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银行作为世界三大央行之一、中央银行的创始者，影响深远而巨大，但直到如今才有一本真正的权威著作解读这家机构。本书是金融专家丹·科纳汉历时三年、采访众多央行人士写成的经典之作，英国前财政大臣盛赞为“了解央行如何运作、央行政策如何产生的必读书”，并获得《经济学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路透社等权威机构的鼎力推荐，是欧洲金融业人士必备的案头书，将央行如何独立、如何应对历次金融危机、经济危险的细节公之于众。

《英格兰银行》采用双封、精装的装帧方式，适合典藏，值得精心阅读。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央行、中央银行的鼻祖，它的发展和变化影响了中央银行的形态和职能，它的政策和职能影响了英国、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

《英格兰银行》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第一次深入探究了英格兰银行的内部运作和决策过程，记述了从1997年脱离财政部“独立”到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历史，详细分析了英国央行每一次决策的制定过程和结果，并通过它与财政部、议会等机构的分歧，论述了现代央行该如何确定职权范围和决策程序。

《英格兰银行》内容来源于作者丹·科纳汉对英格兰银行各级员工的跟踪采访、与英国政府高层的直接对话，揭示出一个强大无比同时又有诸多缺陷的中央银行如何影响了经济的各个方面。

前言

第一部分

 央行独立：货币政策不再遵从政府的意愿

 央行与财政部角力：卖了黄金买美元

 行长的产生：从学者到银行家

第二部分

 变革：当中央银行成为被告

 次贷危机：救助银行的道德风险

 秘密计划：充当最后借款人的央行

第三部分

 QE：最大的购债规模和最低的利率

 反思危机：三方体制的缺陷

第四部分

 央行是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积极管理”：央行用储备金赚钱

 国王还是行长：最后的学者型银行家

第五部分

 外部人士：跨国行长的诞生

 繁荣的基石：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

致谢

创建伊始，财政研究所就雄心勃勃，除了出版研究报告和对英国税务局和财政部问责之外，财政研究所还试图改革英国的财政战略。首先，财政研究所认为政治家和官僚主义者拼凑的税制摇摇欲坠、杂乱无章，他们则力求理顺税制。财政研究所获得资金相对容易。研究所的四位创始人游说有意向的律师、会计师以及如玛莎百货这样的公司为研究所提供经济支持。

财政研究所刚成立的两三年间，以理查德·鲍威尔爵士为中心，研究所充实人员，与潜在支持者建立联系，为委员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4年，研究所提出了塔佛恩所谓的“我们大构想妙策”——成立一个负责审查英国整个税收制度的委员会。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受了卡特委员会的启发，卡特委员会已经在加拿大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委员会为财政研究所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给了它扬名天下的机会。因此，1975年，委员会委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詹姆斯·米德“从根本上审查英国的税收结构”。塔佛恩回想这个项目的起源时说：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们雄心勃勃，一往无前。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书写了大部分报告内容的詹姆斯·米德——也是一位有感召力的主席，他跟我说：“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接手的是什么，您将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我感到很震惊，也很受宠若惊。您也知道的，我已经年逾古稀。”

米德召集起来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得是具备一定资格的研究员或者助理研究员。塔佛恩这样回忆说：

另一个（造就委员会成功的）因素就是我们在择人方面具有先见之明，特别是我们招录了三位年轻的经济学顾问，后来他们都成了委员会正式成员。最开始招的是约翰·弗莱明（日后担任了英格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年轻的默文·金，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也非常看重他。默文推荐了另外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约翰·凯，他是哈佛大学教授，看上去只有16岁。金和凯其实是同年，俩人当时都是27岁。金和凯的友谊也成就了一段长久的专业联盟。凯可以说是个神童，在年仅21岁时，他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终身教职，同时，他还是圣约翰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凯在哈佛大学的六年间，潜心研究学术，致力于完成自己的第一本书——《现代工业集中化》。凯很幸运地得到金的推荐，他一路高升，后来成为研究所所长。

