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巴金

《青春者忆》记录了杨苡与巴金的交往故事，再现了一个年代的历史背景，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对于读者了解一代文学巨匠巴金的文学思想以及他对现代文学以及文化的贡献颇有助益。

杨苡与巴金夫妇交往多年，有着亲历者的诸多第一手资料。《青春者忆》记录了杨苡与巴金的交往故事，再现了一个年代的历史背景，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对于读者了解一代文学巨匠巴金的文学思想以及他对现代文学以及文化的贡献颇有助益。

《青春者忆》由杨苡所著。

那如梦的往昔岁月

关于“巴金书简”

 附录一：林宁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写给杨苡的信

 附录二：林宁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写给杨苡的信

 附录三：巴金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给杨苡的信

 附录四：《醉》(巴金)

可怕的间隔

坚强的人

梦萧珊

碎梦难拾

看见月光想哭的孩子

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号

战战兢兢

巴金的心愿

我们的“快乐王子”

真像在做梦

爱征服一切

Adieu！敬爱的先生！

梦李林

从梦中走出

梦回武康路(代跋)

关于“巴金书简”

最近一些朋友常谈起我正在整理巴金书信的事。这的确不是谈个一天半天就可以谈完的内容。人已老朽，往事皆如过眼云烟，云烟有的自然散去，有的却凝聚成一堆堆沉重的记忆埋在心底。要想重新翻腾出来说给世人听，恰似讲故事：讲故事的人很难描绘青少年时代的欢笑与哭泣，听故事的人也很难想象当时年轻人的执着与追求，何况这“故事”也是近五十年以前的事了。

还是在一九三六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那时我早已是巴金先生忠实的读者了。当然不止是我，在中学时我们有几个好友都“迷”上了巴金的所有作品，如饥似渴地从他的字句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我心中之火也熊熊燃起，那时谁甘心做亡国奴呢？但是封建家庭的桎梏却锁住了我想迈出家门的双脚，我羡慕那些同学，她们可以自由地在外面参加游行示威、集会活动，甚至同邻校的男同学在一起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我却寸步难行。父亲早在一九一九年病逝。我们这一房倒下了这根擎天大柱，整个的封建大家族都盯着这一房遗下的子女日后会不会有出息。坚强的母亲对子女管教很严，她希望我们长大后“争气”，一直认为：“你们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才能报国。”其实她很爱国，坚持读报、翻阅那时的进步文学书籍。在抗日烽火燃起时，她曾满腔热情地带动亲友们赶制棉军衣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家里到处放着一堆堆已制好与还未完全制好的崭新的灰棉衣。母亲从早到晚忙碌着，缝纫机的轮子不停转动，我站在一旁，钦佩地望着我那极有毅力的母亲，我觉得骄傲，但又为我自己的落后而感到压抑。我羡慕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中那些自由地生活着的青年人，他们懂得爱，懂得恨，他们在奋不顾身地与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斗争，而我却像关在一只金丝笼里的小鸟，不能飞向宽阔的天地，不敢像觉慧一样走出那个和他的“家”那样相似的“家”！

投身到平津救亡学生运动的青年人中有我的好友——蓁①。蓁的家不在天津，是我们学校的住宿生，她当然比我“自由”多了，这是比较而言，因为教会学校自有一套治理办法。一天全校上早课时，我们唱过《颂主诗歌》，表面上正在恭恭敬敬朗读着当天主持朝会的女教师选定的章节，蓁的座位一向在我左边一行，与我并齐，她忽然悄悄地递给我一张小纸，上面写着：“来吧！群众是可爱的，他们欢迎你！”我很激动，但也意识到我即将被我的好友蓁抛弃了！

在今年三八节那天，蓁在一封长信中回忆了她当时的心情：“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的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的心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帮助她承受这火，这血。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唱歌，他完全能理解并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抚……”我这个好友在一九三七年就奔赴延安，巴金曾称赞她路走对了。

