这里找份工作；但天命不愿如此。我所做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说来奇怪，每次都功亏一篑。那些既谈不上能干，又得不到他人相助的人轻而易举就谋得了位置，而有保护人帮助的我却失之交臂。这难道不是上帝意图的明显标志吗？他不是明摆着要用这些失败来惩罚我，要我转向正途吗？我做了什么呢？继续顽固不化、一连数月地挣扎，期待某份工作出现。终于……天，多么可怕的惩罚！没有什么更恶毒、更残忍的了！我不能，我没有勇气告诉您。妈妈，最亲爱的妈妈！您是我惟一真正的朋友。您相信我吗？就是此刻，我的思想已经转向别处的时候，就是此刻，仅仅在回忆的时候，一种难以描述的压迫都在挤压我的心。我只能向您一个人倾诉。

您知道，我天生拥有道义上的坚定——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少见的。谁能料想到我的任何弱点呢？可我看到了她……不，我不会说出她的名字……她太崇高了！不只是我——没有人能够企及。我本想称她天使，但这个词不适合她。她确实是一个女神，但是略染人类热情的女神。她惊人的光彩直逼你的心底，她的眼神穿透你的灵魂，没有人能承受她那热烈四溢的光芒。

啊，您要是能看到我多好！是的，我试图向世人隐藏我的感情，但我能对自己隐藏这些感情吗？剧烈的、形形色色的苦痛烧灼着我的胸膛。真的，、那是心灵的残酷状态。我想，如果罪人下地狱，他们遭受的也无法跟我相比。不，那不是爱……或者至少我从来不知道爱会是那样。在疯狂、可怕的精神痛苦的暴风雨中，我发疯地渴望那狂喜的一瞥，是的，我只要一瞥。只要看她一眼——这是我过去惟一的渴望，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伴随着剧烈的不安，其怨毒我无法表达。我怀着恐惧打量四周，发现了我可怕的困境。世上的一切对我来说全然陌生，生与死都无法忍受，我的灵魂无法解释它自身的现象。我发现，如果我想活下去，起码让宁静的影子进入我备受摧残的灵魂，我就必须逃离自我。我恭敬地发现，看不见的手来帮助我，我感谢圣明指示给我的道路。不，他派来剥夺我的宁静、破坏我创造的易损世界的人不是女人。如果她是一个女人，那么她所有的魅力就不会产生如此可怕、如此难以言喻的印象。那是他作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而创造出来的女神。但天哪，请别问我她的名字。她太崇高了，极度崇高……

因此，我的主意已决。可我如何着手呢？出国的困难如此巨大，必要的步骤如此繁多……但当我一旦着手此事，我吃惊地发现，一切进展得多么顺利。我甚至在获得护照方面没有任何麻烦。最终只有一个障碍：缺钱。这是最后的一击，我放弃了所有的希望。突然，我收到您的钱，那是要付给保管局的。我立即去那里了解，如果付利息，他们愿意等多久。我获悉的宽限是四个月，每千元每月罚金五卢布。

换句话说，他们愿意等到11月。我的行动任性而鲁莽，但另外还能做什么呢？我留下了所有应该给保管局的钱，我现在能够肯定，我决不会再跟您要钱了。从此以后，我的劳动与勤奋将是我惟一的回报。至于全部金额的支付，您可以全权（我以所附的律师委托书授权给您）出售属于我的土地，部分或全部，抵押它，转让它，等等，等等。您可以按照您希望的任何办法来处理它。起初我想签订一份购买契约或正式的赠与协议，但那等于要为必要的文书花费三百卢布。不管怎么说，律师委托书足以让您成为合法、绝对的土地所有人。

不要悲伤，好得无与伦比的妈妈！如此重要的分离是必要的。这一训练无疑将会教育我：我脾气坏，有着娇生惯养的乖戾气（我老实承认）；我在这里所过的游手好闲、百无聊赖的生活肯定会进一步加剧这些缺陷。我必须改弦更张，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必须在不断的工作与活动中用灵魂的全部力量绽放新的花朵，如果我不能幸福（不，我永远不懂个人幸福：那个神已经摘走了我灵魂的全部宁静，离我远去），起码我能将全部的生命奉献给我那些同道的幸福与福祉。

