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承秦汉帝国的西晋灭亡后，北方游牧民族依次建立了史称“五胡十六国”的族群国家，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各个族群国家并立的局面，而是又形成了更为辉煌的隋唐帝国？作为一个具有普遍主义理念、超越种族畛域、并且向平民空前开放的大共同体，隋唐帝国与“公共性”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能否通过对它的研究获得一般意义上的对“帝国形成之必要条件”的认识？本书作者出自日本京都学派一代巨擘宫崎市定门下，他不仅从政治史的角度把握到了五胡北朝时期的历史运转轨迹以及隋唐国家的本质，更把对政治史的关心最终归结到了精神史中的人的自由问题，可谓精彩绝伦。

中文版自序

序说 论隋唐帝国的本源

 ——中国中世的国家与共同体

第一编 古代世界帝国的崩溃与五胡诸国家的兴立

序章

第一章 南匈奴的自立及其国家

 一 刘渊自立的历史背景

(一)释“晋为无道，奴隶御我”

(二)南单于权威的丧失及其恢复过程

 二 前赵、后赵政权的历史结构

(一)问题考察的视角

(二)前赵、后赵国家中的匈奴世界

(三)皇帝权力的两个方向

第二章 慕容国家的君权与部族制

 一 慕容燕简史

(一)鲜卑族的兴起

(二)慕容国家的胎动

(三)慕容庞的建国

(四)慕容鱿的称霸辽东、辽西

(五)慕容俏的帝国建设

(六)慕容昨与前燕的灭亡

(七)后燕的复兴

(八)后燕的瓦解

 二 慕容燕皇权的特征

 三 军事体制诸问题

第三章 五胡十六国史上苻坚的位置

 一 问题所在

 二 前秦国家的正当性

 三 优待鲜卑的精神

 四 统一事业与德治主义

 五 前秦皇权结构上的矛盾

第二编 北魏统一帝国的统治结构与贵族制社会

第一章 北魏的统一过程及其结构

 一 从部落联盟到部落解散

 二 华北的统一与州镇制

 三 北魏国家的诸阶段与汉人贵族

 四 门阀主义诸政策的推行

第二章 北魏官界的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

 一 序言

 二 孝文朝的两种立场

 三 北魏末期的门阀主义

 四 结语

第三章 北魏末期的内乱与城民

 一 内乱中诸势力

 二 城民的概念

 三 北魏的军事体制与城民

 四 内乱的意义

第三编 北朝后期的新旧贵族制之争

第一章 北朝后期的乡兵集团

 一 序言

 二 乡兵结集的诸例

 三 乡兵集团的结构

 四 乡兵集团与门阀社会的变质

第二章 北齐政治史与汉人贵族

 一 序言

 二 高氏政权的成立与展开

(一)高欢称霸的诸契机

(二)东魏政权的成立与內部抗争

(三)魏齐革命的內情

(四)文宣朝的抑压勋贵

(五)孝昭帝的复古政治

(六)武成帝与恩幸

(七)后主朝的党争

(八)北齐的灭亡

 三 汉人贵族与政治现实

(一)北齐政治的推进者

(二)关于所谓勋贵

(三)汉人贵族中的新倾向

第三章 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

 一 秦汉以后的王号与皇权

 二 五胡诸国天王号之例

 三 天王号与封建的政治体制

 四 西魏一北周的周礼主义与天王号

第四章 周末隋初的政界与新旧贵族

 一 周隋革命与门阀官僚

 二 高颍与隋朝政界

(一)前言

(二)开皇之治的代表性官僚集团

(三)高颓的新贵族性格

(四)高颓集团的新官人像

(五)高颁的至公立场

补编 府兵制国家论

第一章 武川镇军阀的形成

 一 序言

 二 关中政权的成立与武川镇集团

(一)六镇之乱与武川镇

(二)武川镇民的南下

(三)阎氏的信

(四)宇文泰的被拥立

(五)关中政权的成立

(六)贺拔岳的西征军与武川镇集团

 三 武川镇社会与武川镇军阀

(一)“乡里”武川镇的内涵

(二)武川镇社会的结构

(三)武川镇集团与西魏二十四军

第二章 两魏齐周时期的霸府与王都

 一 序言

 二 东魏的两都制

 三 北齐的两都制

 四 西魏、北周的两都制

 五 中国的再统一与两都制

第三章 府兵制国家与府兵制

 一 序言

 二 霸府与府兵制

 三 都督府制度的展开与府兵制

 四 皇帝与府兵

第四章 西魏二十四军的成立与豪族社会

 一 序言

 二 “广募豪右”与“统领乡兵”

