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守住了经济学底线的商业经典案例，作者在当前的本土企业走势和中国思想史流变之间找到某种结合点，构建一种评论性的写作风格。通过大量的专业调查，以尖锐、怀疑、批判和互动的新闻写作风格，从不同角度对嘉利来、民营石油企业、金健米业、湖南电广、德隆、顺驰、扬子江药业、万通、华通、金花、红豆、湖南有色、奥康、百度等中国本土企业的现实进行了深度剖析，揭示了今天中国本土企业的诸多现象背后的实质。直面中国本土企业现实，既有对现实事件的理性发现，又包含着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价值判断。

对中国而言，企业所处的环境既复杂又特殊。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世界企业史上是少见的，并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战略实践行为造成一种局限。作者通过大量的专业调查，以尖锐、怀疑、批判和互动的新闻写作风格，从不同角度对嘉利来、民营石油企业、金健米业、湖南电广、德隆、顺驰、扬子江药业、万通、华通、金花、红豆、湖南有色、奥康、百度等中国本土企业的现实进行了深度剖析，揭示了今天中国本土企业的诸多现象背后的实质。

第1章 公权力泛滥引发企业悲剧

 引子：警惕重商主义陷阱

 民营石油企业死因分析

第2章 东方文化与企业生态

 引子：现代企业制度在东方异化

 出卖金健米业

 魏文彬在2003年

 孙成钢的泛政治化经营

第3章 企业宏大叙事之死

 引子：我们还没有细分的企业管理

 眼看着德隆渐渐消失

 顺驰的幌子

第4章 民营企业的妥协姿态

 引子：与品牌有关的知情权

 扬子江药业的次优选择

 冯仑“倒退”

第5章 非主流企业的游戏技巧

 引子：政府作用与企业形态

 非主流华通

 金花的多元化游戏

第6章 本土品牌的制度命题

 引子：企业产权建设是企业建设的基本命题

 对红豆品牌的结构性分析

 中联重科改制战略分析

第7章 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探索

 引子：国家主义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

 奥康谨慎的国际化之路

第8章 新拿来主义潮流

 引子：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

 山西大院向三亚的演进

 拿来的百度

后记

二商集团如是说

随着二商集团和商务部的案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其中的是是非非便开始吸引一拨又一拨的眼球。作为嘉利来事件的主要当事方，北京二商橥团的态度又是如何?这也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案件一审判决后，二商集团对媒体的采访，一直采取一种比较低调和回避的态度。2004年2月9日下午，北京二商集团党委宣传部才召集各大媒体，召开了一个隋况说明会，基调仍然是希望媒体对此事不要再炒作了。二商解释说，此前之所以保持低调，一是为了维护商务部的形象，二是前段时间此案还在审理期间，对此事不便多言，以免影响审判。

然而，不管在这次媒体情况说明会上还是接受记者的采访中，二商集团还是表明了它的强硬态度，并提出了许多以前未见诸媒体报道的新说法，与嘉利来的观点形成尖锐的对立。孰是孰非，我们且看双方陈诉和抗辩的几个焦点：

1．涉嫌偷渡和皮包公司?

按照二商集团的说法，香港嘉利来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从中国境内涉嫌偷渡到香港的佛山市居民黄国强和其妻邓笑莲在香港注册的皮包公司。实投资本1万港币，无财产、无投资记录。

记者从香港嘉利来公司得到的消息是，“黄国强先生持1988年3月14日批准的港澳通行证(号码为：0088440)前往香港，于1988年3月28日正式办理移居香港手续，1995年3月3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现持有回乡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之护照(护照号码：H01347920)，其留在佛山的身份证只是没有被注销而已。就此，黄先生已委托律师起诉二商及相关不负责任报道的媒体”。嘉利来还认为，香港嘉利来公司是以香港法人公司出面进行经营活动，就公司行为而言，与董事长之身份有何关系呢?这又是二商在故意转移视线。

此外，香港的公司登记制度有别于内地，它的经营范围并不作特别限定。公司开业仅作发行股票数额的登记。而股票数额之多少，不能判断其公司实力的标准。简单讲，就香港公司而言，它的股票发行额与其履约能力、资金能力没有必然联系。二商集团到处散布香港嘉利来“注册资本1万港币”，无能力合作建设项目，实际是对香港公司基本知识的缺乏或是故意混淆视听。

2．1200万元是注册资本还是债务?