P14-19

果戈理的另一幅肖像（代译序）

在纳博科夫的各种文学讲稿中，《尼古拉·果戈理》也许是目前中国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一部。1942年，刚到美国不久的纳博科夫接受了别人的委托，开始写一本介绍果戈理的普及读物，最初他取名为《镜子中的果戈理》，1944年出版时改成《尼古拉·果戈理》。这是一部半传记半评论式的作品，以果戈理的死开篇，以果戈理的生结束。与怪诞的文体风格一样，纳博科夫为读者描绘的果戈理也迥异于我们习惯的形象。传统的传记一般以叙述生平为主，可纳博科夫却认为，“作家传记的最精彩部分不是他的奇遇记录，而是有关他风格的故事”，因此，他有关果戈理生平介绍的笔墨异常经济简约，对他认为重要的作品的评析则构成全书的主体。

在中外读者的眼里，果戈理的形象差不多是一致的：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喜剧天才，对俄国社会生活、官僚、地主作了深刻的暴露与批判，等等。但是，纳博科夫说：“如果你想找到什么关于俄国的事情，……如果你感兴趣的是‘观念’、‘事实’和‘信息’，请远离果戈理。”（见正文，下同）在纳博科夫的笔下，果戈理是以另外一副面孔出现的。

首先，果戈理不是一个喜剧作家。纳博科夫说：“当某个人告诉我，果戈理是一个‘幽默作家’时，我立即明白，那个人对文学一知半解。”纳博科夫对果戈理早期以乌克兰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不感兴趣，他认为，只有在开始描写彼得堡时，小说家的艺术才能才真正表现出来。彼得堡吸引果戈理的是它那数不胜数的市招和边自言自语边比画着的路人，因此果戈理的作品与其说是真实地描摹了旧俄时代的帝都，不如说是创造了一个梦魇世界，“当俄罗斯最奇怪的人走在彼得堡的街上时，它呈现出古怪来，就不奇怪了”。面对果戈理的梦幻世界，纳博科夫看不到任何喜剧因素。据说，在普希金逝世前，果戈理曾给他朗读《死魂灵》第一章，普希金听完后大声喊道：“天啦，俄罗斯是多么悲伤！”纳博科夫阅读果戈理的心态正与普希金相同。纳博科夫对果戈理作品中许多悲伤的场景特别偏爱。《死魂灵》第七章的结尾写到乞乞科夫收购死农奴即将大功告成时醉卧旅馆，他的两个仆人也乘机酗酒而归，“两人立刻睡着了，发出一阵阵闻所未闻的闷雷般的打鼾声，和从另外一个房间里传来的老爷的尖细的鼻息声遥相呼应。在他们睡下之后，很快一切都归于静寂，整幢旅馆都进入了酣梦；只有在一个小窗口里还可以看到烛光，原来那儿就住着从梁赞来的中尉，一个显然是对长统皮靴有所偏爱的人，因为他已经订做了四双靴子，此时正忙不停地试穿第五双。有好几回他已经走到床铺前面，打算脱掉靴子睡下去了，可是怎么也办不到：靴子缝制得实在出色，所以，他还是久久地翘起一只脚，前后左右细细鉴赏那只缝工熟巧、模样儿又妙不可言的鞋的后跟。”（满涛、许庆道译，下同）纳博科夫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支靴子狂想曲所写的静谧之夜更富有抒情意味的。”在他的《<堂吉诃德>讲稿》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分析。《堂吉诃德》第二部第四十四章桑丘出任海岛总督，堂吉诃德独自一人留在公爵府上，晚上临睡时，他忽然发现袜子褴褛不堪，躺在床上，孤寂的骑士愁闷无言，窗外是长长的黑夜。纳博科夫对这段描写大为叹赏，说它是“极为动人的场景，是众多激发想象的场景之一，其言简而意丰：迷蒙，渴望，憔悴，那双翠绿色的破袜子在地上皱成一团……”应该说，无论是在《死魂灵》中，还是在《堂吉诃德》里，这样的描写都是极其边缘性的文字，而纳博科夫却能咀嚼出无限的情感意味，这完全是他独特的生存体验引发的阅读效果。流亡他乡、举目无亲、困厄孤寂、长夜难眠，当然会对文学人物这些相似的生存刹那产生强烈的共鸣。当他把个人内心深处的悲哀投射到《堂吉诃德》的阅读中去时，堂吉诃德不再是可以笑话的文学典型；当他带着同样的心境阐释果戈理时，果戈理也就成了纯粹悲伤性的作家。

