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

这本《境由心生(精)/大家写给大家》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书中可以领略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为人处事以及对待人生的态度。

《境由心生(精)/大家写给大家》收录了熊十力的学术专论、随笔、短论、讲词、语录等，涉及到中国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其所讨论的问题，如哲学与科学对象的界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别及融通、佛儒道之异同、先秦诸子学的评价等，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直至今天中国思想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呈现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侧面。从中可以领略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为人处事及对待人生的态度。

代序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第一章 哲苑清音

 略说中西文化

 论东方哲学与西方科学

 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

 文化与哲学

 哲学与史学

 中国哲学是如何一回事

 易、道、佛

 易—佛～儒

 与人谈易

 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

 论玄学方法

 论汉学

 孔子内圣外王之学

 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

 与人论执中

 略释法字义

 与冯君谈佛家种子义

 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佛观

 答牟宗三问格物致知书

 要在根本处注意

 新唯识论要旨

 与友论新唯识论

 论体相——答梅居士书

 无吃无教

第二章 书山履痕

 读经

 与读书周刊

 论学三书

 论学书札

 论不朽书

 论关老之学书

 论本体书与说理书

 论周官成书年代

 论湖湘诸老之学书

 与柏特教授论哲学之综合书

 研究孔学宜注重易春秋周礼三经

 读汪大绅绳荀

 谢幼伟著现代哲学名著述评序

 重印周易变通解序

 佛学名词释要序

 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

 鸠摩罗什赠慧远偈略~

 翊经录绪言

 健庵随笔

 健庵随笔(续)

 杂感

 循环与进化

 为青年申两大义——公诚与自~h

 英雄造时势

 谈百家争鸣

 说食

 讲词

第三章 儒林韵语

 论性(答邓子琴书)

 论文(答江易铧)

 情感与理智(答诸生)

 谈郭象注(答友人)

 答满莘畲先生书

 答唐君毅书

 答何自新书

 答谢石麟

 答徐复观

 答王星贤

 答徐令宣

 答郦君

 答邓君

 答云颂天

 答敖均生

 答王维诚

 答邓念观

 答赖生

 答韩生

 答张生

 答唐生

 答朱生

 答李生

 答某生

 答某生

 答某生

 答友人书

 答友人

 答友人

 与谢幼伟

 与张君

 与林宰平

 与林宰平

 与张季同

 与张东荪

 与池际安

 与沈生

 与李生

 与刘生

 与某生

 与友人

 与友人

 与友人

 仲光记语

 仲光记语之二

 仲光记

略说中西文化

文化的根柢在思想。思想原本性情。性情之熏陶，不能不受影响于环境。中西学术思想之异，如宗教思想发达与否，哲学路向同否，科学思想发展与否，即此三大端，中西显然不同。此其不同之点，吾以为就知的方面说，西人勇于向外追求，而中人特重反求自得。就情言，西人大概富于高度的坚执之情，而中人则务调节情感，以归于中和。不独儒者如此，道家更务克治其情，以归恬淡。西人由知的勇追，与情之坚执，其在宗教上追求全知全能的大神之超越感，特别强盛。稍易其向，便由自我之发见而放弃神的观念，既可以坚持自己知识即权力，而有征服自然，建立天国于人间之企图。西人宗教与科学，形式虽异，而其根本精神未尝不一也。中国人非无宗教思想，庶民有五祀与祖先，即多神教。上层人物，亦有天帝之观念，即一神教。但因其知力不甚喜向外追逐，而情感又戒其坚执，故天帝之观念，渐以无形转化，而成为内在的自本自根之本体或主宰，无复有客观的大神；即在下层社会，祭五祀与祖先，亦渐变为行其心之所安的报恩主义，而不必真有多神存在，故祭如在之说，实中国上下一致之心理也。中国人唯反求诸己，而透悟自家生命，与宇宙元来不二。孔子赞《易》，明乾元统天，乾元，仁也。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万物同具之生生不息的本体。无量诸天，皆此仁体之显现，故日统天。夫天且为其所统，而况物之细者乎。是乃体物而不遗也。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参考《新唯识论》语体本《明心章》。庄生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灼然物我同体之实。此所以不成宗教，而哲学上，会物归己，用僧肇语，陆子静言宇宙不外吾心，亦深透。于己自识，即大本立。此中己字，非小己之谓。识得真己，即是大本。岂待外求宇宙之原哉。此已超越知识境界，而臻实证。远离一切戏论，是梵方与远西言宗教及哲学者所不容忽视也。《新唯识谶须参考。中国哲学归极证会，证会则知不外驰。外驰即妄计有客观独存的物事，何能自证。情无僻执。僻执即起倒见，支离滋甚，无由反己。要须涵养积渐而至。此与西人用力不必同，而所成就亦各异。

