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鲁迅——从百草园到且介亭》由吴十洲编著。

寻找鲁迅，是因为我们在寻找中国情景主题本纪的时候绕不开他。

寻找鲁迅，就是在寻找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在寻找我们自己。也只有通过对象化的方式去寻找，我们自身才得以确认，我们的前程才越发清晰。

寻找鲁迅，我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鲁迅及其本文，而是在鲁迅及其本文的场所时空里，我们如何展开，如何飞翔得更高更远。

《寻找鲁迅——从百草园到且介亭》由吴十洲编著。

鲁迅，或在过度政治化、过度商业化中变形。在《寻找鲁迅——从百草园到且介亭》是，作者从鲁迅的故乡绍兴，到南京，到日本东京，再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一路走来，和你一起寻觅他的足迹。会寻找一个“民众诗人”的鲁迅。他写过几首无韵的语体涛，说，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对于当时的中国，表现了他的失望，同时也有等待中的期望。他经常会采用游戏的方法，将一些深奥的程序化的崇高的名号加以破坏，然后化解为一个个平凡的，进而滑稽、荒诞的话语，这其中有他的恢谐，也有他的深邃，呈现出了他荒诞和虚无的心境——一种“独战的悲哀”。

一般意义的历史真实只能存在于现实之中，即通过我们的关照和阅读，历史才历史的存在着。鲁迅的真实也是如此，历史的鲁迅则永远存在于地平线之下。从现实出发寻找鲁迅是认识鲁迅的一般路径，也是鲁迅作为文化本文存在的积极价值。

引言

 1 鲁迅戏称名号

一 故乡的追忆

 2 百草园

 3 三味书屋

 4 S城

 5 “胡羊尾巴”

 6 小“雨伞”

 7 鲁镇

 8 未庄

二 梦幻的影像

 9 猫头鹰的认同

 10 双头蛇

 11 苍蝇

 12 社戏的幻影

 13 他的文学人物名号

 14 一个受伤的世界

 15 梦里的诗

三 负笈东瀛时

 16 替他取个绰号

 17 章太炎的门墙里

 18 速斋

 19 他眼里的日本

四 等待与勃发

 20 木瓜之役

 21 官场异类——教育部里的一个“佥事”

 22 俟堂

 23 “补树书屋”，槐树下

 24 他眼里的老文人

 25 把绰号送给做官的

 26 “假洋鬼子”

五 师友一堂

 27 卯字号里称蔡元培

 28 “心异兄”

 29 “国家博士”

 30 孤哀子

 31 德莫克拉东

 32 兄弟失和，参商到底

 33 有不为斋主

 34 是敌是友？陈独秀

 35 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36 “一撮毛”，不免“木肤肤”之处

六 与无枪阶级的论战

 37 绿林书屋

 38 “国粹主义”

 39 骂他是丧家狗

 40 骂他“君子之徒”

 41 寡妇与拟寡妇

 42 “老虎总长”，一“章士钉”耳

 43 结怨的诗人

 44 “鸟头先生”

 45 “张起电气网”——归入另类的“孥孥阿文”

 46 “新月博士”

 47 药渣，“大观园里的刘姥姥”

 48 革命小贩

 49 逢蒙射羿一他与高长虹的冲突

 50 “第三种人”

七 “小刺猬”与“小白象”

 51 害马

 52 小鬼与嫩棣棣

 53 “小刺猬”与“小白象”

 54 “小莲蓬”

 55 莲子一小红象

 56 她是“月亮”

八 “且介亭”时代

 57 且介亭书房与三闲书屋

 58 周扬是元帅

 59 茅盾是“毛姑”

 60 “左联”，自己人？

 61 “蒋光X”

 62 “洋场少恶”

 63 “牛奶路”

