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中国人公民意识继续觉醒，努力向公民社会迈进的一年。本书从公开发行的纸质媒体上，编选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作家、学者的随笔，且以每人一篇为限，汇集公民的声音。更加丰富、生动、鲜活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在民间社会，为读者提供一个以斑窥豹的窗口，为历史的进程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

何为公民？一般来说，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承担义务和享有相应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自然人。我国古代是皇权统治的家天下，有臣民而无公民。公民意识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成熟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民作为国家主人公的一员，既是权利的主体，也是责任的主体。主权在民，方为公民社会。公民的情怀，公民的目光，可以先于公民社会而萌生，并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进程。

想起了陶愚川/李新宇

江上的母亲——失踪母亲十年祭/野夫

顾准悲剧的另一面/朱学勤

那一代人的生活足迹/李南央

唐德刚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傅国涌

何满子：特立独行的人与文/邵燕祥

无言的地坛——唐达成先生十周年祭/陈为人

彭燕郊与《诗苑译林》及《散文译丛》/李冰封

漫步在姚文元墓前/叶永烈

台湾悲情与两岸张力/萧功秦

日本人这般看待被“开港”/鄢烈山

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熊培云

为什么侯王不是天下的道德楷模？（外二题）/刘军宁

走向政治文明,才能走出“历史三峡”/许章润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资中筠

新加坡模式的经验及其启示/郑永年

国王在自己的王国里可以成为被告吗/贺卫方

清朝覆亡前两次改革的教训/雷颐

流官制度的流弊/黄钟

公民的责任/周泽

梭罗为什么要入狱？/狄马/

甲申事(外一题)/王跃文

朱元璋这样对待官民冲突/张心阳

“自由立兹”的周德伟/邵建

《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蓝英年

从政治学家到红学家的吴恩裕/黄波

评价历史人物要注意他所处的时代/朱正

朱自清该不该吃救济粮/王重旭/

对家族的想象/景凯旋

替罪羊文化的起源及其影响/摩罗

被分解的鲁迅/孙郁

青史着墨费端详/王海光/

跳出传统史观之后……/杨奎松

鲁迅，2008/王晓明/

异端与正统/吴思/

柏林墙倒塌随想/周筱赟

有关庐山会议的一篇奇文/马立诚

曾经的余杭/张鸣

礼品与人品（外一题）/刘诚龙

读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所想到……/邢小群

种一个“毛主席万岁”/毕星星

观影札记/赵健雄

总有些事情不能似是而非/党国英

要看金圣叹批的《红楼梦》之流/王晖

何物困煞“英雄汉”/郑溢涛

编后记

想起了陶愚川

李新宇

几天来，总是想起陶愚川。

陶愚川的大半生孤独、寂寞，像幽灵一样悄悄活在角落里。然而，他是红火过的，记得是1985年前后，先是从山东的《大众日报》开始，然后是全国，出现过不少关于陶愚川的报道。于是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而且似乎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那些报道的标题大都带有“丹心报国”之类的字样。可是，无论记者们怎样妙笔生花，也无论媒体怎样追踪，陶愚川依然是默默无语，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报纸上看不到他说的话。据说，有人把那些报纸送到他家里去，他也依然是一脸的木然，表情并无什么变化。

根据一般的看法，陶愚川是个性情有点奇怪的人。我想起这个既奇又怪的老人，就想写一点关于他的文字。然而，写下上面的一段之后，才猛然意识到，这篇文章也许很难写成，因为我与他既非师生，也非朋友，没有与他交谈过，更谈不上深入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写这篇文章？是否继续写下去，我实在有点犹豫。也许应该先了解一些情况，寻找一些资料再来动笔吧？