北京二商集团坚持认为已进人合作公司的资金并非是香港嘉利来的投资，而是来自不同渠道、全部构成合作公司债务的各类资金。

但事实上，谁也不能否认，嘉利来公司是向合作公司注入了资金。董事长穆军说：“我们向合作公司投入了资金，当然是以注册资本的性质投入的，断不能指责这笔钱是我借的。”

3．变卖股权是否为真?

据香港嘉利来透露，北京二商集团将香港嘉利来踢出局后，新的合作公司就开始在香港转卖这份股权，非法获利人民币6000万元。

当记者以此事求证二商集团有关人士，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没听说过，如果有请拿出证据来说话!”

4．行政暴力的存在?

二商认为，原商务部的行政复议决定是错的，“这种错的东西再去执行，是自己给自己添乱，是对政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提出挑战”。而香港嘉利来则指责北京市工商局和北京市外经贸委在批准合作公司更换合作股东时，明显存在违规行为!按香港嘉利来公司董事长穆军的说法：“我遭遇到了行政暴力!”

5．是否存在腐败的蛀虫?

据相关报道透露，二商在原合作公司的董事边传利曾经向二商集团的负责人胡善培送过两套房子。2002年8月，北京市反贪局曾经拘审过边传利，但数日后就被二商集团用公函保出。在二商集团的记者见面会上，边传利出现在会场向在座记者证明其“清白”。

当记者向二商集团负责人胡善培求证此事时，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证据的话不说，如果有腐败的问题，请拿出证据!”

穆军转型

悲剧应该谢幕了，最终的结论出来了，一切似乎都应该结束了，该到执行的时候了，但具体的执行行为始终不见动静。

2005年4月11日，香港嘉利来公司前往北京商务部商谈执行商务部行政复议书事宜，被告知：627号行政复议书已经被撤销，因此无执行可言，建议香港嘉利来公司与其他几方谈判，商量股权解决方案，被嘉利来公司拒绝。嘉利来公司坚持应先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先解决股权的恢复问题，然后才能继续商业谈判。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2005年9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裁决香港嘉利来公司在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具60％股权。穆军以全方位的法律手段，走完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际仲裁的所有法律程序，得到了法律的全面支持。

即使如此，北京市商务局似乎仍拒不执行商务部的复议决定，不恢复香港嘉利来公司的股东地位，美邦公司仍在工地施工!

形势并不让人乐观，看来穆军还得继续等待。他咬着牙，又猛抽着烟，“我就不相信他们能不执行，我相信有人会让他们执行”。

这个时候，思考比行动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尽管穆军和香港嘉利来公司满身伤痕，但我们认为，首先需要反思的还是穆军。为什么穆军会遭遇如此巨大的劫难?在商业运作上，他的悲剧的核心在哪里?

我们认为，10年前，穆军之所以决定来到北京与二商集团合作开发嘉利来世贸中心，其信心有三：第一，穆军是北京人，他在北京有取之不尽的资源，作为著名的投行专家，他把这些称为资本；第二，穆军断定，嘉利来世贸中心是一个升值潜力极大的地产项目，他的眼光不会错；第三，他有雄厚的资金，或者说有着超人的融资能力。显然，穆军忽视了内地并不规范的商业环境，或者说，他事实上已经基本苟同了内地商业运作的一些潜规则，他似乎要用一个人的商业逻辑来赢取要!大的商业胜利。

太多的企业家与穆军持有相同的想法，在他们看来，资本的唯一目的是利润，资本家不需要思考经济制度，这与企业经营无关，与生意无关。资本家应该把全部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改善只属于自己的企业生存氛围的营造上。穆军的遭遇再一次证明，“一个人的商业逻辑”无法延续、无法持久，甚至极有可能被众多不规则的非商业行为毁灭。

即使有一天，属于穆军的股权回到了穆军的手中，我们仍然要提醒穆军，这依然是他一个人的商业模式，一个人的维权模式，是他一个人的胜利，绝不是这个体系已经发展到了公正维护每一个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水平。