 64 “才子流氓”的标签，一句“齿白唇红”——画叶灵凤

 65 耀高丘

 66 临终与死亡

后记

3 三味书屋

这是他少小读书的地方——三味书屋，是一处三开间的小花厅，原本是寿家的书房，坐东朝西，门两边开窗，南墙上有一个圆洞门，里边有一小匾，上题“停云小憩”，北临小河，与周家老台门隔河相望。在如潮的“经典”中，是谁寻着了一条蹊径，用“读着课本游绍兴”锁定了一个商业创意，也是为了那个价值，这儿，都修复了，显得很完美，一切都如鲁迅的故乡回忆里写的：“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就进了先生的家。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没有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和课本上说的一模一样，房子不高，里面也只有一间大小。布局和课本上的插图也一摸一样，“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这就是在全中国最出名的私塾，那幅无人不知的画作旁边是鲁迅的启蒙恩师寿镜吾的画像。塾师原本并不很出名，可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却大大的有名。他的课桌依然在，桌面上有一块玻璃罩，罩子下面就是那个著名的“早”字。典故说是，有一天，他上学迟到了，受到塾师的责备，他便用小刀在课桌上刻下了这个方方正正的“早”字，用来督促自己。从此，再也没有迟到过。可惜，三味书屋已不让游客进入了，只能隔着门窗外窥视鲁迅的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里原有的家什，不消说的，建国前都散落了，后来，政府派干部想尽办法找回来了。当年和鲁迅—道念书的同学，建国之初还有周梅卿、章祥耀、王福林三位健在，按照这三位老同学的回忆，三昧书屋恢复了原先的样子。屋子里，好像是旧式的堂屋。学生的座位一共有11个；鲁迅的座位排在北墙边，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桌子，桌子后面放着一把略显低些的椅子。这里的光线很暗，空气也显得潮湿。看着屋里的场景，想起他少小时的顽劣，就算是在回忆中也还要戏虐，不禁让人哑然失笑。看上去，是与普通人别无二致的童年。纪念馆里的鲁迅童年，似乎是可以效仿的，只是要持之以恒，就不易做到了。

之所以他被送到了以严格著称三味书屋，或是由于他的戏虐，说是“因拔何首乌毁了泥墙”，不经意间，又道出了“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的话头。那年他12岁，一个好游戏玩耍，同时也该学习的年龄，他去读书了。第二年秋后，因祖父下狱，少年的他离家去绍兴农村一皇甫庄、小皋埠避难，学业一度中断。1894年夏同随家人回家，又返回了三味书屋。这样一直到大约1898年，往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前半年才离开，首尾怎么有六七年时间……

“三味”的含义见其后人记述：“若三味取义，幼时父兄传说，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但已忘其出于何书，至今查不着了。”按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洙邻的解释，大凡是读圣贤书的书香之地。老先生的孙寿宇的说法是：“我不止一次地从我祖父寿镜吾的口中，听到解释三味书屋的含义。祖父对‘三味书屋’含义的解释是‘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就是要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满足于粗茶淡饭，不羡慕、不向往山珍海味；静下来认真体会诗书的奥妙，从而获得其中深长的蕴味。

寿家的台门斗，隐门上方悬挂着一块“文魁”匾，此匾是为寿镜吾的兄长寿子持所悬挂的，他在光绪二年(1876年)中丙子科举人，此匾用来光耀家族的门楣。而寿先生学问渊博，偏偏厌恶功名，自同治八年(1869)他二十岁中了秀才后，就再也没有去应试，而是一生坐馆授徒。这位塾师忠实遵守父训，立志不当官，也反对和禁止儿子去当官。他不允许小儿子去赶考，甚至把儿子锁在楼上，每顿饭菜都叫人给送去。结果他的小儿子用麻绳绑在窗门上，缘绳而下，逃出了小楼，终于去北京考取了“甲辰科朝考一等第一名”，后当上了吉林省农安县的知县。老先生骂儿子不孝，骂了好长时间。老先生对清末官场的腐败，深恶痛绝，认为乱世切莫去做官，即使做了官也是昏官。在当时，他声闻不彰，息影闾巷。如此不合浊流的处世态度何等可贵。