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已经找不到真正了解陶愚川的人。他孤身一人，没有妻子儿女，真正是身后萧条。本来，在他去世之后，还有一个哥哥健在。大名鼎鼎的陶百川，抗战时期在重庆做《中央日报》总社社长的陶百川，在台湾做过“总统文化教育国策顾问”的陶百川，著有《中国劳动法之理论与实际》、《比较监察制度》、《监察制度新发展》、《台湾要更好》、《台湾怎样能更好》、《人权呼应》等一系列著作的陶百川，就是他的哥哥。但是，陶百川在台北，而且于2002年去世了。他这位哥哥真可谓高寿，生于1901年，死于2002年，享年102岁。可惜的是，即使他活着，对他的弟弟也所知甚少。因为他们分手已经半个多世纪，分手之后即被海峡所阻，从此再无来往。陶愚川拒绝与人交际，更不会对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这样说也许有点武断，但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谁是陶愚川的朋友，也没有发现谁对陶愚川有所了解。没有人回忆过与他的交往，也没有人透露过从他嘴里说出的只言片语。所有关于他的事几乎都是传说，所有关于他的文章都来自这些传说，而没有来自他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想起陶愚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谜：在长达半世纪的岁月里，陶愚川没有对人说过话吗？

当然说过。那是在路上遇到他，向他问好，他点头说：“好，好。”可是，除了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对人说过什么吗？看来没有。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嘴一直闭着。

最先对陶愚川感兴趣，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议论。议论的主要内容不外几个方面：

一是他精通英语、日语等几种外语，却常年不说话。除了在课堂上，一般听不到他说话。

二是别看他看上去灰头土脸，其实是个“情种”，年轻时在美国留学，与一位英国女子相爱，有情人未成眷属，以致终身不娶。

三是他的工资级别很高，是当时曲阜师范大学教授中工资最高的，他却每月只领几十元的生活费，其他统统不要。

除此之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在街上买一只烧鸡，在路边蹲下来就吃，剩下的不用包装，就直接装进衣袋里。再比如，他常常到西关街道上去玩，在巷子里，胡同口，蹲着，或弯着腰，与那些只有三五岁的孩子说话，看他们玩玻璃球，一呆就是大半天……

听着这样的议论，当时心中就想，这样一个怪人，是应该认识一下的。很快，在校园里的一条偏僻的小路上，有人指给我：那就是陶愚川。他中等个头，身材略显瘦小，似乎并不老，腰也不算弯，给我的第一印象却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灰。头发是灰色的，布满皱纹的脸是灰色的，一身旧衣服肯定不是蓝色或黑色，也是灰色的，整个人都灰暗无光。他行动迟缓，面无表情，踽踽独行，眼睛似乎看着地下，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后来，当他坐在轮椅里让人推着在校园里转的时候，我曾看到他仰头望着蓝天。但在刚刚认识他的几年中，每次看到他，几乎都是同一个样子，目光向下，似乎永远不会被周围的什么东西所吸引。

刚毕业的一段时间，我和几位同时留校的同学一起在教工食堂就餐，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陶先生。他不在食堂的餐厅就餐，而是把饭菜拿回寓所去吃。他来了，仍然是一身灰色的旧衣服，灰色的头发，灰色的脸，左手抓一只破旧的茶缸。茶缸的搪瓷已经有几处碰掉，露出斑驳的黑色。他静静地排队，有时候会等上十几分钟甚至半小时。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排在他前面的人忽然回头发现了他，就往旁边一闪，让他先买。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认识他，或者虽然认识也无交往，自然犯不上对他礼让。可是，当偶尔有人礼让的时候，陶先生必定是一脸的惊恐，决不接受这份礼让。

他拿饭的方式也很特别。我们在餐厅用餐，一般至少用两只碗：一只盛菜，一只盛饭或馒头。买饭回家吃的先生们至少要带两样工具，常见的方式是用菜盆盛菜，用袋子装馒头。陶先生却只用一只茶缸。20世纪80年代初的食堂里没有很贵的菜。一般的猪肉炒白菜之类都是两角钱，一份“把子肉”四角钱。陶先生常买的是两角钱的菜。他把菜装进茶缸，然后再买馒头，也装进那只茶缸。无论茶缸里是炒菜还是炖菜，汤少还是汤多，馒头都是一样装进去。然后抓起茶缸，慢慢地转身往回走。对于茶缸，我们一般是“端”，而陶先生不是“端”，而是“抓”，也就是五个手指头努力分开来，从茶缸的上面抓住茶缸的口，而手掌正好把口盖住。我想，这大概是先生多年积累的特别经验，肯定是有用的。