诚然，我们理解一个以逐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人的这种妥协、苟同和明哲保身的行为，资本当然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个人的商业逻辑”是成本最低的，但其中的风险也是逐步累积的，在缺乏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唯利是图的商业利益必然是短暂的、早天的。

与穆军聊天，我惊讶于他的内心的丰厚，不是资本的丰厚，而是作为一个资本家少有的对自由经济、法制建设和世界文明的准确判断。我经常会有所恍惚，以为坐在我面前的穆军不仅仅是一个商人，而是一名学者。穆军告诉我，10年下来，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嘉利来公司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选择的是企业维权；第二阶段，当他看到北京三个部门不执行中央政府的决定时，他又选择了反贪污反腐败，他向上级部门检举揭发北京二商集团等部门有关人员的腐败行为，奔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像一个上访人员，又像一名反腐斗士；而第三阶段，当法院一审判决之后，穆军认为，香港嘉利来案件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纠纷和腐败问题，更不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失败案例，已经成为了一个带有典型性的部门团伙腐败案件。穆军意识到，当他的企业作为一个法人遭遇到行政暴力，眼看就要死亡的时候，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国家的安全，一个社会的安全，已经上升到了公益的层次。

关于公益，穆军给我上了一课。

穆军认为，公益和慈善不同，大众把公益理解为慈善，是把概念完全弄错；了。慈善(charity)的原意是基督之爱，行动上表现为以宽厚仁慈之心乐善好施。公益(philaIltllIDpy)则具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含义，它的拉丁字根是“爱人类”，引申为促进人类福祉的行为，较慈善社会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更侧重长远目标和效果。例如，在东南亚海啸中，香港市民或者团体自发捐助受灾地区，就是慈善行为；但通过组织化、经常化，并设立进一步探究灾害根源的研究项目和机构，制定各种计划，这类的捐赠就发展成为公益事业了。

穆军告诉我，嘉利来大坑促使他彻底跳出了“一个人的商业模式”，他已经向广大的香港商人提出动议，成立非官方性质的公益性基金，专门负责维护港商在内地的合法投资权益。

事实上，穆军所思考的公益基金的确在社会发展和改良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有人将美国20世纪社会渐进改良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改良、公众批判和公益基金三大主要力量的共同作用。目前，中国内地的政府改良正在进行，公众批判有所进步，但公益基金的力量基本空白，即使在香港，公益基金的作用也相当薄弱，由此，穆军决定把自己的使命移植到这方面来。

穆军给我描绘了未来的公益基金将要发挥的作用，他所倡导的公益基金，将适度配合和补充政府功能，维持社会的起码公正，通过投资或者是捐赠的方法，推动对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建设和发展。穆军还强调，这种公益基金虽然存在与政府合作的可能，但并不直接接受政府的指令，同时由于基金的规模相当大，也不可能受到一些社会利益集团的操纵，一定能保持强大的独立性，对社会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有责任也有能力进行纠正。

呼唤商业文明

需要反思的肯定不仅是穆军，所有与嘉利来大坑有关联的人员都需要反思。所有参与到嘉利来案件中的人们都需要审问自己：在这个旷日持久的案件中，自己的行为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对这个本来还不健全的商业环境究竟造成了怎样的恶劣影响?……P19-23

用于实验的—代人

2004年，中国企业界曾经狂热地炒作迈克尔·波特，我也身处其中，并与波特有过短暂接触。当时，我如此写到：写一写这位“全球竞争力之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赞美他，已经有太多的华丽辞藻堆在人们的面前，我们廉价的赞美将立即被淹没；如果批判他，凡是听过波特演讲、看过波特著作的人都明白，波特的宏大理论其实是在构建一套普适性的道理，在这些道理面前，我们只有遵循、模仿、学习。

时间流逝得很快，今天，我惊讶地发现，波特的这些普适性的道理，一旦来到中国，竟然面临着严重的水土不服。这似乎是中国企业的宿命，是那些试图从迈克尔·波特的著作里学到战略理论的中国企业家们无法超越的宿命。