而这时，一九三六年我也正悄悄地写信给巴金，倾吐我所有的苦闷。我觉得孤独，内心在彷徨不安。究竟我该如何反抗？我并没有勇气走进一群陌生的男男女女的青年人中间，但我又不情愿做一个平静地生活着的终日读书、暇时绘画、晚上听音乐、周末看电影的贵族小姐。我只会在夜间编织一些美丽的梦，而永远在鼓励我“相信未来，未来是光明的”的人正是我们共同敬爱的“先生”。于是我写了信，开始称他为“先生”，直到现在。如今五十年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我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是那样地兴奋，然而又不能公开，更必须瞒住母亲(其实她后来还是默许了的)。在那些心跳的日子里，我恨不得拥抱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我总想大笑，却有时又怕是做梦。我是一个好做梦的人，难道这也是一个十七岁女孩子所编织的一个奇异的梦么？——不是，我把信看了又看，悄悄珍藏在我一只锁住的小铁箱里……

这样就开始了一个伟大作家同一个渺小读者之间的友谊。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一日在昆明，我第一次见到巴金，那时他还很年轻，不大会说话，有些腼腆。他到昆明去看萧珊，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也是在一九三八年萧珊和我是经巴金介绍开始通信的，一九三九年我们同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当时已成为好友。过了四年他们在贵州花溪结了婚。抗战后我同巴金先生通信不多，但是同萧珊却一直保持联系，想不到十年浩劫竞夺去了她的生命！而我从那个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一开始就“靠边站”，被折腾了六年，受尽诬蔑与侮辱。一九七二年四月，专案组由于查不出我有任何“历史问题”，只慨叹一阵“何其毒也”之后就把我解放了。而那时萧珊还在人间，只是音讯全无！

P6-8

《青青者忆》——取这个书名的人是我们的辛笛大哥。他仿佛又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用他那特有的沙哑的男高音对我说：“静如，我送你这个书名，本来是我自己要用的，还是送给你吧，也算是送给老巴！还是早点把这本书弄出来好！”

唯一叫巴金先生“老巴”，也是最后一位这样称呼他的老朋友，已经在二〇〇四年元月离去了，一个平静从容的长眠，因为他知道和他同甘共苦一生的老伴文绮姐在那边还等着跟他携手同行，他们并没有分离很久。

我也曾幻想过这堆文稿早日成书，虽然我深知其中的文字粗浅，杂乱无章。但我确曾希望着有一天巴金先生会用他颤抖的手指吃力地翻着纸页，那时他已坐在轮椅上，已经笑不出来，只能使劲说：“多写，多……写！”其实这还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下旬的事，却是在华东医院的最后一面！不久他就日夜躺在病床上，再也不能努力做出笑容接受人们的问安了。

我记得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一天在电话里从济生口中传来他四哥突然患了重病的消息。我问他：“你四哥还能坐在轮椅上么？”这以前我曾听济生说“老兄”多想回武康路家里看看九姐，又想再去淮海坊看看，我忽然傻傻地在电话里问济生：“你们就不能陪他坐轮椅去转转么？”济生叹息着：“你真是！不可能了！”于是我才领悟到再也不可能让他看我的一篇篇支离破碎的文字了！

一个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破灭了，我们毕竟不能违抗自然规律！但是我却常常听见我心上响起一连串的“如果”——如果没有那长达十年的浩劫，如果没有那几十年时起时落的风风雨雨，如果在暴风雨初来时他们俩还能得到朋友们的安慰和鼓励，如果我那个天真坦率的老朋友萧珊还能禁得起那一切羞辱，也许她不至于得了不治之症……也许巴金先生还可以活得更长久一些，能看到他疼爱的小端、小晅长大成人！但我知道他苦苦想念萧珊，有天他对我说：“长寿是个惩罚。”他说这话时很吃力，而我这个听者却只能强忍住泪水，笑着说：“活下去就是胜利！”

