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细绎历史的方法，揭示了郎官制度对刘向歆父子性格与命运的影响；揭示了刘向歆父子与西汉经学的真实关系；揭示了刘向歆父子的通儒之学及其形成的原因；揭示了刘向歆父子对汉代文化构建的贡献。努力描绘出他们的历史面目，阐明其思想学术成就以及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深远影响。

刘向是西汉著名的通儒、文献目录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耿直忠诚的社稷之臣。他和他的儿子刘歆等人总结了先秦以来的文献和思想学术，建构了新的文化信仰和学术谱系。他们都本着儒家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努力批判并试图改变汉朝的政治制度，也因此遭遇了失意、痛苦甚至是变态的人生。本书采用细绎历史的方法，考察了刘向父子的政治背景、学术背景，揭开了许多被人忽视和误解的事实，努力描绘出他们的历史面目，阐明其思想学术成就以及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深远影响。

第一章 更生

 ——汉武帝以后的局势………………………(1)

 一、刘向诞生的时代…………………………(1)

 二、王霸之争…………………………………(9)

 三、社稷之臣…………………………………(16)

第二章 《楚元王传》

 ——刘向的家世………………………………(19)

 一、楚元王与西汉帝国………………………(19)

 二、历史的魔魇：诸侯王的消亡与封建制的再度确立(28)

 三、楚元王家族的新生………………………(36)

第三章 金马门

 ——刘向在宣帝朝……………………………(40)

 一、郎官制度的变局与刘向的政治命运……(40)

 二、金马门待诏时期：刘向思想的雏形……(48)

(一)处理政务………………………………(53)

(二)讲论经学………………………………(54)

(三)商量百家………………………………(55)

(四)造作诗赋………………………………(58)

(五)博尽奇异………………………………(68)

第四章 石渠阁

 ——刘向歆父子与汉代经学…………………(74)

 一、石渠阁会议………………………………(74)

(一)瑕丘江公与博士江公…………………(76)

(二)立《谷梁》的原因……………………(77)

(三)刘向诏受《谷梁》的时间和石渠会议的情形(79)

 二、石渠会议之后新立的学官………………(82)

(一)王国维的质疑…………………………(82)

(二)石渠会议之后所立学官的类别………(88)

 三、石渠会议以后的经学变局………………(92)

(一)章句之学与通儒之学…………………(92)

(二)郎官经学………………………………(94) 

 四、郎官经学对东汉经学的影响……………(100)

第五章 疾谗

 ——刘向在元帝朝……………………………(103)

 一、宣帝的阴影………………………………(103)

 二、出任宗正…………………………………(112)

 三、上变事……………………………………(115)

 四、上封事……………………………………(119)

 五、废居十年…………………………………(127)

 六、上疏讼陈汤………………………………(130)

第六章 刘向与醇儒

 ——刘向思想的时代特征……………………(136)

 一、刘向的复出与刘歆的出仕………………(136)

 二、刘向与醇儒的分歧………………………(141)

(一)醇儒……………………………………(142)

(二)礼乐与灾异……………………………(145)

(三)对外政策的分歧………………………(148)

(四)人格考量………………………………(151)

第七章 郊议与庙议

 ——刘向歆父子的礼制思想…………………(154)

 一、郊议与庙议………………………………(154)

(一)庙议与郊议的缘起……………………(154)

(二)元帝朝的庙议…………………………(156)

(三)成帝朝的效议…………………………(164)

 二、刘向的礼制思想…………………………(170)

 三、刘歆对郊议和庙议的总结与完善………(175)

(一)郊议……………………………………(175)

(二)庙议……………………………………(180)

第八章 校书(一)

 ——刘向歆父子的校雠学……………………(186)

 一、校书的始末………………………………(186)

(一)校书的时间……………………………(186)

(二)刘向歆父子对汉廷校书传统的继承与总结(189)

(三)校书的地点与同僚……………………(192)

 二、刘向歆父子的校雠学……………………(199)

