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郑永年、亨利·基辛格等编写的《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与应对之策》是一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学者把脉政治时局和经济轨迹、预测未来危机的著作。本书澄清了当下中国的改革理路，从“中国轨迹”到“危险的邻居”，从“即将到来的危机”到“未来中国的陷阱”，围绕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发展陷阱、金融革命、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新秩序展开思考，评判中国改革成败，并预言未来中国的新危机与未来世界的新格局。焦点话题均为约稿专文论述，作者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巨大，为新一届政府提供了发展的参考。

中国在暗处。“在”是一种主动策略。面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政府低调行事，在国际上不张扬，“暗处置身”凸显中国智慧。中国在暗处，既有人人皆知的问题，也有不为人知的付出。

吴敬琏、李稻葵、郑永年、孙立平、秦晖、潘维、亨利·基辛格等，既有经济学家，又有社会观察家、历史学家，还有国际关系战略家，国内外各界精英在《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与应对之策》中共论中国改革成败，预言未来中国的新危机与未来世界的新格局。

《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与应对之策》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前言 影子里的中国

一、中国的轨迹

 1 重新反思中国改革之得失

 2 西方的自信开始下降

 3 超级大国的超级梦

 4 计划经济是中国历史“最坏的时期”？

 5 中国的巨大成本：国富民穷

 6 没有知识体系的中国，怎能强大？

 7 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很远

 8 中国前进的势头能不能保持？

二、即将到来的危机

 1 遏制权贵为何走不出怪圈？

 2 中国可能要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3 廉价劳动力已成中国最大的劣势

 4 消除垄断不容再失去时机

 5 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三、市场之险

 1 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2 世界经济到底缺什么？

 3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赖于技术进步

 4 先富的人与未富的人如何看待财富？

 5 特权盛行仍是市场经济的“拦路虎”

四、我们的价值观在何在

 1 核心价值观对于未来中国有何意义？

 2 我们不能被“乌合之众”所引导

 3 个人价值如何整合成社会价值？

 4 黑白分明的价值观不适合世俗社会

 5 社会价值观的“破”和“立”

 6 价值观的重建需要破除幻觉

 7 中国价值，母体文化应保持优先

 8 目前中国尚缺少重建核心价值观的的契机

五、邻居难防

 1 日本将有大动作

 2 如何让“危险的邻居”望而却步？

 3 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

 4 经济让步可换取小国政治支持

 5 美俄之间的关系捉摸不定

 6 中国要向朝鲜提供更多元的支持者

六、未来中国的最大陷阱

 1 中国改革要防止“碎片化”倾向

 2 要成超级大国：能否达成共识是道坎

 3 粮食、石油与金融：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4 政体西化——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最大陷阱

 5 为何中国不得不长期停留于“转轨时期”？

 6 陷阱重重的改革路线

 7 忧患意识太浓的精英阶层会毁了中国

七、新秩序与新革命

 1 国内外压力增大使中国政改前景更模糊

 2 西方世界在普遍变懒

 3 公平分配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4 政府要逐步适应有矛盾、有冲突的社会

 5 民主就是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

 6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哪里？

 7 穷国、富国与中国——金融危机催生新三个世界格局

 8 下一步改革可以是“自下而上”吗？

 9 民众的集体偏好决定了未来10年的中国

后记 中国梦没有一个标准版本

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人们往往在危机之后过早的乐观。

2009年，人们已经在谈论经济增长的“嫩芽”，然而，“嫩芽”很快就被严霜摧折。2010年，人们又开始谈论“复苏的夏天”，可惜，我们又从夏天一步迈入了冬天。

这场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影响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料。

我们目前为止，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种冲突的作用力下，社会板块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

英国《金融时报》称为“全球愤怒之年”。其实，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在未来数年，全球愤怒将呈燎原之势。

导致全球愤怒蔓延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它们将如催化剂一样，使得社会变动来得更加猛烈。

