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超编著的《中国现代史论》的每一卷，有的是围绕某一主题全面展开，有的根据某一侧面反映全局。其中，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有宏观历史，有微观考证；有历史文献披露；有当事人的回忆。

在《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中，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召开，确定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工作，先后召开工业、农业等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对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大见成效。1975年底，“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总结、整合了作者薛庆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

第一章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第二章 毛泽东在长沙、杭州

第三章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四章 中央政治局批评“四人帮”

第五章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第六章 钢铁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第七章 整顿国防工业的重要举措

第八章 “各方面都要整顿”

第九章 “敢”字当头反对“派性”

第十章 增强党性知难而进

第十一章 解决“老大难”省、市的问题

第十二章 “要给贺龙同志平反”

第十三章 全面整顿铁路先行

第十四章 科技整顿震憾人心

第十五章 上将上台人心大快

第十六章 批驳谬论恢复教育

第十七章 最高法院正本清源

第十八章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第十九章 两位军委副主席部署整顿军队

第二十章 调整军队各大单位领导干部

第二十一章 整理《论十大关系》

第二十二章 《李双双》、《创业》、《海霞》、《李自成》

第二十三章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第二十四章 全面阐述“三项指示为纲”

第二十五章 毛泽东深夜评《水浒》

第二十六章 江青集团发动“评《水浒》”运动

第二十七章 周恩来廓清“伍豪事件”真相

第二十八章 毛泽东怒斥江青的“大寨讲话”

第二十九章 全面整顿受到非议

第三十章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

第三十一章 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三十二章 中华大地出现新的“内乱”

第三十三章 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地位

后记

第一章 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75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10个年头。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政治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十年内乱”的运动，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迫切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在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的更加激烈的斗争中，党内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帮派势力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斗争。

早在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为此，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同时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在各种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的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时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进行攻击。“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造成政治形势与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局面痛心疾首，渴望扭转危局，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乱全国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出面“组阁”，遭到惨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均重病在身，年老体弱，因此，他们把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早年投身革命，在欧洲勤工俭学，经历过资本主义大生产；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了解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长处和不足；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曾经长期担任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整整10年。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成“中国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流放江西。历史经过一段曲折发展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表示信任。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同叶剑英一起，提议请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任政治局委员，同时参加中央军委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1974年12月，正在湖南长沙养病的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名次在其他副总理之前）、总参谋长。毛泽东给予邓小平以很高的评价。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1975年，中国现代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终于来到了。

1月1日，周恩来同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问题。

1月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经过周恩来的精心运筹，依靠党和人民的力量，“众志成城”，中共中央政治局挫败了“四人帮”妄图阻挠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图谋。

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标志着毛泽东把对400万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交给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毛泽东选择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意义深远，非同寻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历来都被视为是十分重要的职务，在全党、全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一位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功勋卓著的名将。

第二任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曾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德才兼备，军政皆优。

第三任总参谋长是彭德怀（对外未公开），曾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军团长、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第四任总参谋长是粟裕，在坚持南方红色游击战争和新四军华中抗战中皆为著名指挥员。其过人的文韬武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他筹划了一系列重大的战役、战斗，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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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涵义

中国史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古代司马迁写的《史记》属于纪传体，《资治通鉴》属于纪事本末体。现代史学对于历史大体上有几种写法：

第一种是以论带史。写史的目的，重点阐述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因此撰写历史要以论述为主，史料为论点服务。

第二种是让史实说话。通过运用大量史料，利用史料为作者的史学理念、史学观点服务，让人们人从史料中得出对历史真谛的认识。

第三种是史论结合。作者一方面运用史料说明问题，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评论，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一种写史方法的优点是，既兼顾了叙述历史，又兼顾了阐述史学观点，达到了叙述历史与阐述历史观点的统一。

《中国现代史论》就采用了“有史有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史学撰写方法。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中国现代史论》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

从中学时代起，开始接触中国现代史，一方面读一些有关中国现代史的著作，一方面观察着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一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中学时代，下乡、工作期间，正是极需读书、极需增长知识的时候。然而，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集团一方面制造内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毁灭教育，毁灭文化；一方面全部否定中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历史文化，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化、古今中外的书籍、古今中外的文化产品、古今中外的精神产品，全部扣上“封、资、修黑货”的大帽子——统统斥之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连续不断、旷日持久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在“文化大革命”的整整十年间，古老的具有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被江青集团彻底弄成了“文化沙漠”。现在的人们，很难设想当时人们无书可读、无书敢读、无书能读的精神饥渴是什么滋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读的是《毛泽东选集》。于是，我反复地数十遍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同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其中的所有注释。当时，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和几千条注释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有了朝一日研究党史，而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熟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就是为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经邦济世”，“解放全人类”，“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然而，由此却奠定了恢复高考、考上大学以后，重点钻研中国现代史，大学毕业后在大学讲授中国现代史，继而终身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石。所以，《中国现代史论》的缘起、研究、撰稿，实际上在高中毕业后的“社会大学”里的读书与思考中，已经悄然开始了。

