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阎锡山日记》是一部尘封多年、记录民国复杂多变又颇具代表性的人物阎锡山的感触感悟、所思所虑的日记。日记始于1931年2月17日，止于1944年12月27日，主要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共御外侮的合作者。日记反映了他对内对外、对战对和、对人对事的复杂心境，是一部具有珍贵价值的研究阎锡山本人思想和抗战史的档案资料。

山西地方志办公室同意独家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藏于山西档案馆六十余年的全套《阎锡山日记》公开发行，该日记全面披露了阎锡山的人生感悟、处世哲理、为政之道、谋战方略等。 首次严格按照日记的历史原貌完整公开，无删节和筛选，原生态排印发行。

这部尘封多年的语录体式的《阎锡山日记》，记录了民国复杂多变而又颇具代表性的人物阎锡山的感触感悟、所思所虑，是他从政、治军、用人、处世经验的梳理和总结。

该“日记”始写于1931年（民国20年）2月17日，到1944年12月27日停笔，前后约15年。据当时任阎锡山秘书的人士说，写日记时阎锡山并不动笔，而是口授，由秘书记录和整理，并誊抄成正、副本各一套，均为抄本。

阎锡山将“日记”其中一套，解放后由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收藏。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中曾任阎锡山侍从秘书的历史学者李蓼源称，留在大陆的是正本，后于1952年被发现，并在1986年8月经陕西省政府相关领导批示，由山西省政协文史委聘请相关专家对其进行标点与注释，到1988年11月大体完成。

日记主要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与中共共御外侮的合作者。日记反映了他对内对外、对战对和、对人对事的复杂心境，是一部具有珍贵价值的研究阎锡山本人思想和抗战史的档案资料。　

出版说明

凡例

民国二十年（辛未 阳历二月十七日 农历元旦）

 第一段至五百五十五段

民国二十一年

 第五百五十六段至一千零六十六段

民国二十二年

 第一千零六十七段至一千五百五十一段

民国二十三年

 第一千五百五十二段至一千九百五十三段

民国二十四年

 第一千九百五十四段至二千四百零九段

民国二十五年

 第二千四百一十段至二千八百五十段

民国二十六年

 第二千八百五十一段至三千三百三十五段

民国二十七年

 第三千三百三十六段至三千七百四十二段

民国二十八年

 第三千七百四十三段至三千八百一十七段

民国二十九年

 第三千八百一十八段至三千八百六十二段

民国三十年

 第三千八百六十三段至三千八百九十七段

民国三十一年

 第三千八百九十八段至三千九百二十七段

民国三十二年

 第三千九百二十八段至三千九百三十段

民国三十三年

 第三千九百三十一段至三千九百三十九段

附录一

 民国三十年至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二日誊清本部分日记

附录二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四日起口授笔录草本部分日记

民国二十年(辛未 阳历二月十七日 农历元旦)

第一段 有什么，损着什么，就要拚命；伤什么，触着什么，就要舍命。

处人，切忌损人之所有，触人之所伤。

自处，要化己之所有，化己之所伤，使己无所有，无所伤，则人无从损，无从触矣！化其所有，不是弃其所有，是解其所有，而不为有所累。化其所伤，不是避其所伤，是素其所伤，而不为伤所病。惟能解其所有，有有等于无有，始可无所不有。不为有所有，有其所当有，虽有，不为有所累也。惟能索其所伤，有伤等于无伤，始能无不可伤，不为伤所伤。伤其所当伤，虽伤，不为伤所病也。如斯，始能脱了烦恼、痛苦、危险，才够自由的、自主的、有把握的生活。

第二段 好为人师，人之通病。彼虽有不明白处，若当众之下以理明之，易触其病，反激其辩。

第三段 人不求食，不可以与人饭；人不求明，不可以与人理。

第四段 为发达感觉而放纵感觉，仍是毁坏感觉。培养感觉才是发达感觉。如何培养感觉，以道理练习感觉是也。

二月十八日

第五段 身体是做事的工具，必须有强健的身体，做事始有强健的工具。知识是做事的力量，必须有充分的知识，做事始有充分的力量。人格是做事的根本，必须有良好的人格，做事始有良好的根本。计划是做事的依据，必须有的确的计划，做事始有的确的依据。条理是做事的道路，必须有分明的条理，做事始有分明的道路。赏罚是用人的把握，必须有恰当的赏罚，用人始有切实的把握。考核是赏罚的标准，必须有真确的考核，赏罚始有真确的标准。求身体的强健，知识的充分，人格的良好，是终身时时不可不努力的。求计划的的确，条理的分明，赏罚的恰当，考核的真确，是每遇事不可不努力的。

第六段 惊事来，当以不惊处之，若以惊处之，是自己的稳定被惊夺去了。怪事来，当以不怪处之，若以怪处之，是自己的平淡被怪夺去了。怕事来，当以不怕处之，若以怕处之，是自己的镇静被怕夺去了。急事来，当以不急处之，若以急处之，是自己的从容被急夺去了。逆事来，当以不逆处之，若以逆处之，是自己的顺被逆夺去了。生气事来，当以不生气处之，若以生气处之，是自己的理被气夺去了。