(一)《别录》与《七略》…………………(199)

(二)刘向歆父子对校雠学的开辟…………(207)

(三)刘向歆父子的疑古辨伪之学…………(224)

第九章 校书(二)

 ——刘向歆父子的学术史观…………………(230)

 一、刘向歆父子校书的历史使命……………(230)

 二、新王官之学与民间私家之学……………(236)

 三、王道、官守、政事、教化………………(245)

 四、刘歆让太常博士及今古文经学问题……(255)

 五、刘向歆父子对中国学术的影响…………(267)

(一)刘向歆父子对古代学术格局的影响…(267)

(二)“刘扬优劣论”论：一个考察刘向歆父子对中国学术影响的独特视角(270)

第十章 五行与三统

 ——刘向歆父子的律历学与天道观…………(283)

 一、《洪范五行传论》………………………(283)

(一)刘向歆父子《洪范五行传论》的学术渊源(283)

(二)新天道观与新德运观的建构…………(291)

 二、《钟律书》、《五纪论》与《三统历》(306)

(一)刘向歆父子的律学理论………………(306)

(二)刘歆与《钟律书》……………………(319)

(三)从《五纪论》到《三统历》…………(327)

(四)刘向歆父子维护汉室德运信仰的努力(350)

第十一章 《列女传》、《新序》、《说苑》及其他

 ——刘向的伦教观与史学……………………(356)

 一、最后的谏臣………………………………(356)

(一)道德与文章……………………………(356)

(二)《谏营陵疏》…………………………(359)

(三)极谏用外戚封事………………………(364)

(四)陈说灾异奏……………………………(369)

(五)奏说成帝兴礼乐………………………(374)

 二、《列女传》、《新序》、《说苑》……(378)

(一)《列女传》、《新序》、《说苑》的编撰(378)

(二)《列女传》的渊源及影响……………(387)

(三)《新序》、《说苑》的文献渊源……(394)

(四)《新序》、《说苑》与借鉴史学……(401)

 三、续补《史记》及《西京杂记》…………(419)

第十二章 国师

 ——刘歆与王莽………………………………(432)

 一、受知于王莽………………………………(432)

 二、倡导在位，褒扬功德……………………(437)

(一)安汉公和宰衡…………………………(437)

(二)平帝之死………………………………(439)

(三)假皇帝居摄……………………………(442)

(四)刘歆的内惧……………………………(447)

 三、考订礼乐，广学布政……………………(457)

(一)郊、庙、明堂、辟雍、太学…………(457)

(二)增立学官………………………………(460)

(三)六筅与嘉量……………………………(465)

 四、黑暗的终结………………………………(473)

 尾声……………………………………………(475)

附录………………………………………………(479)

 1．刘向(附刘歆)世系表………………………(479)

 2．刘向(附刘歆)简表…………………………(480)

 3．刘向生卒年考异……………………………(484)

引用书目……………………………………………(512)

索引…………………………………………………(524)

 人名索引…………………………………………(524)

 文献索引…………………………………………(530)

 词语索引…………………………………………(535)

后记…………………………………………………(541)

三、社稷之臣

霍光毕竟出身于武帝的私臣，他所理解的臣道仅是奴才对主子负责而不是对国家社稷尽忠，他所理解的臣僚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利害而不是道义，因此史家也认为他“不学无术，暗于大理”。这里当然包括对他用联姻的手段组织权力集团的批评。上官氏的事件正说明了私利联盟的脆弱。霍光的女儿似乎特别多，他喜欢用联姻的方式组织他的权力网络，就在他还想用女儿们再作两笔政治买卖时，却遭到了拒绝。