第一个因素是遇到债务压力的各个国家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从长远来看，财政紧缩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内，过分严厉的财政紧缩反而会加剧经济衰退，并引发社会动荡。财政紧缩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并使得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成员处境更加艰难。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将会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紧缩财政，必然实行裁员，这将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又可能减少失业救济支出，这对失业者来说乃是雪上加霜。Ponticelli和Voth曾根据欧洲的历史，对财政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当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2%时，包括游行、骚乱、罢工、政变等社会动乱发生的概率将明显提高。按照欧洲各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将超过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将超过3%，英国和许多欧元区国家将超过2%。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40年，全球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中。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样可以是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居住在贫民窟。潜在的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在伦敦和巴黎街头的骚乱，已经警示着我们，在城市繁荣的表层下面，不满和愤怒的地火正在燃烧。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随着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跨国界交流也日益密切，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容易的学习、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会运动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染。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和示威运动，很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北非中东国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并进而引发了利比亚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早是在纽约市海狸街16号的一间房子里酝酿出来的。参加海狸街16号会议的人员，既有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也有来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腊的人员。这些社会活跃分子中，有的参加过阿拉伯之春，有的组织过欧洲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的创意，其实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现的占领太阳门(Puerta del Sol)的示威运动。

第四个因素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互联网、聊天室、社交网站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瞬时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手机和互联网联系起来之后，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有些类似电报和电话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相似，但电话和手机使用的便利性远远超过电报和电脑。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会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鼓动和号召作用。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能强化人们对固有理念的认同，尚难以起到启蒙和讨论的功能，而且，互联网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适合激发持有同一理念的人们自发的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合。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一位网上的政治积极分子Zack Exley建立一个匿名网站，号召大家起来抗议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结果在选举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就爆发了100多次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多达数千。2001年，菲律宾的民众通过手机信息互相通气，一起到黎刹靖国神社(EDSA Shrine)抗议Joseph Estrada总统的腐败，最终导致总统下台。

在上述三条断裂线和四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化时期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潮对公众已失去吸引力。各国政府在今后既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尽管从逻辑上讲，唯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条件考虑如何分蛋糕，但由于全球经济将处于长久的低迷，当全球经济的蛋糕难以扩大之后，各国政策会转为争抢面包屑。处于停滞的经济引起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两群利益迥异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败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护，绝望者要求革命，这势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压力。在多种政治压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导向随之改变。

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的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贸易战和货币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对政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贡献会更大。随着制造业逐渐升级换代，机器将越来越多的替代劳动。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将逐渐萎缩。但是，和服务业的就业者相比，制造业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工会的力量不容忽视。由于制造业大多是可贸易部门，因此当制造业就业受到影响的时候，政客们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有效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可能会处罚连锁性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但美国国会还是在1930年6月实行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使得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全球贸易一片混乱，从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刚刚通过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为7.8%。但到1931年就骤然升到16.3%，到1933年已经达到25.1%。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各国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但贸易保护主义仍然逐渐抬头。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基本停滞，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显著增加。巴西总统DilmaRousseff宣称：“面对目前这场国际危机，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扩张和捍卫我们的国内市场。”