 小鲁迅是“三味书屋”里的聪明孩子，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亡、里不感兴趣。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首先是看杂书，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罗来读。其次是抄杂书，从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耒耙经》，一直抄到丛书类里的古史传和地方志。再就是绘画，先是从大舅父那里借来绣像本的《荡寇志》，把里面的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后来自己买来好几本画谱，用纸蒙着，一页一页地描。明明是自己买来的书，却这样耐心地描画，小鲁迅在这当中感受到的乐趣，想必是强烈的，因此，一个人要想在社会成规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首要的条件，就是看他能不能在那一套标准课本之外，寻找到别样的课本，正是这些非标准的课本，将向他提供发展自己精神个性的内在动机。

 正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鲁迅就逐渐浸入了一个远非四书五经所能规范的精神世界，他身上的许多发自天性的冲动，就不像有些被标准课本束缚住的孩子那样，一开始就受到压抑。譬如有这样一件事的特点在于，总是站在对象之外，并具有超越对象的能力。文中曾提到在三味书屋中读书的情况，持批判的态度。这主要是对当时的教育方法而言的。他的观察力特别强，一个标志是他爱给人起很形象的外号。他把女生的哭相起了个惟妙惟肖的称呼——“四条”，因为女生一哭，眼泪、鼻涕齐下也！不是四条吗？

鲁迅在后来的那篇著名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录了一位深受他敬重的先生——私塾里的启蒙老师寿镜吾，文中说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的记忆里，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那时鲁迅已经读完《论语》。开始读《诗经》。寿镜吾先生教学很严谨，只收了八个学生，认为多收了教不过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寿镜吾先生在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尊敬的心情。他说先生对学生也“大叫”“瞪眼”“怒斥”，偶尔也打“戒尺”“罚跪”，却又是很慈祥的老师。

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日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后来鲁迅在总结中国文人的风范时说：真正“息影山林”的隐士我们是见不着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女日说塾师寿镜吾先生有所隐逸气的话，倒不是“钓徒樵子”，或“文士诗翁”什么的，当是他为人的骨气。寿镜吾先生生活很简朴，夏天只备一件夏布长衫，在家里，长衫就挂在书屋的墙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共穿。谁出门就穿上它，回来即挂起来。尽管如此，但他从不赤膊会客。有一次，新台门周藕琴来访，正逢大热天，他正好赤膊在家，匆忙之中一时间找不到长衫，正好天井里晒着一件皮袍，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披在身上。客人见此，马上猜到了几分，连忙口中称热脱掉了长衫，想让老先生把皮袍脱下。寿镜吾却坚持不脱，连声说：“赤膊见客荒唐！”客人见此只好告辞了。

寿镜吾先生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对鲁迅也很好。鲁迅父亲得病，药方上说亟需一种“三年以上陈仓米”做药引，鲁迅多方搜求未果便说给了寿先生。到哪里去找呢？先生听见了，说他有办法。几天后，先生身穿打了补丁的长衫，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了，使少年的他心存感激。

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奉事，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自己的启蒙老师。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乡完婚，仅在家呆十天，还是要去寿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其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他又主动送挽联致哀。是何等的有情有义。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子，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他说，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这是一群生性顽皮的孩子……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他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的那般孱弱相，是一个生性顽皮的男孩子，往往还有几分野性。入三味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时有发作，有一次不知听谁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小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造了一通反。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小伙伴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他特地取了祖父的一把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和这帮小孩子们惹麻烦，否则，小鲁迅说一定会拔出那柄刀，给那武秀才尝尝厉害的呢。