在分析《钦差大臣》、《死魂灵》时，纳博科夫像注意边缘性的文字一样注意着那些边缘性的人物，结果，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也被解构。我们一般认为，《钦差大臣》的主人公当然是赫列斯塔科夫、安东县长和他手下的官吏、地主、妻女们。可是纳博科夫慧眼另具，他留心的是，县长的亲家来信中提及的安娜·基利洛芙娜、伊万·基利洛维奇，浑身烧酒味的陪审官，上课时爱扮鬼脸的教师，激动时摔椅子的历史教员，邮政局长截留下的一封描写乡村舞会的书信的作者——一个中尉，去年住在赫列斯塔科夫现在住的屋子里的过路的军官，等等。这是一些自身没有出场的次级人物，在戏剧中通过他人之口获得了生命。他们在整个故事中不具有任何情节意义，一经提及，立即消失，而不像戏剧家们所宣扬的那支枪一样，如果第一幕时挂在墙上，到最后一幕就必须走火。这些幽灵一般的形象经纳博科夫强化后，形成了特殊的世界，“就这般从戏剧背景后面闯了进来的这个次级的世界，是果戈理的真实王国。这些姐弟、丈夫、孩子，古怪的教员，贪杯好酒的职员和警察，为篱笆的位置吵了五十年的地主，打牌时舞弊、因乡村舞会而感伤、把一个十四等文官当总司令的浪漫官员们，这些抄写员、爱幻想的信使们——正是这些人物，他们活灵活现的行为构成了剧本的真正内容，他们不但不干扰剧院经理所说的‘情节’，实际上反而有助于戏剧更加戏剧化，这是十分奇妙的”。

《死魂灵》同样展示了这些第二级的人物。与戏剧借助出场人物之口描画他们不同，《死魂灵》采用了另外的手法。纳博科夫发现，果戈理喜欢特别的比喻、比较和抒情插笔，进而利用这些从句式的文字来让不出场的人物现身。最典型的一段是第一章乞乞科夫拜访玛尼洛夫时关于天气的描写：“甚至天气也挺凑趣：这一天既不晴朗，也不阴暗，而是笼罩着一层淡灰色，这种颜色只有在警备队的士兵——一支平时和平、但每逢星期天总要喝得醉醺醺的队伍——穿的旧制服上面才可以看到。”在这个果戈理式的比喻里，与小说情节无关的士兵以喻体形象出现了。有时果戈理的比喻要绕几个弯才引出那些次级人物。下面是拜访索巴凯维奇时的一段描写：“当驶近台阶跟前时，他看见两张脸几乎同时探出窗外来：一张是戴着便帽的女人的脸，又狭又长，像条黄瓜，另外一张是男人的脸，又圆又阔，活像人们叫做‘葫芦’的摩尔达维亚南瓜，在俄罗斯，这种南瓜通常用来做成巴拉莱卡琴，一种两根弦的轻巧的巴拉莱卡琴，每当二十岁的机灵活泼、风流俊俏的小伙子拨动琴弦，招来一群雪白胸脯、雪白脖颈的姑娘倾听他那轻悠悠的叮咚琴声的时候，小伙子对她们又飞媚眼又吹口哨。”乡村音乐家的出现经过了三个步骤：索巴凯维奇的头被比作特别的南瓜，南瓜变成了巴拉莱卡琴，弹琴者出场。《死魂灵》中另一种让次级人物出现的方式是，为了突出某种情境，作者直接来描绘他们。我们前文中引述的不停地试穿靴子的中尉便是一例，其他如第八章结尾“正在酣睡的城镇里的一个什么地方，也许还有一个披着粗呢军大氅的人影，一个阶层、军级不明的可怜虫，除了一条（唉，只有一条啊！）被俄罗斯的亡命之徒踩烂的道路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而在踽踽独行”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第三种方法是借助主要人物而现身。索巴凯维奇吹嘘他死去的农奴，乞乞科夫面对清单想象农奴的生活，都复活了不存在的形象。通过创造性的阅读，纳博科夫把这些极其次要的形象推到前台，而原来处于前台的则被淡化为背景，于是，人们习惯的真实世界被纳博科夫的阅读置换成梦幻的王国，一个崭新的果戈理出现在人们眼前。