 三 “乡望”与“豪右”

 四 结语

第五章 府兵制国家论

 一 序言

 二 府兵制与兵民分离

 三 豪右与乡帅

 四 率募与授官

 五 隋代的豪右与乡兵

 六 府兵制与皇权

 七 结语

译者后记

关系地图

如何理解隋唐帝国时代？坦率地说，对这一问题的追求是本书得以诞生的直接原因。大学毕业以后，我从事了一段时期的唐代史研究，然后再转向五胡北朝史研究，这可说是前者的延续，或许还可以说，是想把唐史研究中遇到的难题放到以前的时代中加以解决。

众所周知，二战以后在日本中国史学界的时代分期论争中，对把隋唐时代划为古代还是中世，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见。刚刚步入研究生活的我对这些议论十分感兴趣，同时也不能否认，分期论争背后的各种思潮对我的影响相当大，从我那不成熟的唐史研究习作中即可以看到这些战后研究特点的影响痕迹。

第一个特点是十分关注民众的动向；第二点与第一点相关，即力图以民众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对立关系为中心把握唐代史。这一研究方向在今天来看并没有错，但仍有一些问题，比如应以什么样的观察角度把握民众与国家权力的对抗关系呢？如果把二者切割开来，使其相互视对方为外部存在的话，那么对二者之间对抗关系的把握就只能局限于单纯的机械论了。确实，隋唐时代的民众在各个时期都显示出了生机盎然、不屈从于权力支配的一面，从那里受到的感怀也促使我写过几篇文章。但尽管如此，仍旧无法抓住导致隋唐时代产生的历史本质。那么，究竟应如何思考呢？我一方面告诫自己不要机械地把握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却又突破不了这一局限，这就是我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不过，我认为这既反映了自己的研究还不成熟的一面，同时也和当时日本整个中国史学界的状况有关。

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正式开始对中国国家论展开研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此虽不能详述，但大致说来有如下一些特色。战后首先研究这一问题的，是西岛定生的秦汉帝国二奴隶制国家论。西岛试图通过父家长的家内奴隶制这一特殊的奴隶制形态来建立中国古代国家论。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力求内在把握国家的形态，也就是希望从国家结构的社会基础亦即生产关系上说明秦汉帝国形成的根据为何。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划时代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隋唐帝国。通过描述国家与父家长的家内奴隶所有者即豪族阶级的关系来把握秦汉帝国，这种研究角度十分新颖独特，但是对于隋唐帝国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却并没有作任何论述，而仅仅只是抽象地点出古代豪族阶级在这时寄生于国家权力之中。

不用说，这一寄生官僚论与西岛的隋唐帝国二古代末期的理论密切相关。虽然仅靠此并不能抓住隋唐帝国的历史性质，但应该承认，包括西岛以及我本人在内的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几乎都是以寄生官僚论为前提进行各自的研究的。

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隋唐律令国家论。谁都不否认律令制度是赋予隋唐帝国以特色的体制。但是对这些制度的观察角度却可以说忽视了人的存在，仅仅只是将其理解为统治人民的政策，并没有注意到制度深处有着人的意志。于是对于国家二统治机构，基本上就以下面这样一种先验的观点来思考：即国家总是与民众相对立的；二者之间外在而敌对的关系就是国家的整体形象。

以上所述，大致就是我在唐史研究过程中对学术界以及对自己所抱有的不满。唐史研究的素材日益丰富，考证也日趋精密，但我却为学问上的日趋停滞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担心。时代分期问题陷入困境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明。在用先验的观点看待隋唐帝国的表象之前，应首先思考隋唐帝国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不去追问形成这一历史世界的现实为何，又怎能捕捉到中国史所具有的世界史的意义呢？

当把隋唐帝国形成的历史现实作为一个问题来考虑时，难道不应该考虑作为其深层基础的民众的生活么？一般来说，国家和民众在现象上处于一种非连续亦即对立的关系之中，可是，难道就没有相连续的一面么？或者斗胆说，正是这一相连续的侧面从根底上支撑着非连续的一面。不去追根求源，又怎能抓住非连续二对抗关系所拥有的真正意义呢？