1975年10月，米德指定金、凯、弗莱明和肯特大学税法讲师格雷姆·麦克唐纳做他的“科研秘书”并制订方案，在此后的两年间，这个方案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米德称他们为“少壮派”，鼓励四个人相互交流，展开辩论。金认为该计划意义非凡，他后来回忆说这段经历“被证明是对我职业生涯最有影响意义的经历之一”。融入这个小圈子之后，金写出了引以为傲的第一本书——《通胀指数》。《通胀指数》是有关指数调整法的文集（这个过程就是采用支付指数，以保障其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由金和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西尔玛·利斯纳共同编辑，海涅曼出版社出版。

1977年夏天，随着米德的报告委员会得出最后结论，金终于有了片刻清闲。现在，他已是剑桥大学经济学系讲师，这是他叩响剑桥长期学术生涯的敲门砖。《公共政策和企业》这本书的出版更是大大提升了金的知名度，这本书写于1976年，1977年由查普曼霍尔公司出版。在出版社眼里，金是个香饽饽，他为各种主流报纸撰写文章，其中就有《金融时报》和《卫报》。同时，金还加人了颇具影响力的克莱尔社团（CLARE Group，有人说这个社团的名称是“剑桥、伦敦以及英国其他地区”的首字母缩略词），这个社团是由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长罗宾·马修斯教授组织发起的，持中立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相聚一堂。

金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圣约翰学院的职位，也收到了剑桥大学经济学精英纷至沓来的邀请，他却一直梦想着能踏上一个更加宽广的舞台，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问施展自己的才华。1977年，机会来了，伯明翰大学邀请金担任埃斯米·费尔贝恩投资讲座的教授。如果接受，29岁的金将成为英国最年轻的教授。据金的同事们介绍，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深思熟虑后，他决定重回西米德兰兹郡。金告别了剑桥——圣约翰学院并没有忘记他，20年后，他们给予金荣誉研究员称号——并于1977年10月开始了人生新旅程。

1978年初，也就是金到达伯明翰大学后的前几个月，新上任的金教授将米德报告出版成书，书名为《直接税的体制和改革》，并成为了委员会的一员。这份报告获得了巨大成功。塔佛恩后来提到说，该报告“得益于一个重要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获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事实上，人们都认为它就是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金融时报》大篇幅刊登该委员会的分析”。当然，更多的掌声给了米德，时隔不久，他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给米德的贺电中称赞他“在税收方面的工作”，但其实这个奖是为了奖励他在贸易方面所做的努力。

米德报告获得了无数好评，这位年轻的教授肯定也成为伯明翰大学经济学系的风云人物。然而，塔佛恩很清楚金的朋友约翰·凯才是“继米德之后做出最重要学术贡献的人”。塔佛恩回忆说，报告出版后举行了一系列的研讨会，“一遇到棘手的问题，詹姆斯·米德就会说：‘我觉得应该由约翰·凯来回答这个问题’”。

P57-59

“我们的工作就是营造稳定的环境，让其他人能够从事有趣的事业。人们会充满乐趣，但是我们不会，而且我们的存在是无形的……但我们既无趣也无新闻价值这点十分重要，这也是衡量我们工作是否成功的标志。”

——默文·金，2004年1月27日，经济事务委员会

“希望我2018年离任时没有入职时那么引人注目。”

——马克·卡尼，2013年向财政委员会做的报告

每一届英格兰银行行长在任期内，总会有一段时期用高度发达的大脑额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英格兰银行的使命是什么？”2014年3月，马克·卡尼在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八个月后也提出了这一问题。最后，他做了如下回答：1694年的创始宪章中已有说明——“促进公共利益，增进人民福祉……”卡尼的前任默文·金以及艾迪·乔治也无数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他们俩肯定也会就这个核心宗旨取得共识。创始宪章走过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而卡尼、金和乔治三人也见证了——设计了——自1997年以来英格兰银行获得“独立”后17年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独立”是一个需要仔细权衡、准确定义、重新定义的概念。三巨头独特的个性代表了英格兰银行本身的特征变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获过奖学金的学生乔治在英格兰银行森严的等级制里平步青云；在问鼎行长之后，乔治对英格兰银行进行着温和的家长式管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既是学术经济学家，也是现代税制专家的金，以技术型的中央银行家身份掌管英格兰银行；他不赞成全球化资本市场，而且与桀骜不驯的银行家关系不和。在后危机时代，睿智而坚定的投资银行家卡尼匆忙上任。如今这个时代的人联系紧密但缺乏耐心，且富有批判精神，卡尼的任务就是为这一代人改革英格兰银行。