1941年在斯坦福大学作讲座时，纳博科夫曾说，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哈姆莱特》，与福楼拜的《布瓦尔和佩居谢》等同属于梦幻文学。他所谓梦幻跟一般说法包括弗洛伊德的说法大不相同，“我把《李尔王》、《哈姆莱特》称为梦幻悲剧，是因为在这些作品里，梦的逻辑（更准确些说是梦魇的逻辑）代替了戏剧中的决定论要素”。也就是说，果戈理作品中的世界是一个非理性逻辑的世界，人物之间没有生活上的联系，他们漂浮在梦一般的世界中，以读者意料不到的形态出现，又无足轻重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在纳博科夫看来，果戈理绝不是什么忠实地描摹自然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一个作家，他住在自己的镜子世界中，他的世界是他想象的产物，那种强调果戈理与时代环境联系的人是在把“世界文学上一个最伟大的非现实主义作家变成俄国现实主义的部门主管”。

纳博科夫还讲述了一件轶事，《钦差大臣》写作以后四十多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一个政治流亡者以地理协会会员的身份试图去营救他，结果被人们当做微服私访的钦差，从而滑稽式地导致了行动的失败，这是俄国生活对果戈理的艺术的庸俗模仿。纳博科夫认为，这恰恰说明是生活模仿艺术而不是相反。纳博科夫的这种说法与唯美主义非常接近。王尔德说：“文学总是居先于生活。它不是模仿它，而是按照自己的目的浇铸它。众所周知，19世纪主要是巴尔扎克的发明。我们的吕西安·德·吕旁普瑞们，我们的拉斯蒂涅们以及德·马赛们，最初都是在《人间喜剧》的舞台上出现的。我们只是以脚注和不必要的补充，在实现一个伟大小说家的怪念头，或幻想，或创作幻象。”就此而言，人们称纳博科夫为唯美主义作家，是有一定根据的。

《尼古拉·果戈理》出版后，有读者写信指责他，说他把所有的伦理内容都从自己的美学世界里驱逐出去了，纳博科夫回答说：“我从不否认艺术的道德力量，它当然是每一部真正艺术品的固有特性。我所要否定并准备罄竹书之的是那种处心积虑的道德化倾向，在我看来，这种写法无论技巧多么高超，都是在抹杀每一缕艺术气息。《外套》里有着深沉的道德性内涵，我在我的作品里也力图表达这一点，但这种道德却与那廉价的政治宣传根本扯不上边。19世纪俄国热情过剩的崇拜者们试图从《外套》挤出那些东西，或者将它们塞进去，我认为这样做既是在强暴小说也是在强暴艺术本身。”

那么，纳博科夫所谓的道德力量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尼古拉·果戈理》揭示了果戈理世界中弥散着的“庸俗”，纳博科夫所说的道德内涵，就是指果戈理对这种庸俗的批判。“庸俗”（poshlost或poshlust）是纳博科夫介绍到英语中的俄文词语，他认为没有一个英语词汇可以对等地翻译这个俄文词，中文又译为“高雅欲”、“高雅迷”等。它的具体内涵是指：文化、社会、政治等现象中普遍存在的低级趣味。后来纳博科夫又在《坚决的意见》、《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进一步论述了这种现象。纳博科夫认为，“庸俗”是不受时空、阶层、职业等限制而存在的，购买某种商品显示了购买者的身份，这种广告宣传就是“庸俗的”；在那些故作高深、阿谀奉承的书评以及贩卖廉价思想的作品里，也藏匿着庸俗。“庸俗”的人就像福楼拜笔下的“资产阶级”（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庸俗不仅是明显的低劣，还是假重要、假漂亮、假聪明、假迷人”。纳博科夫认为，文学是它最好的温床。在他开列的文学形象清单里，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庸俗之徒：《哈姆莱特》中的波洛涅斯和国王夫妇，福楼拜笔下的罗道耳弗和药剂师郝麦，契诃夫《决斗》中的拉耶甫斯基，乔伊斯笔下的摩莉·布卢姆，《追忆逝水年华》中年轻的布洛克，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安娜·卡列尼娜的丈夫，《战争与和平》中的阿道夫·贝格上校等。在歌德的《浮土德》里，纳博科夫也嗅到了“庸俗”。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最早发现了生活中的“庸俗”，他的《钦差大臣》、《死魂灵》充斥着沾染这种气息的人物。

