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迷莫斯科》创作于1966年～1967年间，讲述了妮科尔和安德烈所经历的婚姻和身份危机。这对老夫妻是退休教师，他们去莫斯科旅行，见到了安德烈与前妻所生的女儿——玛莎。这篇小说把个人的故事和集体的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次旅行引发了夫妻之间的误会，同时导致了主人公政治上的失望。它生动地（带有批评意义的）见证了六十年代的苏联。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创作参照了她和萨特的个人经历。

《情迷莫斯科》是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创作于1966-1967年间的中篇小说，1992年才在杂志上首次发表。小说讲述了妮科尔和安德烈所经历的婚姻和身份危机。这对夫妇是退休教师，他们去莫斯科旅行，见到了安德烈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作者让妮科尔和安德烈的视角快节奏地交替变换，书中的每个人物不时地局囿于彼此的误解、掩藏的失望和极度的怨恨之中。作者平行呈现男女主人公的视角，展现出他们的相似及不同之处：安德烈更关心政治，而妮科尔更关注感性世界。这篇小说参照了波伏瓦和萨特的访苏之旅，种种误会导致主人公政治上的失望，也生动而带有批评意义地见证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

正文

她从书上抬起眼。所有这些关于无法交流的老生常谈，太无聊了！如果我们真想交流，好歹总是能做到的。就算不能和所有人交流，和两三个人总是可以的。邻座的安德烈正在读一本侦探小说。有些烦恼、遗憾、忧虑，她是不会告诉他的；他大概也有自己的小秘密。但是总体来说，他们还是相互了解对方的。透过飞机舷窗，她向外看了一眼：黑压压的森林，绿油油的草地，一望无际。多少次，他们一起乘着火车、飞机、轮船，各自手捧一本书，并肩穿越了世界的空间呢？他们还会经常在大海上、陆地上和天空中默默地并肩滑翔。这一刻承载着记忆的温馨、希望的喜悦。他们是三十岁还是六十岁呢？安德烈的头发早早就白了：以前，白发似乎代表着一种风雅，雪白的头发衬托出他发暗的好气色。现在，白发依然是一种风雅，但皮肤粗糙了，皱巴了，如同老旧的皮革。不过，他嘴巴和眼睛在微笑的时候，依然灿烂如昔。尽管相册上的他今非昔比，但他现在还是年轻时的老样子：在妮科尔眼里，他没有年龄。这也许是因为，他似乎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年龄。过去那么喜欢跑步、游泳、爬山、照镜子的他，如今坦然地背负着六十四岁的年龄。漫长的一生中，有微笑，有眼泪，有愤怒，有拥抱，有倾诉，有沉默，有冲动。有时，时间仿佛没有流逝。未来还在无限地延展。

“谢谢。”

妮科尔从篮子里拿出一块糖。空姐肥胖的体态和冷酷的目光，让她畏惧。三年前，餐馆和宾馆的女服务员，也让她有过同感。她们连假装的和气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意识太强，我们只能接受：在她们面前，我们总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至少有嫌疑。

“我们就要到了。”她说。

看着越来越近的地面，她有点害怕。无限广阔的未来，可能在一分钟之内毁于一旦。她很了解心态的突然变化，怡然自得的安全感顿时会转为一阵阵的恐惧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安德烈得了肺癌——每天两包烟，太多了，过多了！或者是飞机坠毁了——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倒是不错：两人在一起，悄然离去。但别这么早，别是现在。飞机轮子突然触及跑道的那一刻，她心想：“又躲过一劫。”乘客们纷纷穿上大衣，收拾东西。大家原地等待。等待的时间很长。

“你身上一股桦树的味道。”安德烈说。

天气很凉爽，近乎寒冷：空姐说的是16度。三个半小时的距离，巴黎那么近，又那么远。今天上午，巴黎还散发着沥青和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味道，遭遇到人夏以来的第一次高温侵袭。菲利普①那么近，又那么远……一辆大巴载着他们，穿过机场——它比他们1963年来时大多了。他们来到一个蘑菇形的玻璃楼前，接受护照检查。玛莎在出口等他们。妮科尔又一次惊讶地发现，克莱尔②和安德烈两人迥然不同的相貌特征，在玛莎的脸上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她身材苗条，衣着高雅，唯有她的“假发”发型，体现出莫斯科女人的味道。

“旅途顺利吗？您好吗？你好吗？”

她称呼她父亲“你”，称呼妮科尔“您”。这很正常，但还是怪怪的。

“把包给我。”

这也很正常。可是，一个男人为您提行李，因为您是女人；而一个女人为您提行李，那是因为她比您年轻，而您则感到自己老了。

“把行李票给我，坐这儿吧。”玛莎不由分说地命令道。妮科尔从命。她老了。在安德烈身边，她常常忘记这一点，但屡次受到的小小伤害，提醒她老了。“年轻的美女，”见到玛莎时她想起了这句话。她记得，三十岁时，当丈夫的父亲针对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说出这句话时，她微笑了。现在，她也觉得大部分人都很年轻。可她老了。她很难接受这一点(她很少对安德烈隐瞒什么，但这一次，她没有告诉他自己悲愕交加的感受)。“但这个年龄总归还是有好处的，”她心想。退休听上去有点像被废弃的感觉。但是，想什么时候度假，就什么时候度假——更确切地说是总在度假，还是很爽的。在酷热的教室里，同事们开始梦想出发度假的日子。而她已经出发了。她的目光搜寻着安德烈。他站在玛莎旁边，周围人群嘈杂。在巴黎，找安德烈的人太多了：西班牙政治犯，葡萄牙犯人，受迫害的以色列人，刚果、安哥拉、喀麦隆的造反者，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的游击队员——还有一些人她忘了。他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帮助。召集会议，起草宣言，组织集会，散发传单，组织代表团，所有的任务他一概接受。他是许多组织和委员会的成员。在这里，没有人找他。他们只认识玛莎。他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一起走走，看看：她喜欢和他一起发现新事物，期盼着长期被他们单调的幸福所凝固的时间，重新进发出新的活力。她站了起来。她真想现在就走在大街上，走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下。可她忘了，在这个国家，等待会是何等的漫长。

“行李到了吗？”

P1-4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t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一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这篇小说把个人的故事和集体的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次旅行引发了夫妻之间的误会，同时导致了主人公政治上的失望……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创作于1971年的《归根到底》中，更加激烈地批评了苏联的社会制度，更加重视自由的问题。这样一幅详尽的表现苏联国情的画卷，不失为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

——艾利雅娜·勒卡姆-塔波纳（波伏瓦研究专家、本书序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