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所著的《最美的雕塑》旨在“重建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器物发明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知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

张扬所著的《最美的雕塑》是一部关于中国雕塑历史文化的图书。传统的表现是按年代进行叙述，而本书按材质进行划分，对源远流长的中国雕塑作大致梳理，突出有代表性的传世或出土的雕塑作品，突出信息量、知识性和文化性。

《最美的雕塑》主要涉及内容有：一、陶塑；二、泥塑；三、玉雕；四、铜雕；五、金雕；六、石雕；七、木雕；八、瓷雕(雕塑瓷)；九、其他内容，包括装饰性雕刻和城市环境雕刻。其中既有古雕塑的神奇故事和发掘经历，又荟萃了各类雕塑的惊世绝伦之关，以散文化的笔触，精致的封面、装帧和插图，带给读者多重享受。

一 陶塑：夭夭之美

 （一）裴李岗文化·陶塑人头

 （二）仰韶文化·陶鹰鼎

 （三）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盆

 （四）秦·兵马俑

 （五）汉·击鼓说唱陶俑

 （六）唐·三彩陶俑

二 泥塑：质朴之美

 （一）红山文化·泥塑女神像

 （二）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石窟泥彩塑像

 （三）唐·五台山南禅寺塑像

 （四）五代·平遥镇国寺彩塑

 （五）宋·彩塑

 1．晋祠圣母殿彩塑

 2．温州白象塔彩塑

 （六）小型泥塑

 1．天津泥人张

 2．无锡惠山泥人

 3．陕西凤翔彩塑

三 玉雕：温润之美

 （一）红山文化·玉猪龙

 （二）凌家滩文化·玉器

 1．玉龙

 2．玉人

 3．玉龟与玉版

 （三）良渚文化·玉器

 1．玉琮

 2．冠形器

 3．玉三叉形器

 4．玉璧

 （四）龙山文化-玉璋

 （五）夏·七孔玉刀

 （六）商·妇好墓玉凤

 （七）汉·承露盘玉高足杯

 （八）宋·玉兽耳云龙纹簋

 （九）元·渎山大玉海

 （十）清·玉雕

 1．《大禹治水图》玉山子

 2．《桐荫仕女图》俏色玉雕

四 铜雕：神秘之美

 （一）三星堆文化·青铜人物立像

 （二）金沙遗址·铜立鸟

 （三）商·青铜重器

 1．后母戊鼎

 2．四羊方尊

 3．龙虎尊

 4．人面方鼎

 （四）西周·青铜重器

 1．毛公鼎

 2．散氏盘

 3．虢季子白盘

 （五）春秋晚期·吴王夫差鉴

 （六）战国·铜雕

 1．曾侯乙编钟

 2．楚大鼎

 3．虎噬鹿形器座

 （七）汉·铜雕

 1．长信宫灯

 2．错金银博山炉

 3．马踏飞燕

五 金雕：灿烂之美

 （一）金沙遗址·金面具

 （二）西汉·滇王金印

 （三）唐·法门寺金银器

 （四）清·金嵌珠天球

六 石雕：深沉之美

 （一）云冈石窟石雕像

 （二）龙门石窟石雕像

 （三）大足石刻

 （四）乐山大佛

 （五）霍去病墓石雕

 （六）汉画像石

 （七）南朝·陵墓石刻

 （八）唐·昭陵六骏

 （九）南京明孝陵石刻

 （十）许国石坊

七 木雕：精细之美

 （一）故宫太和殿木雕

 （二）寺庙和会馆戏楼木雕

 （三）徽州木雕

八 瓷塑：晶莹之美

 （一）福建德化观音像

 （二）北宋·影青釉仙人吹笙执壶

 （三）元·影青釉透雕人物瓷枕

九 城雕：新生之美

 （一）人民英雄纪念碑

 （二）结束语

一 陶塑：天天之美

史前人没有给后人留下可供研究的文字，以及有确切意义的图像材料，今天的我们解读或者讨论史前雕塑的文化内涵，凭借的是远古时期散落的“文明碎片”，严格地说，一切都是想象和推演。不过，既然说到人类最早的陶器塑造，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产物，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陶器的烧成，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创造发明的生活用具。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主要有三类：一是附饰于陶器或者说用作陶器装饰的人面、人体等陶塑，散见于中国境内各地，以黄河中上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为代表；二是象形陶器的塑造，以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三是独立的、造型多样的陶塑器物，以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为代表。

世界上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多位于河海之滨或者是河流交汇之处。在遥远的古代，被誉为中华母亲河的黄河，其两岸活跃着人类的身影，一件件精美的器皿被他们制作出来，一种种独特的文化在他们当中衍生。黎明前的夜空，就是这样被渲染出绚烂的底色。

（一）裴李岗文化·陶塑人头

大约一万年前，中华民族在整体上还处在蛮荒历史的阶段，在亚洲大陆东方的嵩山东麓，以河南新郑为中心的地区，已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其主要标志是属黄河流域的、距今约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从年代序列上看，应为新石器早期文化。

文化的地层，往往是在偶然间被撬动的。20世纪50年代，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常常会发现一些奇形怪状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器物，村民们把这些东西搬回家，当捶布石、洗衣板，有的干脆用来垫猪圈、垒院墙……之后的60年代、70年代，又不断发现一些石器和许多陶器，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不仅仅在裴李岗，新郑的沙窝李和唐户村、新密的莪沟、长葛的岗河、临汝的中山寨、许昌的丁集、郏县的水泉、巩县的铁生沟等等，整个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有150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存。裴李岗文化因最早在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据考古专家分析，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文化艺术，裴李岗文化与同时期河北的磁山文化、陕西的大地湾文化相比，都处手领先地位。