不止一位英格兰银行行长说过，行长来了又走，但英格兰银行永远都在。当司机载着行长驶进罗斯柏瑞街（Lothbury）时，英格兰银行的身影矗立在视野中。鎏金的阿里尔雕像坐落于帝沃力角（Tivoli Corner）之上的穹顶，为周围的灰色建筑添上了一抹亮色。约翰·索恩爵士采用波特兰石做护墙，支撑这座高耸的城堡，保障了行长和他的3600名员工每天的正常工作。身穿红色马甲和粉红色燕尾服、头戴大礼帽的服务人员在门口迎接行长。行长轻快地穿过马赛克铺成的大厅，墙上挂着历届行长的画像，庄严而肃穆，两边陈列着18世纪的家具。大厅两边空旷的房间中电脑屏幕和彭博终端[1]不断闪烁，这派景象对任何一家投资银行的交易大厅来说都不陌生。这座建筑的每个角落都在倾诉着它320年的历史，然而，作为英国经济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心脏，英格兰银行也扮演着极具现代性的角色。

走进银行大厅，穿过陈列着一排排书架的接待室，我们就来到了豪华的行长办公室。行长办公室安装着两重门，以防止别人偷听行长谈话。这间办公室和它两侧宽敞明亮的会议室见证了这家银行所有重大决定的抉择时刻。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是英格兰银行就在这里权衡各种可能性，平衡风险，做出决定并开展行动。

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是英国的中央银行，是政府的银行，管理这个国家包括黄金在内的官方储备。英格兰银行是英国钱袋子的守护神，同时由于英格兰银行拥有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货币发行权，所以它也是英国大部分货币的来源。英格兰银行是英国商业银行的银行，而且在危机时刻，它还是这些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不过，很快英格兰银行、英国财政部以及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之间的三方体制就会终止，英格兰银行将会拥有全权监管整个银行业的权力。英格兰银行无限权力的背后，是它利用利率杠杆——“银行利率”——紧缩银根或者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对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进行控制，最近更是使出了百用不厌的量化宽松政策。

在这些会议室里形成的决定影响着每一个英国公民。鉴于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英格兰银行的决策也牵动着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人民的神经。虽然英国格兰银行依赖越来越复杂的方式，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行长的眉毛”不论是在管理副行长还是批评国会议员时都还是分量十足。还是英格兰银行告诉自己员工的那句话，英格兰银行仍然拥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职责成就影响力和权力。英格兰银行向议会负责，虽然不向政客负责，但是要对其唯一的股东——财政部负责。严格来说，银行460万的股金总额由财政部法务官（Treasury Solicitor）保罗·詹金斯持有。在最近一段时期内，英格兰银行行长至少向女王汇报过一次工作。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英格兰银行显然是个独立的货币管理机构，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英格兰银行受《皇家宪章》和《政府保密法》保护，并享受一些普通法律的豁免权。

保密性，或者说谨慎是英格兰银行的关键词，要想进入英格兰银行工作，必须签署《保密声明书》。英格兰银行冷冰冰的建筑和对媒体的厌恶让人觉得它有点疑神疑鬼。上层管理层崇尚“记录”，因此创造出了源源不断的信件、备忘录、便笺以及会议记录，每样一式三份；对于互联网以及邮件，英格兰银行内部也有严格的使用规定，并且警告说这一切“都可能被监控”。

英格兰银行的公开声明大多数都是以字斟句酌的演讲形式与外界见面，这确实是开创了演讲经济学的时代。英格兰银行的演讲偶尔也会面临观众不足的情况。来自偏远地区不知情的商务人士通常会听到有关银行近期经济政策的详细介绍。（英格兰银行董事会主席大卫·李爵士曾经对财政委员会这样说道：“现在行里有这么多讲话，我觉得要听完是不可能的，就算行长的演讲，可能也无法全听。”）用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的话来说，大多数演讲内容夹杂着“陈词滥调，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银行术语’”。然而，银行在遣词造句方面慎之又慎。每个表述都经过精心设计，微妙之处拿捏准确：在2011年5月，行长说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观点“比以往更宽泛”，在8月，措辞变成了“存在多种意见”。