其一是青州刺史隽不疑，他因破获齐孝王孙刘泽勾结燕王旦谋反之事而被拔为京兆尹，由于他治《春秋》，因此，当一位民间无赖诣阙自称是流亡多年的卫太子而引起京师混乱之际，隽不疑毫不迟疑地将他捕获，并对犹豫的官吏们说，依据《春秋》大义，即便是国君之子，违命出奔，就应当治罪。霍光对他很是敬佩，便提出嫁女的要求。隽不疑固辞不从。另一位便是刘德。他的妻子亡故，霍光想与他结亲，刘德受道家“知足”智慧的启示，回避了霍光的要求。这给他带来了麻烦。元凤元年(前80)上官氏事败之后，上官父子被杀，盖长公主和燕王旦自裁。刘德由宗正丞迁为宗正，参与审理此案。盖长公主的孙子拦住刘德申诉长公主的案情，尽管刘德一再指责长公主罪有应得，但一位能揣摩霍光心思的侍御史却诬告刘德接受长公主家属的申诉，诽谤朝廷的司法，将刘德免为庶人。刘德仍按道家的进退之方，隐居山乡。其实霍光对刘德拒婚之事并无怨恨，所以当他闻知此事后，立即上奏天子，让刘德赴任青州刺史。任职一年多后，调回京师复任宗正(《百官公卿表》载此事在元凤三年)。此后的事件便证明，刘德的拒婚是明智之举。就在宣帝亲政，着手铲除霍氏家族时，刘德却由关内侯晋封为阳城侯。而金日碑的儿子金赏，只得上书去妻，以免株连(《金日碑传》)。

隽不疑与刘德拒婚之事，引起过后世史家的注意。南宋王桥《野客丛书》中列有“隽不疑刘德皆不妻霍光女”的条目。他发觉这两人恰巧都做过青州刺史。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两个人的选择，决非仅仅出于对个人祸福安危的考虑，还说明他们都拒绝成为权贵们的私臣，都具备社稷之臣的自觉。何为社稷之臣?《礼记·檀弓下》记载流亡在外的卫献公复国之时，打算赏赐随从。太史柳庄对他说：“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羁？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献公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柳庄病故时，正在祭祖的卫献公“再拜请于尸日：‘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史记·汲黯传》记载汲黯在朝堂上面折武帝，使武帝色变而罢朝。面对群臣的责备，汲黯说：“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后来武帝也承认：“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刘德身上的社稷之臣的精神，同样被刘更生所禀承，他的一生在政治上恰恰扮演了一个怫劝不倦的谏臣角色，而他的劝谏又与社稷存亡息息相关。明末复社领袖张溥有着强烈的兴亡感慨，在他编定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刘子政集题辞》中，将刘向与屈原相比，凸显他们作为社稷之臣的意义。

太史公《屈原传》云：“原死后，楚日以削，竟为秦灭。”孟坚亦云：“子政卒后十三岁，王氏代汉。”此两人系社稷轻重为何如哉?

从刘德拒婚这件事，我们还可以推知：元凤二年(前79)，刘更生应当诞生于刘德青州刺史任上，他的母亲应当是刘德的继室或是侧室。我们更可以推知：在这社稷多事之秋，时运蹇屯之际，他给儿子命名为“更生”，也可能是随俗择吉，也可能是引经据典，但更可能是一个社稷之臣的期望与寄托。P16-18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四年前，周勋初师命我撰写《刘向评传》。师意以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汉代谶纬文献，如果再研究一下刘向歆父子，则可对汉代的经学有更为全面的把握，再则可对文献目录学有更为深切的了解。当时应允之后，按照《评传》的编纂体例与要求开始着手收集资料，设计框架，并试着撰写其中的章节，以为志在必得。因为《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歆父子行事文章算是比较多的，刘向韵父子留下来的作品也不能算少。目录学、经学方面涉及刘向歆父子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成果，加之钱宾四先生的名著《刘向歆父子年谱》，钩沉索隐，考辨丰富。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就事论事，仅仅将刘向歆父子看作两位思想家，归纳一番他们的生平与思想，作些分析与评述，也是一种评传的写法。