十七岁的高中生悄悄地写信给她心目中最敬仰的“先生”，倾吐她对封建制度的憎恨，她所有的苦闷、寂寞、孤独和对自由的渴望。那个时候，不止是我一个傻孩子这样做，还有我不认识的不知有多少年轻人都是这样如饥似渴地寻找指路明灯，因为他们(或她们)在自己的环境里感到无助和失望。我在中学的一个好友，她比我低一届，是东北出来的，在天津她没有家，因此住校。她勇敢地投进了抗日的行列，一九三八年辗转到了延安，改名“林宁”。她也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写信给巴金先生的中学生之一。到了延安之后，我们的先生在信上对她说：“你这条路走对了！”在延安“审干”时，她受审查，被抄家，这封信当时也被“抄”走了！

半个世纪以后我鼓励林宁去北京的招待所见了巴金，她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到了一九九一年，我又一次在北京和老同学相聚，回忆过去各自的遭遇，她和我都感慨万千！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年轻时的引路人，我们能理解巴金先生为什么给我们不同的鼓励，显然他认为我们的性格和所处的环境不同。他鼓励林宁早日离开沦陷区，却劝我忍耐，安心读书，不要一心想离开“家”。这就是当年曾被巴金先生在他的《感想》一文中称作“十七岁的孩子”的我。他写道，他为她“淌了眼泪”，因为后来他也身陷“孤岛”(上海)了！直到一九四〇年八月，我这才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当时我已二十一岁！

如今我已达到九十三岁高龄，想到一生中有几次和死亡接近，也就懒得数算了，正如风中之烛，随时吹熄！和我同代的朋友们一个个相继离去，好友林宁也早在二十年前抢先走向另一个世界，而我们敬爱的“先生”受尽了多年疾病的折磨，终于在二〇〇五年也得到了解脱！

我至今不能忘记在武康路家里他还能跟朋友们谈笑风生时，他笑我从前居然可以写十七页那样长的信给他。我也记得在八十年代初和中叶，那真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我们，还有黄裳、辛笛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在聊天时，想起那场浩劫，我们都笑着说：“活下去真好！”巴金先生爱抚地摸着小孙女的头，对我说：“未来总是有希望的！”

现在还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读者和作者能够通信几十年、结成真正的友情和信任呢？没有丝毫功利的动机，不掺杂任何杂念的絮叨，只是把心上掠过的快乐、烦恼和痛楚一股脑儿交给读信的人，绝无顾忌，也不必设防，更不必害怕纸上的只言片语被别人“存底”！我从年轻时到年老还能保持这个习惯，任凭我的笔流出我的欢乐和哀思，这个习惯是巴金先生给予我的。因为朋友之间必须说真话，要坚持不说假话，宁可沉默，这才是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我们年轻时喜欢把巴金先生称为心灵医生，他能医治心灵上的创伤，能在我软瘫下来时支撑我，扶我站起来，这种友谊现在在这个世界也许渐渐飘去了！

七十多年就这样滑过去了，像是从手指缝流出的一汪水，想抓也抓不住！我们被迫放走了那喜欢做梦的绿色年华，也诅咒过、咬牙切齿地诅咒那一次又一次的，使人疲惫不堪的鬼子滥炸的日子，又捱过了终日盼望“天亮”的黑暗岁月，跟着又在红色恐怖中耗尽了我们金色的哀乐中年，我们原本在事业上可以丰收的收获季节到后来却颗粒无收！我们幻想过、迷信过，也失望过、幻灭过，如今幸存的老人再也没有力气“站好最后一班岗”，甚至再也不可能“跌倒了，在原地爬起来”！那种失去亲人的刻骨铭心的痛楚，那一阵阵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无奈，那些思念、牵挂、遗憾和惶惑，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流下的眼泪……都随风而逝！即使如此，在“先生”逝世七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仍旧记得几十年来，他像兄长一样对待我、鼓励我、批评我(十分温和地！)，用他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低声喃喃着：“多写一点，你能写，可以写三哥，多写！”

现在我又一次打开那只淡蓝色的方纸盒，这是巴金先生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武康路家里亲自递给我的一个白磁碟，上面有他亲笔写的一番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为别人花费它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

巴金

一九九四年六月

他花了不少时间，一笔一划，非常吃力地写完这一段话，我知道他这段文字有点点绕口，甚至“欧化”，他告诉我这是为孩子们写的，他要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浪费生命，不要吝惜心中的爱。我们本该付出很多很多，因为生命在于给予，而不是索取。(Life is to give，not to take.)