我想说明的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似乎不太适合中国的市场环境，由此导致中国为数众多的企业家一边念叨着波特的理论，一边把这些理论随手扔到了垃圾堆里。、中国企业的战略模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企业战略的一个异数。比如，要多元化还是专业化?是走成本领先的道路还是差异化竞争?这些涉及企业发展战略的问题，标准的企业管理理论的答案肯定是专业化、差异化。这也是波特理论的要义。但是迈克尔·波特肯定没有想到，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环境下，这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企业家们比波特更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了解中国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即便波特在讲台上演讲得口干舌燥，即便波特怎样的苦口婆心，中国的企业家们在献给波特热烈的掌声之后，依然我行我素地走在中国的市场里，坚持把多元化、同质化进行到底。

多元化是个伪命题

在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和专业化之争，是一个伪命题。

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企业需要解决三大核心问题：第一，我们应该从事什么产业?是一种还是多种产业?第二，在特定的产业内，我ff丁应该采取何种战略以获得竞争优势?第三，如何设计职能战略以达成这个目标，这是更为具体的执行层面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专业化要优于多元化，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在《追求卓越》第十章“不离本行”中，作者用大量的案例来说明企业进入非相关多元化领域的困难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Irr发展的黄金时期，GE的杰克·韦尔奇认为通用的文化不适于11'行业的文化，因此GE没有从事非相关多元化，此事被很多人称赞不已。国内企业如联想收缩业务领域、‘rCL，在IT领域的不尽如人意，似乎都在提醒中国企业要认真按照国外的战略理论重新定位。

但中国的现实没有这么简单。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提出自己的观点：国内外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异很大，如果国内企业按照专业化的战略运作，不仅做不大。恐怕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与此相关的道理正在一层层展开。

第一，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相应的保护扶植政策。其中，中央政府对于国内实力较为强大、品牌价值相对较高的企业提供保护扶植，地方政府对于本地有发展前途或者实力较强的企业也有很多优惠政策。表面上看，这些政策有利于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但这肯定伤害了相对弱小的竞争对手。毫无疑问，一家获得政策支持的企业在进入新的竞争领域的时候，速度可能会快得多。在这种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如果完全按照那些专业化理论来经营，未免就过于书生气。

第二，各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问题历来就让企业家们头疼。区域之间贸易壁垒存在的原因在于目前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部分政府官员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首先要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做出业绩。业绩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当地的GDP，而GDP的高低由当地企业的实力所决定。政府官员为了出业绩，就会扶持当地发展较为不错的企业，为了招商引资也对外地企业给予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因此，单一产品的大规模营销成为中国企业的标准模式就不足为奇了。只要企业在当地做好了一个产品，以此为契机得到政府的扶持后就可以迅速进入其他非相关多元化领域，在当地几乎所有的领域均可以取得成功；同时，当地政府也会在能力范围内阻止外地竞争者的进入。

第三，多元化是企业与政府的双赢策略。政府给了企业那么多的保护扶植政策，企业拿什么回报政府?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回报只能是业绩。考核政府的主要指标是该地区的GDP，GDP指在该地区所实现的产值，与利润关系不大。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许多企业在亏损的状况下仍然大干特干的深层次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企业那么热衷地从事非相关多元化的原因，因为单一产品是不可能达到很高的销售额的。同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部分企业在进军国外市场时，在没有取得利润的状况下仍然那么狂热地要进人世界500强，因为500强的衡量指标是销售额，能否取得利润就不是主要目标了，关键是企业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看来，中国企业从事多元化就是一种必须并且无论对于企业还是政府都能达到共赢的行为。

……

苦难的中国企业家

现在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也许还包括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企业家个体命运的苦难，还将持续演绎下去。

2005年，有关中国企业家的悲剧纷纷上演，唐万新的全面溃败、黄宏生的身陷囹圄、陈久霖惊人的亏损、倪润峰莫名其妙的被骗，以及顾雏军的正式批捕，他们都因为制度的滞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意思的是，勘有人总结这些企业家败走麦城的深层次原因，大众的怒火被这些悲剧的浅表性要素点燃，他们把愤怒的口水吐在这些具体的企业家身上，道德的审判完全掩盖了对体制的思索，对公平的渴求变成了对效率的践踏。民众的愤怒经过长时间发酵，直指任何一个已经或将被置放在聚光灯下的企业家。