货币战尽管是在国际层面打响的，但也起源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所谓货币战，是指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利率、印钱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可以干预汇率。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两次货币战。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先是1921年德国马克贬值，这导致德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1925年法国在恢复金本位制之前贬值，以获得扩大出口的利益。这给英国带来了压力，英镑本来就高估，后来又遇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到1931年，英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被迫退出金本位制，数月之内英镑对美元贬值30%。1933年，罗斯福总统刚刚上台，就宣布没收黄金，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入黄金，以此促使美元贬值。这段时间的货币战加深了各国的衰退程度，并使国际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另一次货币战爆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自己遇到的国际收支问题。1967年英镑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已经岌岌可危，其他国家不信任美元，纷纷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这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且单方面征收10%的特别进口税。之后，各国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9%，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3-8%，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7%。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经济并未焕发活力，而是在1973-1981年间经历了三次衰退。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次担心贸易逆差，又要求其他国际货币升值。1985年十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法郎贬值40%，对日元贬值50%，对德国马克贬值20%。美国本来希望贬值能刺激制造业的就业，但到了1986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7%。从历次货币战的结果来看，靠货币贬值的办法，既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有效的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但政客们一心寻找快速治疗方案，总是对货币战情有独钟。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新的货币战硝烟又起。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Guido Mantega说，我们正处在一场货币战争之中。人民币成为了这场货币战中的最大受害者。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经济协调的方案更难以实现。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向内转向，双边协调和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协调更多的依靠多边体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应运而生，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最主要的平台。G20的成员更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了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债权国和债务国，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G20建立了领导人出席的峰会机制，并配合以部长、副部长级的工作会议，能够较为有效的执行会议的有关决议。但是，从G20的发展来看，未来前景不容乐观。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发达国家忙于救市，发展中国家只是在旁观望。2009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时，国际经济协调自然较为轻松。然而，从2010年起，各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分化。有些发达国家还在担心通货紧缩，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各国政策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进入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就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初级商品价格，进入新兴市场就带来了这些经济体资产价格上涨、货币升值的压力。G20在协调各国政策方面，开始显得捉襟见肘。G20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已经化为泡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在G20的谈判桌上已基本上偃旗息鼓。发展议题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新内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局面。对于G20而言，目前能够期待的最好结局，就是不要发生最糟糕的结局。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历史或许不会完全复制自己，但以史为鉴，足以使我们警惕未来的潜在风险。

毕竟，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已经不是同一条路。

P76-82

影子里的中国

何为“影子里的中国”？面对隐晦而复杂的社会危机，“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多”的“暗处置身”凸显的是中国智慧。

何为“中国在暗处”？这是一种主动的策略，中国既有人人皆知的问题，也有着与不为人知的付出。

然而，综合数十年精英们对中国变迁或变化的所见所论，或许会发现某种规律，那就是，多数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发展的判断是消极的，甚至是悲观的。但现实的中国却是经济奇迹、影响力崛起。相比之下，国际精英对中国的判断要乐观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的一大原因是，中国学者可能更多是从一些普世的角度、意识形态的层面、最优秀文明的追求等角度着眼去看待、分析、建构，由此会更多地看出中国与国际主流、发达国家的差异，从而更多地为中国的不同而苦恼而寻觅改变之道。相比之下，国际学者更简单，多半从物质力量、国家能力、发展潜力等角度去思考，从而更多地从中国的强大、学习做强国及中国可能与当下世界第一的美国出现冲突等角度去思考。

与此同时，中国内部，左中右各方所持又各异，相比左的计划观、民族观、国情观，右的市场观、民主观、普世观，中的实用观、现实观因合传统之政道和现实国策，与政府更切合，支撑着主流的合法性，而左右主要从张力上牵扯现实、影响未来。

未来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其实，历史也非客观事实，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他们眼中的历史是不同的。正因为未来无法预测，我们才可能努力去争取最好、最合理的未来。

相对于今天隐晦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更大的问题，在于更新的程序与速度。

作者芸芸，既有经济学家，又有社会观察家、历史学家，还有国际关系战略家等。

横侧兼顾，多管齐下，我们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

未来留给中国的时间不会太多。

中国梦没有一个标准版本

这本书是《中国与世界观察》杂志一些要文的汇集。

2005年10月，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与世界观察》杂志第l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推出特集“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作者是当代中国十分活跃、颇具公共影响力的国际问题专家、政治学者和国情派人士，他们是王小东、潘维、林治波、张文木、房宁、刘江永、朱锋、时殷弘、金灿荣、金熙德、王逸舟等。

8年过去了，《中国与世界观察》相继推出了数十期特集，有代表性的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30年”、“人民中国60年”、“未来十年中国政治发展”、“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中国金融”、“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发展”、“未来十年的中国外交”、“开放与经济安全”、“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防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代中国的创新”、“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城市化与中产阶级”、“展望习李时代”等。