朋友们，不妨思索一下：巴金先生的遗愿都一一实现了么？比如说：“文革”博物馆在哪里？

我相信总有一天，在我们伟大的国家，他的愿望都会全部实现的。在这里，我又一次重复当年“先生”和我们这些读者在年轻时喜欢互相提醒的法国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最后交给读者的一句名言：

“Wait and hope！”

根据二〇〇六年初稿，

二〇一二年十月重写

梦回武康路

我揿了一下门铃，然后等着，抬头呆望着那棵高大的棕榈树。里面很快地有了脚步声走近、走近……门开了，是九姐叫着我的名字，还是瑞珏？是小林、小棠、国燥？还是那个多年也没见到的小祝？记不清了！好像我这次并没有走过了几个大门！像在那年一次糊里糊涂又走过了，错过了才又回头走，进门我笑着告诉巴先生，我说我不善于认门，记门牌号码，只会记住武康路斜对面有个小店门口的标志。巴先生大笑说(用他改不了的川音)：“二天①人家小店的标志变了，你就又找不着了！”

这时，我急忙走进，开心地跟每一个迎接我的人打招呼。巴先生端坐在他专用的椅子上，似乎不大会笑了，两年没见，却连声音也没有。当然我们这些老朋友也从来不在乎有没有见面就拥抱的洋习惯，我只是兴致勃勃地走向前握住他的手说：“李先生，你终于从医院回来了！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

猛地听到济生在我背后大声说，还是那样急促的，也是改不了的川音！他说：“你真是……老兄怎么回来呀，他想回家也回不了哪！”我也叫起来：“是你告诉我他想回家看看的！汽车送到家，你们用轮椅抬呀，推呀……”济生几乎要发怒了，忽然他的口气软下来，叹了一声慢慢说：“九姐也不在喽，我们没敢告诉他。老兄早就坐不起来了。”

济生的话像一把沉重的铁锤，一下子锤碎了我纷乱的梦。那年二月下旬，济生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那年不知怎么时兴拜早年，一批又一批地进行礼节性的“骚扰”(鞠躬、握手，说些套话)，还没到大年初一，我们的巴老开始感冒咳嗽。到了初一当晚发烧，呼吸衰竭，病情恶化，到初三就被推进了重症病房。直到三月一号，这十几天经过几次病危抢救，才送回他自己的病房。听说他痛苦地进出一句道谢说：“我是为大家活着！”从此以后，直到二oo五年，再也不会有什么奇迹，巴先生终于得到解脱，与世长辞！现在我说“解脱”是否有些残酷？但是也直到这一天，我才能说出。在济生打了电话之后，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而这之前我确实“梦回武康路”，以后还不止一次进了那个大门！迎接我的是里面的一片欢声笑语！  奇特的梦像无声电影，但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那种黑白片，却是蓝天白云，铺满绿草的山坡，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绚丽多彩的小花在和煦的风中摇摆。巴先生端坐在轮椅上，微笑地望着远处的山坡，远远的山坡上，站着他的亲人：笔名“萧珊”的蕴珍，琼如九姐，瑞珏幺妹，对了，还有他那永远沉默着的大李先生——尧林三哥！他还是抱着双臂，深情地望着他的兄弟！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这个日子真太遥远了！似乎应该还有大哥李尧枚，但我并未见到。

忽然，我发现我们的“巴先生”正从他的轮椅上转身，很慢！很慢！他竟迈出右脚下了轮椅，重重地踩在地面上，然后左脚跟着下去落定！居然沉稳地向着山坡那方走去！他自己在走，而且走得那样顽强！这真是个奇迹！

我感觉我在喊叫，可是并没有，却是萧珊特有的娇柔的声音，她在喊着：“巴先生，快来，快来，加油！加油！”一边喊一边还使劲拍着她的双手！

这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萦绕，直到我惊醒！梦醒了！像一朵蓝色的“勿忘我”小花一样无声息地落在地上，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的朋友，她那“加油”声却从山坡上飘荡过来，伴随着含着微笑的巴先生，正在走向山上他众多的亲朋好友！