但是随着写作的进行，我感到十分的不顺。因为我不长于思辨与推阐，特别缺乏哲学方面的训练，所以难以敷衍成篇。于是我决定走注重考史的路径，先停止了《评传》的撰写工作，花了两年的时间阅读《汉书》，参之以王葵园先生的《补注》、杨遇夫先生的《窥管》、陈进宜先生的《新证》以及数种古人考证汉史的著作。读完之后，先做了一篇《刘向生卒年考异》，这篇长文其实是以考证传主的生卒年为引子，将汉代的一些重要的史实考证清楚，以建构《评传》的时空坐标。由于该文过长，不宜列入正文，只得以附录的方式列于书后。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对《评传》有了一些认识。其实，现代汉语语汇中的“评传”二字在古代汉语语汇中就是一个“传”字。王伯厚《玉海》卷五十八《艺文》释“传”日：“《尚书》注日：‘传即注也，以传述为义。’《史记》索隐云：‘列传者，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释名》日：‘传者，传也。以传示后人也。’”因此，第一个义项的“传”是一种解释学；第二、三两个义项的“传”是一种历史学。解释可谓“评”，历史可谓“传”。这也是《评传》写作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解释不是单纯的批判、评价或怀疑，而是在同情古人的前提下加以注释、解释；历史不是单纯的叙述，而是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昭示事实。因此，《评传》的章节采用了时间的结构，每一个章节都可算作对《楚元王传》不同段落的注解，也是刘向歆父子及其家族史的放大。也因为有这样的设想，《楚元王传》中所载刘向的文章也全部收录在本《评传》之中。这种按历史的顺序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可能看上去比较散漫，有失史家尚简之风，但除此我也没有其他的突破途径。

应该说，在这样的努力下，我自己还是感到有些收获，比如揭示了郎官制度对刘向歆父子性格与命运的影响；揭示了刘向歆父子与西汉经学的真实关系；揭示了刘向歆父子的通儒之学及其形成的原因；揭示了刘向歆父子对汉代文化构建的贡献。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觉得《五行志》、《律历志》中所反映的刘向歆父子的思想与《艺文志》中所保存的刘向歆父子的思想一样值得重视，班固的学术有刘向歆父子的渊源，其在《楚元王传赞》中说“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实为不刊之论，所以本《评传》的用力之处也在这几句话上。而对现代学界一向比较重视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刘向著作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因为我认为这是刘向编写的文献而不是刘向原创性的思想，因此只对其文献、背景等作了外围的研究，并梳理了它们与战国秦汉间借鉴史学的关系。其实，撰写这本《评传》的最大收获还是比较认真地读了一遍《汉书》。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传》也是我研读《汉书》后写的一篇学术习作。

当然，更多的还是遗憾。这些遗憾正如我的师兄王青教授在《评审意见》中指出的那样，“在结构上，时时给人以详略失当、喧宾夺主、枝叉繁多之感”；“对刘歆在王莽主政与新莽时期的表现同样只是复述史实，而对思想、心理的分析相对薄弱”；“整部书稿在质量上有前重后轻之感”等等，还如他所言，本《评传》中还有一些没有发掘的思想资料。经过修改之后，这些情况虽得以改善，但大体的风格实在无法更换，只得留待今后补充、改善了。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我个人的工作安排以及性格的疏懒，整个写作过程是间断与拖拉的。这也是造成《评传》结构不紧凑的原因。因此，我要特别感谢勋初师、蒋广学先生以及巩本栋教授、周群教授、申屠炉明教授等，没有他们的督促、指导与提携，《评传》的撰写可能还要拖拉。还要特别感谢王青兄，他对《评传》的肯定与褒奖之辞令我汗颜，而他才思敏捷的《扬雄评传》却给了我许多启发。

由于钱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是最好的刘氏父子年谱，因此本《评传》仅提供一个《简表》，以便读者查阅。本《评传》对钱先生的《年谱》有几处小小商榷，也在《简表》中注出。

在本书写作期间，我申请了教育部2003年“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汉唐通儒研究”，因此，本书的也是该项目的成果之一。

甲申岁末写于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