每期都推出特集，铸就了《中国与世界观察》独特的风格。独特性之一，每期特集的作者都是该议题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学者，这在中国不多见，比如“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特集的作者李强、黄平、丁学良、沈原、刘世定、邱泽奇、张小军、唐钧、戴建中等，都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知名学者；再比如“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防现代化”特集的作者阎学通、罗援、乔良、戴旭、宋晓军、宋宜昌、孟祥青、楚树龙、叶自成等，都是中国军方和战略研究界有影响力的专家。独特性之二，每期特集设计、组稿时分别邀请“左”、“中”、“右”派代表人物，据不同的立场，就同一议题发表对立的观点，当然也有中性观点、包容观点，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集的作者中，潘维、崔之元被视为“左”派，于建嵘、石小敏被视为“右”派，林毅夫、陆学艺被视为“中”派，这样的对阵汇集于一期中的一个议题，在中国实不多见。独特性之三，围绕一个特集、一个议题展开“头脑风暴”的专家、学者并非来自一个专业而是多个领域，比如“当代中国的价值变迁”特集，作者有来自经济学界的张维迎，社会学界的丁学良、郑也夫，政治学界的房宁、潘维、吴稼祥，历史学界的秦晖，国际问题领域的张文木、刘靖华，思想界的汪晖、祝东力，文化界的黄纪苏，文学界的旷新年，以及民间学者王思睿等，不同专业的名家聚焦中国价值议题，展开理论博弈，其结果是思想开放、观点多元，不同的读者可从中各取所需。独特性之四，由于每期杂志均推出特集，都是“命题作文”，作者又是大家名人，角色重要、事务繁忙，为此，分别采用小型讨论会、直接访谈形式成文，这使得许多特集中的不少文章都保留了鲜明的口语特点，留下了作者的直接感受和原始的思想种子，包括某些不成熟、不完善，从而令读者易读的同时产生亲切感。独特性之五，为了国际化，杂志不仅邀请包括基辛格、李侃如等知名国际专家撰稿，更专设一名英文编辑，迄今先后邀三名美国年轻学者担当，每期特集中都选择五篇以上要文的精华，加上主编的卷首语，每篇文章的摘要、目录，译成英文，方便国际读者直接阅读、准确理解。

《中国与世界观察》之所以独特，得益于它的定位。撷取发刊词如下，以飨读者：

当今世界的各大强国都需要而且产生了以自身战略利益为关注点，理性地超越个别利益群体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政策性刊物。因其观点明确，通俗易懂，从而为决策者们所关注，为知识精英所乐道。由此，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它是历届总统的必读物，各路知识精英的论坛。中国正迅速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需要这样的刊物。《中国与世界观察》(China and World Affairs)的目标就是这样的刊物。

《中国与世界观察》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CCWE)在2004年9月创办之初就开始策划并发起的。c(2WE的理念是全球视野、服务决策，力求从理性的角度和国际的视野来考察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以及中国在重新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道路上所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

《中国与世界观察》之所以能持续地坚守独特，尤其是对国际视野和包容“左”、“中”、“右”的执着追求，关键在于《中国与世界观察》拥有一位融思想、学术、政策于一身的开放的主编——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博士，我尊称其稻葵兄。作为当今中国富有国际意识和社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稻葵兄的关注与主张，读者已从央视、新浪网等公共媒介有所接触，对于希望进一步了解他的学术与思想的读者，可以读读《大国发展战略：探寻中国经济崛起之路》、《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和《乱世中的大国崛起：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世界》这三本著作，它们集中了稻葵兄从海外回水木清华执教后累积的思想与学术精华。为什么说稻葵兄是这本杂志的关键之人？允许我简介一下杂志诞生与发展的过程。