我之所以在中途放弃了唐史研究而将研究对象上溯至北魏，就是因为遇到了上述这些问题的缘故。虽说通过时间的追溯探索研究对象的根源是一种较为简单的方法，但我的设想是，作为一个已经具备完成形态的王朝，唐代一定还有一个先行的未完成的阶段，在那里不就存在着构成该历史阶段基础的社会形态么？而且通过某种追溯工作，不就能从逻辑上系统地把握到隋唐国家的形成过程么？如果这一设想不误，在隋唐国家的先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原生形态中，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联系，相对于后来的隋唐时代，是更具本源性的东西。站在这样一种夹杂着想象的思路上，我开始对可以称为先隋唐时代的这一世界展开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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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二次界大战结束时，我还是一名刚进入京都大学不久的学生。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失败，使日本人民在政治、思想上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课题，那就是在清除掉军国主义的阴影的时，重新摸索国家建设的方向。我虽然才二十岁，但也同样面临着这一课题。对我来说，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密不可分，而这种意识又和自己今后立志做什么样的学问息息相关。我的专业是东洋史（即亚洲史）特别是中国史，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学习中史，这一问题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当时，整个日本史学界的一个紧迫问题是必须展开新的历史研究。拿中国史说，关键问是要将中国史作为发展而非停滞的历史来重新认识，而且需要用科学的理论予以论证。最早针对这一课题开展研究的，是以东京为活动中心的历史学研究会。研究会的领导者们为解决上述课题，选择了唯物史观的发理论，其影响迅速扩大至全国。那时我也加入该会，想从那里找到自己的指针。　　大学时代，我便立志于唐代史研究。毕业以后，民众对唐朝权力抵抗斗争是我尤感兴趣的问题，为此还发表过几篇论文。但久，即对自己的这一研究观点产生了怀疑。我的研究方法是将国家权力与民众从本质上划为一项对立物，然后再从政治的层面考察二者之间对抗关系的推移。可是仅仅如此，唐代史的历史征依然模糊不清，对民众的理解也缺乏现实感。我在一段时期内，为上述问题所困扰，经过反复的辗转与苦恼以后，决心从根源上重新把握唐朝权力，也就是需要追溯至唐朝的形成过程当中，从那里找出唐朝的原初形态，再从这一原初形态 中找到有血有肉的民众形象。为此，我把研究对象转向了六朝时期。本书《序说对上述思索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希请参看。

刚开始，我的计划是从北魏末的内乱亦即六镇之乱出发，从北朝后期考察至隋朝，但这一工作后来又上溯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那时我所遵循的是恩师宫崎市定先生（1901—1995）的教导：“研究北魏，就必须读《晋书·载记》。”以六镇之乱为出发点，对其前后时期展开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用单篇论文发表的。1971年，也就是研究开始约十年后，我将这些论文集为一书，由东京筑摩房出版。之所以没有用《五胡十六国·北朝史》一类的书名，而是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其原因正如在《序说》中所阐述的那样，是因为我的研究目的始终在于弄清隋唐帝国的形成前提与过程。　　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我极力告诫自己不要依靠既成的理论或概念，而是应通过细致地阅读史书来描绘该时期的历史结构。我所关注的问题，虽然比较自然地集于政治史，但并不是单纯探讨制度的沿革，而是力图将政治作为参与国政的皇帝、官僚、贵族、军人的意志与行动的一种复合产物来理解。在那里，还有着汉族、非汉族所形成的种族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但这种阶级问题或种族问题着时代的进展而逐步得到解决，最终构成了隋唐帝国的骨。通过自己的研究产生出这样一种意识，实际上是件非常快意的事情。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要说我的结论，这就是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站在这一结论上，便可以隐约地感觉到，中唐以后唐朝权力与民众之间的敌对关系，其结果便是导致唐朝权力的瓦解。　　上述研究工作所用的十年，也是我成长为一研究者的时期。