我跟陶愚川先生在一个大院里生活了二十年，——从1978年我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到1998年陶先生去世。在这二十年中，我先后跟他打过几次招呼，却一直未能交谈。记忆极深的是第一次。那时我刚刚毕业留校，因为在《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看到了他与胡适的通信，好奇于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于是打定主意再遇到他时上前打招呼，然后找机会去拜访他。为了这一愿望，我在开饭时早早到食堂去等。那是一个中午，在我等了很长时间之后，陶先生终于来了。我急忙迎上去，在距离两米的地方站住，恭敬地喊了一声“陶先生”。他也站住了，似乎有点吃惊，却只是抬起眼皮，疑惑地看了看我，然后垂下眼皮就从我身边过去了。留下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我想：他也许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不敢断定我是在喊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似乎应该继续追着他跟他说话。但我知道，那是肯定不会成功的，因为我已经知道陶先生的风格，如果你有学术上的问题，前去请教，他是乐于帮忙而且诲人不倦的，但如果你没有问题，只是好奇，或者想套近乎，他就会拒你于千里之外。有人从广州到山东，专程前去拜访他。他开门见山，问人家有什么问题。人家慕名而来，并没有准备什么问题。而陶先生似乎有铁的原则，如果没有学术上问题可谈，那么恕不奉陪。陶先生是研究教育史的，我研究的是文学，在他研究的领域内，我自然提不出问题。而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却又不能贸然提出来。因为他与胡适的通信，他在1930年发表的文章，在当时都还极为敏感，如果没有深交，是不宜贸然相问的。这一次的失败，也许正因为我自己“心中有鬼”，而且目的也实在“不可告人”。

后来，我曾多次为是否争取走近他而犹豫。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状况，不知道跟他谈起那些往事会在他的内心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年复一年，看着他越来越老，直至坐在轮椅里有气无力。我一次次想去拜访他，又一次次打消了念头。直到1998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才意识到，又一个写满秘密的内心再也无法打开了。

也算是盖棺论定吧，陶愚川先生的内心一定是个富矿，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同时，他的内心又是埋藏最深、保密最成功的。

陶先生的比较教育史是徐文斗先生帮助整理的。原稿写在六分钱一个的那种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上，大多是用圆珠笔写的。那段时间里，徐先生也曾叫苦不迭，因为陶先生的原稿常常没有标点，引文也大都是凭着记忆写下来的，虽然内容大致不错，但核对和校改很费工夫。也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陶先生写过一部《中国教育史》，洋洋三百万字，分为九卷。他在美国学的是教育学，而在1950年之后，却一直在教英语和历史，真是教非所学。但他还是默默地写成了三百万字的巨著，而且是第一个以比较的方法研究教育史。可惜的是，他的这部手稿在“文革”中遗失了，再也找不回来。说起这些，人们常常会赞美陶先生的毅力，执著于学术建设的精神，等等，但我想，这大概不是什么毅力，更不是什么“赤心”或“丹心”。它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个读书人的孤独和寂寞。试想，当一个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不能与人交往，不愿张口说话的时候，除了学术研究，他还能做什么？对于陶先生来说，写那么多东西，也许只是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在写作的时候是否考虑过出版，是否有什么目的，还是个疑问。但从他写作所用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本子，从他常常连标点也懒得点，从他从不查对引文而仅凭记忆写下意思，很难想象他是为出版而写作的。

陶先生在整个后半生都牢牢闭着嘴，竭力避免与人交往，内心不对任何人打开。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也依然如此。他封锁了自己的内心，就像为一只保险箱上了锁，然后销毁了密码。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据说，在“文革”中，陶先生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甚至乐得逍遥，有一阵甚至一个人跑到杭州图书馆去查资料、搞研究。这一切，大概都利益于他的隐藏。他什么话都不说，跟谁都没有来往，为了避免被人怀疑偷听敌台，他甚至连收音机也不要，也就没有罪行可供揪斗和批判。可在事实上，陶先生的“历史问题”是严重的。写给胡适的信，当时还沉睡在北京的某一只无人问津的箱子里，可能无从查找，但如果翻开1930年的《民国日报》，在8月6日的第三版上，便可以看到赫然的标题：《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署名正是“陶愚川”。如果当年的红卫兵知道这一切，攻击左联，攻击鲁迅，反对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反党，反革命，都有足够的证据。但是，他没有了声音，没有了色彩，没有了人际关系，使自己从时代生活中消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很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很失败。成败得失实在很难估算。