以惊处惊，愈长其惊；以怪处怪，愈显其怪；以怕处怕，愈成其怕；以急处急，愈形其急；以逆处逆，愈增其逆；以生气处生气，愈激其气。

但不惊、不怪、不怕、不急、不逆、不生气的精神是明白的；要惊、要怪、要怕、要急、要逆、要生气的精神是糊涂的。欲惊事不惊，怪事不怪，怕事不怕，急事不急，逆事不逆，气事不气，非将糊涂化为明白不可能。化之之法，要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化自己的糊涂为明白。糊涂是有根的，拔不了糊涂的根，平时虽有点明白，遇事糊涂仍要发现，结果还是糊涂。

第七段 有一定的起睡、饮食、劳动、休息的生活，是卫生的。第一应定自身生活规律表。

第八段做事如行车，行车是以走过去为目的，不可与拦路人致气，使更增行路之障碍。做事亦以能做成为目的，不可与当事人致气，并增做事之障碍。

第九段 看住人做事，不若鼓励人做事的法子好。因看住人，人是被动的，鼓励人，人是自动的。被动的是表面的力量，不能常[长]久。自动的是里面的力量，能常[长]久。

第十段 处人，不可以太不好的居心猜人，以伤情。人皆有善心者，亦何至于太无心肝。然亦不可以太好的存心不防人，以中伤。人皆有恶心者，亦何至于不能做出恶事。

第十一段 不原谅人的过错，是自己不能处人；不检点自己的过错，是使人不能处自己。

第十二段 做事最怕没恒心。没恒心，一日勤劳十日懒，有始无终，不能成事。

做事尤怕没方法。没方法终日忙，忙不见功，有苦无智，不能成功。

恒心由何而来？由立志而来。方法由何而来？由用心而来。要立志，要用心。

二月十九日

第十三段 情理合，而为中。情之中，要讲理，理之中，要言情。舍情言理为不近情，舍理言情为不说理。如情理不能兼顾时，理爱当重情，欲爱当重理。爱父母是理爱，爱妻子是欲爱。故戏中桑园寄子可，若寄父则不可。孟子断舜当窃父而逃。窃父而逃可，窃子而逃则不可。

不尽情，不说理，皆是毁灭仁的种子。如证父攘羊，以直己躬，是执理而灭情。至溺情而灭理者，举世皆是。俗语所谓管情不管理是也。以理御情则得中。得中，仁的种子才能发芽。所以儒者要拿上理在情上做工夫。孟子敢断舜为窃父而逃者，是为保持仁的种子。

第十四段 游旅顺，觉损着自己所贵，仍是应之以嗔。平素讲下物至而不为物化的道理，又被黑气遮了。这样的道理，等于能看不能吃的果子，有什么用处？究不知如何用功，始能得到说得出做得到的把握。

第十五段 人错了是人的错，我不可因人错而自己亦错。但不因人错己亦错，实是很难。如何能到这地步，实是毫无把握。不只是毫无把握，尚不知从何路上行，可有达到这个目的的希望。

第十六段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中是什么的现象？是情理相乘的现象。唯是情理相乘的中，始能发出中节的和来。平常人不能发出中节的和，就是未得了情理相乘的中。求学问要向求情理相乘的中处用力，求得了中和，就有把握。

求情理相乘的中，要从不中节之喜怒哀乐处用力，始能修正情理不相乘处之偏也。

二月二十日

第十七段 舍了当下的对，求做人处事的道理，等于唱戏，如何装作的好，也不是真的。反过来说，求做人处事的学问，是为矫正言行的不对，若不能将做人处事的道理由行为上表现出来，这道理等于镜中之果、画上之饼，是无实际的。

第十八段 恶是由贪、恨、妒发的，不易使人改。错是由不知发的，说明了，人就能改，但是要善说。欲使人明白，可以理喻，不可以气嗔。以自己的明白，始能使人明白，不能以自己的惑，使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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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尘封多年、记录民国复杂多变又颇具代表性的人物阎锡山的感触感悟、所思所虑的日记。日记始于1931年2月17日，止于1944年12月27日，主要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共御外侮的合作者。日记反映了他对内对外、对战对和、对人对事的复杂心境，是一部具有珍贵价值的研究阎锡山本人思想和抗战史的档案资料。

关于日记的记写经过，阎锡山曾介绍说：“此日记之作，始于民国二十年。其时余适旅居大连。二十一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多于晨起盥洗时间为之。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余精疲力竭，故此日记亦遂不能按日记载。”

阎锡山为何要写感想式日记，到台湾后他说：“此乃因感而有想，感以事物，发以情理。”在大陆时他曾作过说明：“此日记不记事而记事之理。”他认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准绳。”他说：“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故记理不记事。”阎锡山虽说不记“事”，但日记中也有一些条文是记“事”，而且从其“理”中可看出一些“事”，当然从其“事”中也可感受到他的一些“理”。

日记曾由秘书誊抄两套，其中一套留在太原，另一套阎锡山带到了台湾。留太原的1952年被发现后，由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保管。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王世英批示：“作个注释，以为以后研究历史者之佐证。”但注释迟未进行。改革开放后，1986年，时任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李蓼源，就注释日记一事请示省委书记李立功，得到了李立功的支持。此后，由李蓼源主持，由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刘存善召集熟悉民国史的翟品三、徐崇寿和吴尚仁先生，开始对日记进行标点和注释。经过两年努力，于1988年11月完成。1991年10月26日，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致信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议印送，并说：“阎已是历史人物，看看他的日记，不难想到他的为人。”

鉴此，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与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商，决定正式报请出版该日记，并于2010年获中央统战部和中国新闻出版署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