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再现了中国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国统一战线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通过“绥远方式”和平解放了北平城的历史过程。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所不熟知的历史故事，如傅作义、董其武、邓宝珊等将军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心理历程和整个行动过程。

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心，以绥远和平解放的经过为线索，集中反映了全国解放战争后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三大战役后国内形势发展的特点，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紧紧抓住同蒋家王朝作战这个主要矛盾，及时提出“绥远方式”并付诸实施，从而使绥远兵不血刃地获得解放的历史过程；同时，对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将军在国民党军江河日下、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际，顺应中国革命的历史潮流，当机立断，弃暗投明，率部毅然起义，使人民免遭战火涂炭，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功臣的光荣历史，作了生动详实的描写。  从书稿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段历史有着广泛深入的研究，有较浓厚的修史功力。书稿观点正确，重大史实准确，结构合理，叙述全面，史料翔实，文笔生 动，是一部集严肃性、系统性、史料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的好书。

序                (1)

序 曲              (1)

第一章 运筹帷幄西柏坡      (1)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带华北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到西柏坡接受任务。毛主席让杨成

武进军绥远，并准备饿4天肚子，吃3天草，抄傅作义的“老家”。

杨成武率部攻克集宁，乘胜包围了归绥孤城。美联社说这是一个“绞杀性进攻”。

傅作义调兵遣将，疲于应付。

第二章 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12)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像没头苍蝇，误入圈套。人民解放军东西对进从两个主要方向攻城，

会师金汤桥。陈长捷被活捉了!天津解放后，不久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归绥城的董其武坐立不安，不知傅作义的和平协议为什么没有绥远。绥远怎么办?董其武

呼叫北平，让派飞机接他面见傅作义。傅作义说：今年是咱们的生死关头，但必须走人民的道

路。

第三章 董其武追随傅作义矢志不渝 (36)

董其武乘傅作义的专机“天雄号”离开北平。夜海茫茫，气浪颠簸，不觉心潮起伏。人

生到了转折关头，不觉想起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少年时他效法英雄，组织“清龙兴汉军”，

被舅父打了一百戒尺。却未能改变董其武的报国之志。投效傅作义，从此追随他矢志不渝。

第四章 董将军身负重任返归绥   (46)

“天雄号”专机降落归绥机场，众官员前来迎接。董其武一言不发，无可奉告。董其武

找干部谈话，教育士兵：只有走和平道路才有前途。可有的人不愿和平，是解放军在陶卜齐

车站的枪声，使这些人清醒了许多。毛主席命令解放军立即停止对绥远部队的进击。

第五章 毛泽东语惊四座      (59)

傅作义有一种负罪心理，日夜渴望见到毛泽东主席。

西柏坡，毛主席见到傅作义时第一句话就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

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并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对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绥

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来解决”。

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不仅争取了董其武将军在绥远起义，而且也争取了其他国

民党部队的起义，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六章 董其武心情激动忆抗战   (72)

毛主席关于“绥远方式”的指示，由傅作义告知董其武。

董其武激动异常，不由得回忆起抗战时期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傅作义的指

挥下多次抗击日寇的经历，激起了困境中的战斗豪情。

两支军队并肩战斗，互相支援。八路军浴血奋战与牺牲精神，曾赢得他的钦佩。

第七章 北平城秘密签约      (93)

三月间，林彪、贺龙、聂荣臻、罗荣桓、陶铸宴请傅作义，商谈绥远问题。双方代表几

经会谈，秘密签订绥远问题协议草案。

董其武得知毛主席对他十分关心，激动异常，想起近几年听蒋介石的话打共产党和人民

解放军，心里十分愧疚。

愧疚中，更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第八章 绥远兴革新举措      (118)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傅作义派秘书长赴绥远协助董其武落实协议条款。刚到绥远，刘

万春就给了他个下马威。

董其武先是含而不露，继则大力推行革新举措，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和平起义打下了基

础。

落实协议之初，形势大有好转，董其武十分兴奋。夫人对他关心备至，风雨同舟数十年，

他不觉想起了当初立据成婚的一段佳话。

第九章 走向和平的生死搏斗    (137)