可见，纳博科夫所理解的道德观念超越了阶级对立的说法和现实生活中简单的道德同情。他对《外套》中充满现实关怀的人道主义思想不感兴趣，他说：“在这超尘绝俗的艺术层面，文学当然不关心同情弱者或谴责强者之类的事，它诉诸人类灵魂的隐秘深处，彼岸世界的影子仿佛无名又无声的航船的影子一样从那里驶过。”也就是说，纳博科夫关注的是某种具有永恒意义的道德问题。他在果戈理文体组织的裂口和黑洞中看到了“生活组织本身的裂缝。某些东西出了大错，所有人都有点儿疯狂，他们蝇营狗苟，却以为性命攸关，荒谬的逻辑力量迫使他们继续徒劳地挣扎下去”。纳博科夫对《外套》的解读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某种意义上说，他更能够确立作品的不朽。他认为《外套》是伟大的，它的伟大建立在这种基础上：亚卡基只是偶然以俄国九等文官的面具出现而已，他故事的深层意义超越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生活。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苦苦追求着自己的那件“外套”，但是生活却常常让我们或者与它失之交臂，或者只是拥有片刻，果戈理对亚卡基的怜悯实际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怜悯。因此，“一个四处漂泊的读者，不管他多少次偶然发现他身边书架上放着一本破破烂烂却生机勃勃的果戈理作品（厕身一堆完好无损却死气沉沉的书籍中），果戈理总是会以他那不可思议的生动新奇和层层深入的意义令他吃惊。就好像一个人在破败寒伧、月影斑驳的旅馆里醒来，在又一次沉入昏睡之前，听到单墙（仿佛要溶进昏暗的夜色）的另一边传来低沉的喃喃声，起初仿佛静静的欢快的众鸟啁啾：一些无意义却又非常重要的句子，奇怪、破碎的声音的混合，谈着人类的生存，一会儿是展翅时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噼啪声，一会儿是焦急的深夜呢喃。我觉得，那些彼得堡故事不灭的魔力和永恒的意义就存在于它与相邻世界的联系中”。

在将果戈理从社会历史批评模式解放出来的过程中，纳博科夫发现了小说家的永恒意义，但同时他也就不自觉地把果戈理纳博科夫化了。《尼古拉·果戈理》出版之初，爱德蒙·威尔逊就评论说：“这样的著作只能在一个艺术家写另一个艺术家时才会出现”，纳博科夫“在将他（小说家）常用的笔法运用到果戈理身上时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暴力”。确实，纳博科夫改写了我们心目中的果戈理形象，他的这种改写是以牺牲甚至有意识地抹杀果戈理作品中的大量内容为代价的。我们不能用纳博科夫的果戈理来替换文学史上差不多已经定型化了的果戈理，但作为一种个性化的评论，纳博科夫帮助我们发现了果戈理作品中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内容，比如，他所说的次级世界就曾经被一般读者忽略过。结束本文之前，我们还要提及一个文本细节：除了认为果戈理用怪诞的手法表现了小人物的反抗外，大家对《外套》的结尾恐怕都没有足够地留意，纳博科夫却发现，那胆小的岗警所说的幽灵，那大拳头、大胡子的幽灵正是当初抢走亚卡基外套的人。

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是作为普及读物约稿的，结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在英语世界里为果戈理所做的贡献胜过任何其他作品。不过，纳博科夫自始至终都流露出对推广者那味同嚼蜡的概要和耐得住性子的讲解的憎恶。与之不同，他选择的是惊奇（书以果戈理的死开头，以他的生结束），是放肆，是大刀阔斧的舍弃。作为一本研究果戈理的著作，它有意避免面面俱到，它只选取果戈理最好的部分——更确切地说，最好的部分中只为纳博科夫看重的那些——而对其余的东西则是大手一挥。但他果然涉及的却在在奇妙。

——布赖恩·博伊德，《纳障科夫传：美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