想起陶愚川，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几个不同的形象：那个激扬文字声讨普罗文艺的年轻大学生，那个在美国与英国女郎热恋的中国青年，那个雄心勃勃的《前锋》的编辑，那个动不动就不辞而别的孤傲之士，与后来那个用帽子托了一堆熟肉的人，那个蹲在路边啃烧鸡的人，那个踽踽独行与任何人都不来往的人，是同一个人吗？人的变化如此之大，是因为造化的力量过于强大。然而，这变化在一个人的内心是怎样完成的？它所经历的是怎样的沧桑？老人去世之后，已经无人能够回答。他拒绝了婚姻，没有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真是因为对过去恋人的痴情吗？如果不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他没有亲朋好友，心灵不对任何人打开，但他真的不孤独吗？当他在小巷中跟那些三五岁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到底说过什么？他在寻找什么？

在这一切的背后，我看到的是悲剧的深重。

原载《大众文学》2009年第7期

P1-5

中国已经飞快进入了随笔时代。

过去人们概括中国文学史，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说法。那么，新千年以降，哪一种文章体裁最富当今时代的特色呢？首屈一指的无疑是随笔。当今中国，优秀的作家，智慧的学者，高明的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随笔。

随笔没有一定的格式，叙事、说理、抒情均可。或以思想出新，或以文采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手写我心，形式最自由。和小说、戏剧等以虚构见长的体裁相比，随笔更适宜传达作者说真话、讲真事的意愿，满足读者看真相的渴望。和学术论文相比，随笔不需要遵守约定的表达程式，可以超越专业圈，进入公共领域，与各类读者交流无障碍。

随笔只是一种工具，谁都可以使用。我们编选此书，不是均衡地选择当今文坛上各种各样的随笔，而是着意选择具有某种价值取向的优秀随笔。这些随笔，不论是缅怀逝去的故人，还是讲述亲历的往事，不论是放眼海外的风云，还是观察域中的现实，其共同点都是一个：出于公民的目光，公民的情怀。

何为公民？一般来说，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承担义务和享有相应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自然人。我国古代是皇权统治的家天下，有臣民而无公民。公民意识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成熟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民作为国家主人公的一员，既是权利的主体，也是责任的主体。主权在民，方为公民社会。公民的情怀，公民的目光，可以先于公民社会而萌生，并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进程。所谓公民的目光，就是一种热切关注公共事务的目光；所谓公民的情怀，就是一种以公共事务为己任的情怀。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志走在世界前列的公民应该懂得古今中外。读经典，本国的，外国的，兼收并蓄，研究自己想知道的一切。不要俯伏在任何偶像和圣贤脚下，要站得比他们更高，敢于评点万事万物的是非得失。怀疑和好奇是提升自己水平的起点。自由思考，自由辩论，不息探索，是一个成熟公民的必由之路。

2009年是中国人公民意识继续觉醒，努力向公民社会迈进的一年。公民意识的代表性文字，当然不只表现于本书所选。从公开发行的纸质媒体上，编选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作家、学者的随笔，且以每人一篇为限，这样汇集公民的声音，只是挂一漏万。更加丰富、生动、鲜活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在民间社会。相比之下，本书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以斑窥豹的窗口，为历史的进程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而已。

丁东(执笔)

2009.12.29

所谓“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涵义，一是指皇帝，二是指衙门，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这三个主体在各自的地盘上立法定规：皇帝设立王法，衙门设立地方或部门法规，官员个人设立潜规则。

——《炎黄春秋》杂志社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思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生活比文学更文学，已不劳小说家言，面壁虚构。但在我们的文学中，是读不到神鬼天地，人间世界的。

——上海大学教授 朱学勤

这些声音不一定是最有力的，但却是最真实的；这些作者不一定是最勇敢的，但却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始终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独立的声音就是诚实的声音，它发自内心，显示真诚。

——厦门大学教授 谢泳

随笔或以思想出新，或以文采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形式最自由。和小说、戏剧等以虚构见长的体裁相比，随笔更适宜传达作者说真话、讲真事的意愿，满足读者看真相的渴望。

——著名学者 丁东