以张庆恩为头子的中统特务，网罗敌特、土匪，组织反革命别动队，煽风点火，造谣破

坏，砸毁报馆，炸毁铁路……

张庆恩还密报蒋介石关于绥远和平起义的进程，致使蒋介石停发军费，逼迫绥远部队西

撤。为了劝说董其武，蒋派董的儿子呈祥回绥，但后来却被蒋介石挟持去了台湾。

和平使者、我方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被反动分子无辜杀害，广大军民表示强烈愤慨。

毛主席说“事情总是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鼓励联络处继续坚持工作，粉碎敌特的

破坏阴谋。

第十章 傅作义赴绥远促成起义   (158)

正在策划绥远起义的紧要时刻，傅作义上书毛主席，谈自己学习改造后的感想和绥远问

题。毛主席委托傅作义和邓宝珊赴绥远宣布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并携带大批现金等慰

问将士。

陪同傅作义赴绥并起了重要作用的还有一个人物，他就是矮小而略显肥胖、说话缓慢甚

至有点口吃的邓宝珊将军。部下们评议他说：虽然貌不出众，声不惊人，但在重大问题上决

策、处置却另有一功。毛主席称赞他是为北平解放“两头奔走”的人。

第十一章 和平电波传四方     (175)

毛人凤密令特务刺杀傅作义。

蒋介石让傅作义速到重庆；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到绥远说项。邓宝珊巧施妙计，让他领

衔起义。徐见大势不妙，慌忙离绥。

傅作义为争取部队完整起义，对部将苦口婆心，开导再三，兵团司令孙兰峰终于签字。

驻绥部队少将以上将领、地方主要官员共39入通电和平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投

向人民的怀抱。

毛主席、朱总司令致电祝贺绥远军民。

第十二章 “绥远方式”的胜利   (197)

开国大典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傅作义、邓宝珊及高克林、姚喆等，就成立绥远军政

委员会及新旧两套班子合并，对董其武部进行整编等问题发表谈话。决定由傅作义任军政委

员会主任、绥远省军区司令员，乌兰夫任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姚喆任副司令员，薄一

波任政治委员；省府由董其武任主席，奎璧副之。

董其武主持省政府和省军区工作，在改造军队、建立政权、清匪反特、恢复生产等方面

取得很大成绩。

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董其武。

董其武向政务院汇报工作。周恩来、郭沫若与他握手祝贺。

第十三章 易地搞整训，参战受表彰 (227)

周恩来总理接见董其武等绥远起义部队诸将领，宣布中共的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改编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开出绥远境内易地整训，以作为抗美援朝第二线兵团。毛泽

东主席对绥远起义部队在解放军化的道路上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和赞扬。

二十三兵团入朝参战经受了严峻考验，超计划完成任务，为祖国人民争得了荣誉，受到

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表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会还授予董其武、高克

林、姚喆、边章伍、裴周玉、王克俊6人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尾声               (268)

附录               (270)

后记               (315)

主要参考书目           (317)

董其武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傅作义。

紧接着，傅作义将军同他畅谈了自己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交出北平的决心时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的仗，不谅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军统特务可能要随时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真情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拼着这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他又接着说：“我也不是不能走。蒋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人来北平，软硬兼施地劝我率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了蒋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等，我都拒不接受。同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等人也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他保证美国海军全力支持我们。我当即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能办得了。’”随后，傅将军加重了语气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走人民的道路”?乍听起来，觉得傅先生这句话十分响亮，而又觉得有些别扭。以往，所有长官都说：为党国效劳，从来不说为人民，为老百姓。此刻，傅先生居然明确地教导自己要走人民的道路。在形势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每个人的思想也在产生天翻地覆的突变。董其武正了正身子，听傅作义继续说。