他描写的“三味书屋”读书生活是那般有趣，苦中有乐，“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先生自己也念”，而他在念书时，“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些描写，同样是充满着一种成年人回顾儿童们放声唱读的乐趣，一种从老先生略带迂腐的神态中品出来的幽默，这些都交织在文章之中。他在“三味书屋”的故事还有，有个把整天只想玩的同学，常常背着老师拉着别人一起玩，小鲁迅为防止此类同学影响自己的学习，就在书桌的左上角贴了一张写着“君子自重”的红纸条，以防打扰。许寿裳在《鲁迅先生年谱》中记道：鲁迅“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可以说，小鲁迅已经不是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产物，而是一个充满着新思想、新观念的思维超前的新型少年。

P22-27

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认为：人的感觉及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人化了的自然才产生出来。而人同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本主义。这一睿智的思想照亮了我们认识一切主体和对象及其关系的路程。

鲁迅，作为中国遭遇全球化不完全市场贸易及西学东渐嬗变时代的文化坐标；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的载体；传统的东方大河文明及封建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范式，并没有随着逝去的历史而一维地逝去。作为文化本文的鲁迅，通过今天的对象化阅读和批评，他那旧世界颠覆者的形象依然矗立在历史时空的节点上，而成为今天的鲁迅。作为文化本文的鲁迅，或鲁迅的文化本文，永远只存在于对象的阅读和批评之中，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结构，鲁迅或其本文通过与其发生联系而有意义的感知去影响对象，同时对象也通过一定的感知塑造了鲁迅或其本文。鲁迅及其本文加工和创造了对象，对象也通过阅读和批评加工和创造了鲁迅及其本文，其中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在这其中只要有一方走失，双方都不能成为其本体和自身。在传播或接受过程中，双方互为副本，交换信息，才能展开自身的历程。所以，鲁迅是个历史过程，至今仍在路上。

人类认识的构成既不是外在客体的简单复制，也不是主体的内部先天预定，而是自身主体与外部世界不断往复，交换信息和质量逐步形成的。我们对鲁迅及其本文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组织认识结构和丰富空间形态的过程，这一过程来自鲁迅，指向我们。而鲁迅及其本文，在历史和当下的阅读及批判中，也同步实现了历史和当下的鲁迅，鲁迅通过对象的阅读和批评实现了完成的开放结构，有了一个恒新的鲁迅。我们寻找鲁迅，固然有我们多元的认知诉求，或来自图形文字和血液基因之东方宿命，或来自人类全部历史的感知。但若从历史的宏大叙事出发，一切对象(大自然或文化本文)都不过是一个精神运动的场所而已。阅读或批评，对文化本文的对象化把握是一种具有很大主动性的意义重建，而杰出的文学作品则是通过提供特定的场所精神，引领人们去超越现实困惑。人们在对象本文的提示下重新关照周围的一切，而对这种提示的感悟由于不同的接受主体而各有不同。文学本文及其作家同接受者之间的不确定性距离提供了场所的空间，使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并非是绝对不变。同时阅读和批评也无不带着主体的情感、范畴与尺度介入作品，通过作品内容的点拨塑造自己的空间结构和思想路径，这正是来自对象的创造和意义。

事实上，鲁迅及其本文确实属于不同的阅读和批评主体，因而也存在不同版本的鲁迅。无论“伟大的民族英雄”还是“粉碎鲁迅神话”都在传播和接受范畴，都不失为来自对象的创造。也唯有变异和扭曲，历史讲述才跌宕起伏，主体和本文才葆有异动的光芒。而历史的真实永远是相对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真实只能存在于现实之中，即通过我们的关照和阅读，历史才历史的存在着。鲁迅的真实也是如此，历史的鲁迅则永远存在于地平线之下。从现实出发寻找鲁迅是认识鲁迅的一般路径，也是鲁迅作为文化本文存在的积极价值。

寻找鲁迅，是因为我们在寻找中国情景主题本纪的时候绕不开他。

寻找鲁迅，就是在寻找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在寻找我们自己。也只有通过对象化的方式去寻找，我们自身才得以确认，我们的前程才越发清晰。