我的思考略有不同。2005年4月，我曾经洋洋洒洒几万余言，为监狱中的唐万新说话。当顾雏军被关押，我也撰写文章，为他辩说。这并非出于对弱者的同情，而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与尊重，以及在一个更加开阔的层面，看到了中国企业家们面临的窘境。

显然，民众的愤怒主要来源于转轨期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一条模糊的分界线将社会隔绝成为两个营垒——弱势与强势阶层。强势阶层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能力调配资源为己所用，用各种合法、不合法、合法不合理、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将社会资源纳入囊中。唐万新、顾雏军这样的企业家调动资源的能量有目共睹，在其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中，他们得到了从政府、经济学家、主流媒体、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这使他们似乎成为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但很少有人冷静地想想，不管是唐万新，还是顾雏军，他们的身份背景并非官方，这正是他们的脆弱之处。他们要持续成功，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能否得到政府和社会制度始终如一的保护，二是是否具有成为优秀企业家的素质，两者缺一不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商业帝国的倒塌，只不过证明了这些人一度拥有的保护其实非常脆弱，他们表面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借用。稍微有点产权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风光的企业家，对其名下的财产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在这样的意义上，唐万新、顾雏军这样的企业家，与那些满腔愤怒的人们一样，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从清末算起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寻求转轨，100多年了，但中国的企业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权力的附庸。盛宣怀具有企业家的天才，但他本身又是大官僚，以两者结合的身份，他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中的翘楚。今天唐万新、顾雏军所遭遇的一切责骂，盛宣怀几乎一一尝遍，他也曾经堂而皇之地将朝廷与股民投入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挪作他用，也曾经在掌控的所有企业中任用私人，也曾经私自涂改账册，分别在朝廷和公司内部用两本账。事实上，他主管的企业一再遭到户部核查，如果不是李鸿章、张之洞等维新派官员大力扶持，早就销声匿迹，盛宣怀根本进不了中国企业悲剧史。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依附权贵，甚至成为权贵阶层?答案很明显，明显到只需要我们有一种说出来的勇气。看看盛宣怀，他的悲剧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结束就停止，所谓命运沉浮，几起几落，身后的盛宣怀用一种历史的方式再次诠释了中国企业家的悲剧命运。进人民国以后，盛家家产被抄没了两次：一次在民元时期，罪名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因为盛宣怀是引起清末大乱的铁路收归国有与西方公司合作政策的主导者；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江苏，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对盛宣怀冷静的重新认识，起于20世纪80年代，距离盛宣怀辞世70余年。

历史会记下今天，唐万新、顾雏军，还有倪润峰，他们有着与盛宣怀相同的困境，这就是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大众原始性的平均主义暴力，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

一枚硬币的两面

另一个弱势群体，是被大众嫉妒的经济学家。相比那些非理性的民众和那些捉襟见肘的企业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弱势的局面更加让人难过。

“郎张之争”开始之后，我以为，郎咸平身在香港，对于中国内地的企业建设，毕竟是门外之人，而郎自己乃财务专家，可能对制度经济学缺乏整体把握。而著名的教授张维迎，也许正如社会上的传言，他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因为局面非常清晰，只要跳出争论之外，人们很容易就能看清楚，双方都是在说。一个问题，这就是制度。郎咸平说了制度的一面，张维迎说了另一面，更多的人是站队，然后附和。

人类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都在围绕公平与效率展开。西方民主国家是通过多党制，轮流解决公平和效率。“左派”政党更多强调公平，右派政党更多强调效率。他们通过税收的方式，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通过鼓励股份共有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公平问题。

但是中国却一直不能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体制中有一种对权利和资本制约的错位。一方面是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公平损失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两个方面都存在。我们对权利和资本两个方面都缺乏有效的制约，所以问题就来了。

郎咸平肯定是看到了公平问题，顾雏军、张维迎等人则看到了效率问题。他们都看到了树木，却有意识地忽视了森林。

如何有更多的公平，肯定不能像郎咸平说的停止MBO改革，停止产权化的改革，这是行不通的，只会导致效率越来越低，公平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目前的低效率，一个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能通过郎咸平跟一两个国有企业家谈了话说他们很努力，因此得出结论是他们的效率很高；不能从短期、局部的企业得出整个国有企业的状况，必须要进一步做全局的分析。

