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些写作的人，开始，总不是有意要写作，而是别人有不怪的，他有怪，那怪处就像耳朵里的异物，眼睛里的飞物，必欲去之而后快，除不去，便要成为心中的块垒，在平时说话时不能向人去说，于是要用写字浇自己的块垒。刘君编著的《飞墨记》里的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95年，最晚的一篇写于今年4月，有《蒙昧与快乐》、《半个艺术家》、《大吴风草》、《谈话录》、《上海人家》、《文学及其他》……

作者刘君是一位职业医生，在她的从业生涯中，接触了许多病患，对于生老病死自有她的一番独到见解。她的文字偶尔在朋友圈中发布，颇有一些正反不同的回应。这也说明她的文字具有一定思想深度。今结集成《飞墨记》出版，希望得到更多的交流、分享机会。

自序

猫之观

蒙昧与快乐

街景

清空里

半个艺术家

古曲

古庙

大吴风草

主角

谈话录

上海人家

文学及其他

关于早些时候这里的人，太早，未曾信见，太晚，尚不成熟，一方面有着旧遗迹在身，不难看出旧文化起的作用，一方面又有着些许西式的爱好，多了几重文化的复杂性，不识的人以为他们难弄，有所见识的人知道他们是尚好，很想仿效爱默生对英国人的概括，全面写出上海人精神之种种，可限于才局和身处其中的弊端，当然有时它也带来好处，很难尽言全豹。仍然，津津乐道于此，因为太熟悉的东西，我们认为它生来就应如此，一旦细加体察后，发现原来其生动性远超先前的麻木感，仿佛生活的真滋味正应如此。如果一不小心做成了老太太的裹脚布，实非写作者之本愿，望读到此文的人细鉴。

因为地理上的便利，江浙地方的人逐渐迁入，累积起大量的人口。自南宋以降，江浙向来是红尘中第一等风流富贵之地，长期的富庶导致精神的恬淡，人们无形中得了生活之道，好的生活不只是拥有多少，而是如何享用它，最明显的就是各种戏曲杂艺的泛滥和各种小点心的多样。这种迁徙较少语言文化的代价，又便于相互渗透。只是为了写作，说一说也有好处，他们在有用和无用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有时弄到尊贵的有用的位置，罗素称为支使别人的位置，有时弄到低微的位置，尊贵的不能使他骄傲，因为那也许是有人不乐意支使别人造成的，低微的也不使他卑贱，他可落得精神上的独特。不过，任何情况下，生活法永远不被放弃。 据考，很多当地发达或没落阶层的子息，正考虑在一新兴之地重新发展，凭着他们旧文化的底子，很快在上海这样的新兴的地方找到了位置，此时西方文明正放弃了以往繁复的面目，以一种平和简略的姿态登陆新大陆。当追求型文化碰到另外一种善于变通的文化，像烤瓷牙之被安在牙套里，或许最初有些不适，不久就完全合辙了。

也许有着两个地方的身份，这使他们有着一种旧的故土味，在都市的办公楼里蕴成熏熏然的气息，而其子嗣较少回望父辈的出生地，身上仍带着他们的印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留下了多种群落。

浙江一带的移民，内里爱较真，他们大多数心地善良，常常真心恭维他人，他们喜欢说“花花轿子人抬人”，它的某种真理正在于它的世俗性，因为自我规矩，内外行事郑重，往往得到同类人和其他人的好评，在场面上更是殷勤有礼的一群人，有时宁肯自己俭省些，也不肯在面子上小气。

而另一大族群人由于来源南北的中间地带，不免带着点南辕北辙的尴尬，他们要么沉默，要么激烈，一旦与他人的行事作风发生冲突，马上被认为“苏北的”。窃以为这种偏见有时来自语言，按照英雄不脱家乡语的脾气，又要迁就当地的习惯，将之与沪语一结合，便生出一种怪异的口吻，成了与他们有着地理隔阂的宁波移民耳里粗鄙的声音，可见所谓语言的融合不是轻易的，要将一地的语言融进另一地的语言是如此之难，总有一方需要被牺牲掉。由于性格的耿倔和天生的自嘲劲，他们还乐意使用那奇异的转音，也许最初觉得是一种荣誉，我们都有过某种时候，学了一点新的语言，就要把它夹在里面用，说这个语言的人也不见得受用，谁让人糟污我们的语言，把一锅香饭煮成了夹生饭，像一个热恋中的人，总是爱慕情人身上的一切。有时近距离接触，就连爱挑剔的宁波人也要多一些承认，中间确有翘楚者，一棵从自己种族里生出的奇异的花朵，吸收了对方的营养，却没有他们的毛病，他是一个真正的豪爽潇洒者。