那边的天空弥漫着浓郁的亲情和友情的香气，这么多年，他滔滔不绝地说真话，如今想对亲人和读者说的话全被喉头封住了。早在一九九七年，在医院里，我向巴先生最后握手告别，那时，他也只能抖抖地用川话低声对我说：“多写！”有人以为他是说“多谢”，这是误会。我只能交给他我一生的感谢。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我秘密享受着这份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谊。这种类似手足之情的互相关切一直延续，也只有我亏欠他的，而他对人永远是奉行“生命是给予而不是获取”这个原则！在我遇到困难时，总是巴先生默默地伸出援助之手，虽然有近十年的音信隔断。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四月，我又获得了自由，又走进了武康路，瑞珏为了我报了“临时户口”算是她的好朋友。深夜在九姐和瑞珏的卧房里，九姐从箱中取出萧珊最后的相片递给我：她躺着，紧闭双眼，巴先生含泪站在她身旁，和他最亲爱的妻子诀别！

在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的下午，我的好友不断地用电话告诉我弥留中老人的病情。我居然巴望医生早一点结束他的苦痛，我甚至认为用这样那样的抢救手段是残酷的！后来，我居然在想，为什么他身旁的人们没有用乐圣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给他送行？

过了八年，我才有勇气拿出这一堆支离破碎的拙劣文字，我不想再用眼泪祭奠他的亡灵，只用这本小书记载着超过半个世纪的友情。他会提醒我这是自然规律，而我们都不迷信。我也许不该提起那个荒诞的梦，很久以来，人家斥责说，做梦是唯心的，而我们应该是元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梦醒时分，我认为这个梦是不祥之兆，但我又多奢望着人死后会有灵魂，这种想法荒谬而奢侈，因此除了对我的好友虞非子谈起过，我不想被人说我是痴人说梦甚至说是“瞎编”！毕竟鲁迅说过，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但是巴先生是个爱做梦的人，一九九二年，他还在给我的信上说：“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而在一九四一年，他在信里还说过，有梦的人是幸福的。

最早听我向他絮叨这个梦的虞非子，也是唯一在多年前熬夜把这堆思绪纷乱、难以梳理的纸张用电脑编订成册的“小友”，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根本就不会有这本小书。还有我那些“小友”们(我看着他们从多幻想的青年走向成熟的中年，甚至有的已做了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十几年来，他们给我那么多的对老人的偏爱和实际的帮助，总是像一道道阳光射进我的阴暗的小屋。我感谢他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能读懂巴金，理解我们那一代人曾有过的丰富多彩的人生，而未来将更加美好！

我提起“命运”这首交响乐，是因为当我们那一代青年学生对现实失望时，往往在音乐中寻求慰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哥李尧枚去上海看望巴金时，临行拿出“Sonny Boy”的唱片留给他最钟爱的四弟，从一九三八年起，三哥尧林从研究小提琴又开始喜欢John Mc-Cormack这个抒情男高音的唱片。我们懂得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遇到挫折时，我们会微笑地相对！

现在我在想，如果巴先生还在，他会靠在枕上笑眯眯地望着电视中老Smith在摇摆着他开始衰老的身体，那样热情地唱着“Hey，Jude”，当老Smith又唱到“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时，他连续地唱着“better，better，better”……我忽然激动地流下眼泪，我相信我们“敬爱的先生”如果还活着也会激动的。

他从来是深爱年轻人，尊重年轻人的追求与爱好，他懂得我们都是从年轻时跌撞过来的！老Smith已经六十岁了，他的面容多少有点巴先生当年的影子。这时电视中传来青年音乐人汪峰的深沉有力的声音：“音乐的力量！音乐的魅力！音乐不死，音乐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巴先生也会站起来和我一起鼓掌，并且又一次对我说：“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比我们有希望，他们是幸福的！”

二〇一三年九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