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生活的过去，陈旧了的Sentimental，林氏散文的代表作。

以书写人，展现一代学人的气质与趣味。

《写我的书（精）》特点在于，这是一本“写我”的书，个人性十足的“我的”，意味着这是一本跟林文月的生命历程有关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学术／文学／艺术方面的启蒙、师友、至爱，以及她生命中的各种“不可忘”。

《写我的书》，原是作者林文月在《联合文学》开设的专栏单篇，写自家书房藏书，“记录面对一本书无端端心情转折”，名为写书，实为怀人，围绕着书的动人情分，记述了一连串与书、与人有关的回忆。作者以《庄子》写外祖父连横和他的雅堂书局、以《论语》写京都一年时期与平冈武夫教授的师生情谊、以《陈独秀自传稿》写师长台静农先生晚年对遗失书稿的挂念……许多历历往事因为书而屡屡被翻阅，不仅开创了一种散文的新体制，也令读者看到了一代文人学者的气质与趣味。

自序

庄子

变态刑罚史

景宋本三谢诗

文学杂志合订本

源氏物语

日本书纪古训考证

论语

奈都夫人诗全集

巴巴拉吉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郭豫伦画集

Lien Heng（1878—1936）：

 Taiwan’s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Tradition

陈独秀自传稿

清昼堂诗集

一九五六年的秋季，我已经考入台大中文研究所，与同时考取的王贵苓分发到第四研究室。当时的教员和研究生并不多，但研究室也少，所以研究生多被指定与研究范围相近的师长合用一个研究室。第四研究室内原先已有郑因百先生、洪炎秋先生和叶庆炳先生。叶先生早年在大陆读过大学，但毕业证书却是在台大领取。他是台大中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所以那时候，我们私下都称他“老大哥”。

《文学杂志》发行之初，在文学院内颇引起热烈的反响，许多师长们纷纷撰稿以示支持。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李商隐燕台诗评述》，为历史系劳鞣先生所撰著。劳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我大一时修过他为全文学院新生所讲授的共同必修课“中国近代史”。当时只觉得他讲课时于科学精神之中似又透露一种浪漫气息，很难解释那种感觉来自何处？读了他这篇评述李商隐“神秘而难解的诗”，于科学的索证外，又推崇着“似了解非了解之中”的艺术之美，始恍然明白我那种感觉的由来了。同一期又收黎烈文先生的短篇翻译小说《老囚犯的哀伤》。黎先生翻译法文作品，有口皆碑，我中学时期就读过他的书。研一时依校方规定，必须选修第二外语以备毕业获得硕士之资格。但修了一学期后，因不耐烦背那些阴性阳性之词，而且自认为考日文可以不必准备就轻松过关，遂半途而废，至今自责年轻时的短视，十分后悔。至于叶先生，则在第四期写了一篇纯中文系式的论文《＜赚蒯通＞杂剧》。这正符合夏先生在《致读者》的篇末所写的：

本刊欢迎投稿。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希望海内外作家译家，源源赐寄，共观厥成。文学理论和有关中西文学的论著，可以激发研究的兴趣；它们本身虽不是文学创作，但是可以诱导出更好的文学创作。这一类的稿件，我们特别欢迎。

老大哥叶先生不仅以身示范，写文章投稿表示支持《文学杂志》，并且还向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广邀文稿。我和贵苓因地理之便，遂成为他催促最紧的对象。那时中文系的学生和外文系的学生似乎在写作方向有所区别。外文系重创作，中文系则以学术论文为主。刚考上研究所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发表的论文，所幸，当年大学毕业生是必须每人提交学士论文的，因此我便将毕业论文《曹氏父子及其诗》的部分文字重组为三篇独立的文章：《曹操为人及其诗》、《曹丕与曹植》及《曹氏兄弟的诗》，由叶先生转交给夏先生，先后在第一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二卷第二期刊出。贵苓也把她已着手撰写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陶诗源出应璩说探讨》，先行整理发表。