寻找鲁迅，我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鲁迅及其本文，而是在鲁迅及其本文的场所时空里，我们如何展开，如何飞翔得更高更远。

1975年，我当兵复员回京，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上班，记得当时馆内有故事的人物颇有几位，而全馆上下谈论最多的当属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徐彬如，首先，他的资历很老，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行政级别是8级，相对来说，这样老的资格，怎么说还是低了一些。还有人说，他曾犯了严重的错误(文革语言)，说是，鲁迅曾给毛泽东写有过唯一的一封信，托徐彬如带到红色根据地，据说还带有一只火腿，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大概是遇到了大的困难，徐彬如将那封信烧了，把火腿吃了。传得神乎其神的，由此，我对此事开始留意。

传言也并非空穴来风，1927年的《鲁迅日记》中有三处记述与徐彬如会面：

其一，1月24日，午后徐文雅来访；

其二，1月31目，“徐文雅、毕磊、陈辅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

其三，2月9日，徐文雅来并赠《为什么》三本。

徐文雅就是徐彬如，时为中山大学学生，1927年上半年他任中共中大总支部书记。他后来著文《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据他回忆，

“在鲁迅未来之前，施存统先到广州，向广东区委报到后转来中大当秘书长……他大摆架子，好象他是陈独秀派来的，应该由区委管，不应由中大党组织领导。后来陈延年说：他应该由中大总支管，章伯钧也是这样，都是单线联系。所以他们向陈延年汇报工作，每次都由我带去。”

当时拜访鲁迅的，还有甘乃光、朱家华等来访。甘等均为国民党右派人物，也在拉拢鲁迅。1月27目，下午鲁迅赴中共中大总支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讲题不明。他还说，《为什么》是中共内部刊物。向鲁迅赠送这样的刊物似乎表明了一种政治倾向。

1960年初，上海电影局、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开始筹拍我国第一部鲁迅传记电影。剧本由集体讨论，陈白尘执笔。创作组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召开座谈会、走访文化名人做访谈记录汇编。记录了与徐彬如(即徐文雅)在4月13日、5月4日、5月7日有过三次访谈。后来，周恩来对《鲁迅传》电影剧本亲自作了几点指示，由编剧柯灵，导演陈鲤庭传达，共六条，其中第六条，送火腿的事，总理说是有的，不光送给他一人，给毛主席党中央，此事由冯雪峰经手，不提它算了。可见，徐彬如在那三次访谈中提到了此事，而因甩恩来的指示，这件事在后来的文字中不再被提起。

写作《寻找鲁迅——从百草园到且介亭》，最初的想法，只是去关注鲁迅对某些细末文化现象的反映，譬如斋号与绰号——一个很狭小的题目，但在与师友的交谈中，这一题目逐渐有了扩展。直至几年前，南开同窗阎志兄为我提供了“寻找”的视角，这对于我的鲁迅研究，产生了幡然醒悟的效果，题目有了根本的改观——转而去寻觅一个地平线上的鲁迅，为此，我几年来，游历了绍兴、南京、日本的东京与仙台、北京、厦门、广州及上海的鲁迅遗迹，着意于他的社会活动中此时此地的临场感的获取。

鲁迅，他的客观性，是多少年来探索和争论的焦点。其实，是难以做到的。众多说法，恰是研究者们借助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认识能力主观干预研究对象的反映，是根据自身价值理性有所选择的阶段性结论。“寻找”的推勘与思索，当更不在话下。

鲁迅研究，是一个非下十数年功夫而不能完成的。在书中出现人物的书信、回忆录、年谱、日记、笔记与诗文集等，从中索取所需的资料，其数量之大是在策划之初所料不及的，花去了大量时间，写作计划一再推延，令人叫苦不迭。付梓值日却有一种心满意足。

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董伟、田玉香二位的有力支持，阎志兄为书作序，在此，一并衷表谢忱。

作者  2010年孟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