2005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王红领博士与我联系，说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希望与我谈谈，看看能否争取恢复并合办《战略与管理》杂志。《战略与管理》杂志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创办的一份极具学术与思想影响的杂志，2004年夏因为主办方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失去社团法人注册资格被新闻出版署依法停刊。得知稻葵兄的积极想法后，我即与原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秘书长、《战略与管理》杂志社社长秦朝英先生一起到清华与稻葵兄商讨复刊与合办的可能。虽经努力，合办之事流产，《战略与管理》迄今仍未复刊。过程中，稻葵兄谈到清华大学创办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些独特理念，表明该中心希望推出一本在承续《战略与管理》风格基础上更富国际视野的新杂志，并邀请我来做这本杂志的执行主编，授权独立办刊，同时承诺新杂志绝不会因为经费问题慢待作者、编辑、印刷方。获得这样的信任，加上延续《战略与管理》血脉的理想，我开始了在稻葵兄领导下编辑《中国与世界观察》的历程。作为一本杂志，没有刊号就无法公开出版，因此，第一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杂志选题重大、作者权威、所论复杂甚至敏感，第二期杂志出版社审查了四五个月仍未能通过。为了不让出版方为难，稻葵兄决定将杂志在香港注册，并到法国申请获批了一个国际刊号，由此，杂志在香港出版，并主要通过邮寄方式赠送读者。只有经费投入，没有市场回报，这样的事在当今的中国罕有人做；主办方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是个虚体，通过杂志并不能谋取什么政绩；稻葵兄是个知名学者，主编杂志并不能为其学术加分，反倒搭上大量时光、消耗大量精力；更不确定的是，杂志议题重大、专家所论不乏敏感，“左”、“中”、“右”对垒易生争端，尽管费力办刊，搞不好会得罪各方。尽管“消极”因素一大堆，稻葵兄都一一揽了下来，坚持至今。因此，已度过8年时光的《中国与世界观察》，其灵魂是稻葵兄。

在这篇拉拉沓沓文字的最后，考虑到读者可能的阅读需求，允许我对本书涉及的文章、作者及其背后议题选择、目标定位等关键内容再度进行概括。这本书中的文章和作者，以及最早刊登的平台《中国与世界观察》，集中表达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关注中国的国际精英关于现代中国发展、当代中国发展及未来中国发展的观察、判断、见解与展望。其中的重点，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进程的认知、阐释与解构，是对未来中国能否由大变强的建构。综合数十年精英们对中国变迁或变化的所见所论，或许会发现某种规律，那就是，多数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发展的判断是消极的，甚至是悲观的，但现实的中国是经济屡创奇迹、影响力崛起。相比之下，国际精英尤其是国际知识精英对中国的判断要乐观得多。即使在今天，对于中国的前景，以上态势仍未明显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的一大原因是，中国学者可能更多是从一些普世的角度、意识形态的层面、最优秀文明的追求等角度着眼去看待、分析、建构，由此会更多地看出中国与国际主流、发达国家的差异，从而更多地为中国的不同而苦恼而寻觅改变之道。相比之下，国际学者更简单，多半从物质力量、国家能力、发展潜力等角度去思考，从而更多地从中国的强大、学习做强国及中国可能与当下世界第一的美国出现冲突等角度去思考。与此同时，中国内部，“左”、“中”、“右”各方所持观点各异，相比“左”的计划观、民族观、国情观，“右”的市场观、民主观、普世观，“中”的实用观、现实观因合传统之政道和现实国策，与政府更切合，支撑着主流的合法性，而“左”、“右”主要从张力上牵扯现实、影响未来。值得关注的是，以上各方，无论内外，都已经并越来越重视中国超大体量现代化下的特殊性，同时也正视中国在全球化下对国际社会的深深融入，包括它近年来每年近亿人次的出国，以及大国中最高的经济开放度(进出口总额占GDP 50％左右)。关于这方面的各种分析和主张，读者可在本书中领略观点各异同时不乏一致性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言。作为杂志的编辑也是读者的我，设计议题、组稿、编辑中的感悟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其实，历史也非客观事实，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他们眼中的历史是不同的。正因为未来无法预测，我们才可能努力去争取最好、最合理的未来。历史铸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与格局，未来中国将努力争取成为强国，这样的强国是国内重人民福利而非仅仅是GDP。国际重合作、责任、创新而非仅仅是复兴、强大、守陈。这样的中国梦，或许会赢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不仅国内，也包括国际。

当然，中国梦没有标准版本，也不可能甚至不需要标准版本，《中国与世界观察》将秉持办刊宗旨，立足国际视野，云集国内、国际知识界、理论界精英就中国以及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阐发见解，期盼为我们国家、我们这块星球持续地奉献正能量。

杨学军

《中国与世界观察》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