这一类“可以激发研究的兴趣”的论文，后来由《文学杂志》另外单独结集成两本《诗与诗人》出版。由于我在曹氏父子的论文之后又发表过两三篇文章，其第一集竟由我为作者代表挂名。第二集是由我的老师郑先生为代表。  写那些论文时，我才二十岁出头，但是受到整个中文系传统风格的影响，我的写作方向持续保持在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围内（当时的中文系研究范围不包括《红楼梦》以降的现代文学），即使在《现代文学》时代和《中外文学））的前期仍如此。也许是内容和笔调予人稍嫌“苍老”的缘故吧，记得五。年代初在一次文人聚会的场合，有人把我介绍给香港的来宾徐莳先生，他看着我说：“她还是个小孩子嘛。”另一次，参加大专联考的国文阅卷。当时南北各大专院校的教员都集中于台大体育馆内统一阅卷，考卷的收发亦由各校派助教代表担任。我记得很清楚而且印象深刻，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助教见我在签名栏上所签署的姓名，竟侧过头去对她的同伴说：“林文月，还在啊！”也许是她们在更年轻的岁月里读过我的论文，便以为此人合当已作古的吧。

尚未作古，但是寂坐暮霭中凝睇两卷数十年前的《文学杂志》合订本，不由得引发无限苍凉之感。翻览各期目录，许多位师长和前辈，那些亲炙过教诲，以及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的影像，遂历历目前；然而泰半皆已作古，包括主编夏济安先生和支持最力的叶庆炳先生。

当年，为了响应文学院内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创举，我们除了从各种角度和立场撰文投稿，又长期订阅杂志，以尽绵薄的资助。岁月荏苒，几度搬迁，有所割合，那些每月单本的杂志，和其他前前后后曾经订阅过的期刊，终不免捐赠放弃，唯独这两册合订本，我留下来了。留下来，大概不是无意，不是偶然。

如今，我面对封面散脱、书脊糊褪、纸张泛黄的两册《文学杂志》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合订本，宛若照见自己年少的片段时光，依稀是青涩羞赧的，又勇髡是坚定自信的。

P52－P56

选择了教学研究为职志，复偶尔以写作翻译遣兴，我的生活里，书自然成为十分亲密的伴侣，不仅书房内有数不清的书册，便是客间、卧室、饭厅，乃至于无可名状的小小空间的台面墙角，有时也堆放着一些书。这些书和那些书，对我的意义，其实并不一致。有些是正襟危坐而读之的对象，有些则是教学研究与写作翻译之余随意浏览者，另有一些，甚至因为书房拥挤，空间逼仄，不得不将其退次于书橱的后排，久而久之，竟或遗忘了其存在。

退休以后，属于自己的闲在时间比较多起来，漫读杂书，成为生活中颇堪安慰的习惯。原先被我束诸高阁，或隐藏于底柜深处的书，有时不经意间发现了，则有一种久违再遇的惊喜。于是，就地翻阅，三行五行，十页八页，时则索兴搬移到书桌上，彻头彻尾地读起来。夜深灯孤，重读的心情往往和当初并不相同。

是有一些不相同的。不相同的原因，未必是那本书的内容，和对于内容的感受领悟，而常常是那书的本身，以及关涉那一本书的属于我个人的记忆怀念。与书重逢的喜悦，遂渐渐沉淀，迷惘感伤之情，不由自生。

我把面对一本书的无端心情转折记录下来。

其实在很久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即是《一本书》。记述在一个阴沉的元旦假期，偶然闲步古书店，与一本外表丝毫不起眼的旧书相遇的经过。那是一本半个世纪前于日本大阪出版的现代诗集。出版社及诗人们，都名不见经传。我把那本略微残损的书从古书店一隅层层堆放的旧书籍中挑出购回，可能是一时好奇，或者竟是价钱便宜，抑或是其他更微不足道的原因，如今已不复记忆。然而，在些许慵懒的假期夜晚，随兴浏览那些不认识的作家们所写长长短短的诗章，内心渐渐不克自…………是系列以外的文章，性质上却是一贯的，故并录之。“陈独秀自传稿”虽非一本书，但一度为我所有，原稿已捐赠于台大图书馆。文章稍早亦发表于《联合文学》。LienHeng，Taiwan＇sSearchforIdentityandTradition，刊登于《联合报‘联合副刊》。“清昼堂诗集中所显现的诗人的寂寞”，系为郑因百师百岁冥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撰写的论文，所写的是因百师的两本著作，并透过其文字呈现了他的人格特色。亦系于书末。

林文月志于辛亥路寓所

二〇〇六岁次丙戌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