学术界认为，裴李岗文化遗址也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期的陶器文明滥觞之地。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不仅会种植小米，养猪养牛，而且还会烧制陶器，如钵、缸、杯、壶、罐、瓮、盆、甑、碗、勺、鼎等，尤其是烧制的陶猪头、陶羊头和陶人头等，更是形象逼真，而这也表明，当时的陶塑已经上升到艺术欣赏的层面了。

裴李岗文化发现的陶器，以泥质红陶数量最多，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也有发现。在裴李岗文化遗物中，泥质灰陶人头像是迄今所知黄河流域年代最早的一件陶塑人像，于1977～1978年在河南密县莪沟北岗遗址发现。这件人头像用泥质灰陶制成，高约4厘米，颈下部分残缺，扁头平顶，宽鼻深目，前额陡直，突颏缩嘴，具有老年妇女的形貌特征，可能是当时受人尊敬的氏族祖母形象。其塑造技法比较稚拙，但不失为一件质朴传神的原始社会雕塑佳作。

史前陶塑人像不仅在裴李岗文化有发现，在同属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以及后来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溪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薛家岗文化等等，均有考古发现。史前人类的面貌，在这些陶塑人像上，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直接的反映。

（二）仰韶文化·陶鹰鼎

1993年，中国首次申办奥运时，一件出自陕西半坡遗址的仰韶文化陶塑珍品，作为“申奥大使”在瑞士展会上展出，引起轰动。这就是著名的陶鹰鼎。

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陶鹰鼎，50多年前，由于不知为何物，当地村民竟当做鸡食盆子。那是1957年的一天，陕西华县太平庄一位农民犁地时，突然碰到了像是石头一样的硬物，为了不损坏犁头，他挖出了这件硬物，发现是件鸟状的陶器，然后带回家做了鸡食盆。幸好，次年考古人员到当地作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这件宝贝，陶鹰鼎得以“登堂入室”，被妥善保护起来。

这件陶塑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为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是为“三足鼎立”。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钩状。整体而言，这件鹰鼎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形神兼备，和谐有趣，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据了解，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中，以鸟类造型的陶器，目前已知的仅此一件。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陶鹰鼎的问世，表明这一时期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着超出今人想象的能力。

作为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及其彩陶文明充满奇幻色彩。1921年10月，在征得中国政府的批准下，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带领考古人员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由此深埋地下的古老文明伴随着美轮美奂的彩陶重见天日。自仰韶村遗址发现以来的90多年来，考古学家们在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如山西、陕西等地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村落遗址数千处，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按照惯例，这些遗址呈现的文化类型统称为“仰韶文化”，而仰韶文化又有着“彩陶文化”之称。仰韶陶器多数是粗陶，表里磨光，带有彩绘特征的陶器，被考古学命名为彩陶文化，当做同系院文化的代名词。P3-6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比如说孟子、苟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即对待人生、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的思维模式；善于协调，讲究秩序，在人伦日用中保持满足和平衡的生活习惯……中国文化的源头如此，决定了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走向，包括汉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风格以及审美倾向。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遵从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种贯穿着士大夫精神的人生价值观，让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适，或回归自然，在前进和后退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可以说，这些朝代，是中国最具审美价值、最开人们心智、也最出艺术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从审美上看，由于存有或明或暗的观照，存有人格与事物的交融，主题得到了提升，感悟与生命同在，境界与天地相齐，一种深远的“禅意”油然而生……从总体境界上来看，这一阶段的各类艺术形式，达到了各自的高峰。它们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社会和人生的自由度越来越窄，艺术的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近现代之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连连，再加上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渗入，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了进一步摧残，传统的艺术精神更进一步沉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实用主义倾向和世俗主义倾向抬头，这直接导致了真正的艺术精神缺失，艺术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自然和自由变身为功利和实用，士大夫精神更是变身为犬儒主义。中国近现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更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高洁的审美观变得扭曲和肤浅：黄钟大吕变成田野俚语，布衣青衫变成了披红挂绿，古琴琵琶变成了锣鼓鞭炮，洁身自好变成了争相取宠，安详宁静变成喧哗骚动，幽默风趣变成庸俗不堪……如果说是与非，美与丑是人类最基本标准的话，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基本标准都在丧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与非，也分辨不了美与丑。“文革”时期八个脸谱化的样板戏在左右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而到现在，似乎是一场“群魔乱舞”的电视春节晚会代表着最高艺术水准。这样的现象，又何尝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话，那么，以我的理解，当代教育最大的失败，甚至不是传统丢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这一点，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对于生活没有感觉，对于美丑没有鉴别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质，只是金钱，只是对美丑的弱智的鉴别和判断。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丑的辨别力，以及对于艺术、心灵的觉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样表现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识。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导向的结果。一个人的审美，是与道德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审美的缺失，实际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个对美缺乏判断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动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工业主义所奴役，成为过度现代化的牺牲品。在很多时候，这种人不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匮乏的机器。

现在，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的“最美中国丛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寻根”和美育上的缺失。该丛书旨在“重建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器物发明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套书，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继第一辑十本书受到业界、读者的广泛好评之后，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又趁势推出第二辑“物华灼灼”和第三辑“文质彬彬”，加在一起又有20本，这两辑丛书在第一辑相对比较宏大叙事的基础上，着力聚焦中华文化的细节之美，视角更为开阔，叙述更为细腻。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上个世纪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五育”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先生还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宗教的初级阶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美育教育是一种基础，并且相对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为人接受。通过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础，培育出向上的力量。虽然蔡元培的这一观点引起过一番争论，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美的熏陶，有对于美丑的正确判断，怎么都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并且，美与是非，与善恶，与道德，与人类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根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为出发点，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曾经的艺术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规律，与身边的一切做到和谐相处，都是大有好处的。

也许，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