傅作义察觉董其武脸色有些激动，微微一笑，示意他喝口水，而自己也端着茶杯喝了一口，接着说：

“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伙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是可以的，因为鬼子不可能打到那儿去，西北、西南是中国的大后方嘛。可现在就不同了，解放军力量强大，别瞧目前解放军只在长江以北，解放的地方还小，很快全国都要解放了，家属再送到哪里也都不是好办法。除非P23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董其武听了傅先生这番肺腑之言，心中豁然开朗，不由得记起前两次和傅先生见面晤谈的情景，历历在目，犹言在耳。

第一次是1946年11月，董其武接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就任前到张家口东山坡“张垣绥靖公署”去向傅将军辞行。见董其武进来，傅将军招呼他坐在对面沙发上，同他谈了起来。董其武说：“多少年我都是在军队里。治军打仗，我还有点经验，这次让我当省政府主席去从政就感到不足了。”傅作义说：“从政和治军当然不一样，不过事情总得有人做，绥远的事没有人主持不行，我再当那个绥远省主席没有必要，只好让你去做，给绥远人民做点实事，多听听，多看看，肯用心，总能做好的。再说，你不仅仅去从政，同时也要治军，绥远的部队你还要管。”

在话语间，傅将军习惯地在室内来回踱步，一边踱步一边说了些在工作中应注意的事情，诸如哪类事情找谁商量，谁最有经验等等，董其武静静地听着。傅踱到窗前，沉默了片刻，突然回过头来问：“其武，咱们为谁打仗?”这突然发问，使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怎样作答，只是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傅作义走到董其武面前，又加重语气地问：“其武，咱究竟为谁打仗?”见傅作义的表情很严肃，董其武却摸不透他这句语的真正含义，但又不能不回答。他思忖了一下说：“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傅作义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为哪种人服务哩，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傅作义一连串的问话之后，又踱了一个来回，再问道：“我们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

董其武顺口回答道：“人家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化P24无能。”

傅作义接着又问：“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

董其武不假思索地说：“青年学生是求进步的。”

傅作义若有所思地走到屋中央，很郑重地说：“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看怎么样?”

董其武坚定地说：“干脆不去。”

傅作义紧问：“为什么?”

董其武说：“让我们到北平去，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董其武当时之所以不同意傅作义把部队开出察绥，是为了稳固察绥局面，造成气候，然后再向华北其他地区发展。

傅作义同董其武那次的谈话，说明他内心矛盾强化了，开始向往人民政权，这是他思想的一次飞跃。在此之前，他还对董其武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自己没有能力使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谁能使国家统一，民族振兴，我们就跟谁干!”由此不难看出，要走人民道路的思想，已在当时傅作义的脑海里萌生苗头了。

第二次是1948年春天，傅将军在北平西郊华北“剿总”司令部召集会议，董其武也参加了。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形势及其前途展望。与会者大都讲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好像都抱有必胜的信心似的。而实际上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均已露出败象。当他会后去西郊傅作义的住室辞行时，又谈了许多话。颇富心机的傅作义对董其武试探说：“其武，今年是咱们的生死关头。”

董其武未假思索地说：“已经走上这条路了，走到哪算哪吧。”P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达20余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赶走了日寇，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1948年秋)后，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组织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154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华北和中原、华东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精锐师团悉数被歼。三大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使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同时也极大地震撼了反动营垒和国民党内部。国民党军广大官兵及其高级将领深感蒋家王朝日暮途穷，失败已成为定局。他们纷纷寻找出路，想投入人民阵营，或幻想走第三条路。平津战役中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运筹决策和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克了新保安，解放了张家口。随后，在守军拒绝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了具有坚固设防的华北第一大工业、商业城市天津。天津的解放，使北平国民党守军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政治争取和中共地下党组织耐心细致的工作，以及民主人士的敦促下，傅作义将军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条件，签订了《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协议》，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和平的解放，标志着华北战事的基本结束和华北全境的基本解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孤悬于绥远的国民党军以董其武将军为代表的广大进步官兵，才选择了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走向人民革命阵营的正确道路。“绥远方式”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和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主要部分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正确方针。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针对国民党的和平阴谋，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一切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同时也遭到国民党死硬派的抵制和反抗。虽然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后，南京政府派出了代表团与我党进行了谈判，但最终他们还是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鉴于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国民党主力基本被歼的情况下，对尚残余的一百多万国民党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和方针，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和残余势力的主要部分；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甚至提出“如果南京国民党政府完全承认八项条件，不许讨价还价，我们的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不去整编他们的军队”的设想，而对于那些愿意接受八项条件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的局部谈判则采取欢迎的态度，并作出了必要的妥协和让步。这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博大胸怀。从而为向江南进军、解放全国大陆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绥远方式”正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这一正确决策下的产物。