当时，我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任教，对年青的我予以亲切地指导、激励的，是研究室主任教授宇都宫清吉先生（1905—1998）。宇都宫先生是研究先秦、秦汉、六朝史的大家，他的学问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他受到学术界极大尊敬的原因。先生的学德对整个东洋史研究室的影响极大，而对我来说，在先生身边亲聆雅教的十七年，所受到的薰陶亦可以说巨大无比。如没有先生的教导，我的学问可能比现在更为浅陋，更加缺乏人情的味道。　　良师以外，我还有一位良友，这也是我深感幸运之处。这位良友便是京都大学的同窗川胜义雄（1922—1984）。大学毕业后，川胜致力于魏晋南朝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主要著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在国内外受到极高的评价。川胜一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们两人从1960年开始便进行一项共同研究，也就是计划通过他的魏晋南朝史与我的五胡北朝史研究，分别从两个方面诠释同一时代。后来成立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便是以我们两人的这项共同研究作为基础的。可以说，川胜与我两人的上述两部著作，大部分都是这项共同研究的产物。　　对于我的研究，宇都宫先生与川胜氏还是最大的理解者。当时对我提出的“豪族共同体”论（见《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国书刊行会，1976年；马彪译，中书局，2002年）持判态度者不在少数，但他们二位却深表赞同，并在各自的学说中采纳了我的理论。良师益友在学问上的激励，使我在70年代出版了本书《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以及《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对我而言，这些都是一种无上的幸福。今天，二位师友都已辞世，留给我的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与寂寞。　　《隋唐国形成史论》出版以后，我仍有机会发表一些关于隋唐帝国形成问题的论文，这是为旧著虽然论及了六朝至隋唐的推移状况，但还不够完善之故。我认为府兵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因此趁1998年本书再版之际，又重新加上了几篇有关府兵制的论文以为补编，编名便定为《府兵制国家论》。府兵制不仅是隋唐王朝的军制，它还是关系到隋唐两个王朝权力本质的一项制度，而民众在这一制度中从根底上支撑着隋唐权力。再版时，书名也因之改为《增补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文版就是以这个增补版作为底本翻译的。　　承担翻译工作的济沧氏，1992年来日，在以收藏大谷探险队所发现的文物而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龙谷大学大学院学习魏晋南朝史，并于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李氏有着十年以上的留学经历，精于日文，熟谙日本学术界情况由其翻译的反映日本学界动态的《回顾与展望》，就经常揭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每月发行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上。李氏很早便熟读拙著，应是翻译本书的最合适人选。 2003年春天，欣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允诺出版本书中文译本的消息，从那以后，历时约年的辛苦翻译到今天终于成，在行将付梓之际，作为本书作者，我感到不胜喜悦，同时对李氏的辛劳也表示由衷的谢意。　　此书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还必须感谢从中斡旋的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唐刚卯先生。刚卯先生为已故唐长孺先生哲嗣，也是中国史的专家。对长孺先生，我素怀敬仰之心，与刚卯先生，也忝有亲交，这次蒙其厚谊，谨致深深的谢忱。　　这里还要感谢慨然同意刊行本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兼副总编张晓敏先生。我曾经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推进的日中学术交流出版事业尽过绵薄之力，这次拙著能由以刊行汉学学术著作的重镇而闻名于世的同社出版，并以此得到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的机会，实在是一件无比荣幸之事。不过，作浅学之身，加之又是青年时代不太成熟的论考，所以本书一定存在着不少误谬之处，在此恳请专家诸贤不吝教正。　　　　　　　　　　谷川道雄 谨识　　　　　　　　　　2004年4月5日于京都