英格兰银行文化富有独特的幽默感，同时也拥有悠久的集体记忆。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成立之初，它只是家私人银行。1946年，英格兰银行被收归国有，最终获得了有限制的独立。到1997年，这家银行已经历经三百多个春秋，见证了经济发展的起起伏伏。银行内部将危机时期称为“战争”，而相对平静的时期称为“和平”。最近，“战争”越来越频繁。在金的任期中,英格兰银行经历了英国最严重的金融灾难之一，使整个金融系统几乎处于崩溃边缘。2008年10月，英国几家主要银行的董事长站在英格兰银行的秘密地下会议室里，会议桌对面，是一脸严肃的英格兰银行行长，毫无疑问，他们意识到自己此刻就处在悬崖边上。只有英格兰银行采取大规模、前所未有以及不情愿的干预，才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一场表现为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贷款和信任危机演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尤以欧盟地区为甚。这场危机还将最近几个月一直疲于应对严重危机的英格兰银行卷入“战争”。

在国内，英格兰银行也需要为自己辩护。政治家和媒体人士从未停止过对央行的责难。虽然在一代又一代行长的精心打造下，英格兰银行被赋予了一层神秘色彩，但好像作用不是很明显。在经历了2007年以来的艰难时期后，财政委员会于2011年6月要求金上交一页总结书，里面要总结英格兰银行昏昏欲睡的管理机构——即董事会的实际作为及其督促行长和员工的方式。不过，批评英格兰银行的人也不全是不熟悉针线大街的人。一些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成立了经济学家小组，迫不及待地想要对自己的前任老板评头论足。与其说是前成员，不如说是元老的维拉姆·布伊特（Willem Buiter）开始对英格兰银行展开批评。紧接着，大卫·布兰弗罗、凯特·巴克以及苏希尔·瓦德瓦尼等人也加入了抨击英格兰银行的大军。布伊特在批判英格兰银行方面毫不留情，他将银行在2007年危机之前的所作所为称作“准备了三年的即兴表演”。甚至连前副行长约翰·吉弗爵士（Sir John Gieve）这样的英格兰银行忠诚维护者都承认，在1997年英格兰银行不再实行对其他银行监管时，它成了 “一个半目标银行”，该行的重点越来越多放在了货币政策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则“跌落在议程之外”。就在近期，前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在其回忆录中透露其与英格兰银行，特别是和英格兰银行行长之间来往的不快。对英格兰银行最大的指责就是它在信贷紧缩出现兆头、市场面临巨大压力时，没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受指责的还有英格兰银行处理危机的方式。在危机到来之时，其在展开相关内部调查时的不情愿和蔑视态度也引来诟病。

央行与外部世界关系不太融洽，部分原因是因为先天的差异。尽管开放式大办公室早已取代了迷宫般的走廊和小隔间，但是英格兰银行仍然继承了学术机构的风格，在这里，金教授是说一不二的校长，一帮精英经济学家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一名财政部高级官员在行长言语之中发现了金身上表现出来的校长式的个性，比如说当他在回想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时，他会转动眼球，并开口说：“让我们回想一下……”英格兰银行每天都要在市场上周转大量的现金、债券以及金银，但是在其管理层中，还是弥漫着一种学术交流式的气氛，有相互间的小争斗，也有情绪激动的管理层会议。行长和副行长们拥有各自的私人秘书，分别是“行长私人秘书（GPS）”和“副行长私人秘书（DGPS）”。有一位秘书这样形容说：“我们要确保在行长们相互之间不直接对话的情况下，这个机构仍然能运行。”即使行长之间有交流，还是能从银行的大理石走廊里感觉到某种功能失灵。2011年，财政委员会展开了对英格兰银行责任制的调查，鲍伯·加勒特教授在调查后上交的文件中留下了这样的话语：