还有，“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批“中共中央文件”等“内部材料”往往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直接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学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可能我天生就应当研究中国现代史，那时我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每当听组织上传达“文件”时，就以极快的速度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如今，这些用龙飞凤舞的草体记录下来的许多“文件”、“中央精神”、“内部讲话”、“内部材料”，都已经被我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运用到了《中国现代史论》之中。

三、关于《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我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我总想一个一个地弄清楚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是是非非……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究竞是怎样确立的？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是怎样“负总责”的？

张闻天的历史地位？

长征初期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三人团”由哪些人组成？

张国焘关于南下的“密电”究竟有没有？

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共中央的电文究竟出处何在？

张浩（林育英）在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时的真实身份？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人物刘志丹等人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的真相？

中共中央长征结束时怎样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从监牢中释放了刘志丹、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大学毕业时写下了《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的毕业论文。

长期以来，我详细研读了大量长征的历史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长征当事人撰写的有关长征的回忆录，还与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老专家深入研讨了“密电”问题。

同时，带着上述问题，2001年秋季我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到四川调研期问，专程在四川西部的阿坝等地区（这里就是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区域），详细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各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党史工作者和当地人民群众进行调研，深入了解了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情况。

在阿坝地区翻越一座高山，上山时，风和日丽，阳光初照；接近山顶，风云突变，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到了山顶时，暴风卷着大雪，人行走中站立不稳，人与人对面都很难辨认清楚。放眼望去，四周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下山时，风息雪止，浓云全部散去，一派艳阳高照的瑰丽景象。这一下子，真正体验到了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时经历的风云突变的自然景色了。

在阿坝的长征路上，还听到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红军在阿坝期间，阿坝地区有5000多名藏族、羌族青年参加红军，帮助红军征集粮食、宣传革命道理、带路、充当翻译，后来大部分英勇牺牲。有一位红军干部，年轻的妻子在红军宣传队，这位宣传队员一次外出宣传时，红军大部队转移了。当这位宣传队员返回原来的驻地时，已经成为没有地方可去的“失散红军”。所幸，她被藏族人民群众收留，以后与当地一个人结婚成家……。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红军干部也早已另外成亲，并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师长，在四川驻防，后来转业为某森林工程局负责人、某地方的负责人。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寻找当年的小红军，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小红军。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年的小红军已经完全藏族化，就像一个标准的藏族妇女……“他”向有关地方政府证明了“她”的“失散红军”身份，使“她”的晚年得到保障，和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四、关于《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

少年时代，我就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杨靖宇爬冰卧雪，坚持东北抗日战争，最后弹尽粮绝，战死沙场的悲壮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为抗日救国宁死不屈的动人事迹；阅读过东北抗日联军“八女投江”的壮丽史实。

但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既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就开始进行气壮山河的东北抗日战争，为什么中国抗日战争不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而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呢？

《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首先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后为起点，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东北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阶段，第二阶段是东北人民革命军阶段（赵一曼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优秀代表），第三阶段是东北抗日联军阶段。

然后，反映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

这样，就准确反映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以东北沦陷开始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抗日战争，以东北解放结束全国抗日战争。

五、关于《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在中外战争史上，一般来说，实施战略进攻的一方往往居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时，才以实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则打破了这一常规，在人民解放军最困难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全国战局最恶劣的时候，中共中央果断地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开始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从《战略进行到全国解放》选择了一个侧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来反映和展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从刘邓大军开始战略进攻，到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赓集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战场；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手发起淮海战役，到两大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到进军大西南“横扫千军如卷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有力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六、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其他各卷

《中国现代史论》的每一卷，有的是围绕某一主题全面展开，有的根据某一侧面反映全局。其中，有开有合，有起有落；有宏观历史，有微观考证；有历史文献披露；有当事人的回忆。例如：

在《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中，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历史……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对1978年中国走向历史转折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对邓小平、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活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七、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中国现代史论》是整合作者数十年来学习、思考、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心血的结晶。

当我把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全部笔记、文稿、手稿、论文、著作、资料整理到一起时，整整汇集了几十个大纸箱子，满满占据了一个房间，摞起来足有两米多高，就像“三重书山”。

这个项目确立后的几年间，我几乎把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等等业余时间，几乎把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全部用在了“攻坚”这个项目上。

当我像“愚公移山”一样，把“三重书山”一点一点地挖平时，一直乌黑的头发中，出现了几根白发；一直因视力极佳而引为自豪的眼睛，视力大为下降。真正是“文集十卷，心血铸就”。

在《中国现代史论》问世之际，谨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领导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正是由于上述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史论》得以成为“四川省新闻出版重点项目”……

还要向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刘周远同志，文史皆通，底蕴深厚，为人谦和，工作负责。他不避辛劳，来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作者反复研究，返回四川后多方协调，确定了这个项目。然后，逐级上报，使这个项目获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出版集团的有力支持。

特别要感谢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洪烈同志。他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负责，一丝不苟，态度严谨，精心要求。多次与作者面谈，打电话，提要求，催进度，付出了极大心血，是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优秀出版工作者。

最后，谨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所有领导同志和所有朝夕相处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关心、支持与帮助。

作者

2010年2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