“绥远方式”的贯彻和执行，对促进绥远的和平解放，对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5年前，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胜利之后，毛泽东主席适时地提出了“今后解决这一百万国民党军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特殊情况下创造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在国民党军主力业已被歼，华北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被消灭、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已经签订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绥远方式”的主要内容，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所说：“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从战略全局出发而提出来的以和平手段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有效方式，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战略方针。从当时的情况看，绥远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只有4万余人，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8军(1949年3月以前称第8纵队)约3万余人。如果以军事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势必动用华北和西北的兵力。毛泽东主席紧紧抓住同蒋家王朝作战这个主要矛盾，及时提出了“绥远方式”，争取这部分国民党军队投奔人民阵营中来。绥远方式的实施，使我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减少了流血牺牲；使120万绥远人民免除了战乱之苦，走上了和平建设的康庄大道；也使国民党绥远部队和党政人员获得了新生。采取这一方式，也为即将解放的国民党占领区残余部队树立了榜样，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山西大同、陕西榆林、湖南长沙和新疆、云南、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纷纷相继起义。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掉转枪口、反戈一击，不仅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大陆的覆灭，推进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而且扩大了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加速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绥远方式”的意义，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9月23日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时所说的那样：“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仅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将军在国民党军江河日下、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际，顺应中国革命的历史潮流，当机立断，弃暗投明，率部毅然起义，既使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又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

近年来，关于“绥远方式”的研究受到重视，国共双方军政人员均有回忆录、回忆文章问世。为了编写好此书，作者广泛搜集资料，走访当事人，认真进行核实，吸取了各方面研究成果。初稿出来后，又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终于定稿。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统战工作为中心，以绥远和平解放的经过为线索，以史实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写作方法，揭示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客观、翔实、生动地反映了绥远获得解放的历史过程，颂扬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这一创造性的战略方针。语言朴实、文笔流畅，结构活泼而不呆板，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较丰富的史料价值。这本书的出版，对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我党英明的斗争策略，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20多年前，我和两位作者曾在一个部队工作过、战斗过，他们的学识和刻苦钻研问题的精神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墙师琼同志是战友报社编辑，张秋铧同志是部队作家。承蒙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得以首先阅读该书稿。值此出版之际，写下自己的一点感受，互相勉励，以作为序。

本书在采访、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先后得到裴周玉、王国卿、杨格非、董都祥、杨奇峰、应福良、卫建章、张子申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介绍了许多历史情况，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参阅了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回忆文章和有关资料。初稿形成于1996年，修改于1997年和2004年。其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处原处长万兴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从田，对本书作了认真审读，在充分肯定选题价值、书稿优长的同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书稿修改的过程中，又得到军博万兴宪处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原副主任徐长祥的指导和帮助。他们查阅史料，认真核对史实，精心斧正文字，力求准确无误、真实可信，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具有严肃性、系统性、史料性和可读性兼备的特色。对他们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为这本书的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徐根初中将欣然作序，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刘志青研究员积极引荐，热情相助；军事科学出版社领导很重视，特别是麻光武总编多方协调，精心策划，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军科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张大禾亲自承担本书的编辑工作，认真编辑加工再创作，使书稿增色不少。谨借此机会对所有帮助我们的首长、老师和朋友们，一并表示感谢!

囿于水平，本书虽经多次修改、勉力完篇，但遗珠和失误难免，还望广大读者、识者和专家不吝赐教，当在有幸再版时修正。

作者

2004年12月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