……

金从不把事情藏在心里。2011年3月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该报前编辑查尔斯·摩尔问他：“你享受这一切吗？”金的回答是：“工作压力大，用‘享受’这个词不准确。”一些与他共事最久的同事更是公开地质疑，压力加上独裁方式——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命令”管理——有没有给行长施加太多压力。

致命的是，也许金从来不是——他也不想成为——伦敦金融城的内部人士。尽管英格兰银行历史悠久，是“银行中的银行”，但他却鲜有时间和高管们闲谈。之前，世界上三大投资银行之一的行长到访伦敦，希望能跟金见一面，最后英格兰银行只派出了一名级别较低的高管。这种轻蔑会伤害感情，并且时间很难弥合由此带来的伤害。尽管金比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行长更明白风险，更别说数量经济，但是他把这些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看成是无可救药的短期主义者，贪得无厌，毫无责任感。“大而不倒”的观念，或者说金更愿意称之为“太重要而不能倒”——已经在行长那儿受到了冷遇。“让它们倒，让它们尝尝失败的滋味”是金的口头禅。金更看好中部或者东北部诚实和勤劳的制造业企业，他认为它们应得到央行更多的关注。同样，金坚持不做有“道德风险”的事情，因而人们只能指望第三方帮忙化解危机。在英格兰银行处理银行业事务时，金经常以此为由拒绝干预。

然而，退休之后，刚被授予罗斯柏瑞爵士爵位的金与曾经激烈批判过的银行业巨头实现和解。英国上议院详细保存了《上议院议员收入登记》，金最近的收入登记详细记录了他在为高盛、摩根大通、野村证券，甚至野心勃勃的对冲基金布里文霍华德资产管理公司发表付费演讲，收入颇丰。

金于2013年7月卸任以来，英格兰银行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总体来说，马克·卡尼在英格兰银行任期的第一年很成功。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前瞻性指导”。从表面看来，“前瞻性指导”的唯一缺陷就是卡尼对作为推断利率上调标准的失业率标准过于悲观。这位行长可以轻易无视批评者，说他们应该庆祝才是。他也是幸运的。他上任以来，随着经济危机过去，英国经济有了比较脆弱但缓慢的恢复，经济气候回暖。作为衡量中产阶级满意度的晴雨表，房产价格已经稳定“放晴”。不过，也不是什么过失都没有。

英格兰银行还陷在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和操纵外汇汇率指控的调查旋涡里。英格兰银行兼并银行监管业务和审慎监管委员会（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也因为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il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的失败而黯然失色。虽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不归英格兰银行直接领导，却是噱头十足的“三大监管机构”重组后的一部分。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局长马丁·惠特利在2012年秋曾说过：“我们有权先斩后奏。”现在这个局长看起来有点聪明过头了，特别是在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失礼之后。总而言之，卡尼比前两任行长更看好英格兰银行的发展前景。在2014年3月份的梅思讲座（Mais Lecture）上，卡尼在回顾英格兰银行1997年独立以来的这段时期时，直言不讳地指出：

在我看来，虽然在这段时期取得了很多具有持久价值的巨大创新，但是削减央行职能是严重错误的，虽然这一观点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被采纳。

这种观点最突出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意识到，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金融稳定的重要性不亚于价格稳定，而这种观点也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回头来看，历史留下了很多教训。但是从1997年开始的这段历程漫长而艰难。这段历程最初的发展堪称是革命性的。

津津有味……科纳汉精确叙述了英国央行从政府部门转变为独立货币政策机构的过程。它的每一页都在探究央行如何运作、央行政策如何产生，本书是了解这两个问题的必读书。

——戴里德，英国前财政大臣

对金融极客来说，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必读书。

——吉姆·里维斯，M&G投资公司利率业务主管

本书的资料来源和分析都非常深刻，让读者得以了解这个复杂而神秘的机构。科纳汉的《英格兰银行》正当其时，而且内容丰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央行的权力可能比政府首脑还大，但它却不需要民众的选票和监督……关于央行的争论，本书无法盖棺定论，但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讨。

——《经济学人》

关于英格兰银行最近历史的一部令人愉悦、无法释卷的著作，让我们一窥针线街的幕后，并真实记述了最近的几位英国央行高管。

——路透社《热点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