科学思想，中国人非贫乏也。天、算、音律与药物诸学，皆远在五帝之世。指南针自周公。必科学知识，已有相当基础，而后有此重大发明。未可视为偶然也。工程学在六国时，已有秦之李冰，其神巧所臻，今人犹莫能阶也。非斯学讲之有素，岂可一蹴而就乎。张衡候地震仪，在东汉初。可知古代算学已精，汉人犹未失坠。余以为周世诸子百家之书，必多富于科学思想，秦以后渐失其传。即以儒家六籍论，所存几何。孔门三干七十，《论渤所记，亦无灵语。况百家之言，经秦人摧毁，与六国衰亡之散佚，又秦以后大一统之局，人民习守固陋，其亡失殆尽，无足怪者。余不承认中国古代无科学思想。但以之与希腊比较，则中国古代科学知识，或仅为少数天才之事，而非一般人所共尚。此虽出于臆测，而由儒道诸籍，尚有仅存，百家之言，绝无授受，两相对照，则知古代科学知识非普遍流行，故其亡绝，易于儒道诸子。此可谓近乎事实之猜度，不必果为无稽之谈也。中国古代一般人嗜好科学知识不必如希腊人之烈。古代由儒家反己之学，自孔子集二帝三王之大成以来，素为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正统派，及道家思想与儒术并行之情形以观，正可见中国人知不外驰，情无僻执，乃是中国文化从晚周发源便与希腊异趣之故。希腊人爱好知识，向外追求，其勇往无前的气概，与活泼泼的生趣，固为科学思想所由发展之根本条件，而其情感上之坚执不舍，复是其用力追求之所以欲罢不能者。此知与情之两种特点，如何养成，吾以为环境之关系最大。希腊人海洋生活，其智力以习于活动而自易活跃。其情感则饱历波涛汹涌而无所震慑，故养成坚执不移之操。中国乃大陆之国，神州浩博，绿野青天，浑沦无间，生息其间者，上下与天地同流，神妙万物，无知而无不知。妙万物者，谓其智周万物而实不滞于物也。不琐碎以逐物求知，敌日无知。洞彻万物之原，故目无不知。彼且超越知识境界，而何事匆遽外求，侈小知以自丧其浑全哉。儒者不反知，而毕竟超知；道家直反知，亦有以也。夫与天地同流者，情冥至真而无情，即荡然亡执矣。执者，情存乎封畛也。会真则知亡，有知，则知与真为二。非会真也。而情亦丧。妄情不起日丧。故无执也，知亡情丧，超知之境，至人之诣也。儒道上哲，均极乎此。其次，虽未能至，而向往在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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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任继愈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后来又在北大教书，熊先生这三十年间，除了有短暂的时间不在北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离开北大哲学系。这三十年间，国罹劫难，人遭苦厄，社会相、人心相呈现得更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对熊老师为人与为学的认识与怀念。

从课堂讲授到书院式的讲学

记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们介绍北大的老师们，其中有一位唯一在家里上课的老师，是熊先生。比我高两届的同学说，他们听熊先生讲课还在北大红楼。到了我们这届，1935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课了。因为他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拘束。熊先生认为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记得他写给选他课的同学们的一封信，有“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话，这封信贴在哲学系办公室有很长时间。

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学生，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抗战时，听郑昕先生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我才知道熊先生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听熊先生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往往大骂蒋介石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熊先生不止传授知识，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也感染了听讲的人。