审计署和其他的有关单位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表明近几年国有企业和国有建设项目投资损失率很高。国家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停产、半停产的，达不到设计能力的，出现各种问题的将近50％，这是对资源极大的浪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早就说得很清楚了，然而有人不信。比如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存在剩余控制权、剩余所有权，国有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如何分配到监控者手中等等一些问题。

很多人有美好的愿望，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发展自己经济的道路，发展国有企业的道路，希望中国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就能够实现现代化。这样的愿望无疑是美好的，但是美好的东西不一定切合实际。

那么，是不是为了效率，就忽视公平?肯定不行，不公平可以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继之，则导致一切对效率的追求暂时成为泡沫。我们一直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左右为难，其实更大的原因就在背后，应该是我们的整体制度有问题。我一直认为，无论是郎咸平，还是张维迎，他们都应该看到了内在的原因。看到了更高层次的危机。我们无法想像郎咸平身为国际著名财务大家，难道不知道诺斯的“有效率的财产权”?同样，我们也无法想像，出身牛津的张维迎，难道不知道市场经济起码的公平原则?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不说，他们都站在一个狭窄的局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喋喋不休。

现实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大众只会愤怒，企业家只寻求短期利益，经济学家只使用那些光滑的名词。历史的教训看不见，当下的失败也没有人冷静分析。这是一个怎样浅显又功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谈论企业的长远战略，寻求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多么奢侈的话题。我写下这些寂寞的文字，体会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作者

2007年4月于北京汉字居

一名读者在看完我的文章之后，对我说：你的文章似乎在写同一个主题。  在我看来，这是对我的工作的最高褒扬。因为我知道，这些年，我是在用众多的商业案例，来呈现某种倾向。是的，一个主题，可是背后却是纷乱的事实、诡异的方法以及可预见的结局。看来，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给我的工作的定位是：基于本土文化的商业模式研究。沿着这样的思路，我调查了相当多的中国本土企业，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或者是在一个大的制度背景下，我发现众多企业的商业模式，存在着惊人的雷同。中国人复制的能力真是太强了，这注定了中国企业的普遍短命，同时也使得我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一直保持相当的悲观。

如同我为本书所写的序言标题一用于实验的一代人，我甚至觉得我的一切工作都是实验性的。我的意思是说，在非常粗放、短视的中国企业形态面前，所有理性的、建设性的思考都是苍白的。对于企业家而言，他们看不起任何纸上谈兵；对于部分读者而言，他们仅仅关心财富；而对于那些以研究为生的学院派而言，他们只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个别人甚至连书本都懒得翻开。感谢大量的事实，感谢实证，我终于为我的工作找到了理由，这就是为中国企业的生存做一些档案性的记录，同时适度表达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我希望读我书的人，能够看见中国企业的普遍悲伤，他们的悲伤就是我们的悲伤。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啊，一边行走，一边记录下一个时代的商业局限与不安。

感谢《中国商业评论》的周攀峰、赵代波等先生，感谢《东方早报》的游小艇小姐，感谢《英才》唐凯林先生，感谢哈佛大学商学院商业案例中心，清华大学EMBA中心，北京大学案例中心，我的诸多文章通：过他们的抬举，已经进入了部分读者的视野。

感谢黄如论先生、杨卓舒先生对我的一贯支持。

苏小和

2007年4月于北京汉字居

梁小民（著名经济学家）：本书直面中国本土企业现实，具有不错的案例价值。

赵晓（著名经济学家）：本书底蕴不错，既有对现实事件的理性发现，又包含着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价值判断。

金占明（著名企业战略专家）：本书包含着很多新鲜的企业战略案例，对企业建设有所裨益。

穆军（著名投行专家，香港嘉利来公司董事长）：小和的文章惊人的清晰、理性同时具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可多得的勇气。

杨卓舒（卓达集团总裁）：小和这些年一直在为我们的民营企业说话，他在发现一些非制度现象的同时，也在展示这个时代的良知和价值。

周海江（红豆集团总裁）：一如既往地体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理性的分析能力，本书是才情和专业的双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