　　1984年，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偶尔有一天从父亲的书架上见到了谷川先生的这部《隋唐帝国形史论》。当时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父亲负责接待来华访问的谷川先生，此书便那时先生所赠。一晃二十年，今天能由我来翻译此书，实在是一件奇缘。　　说起缘分，需要提及我和先生结下的师生之缘。1992年春天，正是在先生的帮助下，我有机会留学东瀛。1995年考入龙谷大学大学院后，更是有幸师事于先生，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学六朝史。　　谷川先生作为日本中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学问秉承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以来的京都学派。如果概括整个谷川史学的特点，那就是：（1）批判地继承风行于战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建立了强调道德意识伦理精神的共同体论；（2）运用实证性研究，证明共同体关系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质，同时也是中国史发展的规律所；（3）主张重视共同体的特性，重人间精神的中国文明终究可以为现代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即是谷川先生治中国史的最初成果，亦整个谷川史学的基石。　　正如谷川先生本人在《中文版自序》及《序说》中反复说明的，该书研究的虽为五胡北朝史，但目的却在于解决隋唐帝国的历史特征问题。作者的整个思路如下：秦汉以来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是考虑隋唐帝国性质的关键，因为这意味着类似大土地所有那样的私有隶属制关系受到了某制约而无法全面展开。而这一现象从阶级统治、阶级斗争的史观上是无法解释的。由此应考虑的是，国家与民众除了对立以外，应有着相互联系的一面，而后者更能反映隋唐帝国的本质如果用国家与民众相联系的观点把握隋唐帝国时，则有必要上溯到其政权形成的渊源时期，亦即北朝时期。　　在这种思路，作者最初研究的是导致北魏瓦解的六镇之乱。六镇之乱由北部军镇的镇民所发动。镇民又称城民，作为一种军户，他们与一般州郡户不同，大多由鲜卑等北方胡族人民充当，并且是极有荣誉的兵士。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后，城民的身份逐渐降低，最后由本来的自由民降至一种贱民的地位。对失去自由身份的不满正是六镇之乱直接导火索。　　北方胡族人民从自由民降至贱民，又从贱民争取恢复自由民的身份，这就是六镇之乱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然而在作者看来，以北魏末年的内乱为分水岭，其前后时期亦具备了上述两条基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特点。由此作者整个五胡北朝史展开全面研究，力图证明从五胡政权到隋唐帝国的历史推移即是上述两个过程的反映。　　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北方胡族与汉人地方社会的广大民众。他们虽然各自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但目标都在于追求自由平等的身份。东汉以来，长期受到汉人支配的胡族在这一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作为自由民的发端。五胡政权建立的宗室军事封建制以及北魏实施的族军事体制，其特点就是继承游牧民族部落制度的传统，以图保障本族人民的自由身份。但上述体制的缺陷是太过强调种族血缘主义，因此不能有效地处理与广大汉人社会共存的问题。北魏孝文帝的门阀主义政策原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反而使得自由民的北族兵士沦落到贱民的地位。为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身份，胡族士兵奋然而起。与此同时，地方乡村社会非门阀豪族与乡里民众一道结成了乡兵集团，其标在于否定门阀主义的身份秩序。汉人与胡族民众逐渐汇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东西两魏政权的基础。北周时期，柱国的军队主要由府兵构成，而作为府兵基干部分的正是上述乡兵集团。于是便可以看到，非门阀豪族借此与政权发生联系，他们和胡族人民一道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同时也一道演变为推动隋唐统一政权形成的原动力。　　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作者从政治史的角度把握到了五胡北朝期的历史运转轨迹以及隋唐国家的本质，那就是导致隋唐国家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胡族和汉族两个社会的民众对于自由身份的追求。在《中文版自序》中，谷川先生提到对己的研究工作感到自负之处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翻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使我深深感到，谷川先生正是通过研究人与人的结合，人与国家相连接的一面来探索隋唐帝国的形成与发展之本质的。　　本书出版于1971年，后几经再版，现在已成为日本学者研究从五胡十六国到隋唐统一三百年时代史的必备之书。其内容虽侧重于政治史，但用谷川先生本人的话来说，对于政治史的关心最终归结到了中国社会中的人的自由问题，也就是在政治史的分析内面，潜藏着精神史上的课题。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观察该时期的政治现象时，目光所及，便是作为自由之本源的共同体世界。谷川先生后来致力于共同体问题的研究，其即在于此。以士大夫的精神为中心，把握六朝贵族的基本结构即共同体关系，其成果便是1976年出版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一书。与《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相比，该书显示出了对精神史方面的强烈关心。从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出发逐渐深入到探讨六朝社会的内面结构及其历史性质这样一些核心的问题，谷川史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需要向中国读者说明的是，本书虽然是一部史学论著，但谷川先生的文笔却异常优美。池田温先生在评价这部著作时，就曾一再强调谷川先生的文章极富文学色彩，人叹为观止。翻译这的著作，无疑存在着很大的难度。现译文虽然勉力得以完成，但在遣词用句及语感方面与原文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这是译者深以为憾的，恳请方家宿儒有以教我。　　本书第二编第三章《北魏末期的内乱与城民》一文，曾经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夏日新先生翻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第四卷，中华书局，1993年）。本书该章翻译时，除个别字句外，基本照了此篇译文，这里谨致谢意。　　本书全文译完后，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先生，龙谷大学村田哲也、中田和宏二位学友都仔细审阅了译稿，在史料引用、体例、译文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还应交代的是，本书所征引的各条史料与日文原著在表记形式上不尽相同。在日文原著中，作者谷川先生一是在参文献史料后，运用简炼而精当的现代日语或训读日语加以表述。在译成中文时，谷川先生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决定一律采用文献史料。史料由谷川先生本人摘录而成，为与正文论述相切合，译者虽尽力作了一些补工作，但与日文原著相较，仍有不少出入。此点恳请读过原著的专家学者见谅。另本书日文版原著多于节尾出注，中文版译稿统改为章尾出注。又，本书行文及征引史料中的着重点均为谷川先生所加，为避免繁琐，没有一一加以注明。　　最后，应向谷川先本人表示深深的感谢整个翻译工作始终得到了谷川先生的教诲与支持。先生不辞辛劳，悉心审阅了我的每一篇中文译稿，指出了不少问题，使译文得以减少纰漏。没有先生的帮助，中文译稿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为减轻我的负担，先生还亲自抄写了原著每一条史料的原文。译成之后，看到先生手书的那厚达一部书的原文史料，令我感慨万分。记得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学问可以造就为人”，而谷川先生本人，无论是学问还为人，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风范，令人崇敬，令人倾慕!　　　　　　　　　李济沧　　　　　　　　　2004年4月21日

       于京都一乘寺洛北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