颠沛流离中不废讲学

自从“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熊先生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同学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先生的课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学生的。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也表示不满。“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军占领，熊先生冒险，化装成商人，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随行的有刘锡嘏(公纯)，也是北大的学生，一路照料，火车上正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生怕熊先生感受风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辗转到了武汉，又到了四川壁山县。这时已是1938年的冬天。

熊先生从北平脱险后，住在壁山县中学里，中学校长钟芳铭欢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学生钱学熙夫妇、刘公纯也随熊先生留在那里。熊先生没有闲着，写他的《中国历史讲话》。贺麟先生和我从重庆南温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写他的这一著作。我们去时，熊先生很得意地讲述他如何解决了“回族”的起源问题。说，这个问题是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决的。这时，他已同时着手写他的(嘶唯识论))语体文本。由钱学熙译为英文，刘公纯代他抄写。

在四川八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先生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和家属不在一起。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嘶唯识论))语体文本。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先生在1939年离开壁山中学，住到南温泉鹿角场学生周鹏初家，我当时也在南温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处。后来，我回到昆明，他中间到过嘉定乌尤寺，和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不久，书院遭到日寇的轰炸，熊先生膝部中弹片受伤，他也离开了复性书院，和马一浮先生还发生过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来凤驿，与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庙西寿寺。我和贺麟先生同去看过他。那天晚上，梁先生还讲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个大炕上，连续谈过八个通宵的事。熊先生这时还没有忘了讲学，韩裕文从复性书院退出，随同熊先生。熊先生对韩裕文也分外关心。按通常习惯，我们对熊先生自称学生，熊先生命韩裕文称“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门或入室的意思吧。韩裕文是我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的基础。在熊先生那边，学了一两年，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到了昆明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当专职的翻译，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当于大学的讲师。1947年间，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国。熊先生为此十分伤痛。如果天假以年，韩裕文在哲学上的成就必有可观。

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了勉仁中学，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学去住，梁先生的几个学生，黄艮庸、云颂天、李渊庭等也成了熊先生的学生，这时熊先生还是修订他的嘶唯识论))语体文本。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利用暑期，到北碚勉仁中学熊先生处住一两个月。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给勉仁中学讲讲哲学，还结识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听说熊先生爱吃鸡，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熊先生，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周思来同志，他的信上说“周恩来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全国解放后，一直维持着。

在北碚时，牟宗三、徐佛观(后来改为复观)等都常来熊先生处，牟宗三也住在那里。

……

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这里面大有学问。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四川北碚时，熊先生说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给了他。前不久遇见胡世华，问起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还补充说，熊先生取下这副对联，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文化大革命”劫火之后，不知此联是否尚在人间。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事实上不止熊先生一个人，而是一批这样的仁人志士，哲学家个人的具体遭际，以及对文化的认识、观点的差异，各人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熊先生抽象思维、辨析名相的功力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删注》即是明证。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复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维的训练，而是教人端正学习的态度。他指出学问的精髓不在于言说文字，而在善于体认言说文字之外的中心恻怛的心怀(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学问当作知解看待，要学会体认心之本体。他在著作中反复叮咛：玄学不同于科学，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这里不存在抬高中国哲学，贬低西方哲学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人们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称为“玄学”(与西方玄学、形而上学意义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学，又有道德价值观、美学观等更丰厚的内容，这些内容确实是近代西方意义的哲学所包容不进去的。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说明进入二十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后，弓J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国家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冲击、大震荡，发展下去，必然弓J起知识分子深刻的世界观的动荡。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它讲的哲学问题，不如说它讲的文化问题、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问题。

熊先生“弃佛归儒”，正是由于儒家传统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别法相唯识之学)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学家看来，本不是哲学家的事，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责无旁贷。熊先生与欧阳竟无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为妄而舍佛归儒；欧阳竟无先生在抗战前后发表的关于《大学》、《中庸》的论著，以及对孔孟的评价，也有“舍佛归儒”的倾向，只是欧阳先生认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摄，更趋向于儒而已。熊先生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像他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甚深。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熊先生历年给我的信很多，可惜毁于十年劫灰中！学马列主义，也不能在言语文字上打转，也要身体力行，这方法和态度还是从熊先生的教诲中得来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