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条深浓浑浊的河，有时凝重，有时又伴着激越的浪花和杂片碎叶。

才能与性格，每个人都似乎是个人领地的领主，你别小看了一个倚靠在公共电车位子里的人，瘦弱细小，弓着背，他或许也独有一项癖好或技能。大多数人都具有巧思慧心，从而令自己安静的生活，不同的长处与工作结合，使工作富有成就。私下里认为自己卓有贡献，还好他的眼界抑制了可能的傲慢，没有发展成难堪，因为细腻的感觉力和开阔的视野，不久也看到了别人的好处。重新调整了先前的判断，如哈姆雷特一般，骄傲里有着谦虚，谦虚里有着自尊。不过对于特出高明者，倒也是真心服帖，他们显然具有洞察力，不要试图在一个上海人面前绕弯子，他不露声色，也许有些天生的矜持，而不是真不明白。P20-23

这者或者那者。

说到底是主张性灵的善于反省的生活者，如果有思想就是密度以外的思想，如果有文学也是饭余茶香时的文学，或许里面有些真性情的东西。就算一把刀，那刀也久不磨了，之所以还放在这里，是因为真性总有其价值，况且一味抒写温柔的话也没有必要写文章，刚柔并用也能提供一种刀玉互见，参差明暗的文体。

我到饭店里，常看到髦童小儿，我喜欢看他们，他们多会天真地冲我笑，走的时候，他们常常说：阿姨，再见。略大的孩子就不是这样了，你看着他，他会用一种疑惑而深究的眼神看着你。成年人更不能随便对他们笑了，内心被青春火焰般的甜蜜和芳香燃烧着，外表却要用成年人的表情控制着。但我个人是个有璞玉般天真的人，大多数时候喜欢简单，我的喜欢或厌恶主要是个人对真实或矫饰的鉴赏，它是一种滤去了伪饰的看法，那常常掩盖我们真心的，是多读书得来的，只是那多读的书把童心读没了，知道美名比坏名好，于是千方百计要掩盖它，以假人言假言，以假言言假事，以假话跟假人说，于是假人便高兴，于是说的话便言不由衷，那样的话，说了一大篇道理，文章写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呢，不见得是真心话，所以我更主张要写性灵的文章了，挖掘自己的真心比说了一大堆虚言假话要好，也可以把身上渲染的一堆假气去掉。即使是偏话，那话也是当时的真实感受。天下的好文章都是从真性得来，于人有益也是从真处上才能有益。否则何必著书立说，难道仅仅是为了有闲致满足个人的艺术爱好而高兴?无论从大小处讲，写这样的东西都大有必要。在于此。

世上有些写作的人，开始，总不是有意要写作，而是别人有不怪的，他有怪，那怪处就像耳朵里的异物，眼睛里的飞物，必欲去之而后快，除不去，便要成为心中的块垒，在平时说话时不能向人去说，于是要用写字浇自己的块垒。块垒浇得差不多了，他却以怪为不怪了，那异物也没什么可奇了，甚至是理当的了，原来他写文章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自己原来咬牙切齿，写文章后却变得真心揖让了。

书中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95年，最晚的一篇写于今年4月，在这里我要感谢杨柏伟先生，宽容我修改成稿，让我能及时修正我的思想，我最后选的文章都是在开朗忧郁之间，似乎那是我，又似乎那不全是我，或者说我究竟是李白的字还是他的诗呢。也许看完书读者还不能全然看清。因为他正用缓慢之笔抒写激情的内在，他开始会顺从潮流，然后会反对潮流，他根本就想跳出潮流外，做一个独立的人。

可见，人不必为通常之人也不必为不通常之人，这样的语境也许是适合我的，在现实之中，同时反对过度现实，尊重礼法同时反对唯礼法是从，遵循艺术的真而不遵循形式的真，喜欢诚恳的道德反对假意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